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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的余震


作者:波子

余震,是大自然地壳运动的一种现象,是指在第一波地震(主震)之后的一系列大小地震。一九五七年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整人运动,对社会和人的震动之大、后劲之大,印象之深刻,使人难以忘怀。可是那次运动到了后来,还有一些另外添出来的运动,没个正式的名字,未见诸过报端,以后也没有个说法,到现在公开的文字中也没有记录,以至我们提起它们来,都有些无所适从。如果把这次“反右”运动比喻成地震的话,那就把这些附生在主运动上的小运动姑且叫做余震吧!




一九五七年那年的多事之春,我十六岁,在一个省城的一中上高二,这个省城离首都并不远。那是一所年代有些久远的中学,校舍是日本占领时期重建的,春天,一进校门,满眼粉红色的丝状花挂满了一棵棵桃金娘树,校园里树木很多,绿荫荫的树冠上,露出一个个参差不齐的红瓦屋顶。房屋是日据时代特有的那种欧式风格,校园很大,房屋的间距也很宽敞。操场则更气派,除了布满篮球场、排球场、体操场的内操场之外,还有一个带标准四百米跑道的足球田径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不要说省城中学、就是大学,那也够奢侈了。教室是一排排红砖红瓦木结构的平房,由一条拱形内廊首尾相连,明亮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投射到教室里面,室内铺着木地板,内空很高。虽然已经显得陈旧,但是却冬暖夏凉显得很舒适。大概是那建筑师挺讲究建筑物理学的,一间间教室虽然比邻相接,上起课来彼此却没什么干扰。

中学生的生活是单调而无忧无虑的。听课、做试验、上自习、课外活动、晚上的复习、作业,有时有球赛、晚会,还有月考、期末考,学期结束了有寒假、暑假……高二年级过去了,那年春天的“百花齐放”也好,“百家争鸣”也好,“阳谋”也好,“引蛇出洞”也好,那是在社会上,学校里似乎安安静静,特别是在校园、班级里,和大学里不一样,既没有人贴大字报,也没有人站在桌子上演讲(当然,老师们一定在教研室里被一次次地动员参加“鸣放”,不过我们并不知道而已)。再过一年我们就要参加高考,要成为大学生了!神经总有些紧张。只是那时候的高中生不像现在的莘莘学子那么辛苦,也没有提前分班、提前一年、半年进入高考复习一说。日复一日,好象日子就要这么平静地过去了。

那年的暑假,我和同大院里的那些中学生一起,每天除了完成规定的暑假作业之外,最多加一点什么额外的高考复习资料,其余时间还是快快乐乐地游戏、游泳、看小说……整个暑假报纸没有看,广播没有听(当时家里订报纸的人家很少、而收音机并不普及),并不知道社会上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其实,即使在家里,我的在另一所学校当教师的父亲,那时就已经坐如针毡了,半年后,他得到了一顶右派帽子……

九月一日开学,我们回到了学校,一进大门口,就觉得好像和平日有些异样了。校园里弥漫着一种异样的紧张气氛,树上牵了不少小绳子,上面还稀稀拉拉地挂着一些大字报,看来,墙上还贴过不少红红绿绿的标语、大字报,因为没有清除干净,可以看得出诸如“声讨”、“揪出”、“打倒”、“顽固不化”“反动”、“右派”等字迹,在当时,这些新鲜词语对我们这些中学生还是陌生的,有的整张都还贴着或挂在那里。标语和口号上还把一些老师的名字倒写、打叉(看来,在文革时代标语和大字报中的流行时尚,那时已经开始),我们都觉得好奇,不禁停下来仔细地看着。回忆起来,那些标语和大字报的内容虽然已经模糊,不过还记得当时的感觉,隐约中已经感到那些老师和我们不再是一样的人,被逐出我们的群体了。再就是有的老师不见了,不再给我们上课,换了另外的老师。有的老师虽然来上课,可是神色黯然,一副惊恐负罪的样子,再也没有以往气壮如牛的气势和谈笑风生的谈锋了。到了高三,中学生对老师已经有了比较独立的评价,也有着自己的希望和要求,这些变化使同学们敏感起来,中学生们感觉到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这时,我们忽然回忆起一件事情:暑假期间有些同学到学校去,回来对我们说起过传达室不让进校门的怪事,现在恍然大悟了,怪不得!原来如此……

有生以来第一遭,我们赶上运动了。




开学后,听了两次报告,也学习讨论了两次,中学生们开始知道,以后那名垂青史的“反右”运动开始了。但是,好像和我们也还是没什么关系,大概是事不关己吧,慢慢地班级又恢复了原来的气氛,课还是继续上,作业、下午的锻炼,晚上的自习,还有,明年七月的高考,不管怎么说,总还是一关啊!

过了国庆节,学校领导做了一次报告,大意是要把“反右”运动继续和深入下去。我大概比较迟钝,听了之后也没怎么在意。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班团支部(在运动中兼任领导小组)书记紧接着在班级里开始贯彻了起来,要落在实处了,要结合本班、本年级的实际了。这一下,轮到大家傻眼,面面相觑了。大家(当然,肯定有几个人除外,他们是胸有成竹的!)心里都暗暗打鼓:“怎么?!我们同学里也有……?”

班级里空气顿时凝固起来了。

我们班一共四十八位同学,年龄不像现在那么整齐,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六岁不等,甚至还有两三同学已经成家,有孩子了。同学来自本市和地区外县,城市和外地农村的同学比例大约是二比一。也许是农村的同学年龄偏大些,加上比较早体验到阶级斗争,早熟一些,阶级觉悟可能高一些,所以团支部以农村同学为主,而班委、课代表则以城市同学为主。团员有十六、七位,所谓“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也只有少数的五、六位。城市同学大多是走读,而农村同学自然是住校。平时同学之间,相处十分融洽,几乎感觉不到什么“敌我矛盾”,更谈不上会有什么阶级对立了。回忆起来,一定要说“矛盾”吧,是有个别的城市同学看不起农村同学,在背后说些挖苦、嘲笑的话,但这也不只是发生在城、乡同学之间;也有一些城市同学喜欢三、两成群,平日上学、放学走在一起,关系较好,但这也不限于城市同学,农村同学和城市同学成了好朋友的也不少。而且,大家尊重的总是品德好、学习好、体育好的同学,其中,也有不少是团员,或团支部委员。

运动开始了,先揪“反社会主义分子”,到后来已经是很熟悉了的公式化程式:动员(发动)——认识(讨论)——揭发——批判(开斗争会)——处理,当时我们还没领教过。由于中学生并没有经历那年春天短暂的“鸣放”,不曾有过趁着“帮助整风、向党进言”的机会,公开发表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言论,错过了“阳谋”下网的时机。一开始,每个人都做一遍自我检查,接着就有重点指向了。揭发阶段,往往是先有某个干部或团员领头,或者是事先已经动员好某个同学,揭发某某哪年哪月哪日、在什么地方说过一句什么话,某某如不承认,则马上要他“端正态度”“老实交待”,同时立即爆发“还不老实!”的斥责声。而会后,支部(也兼运动领导小组)的有关干部还会把那个某某找来攻心谈话,进行所谓“挤牙膏”,并交待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其间,就会有诸如要那个某某交出日记、信件之类的事情发生,而那个某某也就乖乖地交出。接着,那日记、信件也就会摘抄出来一些条条,成为下一次揭发、批判的新材料。只记得开始有人提名某某有什么言行,一开始,还有“同学”的后缀,后来就直呼其名,再后来前缀——各式的帽子——很快就出现了。发言的声音也是步步升高,声声怒斥声穿透了教室的门窗和墙壁,轰然的群呼声在校园里回响,这在那曾经是宁静的教室里和校园里显得格外刺耳!

除了直接的、理直气壮的揭发之外,还有些是吞吞吐吐的、像是揭发又像是检讨的发言,那是一些没被点到名的同学,因为在揭发某某的时候,点出“小集团”来了,而他与那个某某是朋友,或者平时交往比较密切,于是就先表态与某某划清界限,因为再不表态就会面临“矛盾转化”的危险。再接着,就开始在班级里进行小会批判,而“大鱼”是要开大会斗争的。这类会上把前一阶段揭发的材料上纲上线,一开始,所用批判词最多的就是是“对现实不满”,到后来就上到“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年纪只不过二十岁上下的中学生,校门进,校门出,课本、书籍、考试、锻炼、是他们的整个生活。说起来,都算是“红旗下长大”的青少年,怎么会和这些词语所包含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呢?当时的推理逻辑是这样的:比方说某某平时穿的“洋气”一些,又讽刺过农村同学是“土包子”,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而资产阶级是反动的;平时爱唱《流浪者之歌》(印度电影《流浪者》主题歌,歌词中有对社会、对命运不平的感叹),是借唱歌表示对现实不满!还记得揭发中有一件罪状,是说某某曾在日记里写“猪肉涨价了,伙食也差了”。往往在揭发阶段,先安上这个帽子,接下去,现实是社会主义社会,“对现实不满”就和反社会主义画上等号了。在某次报告会上,学校党支部书记的讲话时间太长,废话太多,会后和同学开玩笑,用了讽刺的语气;有的同学曾对某人有意见、提过尖锐的意见,甚至于为某件事情红过脸,而某人正好是班级团支部的某个干部;党支部书记、班级团支部干部是基层党、团组织的代表,不敢公开反党,而是从基层、个人反起,实质上就是反党,而且隐蔽、狡猾。揭发出来的原始言论中间,有一条还有点印象,算是最“反动”的。有一个同学提起他们村里在招收农民到苏联西伯利亚去种地,说过“老毛子”在解放东北的时候强奸妇女。那是反对苏联,当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总之,除了后来上纲上线的耸人听闻的“反”之外,实在想不起来在那些原始揭发的条条里有什么可以算“反”的。不要说以今天的认识,数十万计的“右派”分子已经得到改正、平反,全国仅剩下几百个象征性的右派在撑着“反右”成果的场面,就是在当时来看,也是无法和社会上、大学里的精英“右派”言论相比拟的。退一步来说,这些中学生的“反”言论至多也只能算是“言”,完全够不上“论”的水平。那时候的中学生不像以后和“文革”时代那么关心政治,一个重要的佐证,就是运动一开始,校党支部和班级领导小组反复地教导我们要克服“不过问政治”的倾向,重复地说教:“不要不过问政治,你要是不过问政治,政治就会来过问你!”(支部书记就曾这样帮助过我)。下一步就是批判会、有的是斗争会(主要是视被整者的态度而定)那些同学在经历过这些折腾之后,绝大多数都是“老实交待”和“低头认罪”了的。总的来说在这些会上,除了按头、大声呵斥或有推推搡搡的小动作之外,比起以后的整人运动来,还算是文明的。只是,对我们中学生来说,平时不要说打架、就是骂人、吵起来,都是一件大事,一般都会被叫到教导处去……那中学生守则上条条已经和眼前的现实如同时过境迁,我们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了!

下一个余震是“整团”。因为是关门整风,我不是团员,所以没有直接体验。不过,我们虽然坐在外面的树下复习,还是可以时时地听到从教室门缝里传出来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乒乓作响的拍桌声,从挨整的团员同学的惊恐和懊丧相来看,那情景一点决不会比揪“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逊色。

接着,该是“处理”阶段了。但是且慢,这中间还有两次余震呢。一个是“交心运动”(是叫运动),接着是“勤工俭学”运动。前者你要说是那两次余震(因为未见经传,我们暂称之为“反反社会主义分子”运动,第二次余震称之为“整团”)后的一个阶段吧,还勉强可以,但是,搞起来一样像模像样的有几个阶段,最后的成果是教室里像开嘉年华会一样,小绳子上面密密麻麻挂着各色彩纸,还有的画着一颗一颗红心交给党。上面写的内容可不是像现在搞“三讲”那样,大多是自我表扬外加一点小小的自我批评,大多数同学得回去翻报纸、上纲上线,挖出思想深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萌芽,把自己臭骂一通。越是把自己说得肮脏、丑恶、反动,越是骂得厉害,就越容易早点过关。不然,领导小组就会来帮助你,说你对党还不过忠心,于是,你还得再“交心”一次。有的同学比较聪明,眼看临近毕业,运动气势已经平缓,看来自己已经过关,是幸运儿了,反正乱写一通也不要紧。那次“交心”运动果真是走了过场,过后在绳子上吊着的琳琅满目的“交心”材料就进了垃圾桶,也没有摘下来塞进那神秘的档案袋里,倒是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

至于“勤工俭学”运动,恐怕难说是运动的一个阶段了。那是在临毕业(也是临宣布“处理”)之前的一段义务劳动,大概是“红专”和“大跃进”的前奏曲。在红旗飘飘下、锣鼓阵阵声中,我们学生大军开往一个运河工地挖土方,那是超体力的劳动,特别是对城市同学。每个同学都用了接近临界的力气来干、特别是已经被批判过的还在等“处理”的同学,更是格外卖力气。在五、六月的骄阳下,男的脱光上衣、女的卷起长裤,本来两个人抬一筐土,都摇摇晃晃,后来到一个人把土筐压在肩上光着脚丫子就飞跑起来。确实到了“精神原子弹”的境界。看到那位本来并不健壮的女班长脸灰灰的,汗流浃背喘不出气的样子真是说不出的难受。也有例外的,有一个后来成了“反”字号的同学,居然不为所动,和平日一样地干活,显得很不一般。于是就地进行批判,说他“耍死狗”“破罐破摔”,很有后来文革时期“抓革命、促生产”的味道。后来,回忆起来,这“勤工俭学”中的表现对于那些已经点到名的同学是无所谓的,帽子早就给准备好了……总之那是一种气氛热烈、但却是十分压抑的劳动洗礼。这之后才是处理阶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余震,就到了毕业典礼,也是余震的最后阶段。典礼上毕业已经不算主题,“处理”才使人印象深刻。那“处理”不外乎是大会宣布,给那些同学戴上“分子”帽子,把材料塞进档案袋。高中三个年级中以高三年级受害最甚,我们高三有四个班,其中又以我们班最为惨烈,揪出“反社会主义分子”八个,整团整出来的“异己分子”八个,一共十六个,正好是全班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三。(竟是那个有名的百分之五的比例的六倍多!),整个学校除了高三,其他高中班级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异己分子”也被加到这个行列里来,不过数字是递减的。最后的结果是“反社会主义分子”都是开除学籍,送回街道或农村监督改造。“异己分子”则开除团籍。一重一轻,虽然有所不同,不过,既然是“分子”,那就都失去了当年参加高考的资格,连那个“该生不宜录取”的高考审查图章都轮不到盖了。他们的档案就跟着他们送回家乡,从此一直跟着他们。

那年的高考到录取通知下来,本市的另一所重点中学录取率和重点率比我们学校高,本来,我们这所学校一向是高于那所学校的。那所学校的余震比我们学校要弱,抓出来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异己分子“比例也要小不少。印象最深的是本校的情况,前面讲过,四个毕业班中以我们班抓得最多,其他三个班要少得多,但是按录取率、重点率正好反过来,本班只有一个党员(全年级唯一的一个)和一个支部委员通过保送上了重点,整人最卖力气的几个干部只考上了一般的学校。另几个班重点率和录取率比我们班高了不少,总的说来,又有些和运动会的淘汰赛一样,先淘汰了一批,再一轮一轮淘汰,只是这淘汰是逆向的。搞得最起劲的学校、班级和个人颇有些搬了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味道。

因为我的情况对说明问题也有些意义,这里要谈一下我自己。我的学习成绩不算拔尖,但是比较靠前,年纪是班级里最小的两个同学之一,凡事不大有主见,因此就没得罪过什么人。平时对那些年纪比我大的同学包括班、团干部都视为哥哥、姐姐,很尊重他们。在领导小组看来大概属于听话、好摆布的人。我父亲在他的单位里划了“右派”之后,我唯恐蒙上隐瞒的罪名,立即就向支部书记汇报了,并表示和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到了那年放寒假之前,支部书记找到我,告诉我:“你的家庭出身应该改成地主。”我二话没说,就在学生登记表上改了过来。我想,他当时一定很满意。不过,我当时实在搞不懂:我的“家庭出身”怎么会变成农村的地主了?我的父母一直住在城市里,在城市里谋生、生活也不富裕。我出生以后也只到过一次农村,那是爷爷家,印象里也不怎么样。不错,高中的时候,听大人说过,我的爷爷是一个不大的地主。不过我家好像也没沾过地主的光……而且,自从初中填表,一直是填的职员。支部书记也是学生啊,怎么他说改就改?!不过,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运动里,我也很听话,划清界线、揭发、批判等不在话下,也都参加了,只不过有揭发“有否击中要害”和批判“火力是否强大”的程度差别而已。但是看来领导运动的人对我要求也不高,加上头上已经有“地主出身”和“右派父亲”的黑影子,也就差不多了……,于是就算过了关。那年,我有幸参加了高考,也意外地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不过,录取书上写着:“所填志愿不与录取……欢迎你到某某学院报到”,是征求志愿录取。我满腹疑云地去报了到,才发现是一个“跃进牌大学”,交钱发了书之后,一连几个月就是下井攉煤,和我原先的大学梦相差太远,于是就退了学,去当社会青年了。

后来,同一班的同学里面,我只遇到一位女同学和男同学。女同学是这“异己分子”之中的一个,原来是班委的数学课代表,成绩也是排名在前几名之内的。家在农村,本应发配回自己的农村老家,她不愿回去,离开学校后立即嫁了一个小军官,留在省城。还有一位同学的情况与我很相似,只是支部书记叫他把家庭出身改为地主,他没有遵命。他过关了,也参加了高考,但是连征求志愿录取都没有。

我的这些同学们,这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整团整掉的“异己分子”们,当时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男女青年,从年龄上来看,应该都是属于“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和新中国一起成长,他们和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决不会敌对。如果不是运动,他们怎么会想到自己会被推上“反社会主义”、“反党”的道路?!可是,在这场五七年的余震后,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人开始走向“不满”和“敌对”的道路。他们是由于政治地震加上在人性中的丑恶助推下,被推到对立、不满的那面去的。

以后我离开了这个城市,没有再回去过,也没有见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的“后途”不得而知,没有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他们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听到他们自己出来讲讲以后的生活道路,现在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能一一记起。十几年、二十年后,他们都“改正”或“平反”了吧?但是,一九七九年以后“右派”平反,他们又是轮不上的,他们碰到的一定是学校人事干部冷冰冰的答复:“你又没戴帽子,不符合文件规定!”根据我的经历,他们在以后的七年中,起码是不可能再有进大学门的希望,而到了一九六六年高考季节,那场旷长日久的“文革”运动又开始了……他们平白无故地遭了难,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被赶出了群体,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也不难想象他们一定会有不同的不幸遭遇,他们的生活轨迹就此改变了!




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参加的第一次运动,印象比较深。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试着想总结一下那些挨整同学的问题所在。但是用那些革命理论再加上统计方法来归纳分析,但却一直不得要领。如果说挨整的人是按阶级路线、阶级斗争这个革命理论来分析的结果,当时班级里的同学,按家庭出身是两头尖、中间大,地、富、资很少,但是工人、贫农、雇农也没两个。多数是中间的,中农(包括团支部书记、大多数支部委员也是)、教、职员出身是大多数的。而且,在揭发、批判中斗争坚决、火力猛烈的,还不乏“出身不好”的同学;要说是团员整“白丁”,带“反”字号的确实基本是“白丁”。可是在只有十七、八个团员的班级里,整出将近一半的“异己分子”来,这么说未免不公平;要说是农村的整城市的,也不免荒诞无稽,因为十六个里面,城市同学是大多数,可是按比例来说,农村同学也并不少;要说是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参加运动态度等等有关吧?那也不对,我们班里有两个插班生,是从印尼和新加坡回来的爱国归侨学生,平日生活方式、穿着和大家不一样,有手表、自行车,星期天还去下小馆,在我们朴素的同学中间,很可以算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平时因为语言总是有些隔阂,和同学讲话不多,也可以算是“脱离群众”了。他们在整个运动里也很少发言,一点也不政治挂帅,态度怎么也算不上积极,不过他们平时谁也不得罪,成绩也很一般,所以他们安然无恙过关了……似乎找不出什么样的人会挨整的规律。虽然如此,可是找到挨整的是什么样的人的规律倒容易得多(这有点像正命题和逆命题的逻辑游戏了)。那就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和对领导桀骜不驯的同学!这戴上“反”字号的八个同学和“异己分子”的八个团员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其中一条,或者是两者兼具的。全班成绩排名前十几名的同学,除了一、两个团支部(也是运动的核心小组)委员之外,几乎全军覆没!挨整的人里面,成绩优良的普遍多于成绩一般的,而成绩差的同学则一个没有!那些自我感觉良好、平时不大把团支部书记和委员放在眼里的,这次基本无一漏网。使人意外的是班长,她还兼着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不仅学习成绩好,平日待同学像大姐姐,人缘很好,没听到她和人大声说过话。还有一个支部委员,平时总是笑嘻嘻的,对同学没有坏心眼儿。他从不和人计较什么,可是团支部开会,经常听到他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什么,争论完了,马上又会说说笑笑。他们两人也在“整团”的余震中成了“异己分子’。后来听到说,罪名是“立场”问题,跟组织“唱对台戏”。整掉的就是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班,其余三个高三毕业班,也大同小异。

谁都知道,高三毕业面临一次竞争,按我们学校和当年的高考形势,即使不是能上不能上的竞争,那也是谁能上重点的赛跑。五八年以前,虽然在大学录取工作中已经贯彻了阶级路线,也采用了一些类似大学调干班的辅助办法,来增加工农子弟进入大学的机会。但是,正常高中升学还是要算考分的,并没有政治表现也算分一说。毕业班揪出的人多,学习成绩好的揪出来比重大,这种现象无法用什么革命理论来解释,恐怕只好用中国的老话“树大招风”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才能讲得清楚、说得明白。

还有,“反右”是怎么反到中(中专)学生里来的?有多少中(中专)学生在余震中遭了难?按照中央“反右”的文件规定,学校里的学生,只在大学生里抓右派。但是,那个省城的主事者的想法大概是这样:既然大学一年级学生里面可以抓,高三学生只差一年,为什么不能抓?高三可以抓,为什么高中二年级、一年级生里面就不能抓?在习惯了格式化和一刀切的脑袋里,这种思维倒颇有点反教条主义的味道。那个省城的中学只抓到高中为止,初中生幸好没有殃及,就此刹车了。为什么没有继续往下抓?是不是用“量变到质变”的革命理论指导了一下,算是做了好事也未可知。当然,这样的余震并非只有一地一市,只是没有统计数字而已。后来所知的情况是还有一些地区的主事者,也做了同样的部署,一批高中学生也遭了殃。六六年“横扫”时,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夫妇自杀了,那位与傅雷夫妇无亲无故、却出于善心,冒险为他俩收存骨灰、并天真地上书中央鸣冤的江小燕,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余震发作的时候是十八岁,正在上海女一中上高三年级,她因为拒绝违背良心、作诬陷老师的事情,就被学校算作了“右倾分子”。从此,她无学可上,无业可就,就这样过了十五年,一直到了三十四岁才有了份正式工作。

那是在“大鸣大放”的前后吧,有一个与中学生有关的插曲。全国几千所中学的学生也不是所所和我们学校一样,在正定和汉阳的两所中学(中专?)里就发生了风波或风潮(因为没有见过文字记载,不知详情)。那些主事者是不是在这千分之一的萌芽中看出了兵呢?是不是本来就在知识分子里抓“右派”,因为整人整得性起,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一锅端?(这里要说一下“知识分子”这个名字,它从来就没有政策上的定义和界限,只有在“困难时期”凭票供应蛋肉时候,有一个“高知”的规定。它是个以己昏昏使人昏昏的名词,完全可以按相对的环境来命名的,一个高中生在大城市里不算知识分子,可是如果在部队里或是农村里,那是戴定了这顶棘冠了)。是上面的内部文件下令拿中学生也开一下刀?还是某些主事者自作主张地在“扩大化”的基础上又扩大了一下子?是上面统一布署的?还是某些格外卖力气的领导认为前一个运动对于百姓的震动还不够,有必要再制造一些余震来加大震撼力?或者是某些地方的主事者干脆根据他自己的阶级斗争的灵感,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发明出来的?

似乎没有人确切知道。

当年制造那场余震的大大小小的主事者们,到“文革”前也该大大小小是个“当权派”了。如果熬过了那场人人触及灵魂的运动,后来“解放”、复职、升职,现在应该是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老人了,在子孙环绕、安度夕阳红年代之余,除了想到这一辈子是一贯正确之外,也该想一下“文革”中自己的挨整,毕竟有一些深层次的因果关系。有没有想起五七年那些遭难的、只有二十岁上下的中学生呢……许多苦难已经没有办法补救了,但是希望他们发发慈悲,站出来给个说法,甚至表示一点歉意,把真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算是对历史负责,也算是给当年那些遭难的中学生们一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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