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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老胡同一号


作者:北岛


一、

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这土路丈余宽,坑洼不平,一小窝棚横在路当中,冒出浓烟,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脏,走这边。

那烤白薯的糊味,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

那个冬天的早上,我抬头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直到屋檐背后北京的天空。这里原是郑和的宅邸,雕栏玉砌今何在,惟有假山,如瞎眼证人。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三保老爹胡同由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囵吞枣的北京话,外加噎人的西北风篡改成谐音——三不老胡同,倒也吉利。说起郑和周游世界至今还是个谜,既不为了炫耀武力,又非贸易经商,动机何在?

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前,父亲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学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转到弘善寺小学,接茬背,正好与时俱进:“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待家安顿,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对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在保险公司宿舍住一层,与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从阳台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我结识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层,正在我们脚下。一凡只比我大一个月,却早熟得多:我还停留在小人书阶段,人家早躲进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了;他发育也早,上初中时比我高半头,到了高中就敢冒充另一个同学的舅舅。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就读,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学。若无“文革”,他铁定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二、

保险公司一点儿也不保险,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让我感到轻松。在我看来,只要更换地址,就会更换另一种新生活。

“振开在三不老胡同的孩子中,是淘气出了名的。院子里的老太太经常来敲我们家的门,把带来的孩子身上涂着红药水的伤疤给我看,责问我为什么不管教好自己的孩子。我知道振开又闯祸了,只好向来人道歉。踢足球扔砖头砸碎人家的玻璃窗,更是家常便饭。”(摘自父亲的笔记)

1958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新鲜事儿不断,每天都跟过节似的。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八号楼前的空地搭建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于是敲锣打鼓——让人好生羡慕,大人就是比我们孩子会玩。

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城陷入疯狂状态,鼓号齐鸣,喊声震天,整整闹了三天三夜。学校放假,我在阳台拼命敲打空饼干筒,胳膊疼,嗓子哑,我睡得很少,就是想睡也睡不着,太吵。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40多万只麻雀。

惟一让人伤心的是,假山拆走了。一块块太湖石被吊起,装上卡车,一冒烟就消失了。那本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据说那些太湖石归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军事博物馆。推土机忙活了好几天,把土坡夷为平地,再种上一排排窜天杨,生长速度惊人,没几年工夫就窜到三四层楼那么高。

我和一凡常出门远足,用脚丈量北京,身无分文,有的是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他大讲《80天环游地球》,我们坚信有一天会走遍世界。对,还要把楼里几个女孩子也带上,帮我们洗衣做饭。

出德胜门到齐家豁子,四顾无人,我们俩一头钻进菜地,刚摘了几个青辣椒,就被乡下孩子们发现了,石头土坷垃雨点般倾泻过来,我们抱头鼠窜。


三、

转折是从阳台上那堆白薯变质开始的。烂白薯味很快转换成一个词儿:浮肿。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那么多粮食吃,孩子们喊饿,我就叫他们不要出去跑着玩,多在床上躺一躺。老二振先对我说:妈妈,就吃两顿饭,躺着还饿…… 我想济年、三个孩子不能没有营养,就买了两只活鸡,想养一养杀给全家吃。叫老二下楼去放一放鸡,没想到给人偷走了。济年生气了,还把儿子给揍了一顿。有一次我饿得手发抖,出虚汗,实在难受,就在四川饭店买了一碗汤喝。回家后,看到全家人也在挨饿,心里很是不安,济年就劝我不要太自责。他说我们还是要苦中作乐,星期天全家一起上紫竹院去玩。我记得那次我和济年看见孩子们营养不良的状况,一咬牙在紫竹院活鱼食堂吃了一顿鱼,花了26块钱……”(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活鱼食堂就在紫竹院东门内,前面有个养鱼池,现捞现烧。所谓红烧鱼,只不过用酱油煮煮,没什么油花。按当时的收入,那顿饭实在贵得离谱。盘中剩下鱼骨头,我们兄妹仨咂着嘴,大眼瞪小眼。

炒饼可比红烧鱼实惠得多。每逢星期天,全家去西安门一家小饭馆吃炒饼。货比三家,那家就是比别的馆子油多量大。

“1960年至1961年,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工作……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兄妹三人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些。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价糖,孩子们吃得高兴,让人感到安慰。”(摘自父亲的笔记)

身为长子,我自认为有义务帮父母维持全家的生态平衡,监督弟弟妹妹,把热量消耗维持在最低限度。我和弟弟在公共食堂吃午饭,总是饥肠辘辘;妹妹在七一幼儿园日托,伙食不错,有时还能带回半个馒头。关键是晚饭,全家要精打细算,每人不超过二两粮食,钱阿姨就是有天大本事,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有一阵天天蒸菜包子,薄皮儿大馅。我以身作则,向弟弟妹妹宣讲少吃一个包子的好处,但完全没有说服力。 大姑父在德国拿到博士,是解放后全国少数几个一级工程师之一,享受国家特供。他不抽烟,把香烟分给父亲。在饥荒年代,父亲抽的都是“中华”、“牡丹”等名牌香烟。我的饥饿感随父亲吐出的烟雾沉浮,甚至出现奇妙的幻觉。

那年头各家极少请客吃饭,逢年过节,赶上亲戚串门进餐,只好互收粮票。饭后大人围在桌前掰着指头,锱铢必较,各自掏粮票。这对好面子的中国人是很尴尬的事。

一个月末的晚上,父亲给我一两即将作废的粮票和一毛钱,让我上街吃碗馄饨。新街口丁字路有一家露天的馄饨铺。待我坐定,已快十一点了,离粮票到期只剩下一个钟头。我把皱巴巴的粮票和钱交给伙计,核实无误,他随手抓了几个虾米皮撒进碗里,用笊篱涮了五六个小馄饨,再从大锅舀了勺骨头汤,端到我面前,热气腾腾。我饥肠辘辘,却没有马上动筷子,这是我头一次独自在外就餐,要尽量延长享受的时间。大锅滚沸着,伙计用铁勺敲打锅沿;一盏昏黄的灯泡,几只蛾子飞来飞去。


四、

就像信徒去教堂一样,我们全家几乎每星期天都去护国寺电影院看电影,困难时期更是如此,似乎是对饥饿的某种补偿。

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从棉花胡同北拐,再沿护国寺东巷向西,步行约一刻钟。护国寺电影院外表不起眼,上有通风窗,乍看起来像旧厂房,年久失修,墙皮剥落露出了砖缝。只有玻璃门、电影广告和售票处小窗代表真实的身份。

我家订《北京晚报》,共四版,电影预告栏在二三版的中缝。父亲是个电影迷,订有三四种专业电影杂志,看什么影片基本由他来决定,而他似乎更喜欢外国电影,我看得稀里糊涂,却也跟着染上异国情调的毛病。早期的苏联电影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带东北口音,我最初还以为那就是俄文。

我喜欢影片开始前短暂的黑暗,让人产生期待与联想;我更喜欢放映时断片的间隙,银幕一片空白,在突如其来的沉寂中,能听见倒带的机械转动,时而夹杂蛐蛐的叫声。

散场后,随观众走出电影院,我总是很失望——不能跟主人公继续在一起,不能走向地平线以外,只好回到无聊的现实中。母亲往往一头雾水,回家路上,由父亲理清主要线索和人物关系。

当时影片不分级。有一回,我们全家看一部阿根廷影片。其中有个片断让我终生难忘:一个恶霸在酒吧侮辱一个美艳绝伦的舞女,把衣服一件件扒下来,衬衫、长裙、乳罩、吊带和短裤满天飞。我心惊肉跳,既渴望又害怕看到那裸体。在此关键时刻,一个好汉挺身而出,和恶霸打斗,随手把长裙扔给舞女遮体。我啥都没看着,却一连几宿都没睡好。

我开始独自去看电影,特别是期末考试头一天,似乎那是最佳的放松方式。我一般连看两场,在另一个世界彻底忘掉考试。也怪,就成绩而言,看电影比临阵磨枪有效多了。

有一天,我们学校有事,父亲带弟弟去护国寺看电影。散场时,观众拥挤,父亲的眼镜掉在地上,镜片碎了,他高度近视,根本无法走路,只好让弟弟回家去取另一副眼镜。这事把我乐坏了,但憋住没笑,我似乎看到全能的父亲独自站在电影院门口的冷风中,四顾茫然,一副无奈的神情。


五、

三不老胡同1号由两栋楼组成,大门居中,传达室带有过渡时期慵懒的特征。看大门的伍大爷也负责传呼电话。电话铃响,他撂下饭碗,几步窜到当街,用手拢成喇叭高喊:“443电话——”

443是我家门牌号码。四号楼紧挨大门,共四层,每层四个单元,主要是民进的住户。先从左邻右舍说起。

441由单身的郑芳龙叔叔与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郑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后成家,搬到七号楼去了。田阿姨郁郁寡欢,而上大学的儿子爱唱歌,我们私下叫他“百灵鸟”。他每天上下楼高歌一曲,楼道的共鸣,大概能解决他高音区的问题。

442伍家。伍禅伯伯是广东海丰人,早年留日,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回国后加入致公党,荣升副主席。致公党主要由归侨组成,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来,伍禅就是该党的化身——寡言含笑,与祖国分享富强的秘密。他有三个文静的女儿。奇怪的是,从未隔墙听见有人高声说话。轮到我收水电费,得以窥视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4张家。张家奶奶和蔼可亲,总用上海话唤我“大少爷”。为躲避这称呼,我踮脚上楼,可她从楼道拐角悄然转出来,深鞠一躬:“大少爷回来了。”张守平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国使馆当保姆,有儿女各二。小女儿和我上同一小学,比我低一级。我四年级时对她产生过爱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学路上,她转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电流灌顶,我勇敢地迎上去,才发现她打招呼的是我背后的女生。这是个殷实和睦的家庭,用客套与外人保持距离,用沉默抵抗风暴。

431陈家,是致公党“外来户”。印象最深的是姐弟二人,弟弟陈春雷,在13中读书,因成绩优异留校当物理老师,会弹曼陀铃。姐姐陈春绿,在舞蹈学校教西班牙舞。打扮入时,薄纱衬衫和褶皱长裙,像吉普赛女郎。她后来从北京调到广东,据说因男女关系被劳动教养。

433曹家。一凡的父亲曹葆章,从耳鼻眉梢长出浓毛。他40年代在四川做过县长及国大代表,解放后自然不得烟抽。一凡与我同岁,小妹一平和珊珊同岁。两家的孩子来往频繁,推门就进。一凡上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一个嫁给积水潭医院的医生,七十年代初去了香港。

434庞家。庞安民原是武汉交通银行经理,有一种见过钱的镇定。他夫人在义利食品厂当会计,等于掌管天堂的钥匙(特别是困难时期)。大哥庞邦本是画家,大嫂孙玉范长年病卧在床(另辟章节细说)。小妹庞邦选是师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气傲。小弟庞邦殿内心疯狂,一度写过小说,后来成了数学家。

421马家。马德诚是孙中山侍卫官马湘之子。当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攻打总统府,马湘背着孙夫人冒死逃出来,孙夫人不幸流产,再不能生育。据说孙中山临终前嘱孙夫人:“马湘一生追随我,必须保障他的生活费用,把他的子女都培养成才。”当年马湘几乎每年都来京小住,散步时腰板挺直,一派军人气概。两个孙子大胖二胖后来分别成了教授和名医,未辱没国父的期盼。

423刘家。刘鹗业为人敦厚,苦心躲过历次运动,提早谢顶。他夫人是中学老师,家有二女。我们两家交情甚深,说来有特殊缘分:由于紧急分娩,我母亲为他们的小女儿在家接生。

424葛家。葛志成是民进秘书长,乃本楼最高行政长官,每天有专车接送。他在上海当小学教员时搞地下工作,解放后进京城在教育部当官。他平日深居简出,好像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夫人华锦是八中党支部书记。过继的葛家铎与我们初识时百问不答,得名“葛不说”。他们家拥有全楼惟一一部私人电话。

422沐家。沐绍良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长年病弱,加上“文革”受冲击,于1969年去世。家有两龙两凤,两凤来自第一次婚姻,早就远走高飞。遗孀方建民年轻得多,温和内敛,独自把两个儿子养大。长子沐定一跟我同岁,后考进八中。弟弟沐定胜(小京)排行最小,写得一手好书法,曾获全国书法大奖,凭这本事从工厂调进现代文学馆。他与我一度情同手足,甚至帮《今天》刻过蜡版。


六、

一个男孩进入青春期,往往要有人点拨,相当于精神向导或心理治疗,最好是一位成熟女性。

我们管434室的庞邦本叫大哥。他1951年参军,在部队搞美术,转业后上大学,在中学当美术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在北京公安局专为“右派”画家设置的工作室绘制交通图标。“文革”期间被发配到河北邢台汽车修配厂,他设计的重型卡车外形,跟如今科幻电影的外星人战车差不多。

大嫂孙玉范是日本“战争遗孤”,生在大连,1945年父母撤离时遗弃了她,由中国人收养。那时她仅三十多岁,肤色黑,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大哥的摄影技术一流,为大嫂拍的肖像照比得上电影明星:头带红色方格头巾,背靠白杨树,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情调。

434室是楼里最大的户型,两室一厅,大嫂长年生病卧床,独占小客厅,厚厚的窗帘隔开喧嚣的世界。她特别善于倾听,三言两语点出问题的要害,让人心悦诚服。

1970年初冬一个晴朗的下午,大嫂和我们一帮少男少女出游。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欢声笑语,涌上14路公共汽车。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在枯黄的草地上围成圈打排球,大嫂身穿高领黑毛衣,像教练进行场外指导。天色暗下来,我们步行到新桥饭店西餐厅吃晚饭。那是她给我留下惟一的户外形象。

我和康成、一凡形影不离,被大嫂称为“三剑客”。见大嫂并非易事,先得看庞伯伯脸色,等他下干校了,还得忍受钱阿姨唠叨,她也终于回扬州老家了,大哥平时在邢台,每月回来休假一两次。

在内蒙插队的庞家小妹冬闲回到北京。她原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生,比我们大一岁,带来一个个聪明漂亮的姐姐。宋姐姐是职业女高音,让“三剑客”为之倾倒,引来一场感情风波。尘埃落定,创伤难以愈合,于是轮流排队找大嫂单独密谈,她为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指点迷津。

从居委会传出风言风语,说大嫂“拉拢腐蚀年轻人”,我们不得不暂避风头。其实大嫂像个女政委,全都是正面教育,她鼓励我积极向上,对社会有所贡献;她认为我的诗太悲观太阴郁,应歌颂祖国歌颂工农兵。不知怎地,这话出自她之口,就不太让人厌烦。她嗓音有点儿沙哑,轻声细语,有某种催眠功效。

我婚后与大嫂来往少了,回家看父母,时不时到她那儿坐坐。她玲珑的小嘴出现细密的皱纹,那是时间的雕刻。

1997年夏天,我在加州戴维斯收到大哥的亲笔信,他告诉我大嫂因心肺病去世,临终前几个月只读我的诗集,一直放在枕边。


七、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1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可谓“最后的贵族”。

“大院”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文革”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中直的!”“计委的!”“海军大院的!”。轮到我们,就像含着个大枣似的含混不清:“三不老的——”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可见。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家长多半翻白眼打量我——对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及残次品,平民百姓并无鉴别力。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砺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

大院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家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的小院,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那个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好象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陿意地闭上眼。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说我父亲的字写得多么棒。他吃惊地看着我。关于他父亲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现实层次,写字与救火是不对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于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另一个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家住后海河沿。他父亲是街头小贩,摆摊卖糖果针线兼营小型赌博业。那是个分格木盒,糊上窗户纸,缴两分钱用手指捅进小格,输赢几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奖品是糖果玻璃球之类小玩意儿。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简单:他儿子把秘密事先透露给我。


八、

文革爆发那年我17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期末考试在即。学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我跟着欢呼雀跃,为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失败,也为了自己跨越数理化障碍的胜利。文化革命于我,最初是一场狂欢节。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踏实,担心毛主席改主意,直到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造反运动出现分化:出身好的同学成为主力军,我们被排除在外。赋闲在家,难免有些郁闷,我转而帮弟弟妹妹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引导的“白专道路”,但远不够刺激,在这史无前例的大风大浪中,老师只不过是小鱼小虾而已。

我成了孩子王,跟楼里几个比我小的男孩分析局势,我们找到一条大鱼——八号楼的陈咸池。据说他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干过,解放后被关了几年,属于典型的“历史反革命”。

我领着五六个男孩冲到他家。敲开门,先宣读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没动一指头,陈咸池自己就倒下了,手举选民证,表示他也是人民的一员。

不由分说,我们连推带搡,把他押到四号楼门前,让他坐在凳子上。我回家取来理发推子,在伙伴们的簇拥下,按下他的头。一触到那油腻腻的头发,我竟有点儿晕旋,迟疑片刻,终于定下神儿,沿着他脑门正中纵向在乱发中开出道深沟。那推子不怎么好使,反复好几次,沟底才露出青色头皮。这就是当时流行的“阴阳头”。我发现,不是推子不好使,而是我右手出了问题——颤抖不已,我不得不放下推子,用左手攥住右手,装成没事儿人似的,继续指挥。

陈咸池低着头,扯平退色的中山装,掸掉头发茬,从最初的慌乱平静下来,看清这不过是一帮毛孩子的恶作剧。他的轻视激怒了我们,当场召开了小型批斗会,只有几个过路人和小孩看热闹。陈咸池并没坐“喷气式”,低头弯腰,一问三不知,我们高呼口号:“打倒陈咸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先把他关进锅炉房,又怕他搞破坏,于是转移到八号楼地下室。我们轮流看守,三班倒,除了按时送饭,还得陪他上厕所,既怕他逃跑,又怕他自杀。两天过去了,我们累得人仰马翻,哈欠连天,看来除了释放别无他途。

我们把他从地下室带出来,他好像被关了很久,脸色苍白,眯着眼睛抬头看太阳。我先宣读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然后严厉警告,不许他乱说乱动,必须定期报到。

以后半路遇上他,我就跟见了鬼似的,尽量绕道走。

多年后,我读到英国作家戈尔丁的《蝇王》:那大胆设想,对我们来说却曾是无情的现实。


九、

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我们楼最高行政长官葛志成的夫人华锦,八中党支部书记,被关在学校,因忍受不了拷打和侮辱,8月22日凌晨自缢。紧接着,一凡的家被北航红卫兵抄了,他父亲被遣送回四川原籍。

三不老胡同1号几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整天鸡犬不宁。三号楼的赵君迈,这位辽沈战役被俘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每天早上在院里舞剑,飘飘然,好像在练习升天。那天红卫民抄家,他试图反抗,差点儿被当场打死。看来他做好了升天的准备。

各楼门口帖出告示,宣称全体居民都是反革命,订于某日某时全部抄家,无一幸免;同时勒令事先缴出“四旧”,否则格杀勿论。于是我们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旧”的书籍物品送到居委会,包括一副象牙麻将,多年后父亲提起来还心疼。大限到了,扬言抄家的红卫兵却无影无踪,虚惊一场。

一个夏日晚上,轮到我们家在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据说是逃亡富农,被遣返回乡。他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一口河北口音,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即使用扩音器,都无法相比。

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二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红卫兵的通令下,近十万北京居民被遣返回原籍。在昏暗的灯光下,她嘤嘤哭泣,晶莹的泪水沿面颊滚滚而下。

血雨腥风的夏天过去了。

“文革”给民主党派带来实践民主的机会。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他刷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了右手,住进积水潭医院,医生护士也忙着打派仗,手腕骨好歹接上了,却是歪的。

在“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主旋律中,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平安里丁字路口有个毛主席纪念章的集市,以物换物。我怀揣几枚纪念章,混在人群中,想换个碗口那么大的,但人家根本不屑一顾。父亲从派系斗争中急流勇退,开始攒半导体收音机。

当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原来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就卸在楼门口,各家自己想办法。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文革”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各种破烂,悄么悄地侵占了大院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拦截顾客,筛选要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里淘宝。

在全民大迁徙的同时,北京开始挖防空洞。大院又大兴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窜天杨。全部被砍倒运走,光秃秃一片。


十、

三不老胡同1号楼去人空,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去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多后,工地转移到北京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

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大机的闪光被当成特别信号,“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一摞黑胶木的古典音乐唱片。

我们把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坐满小屋的客人。他笑起来会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据说三五里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几年后,楼里的男孩女孩,插队的、兵团的、参军的、劳改的,各色人等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我和济年也一同从沙河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惟独珊珊没能回来……”(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沙龙不得不转移阵地,我们用自制的假月票到荒郊野外聚会。

“七十年代初,振开刚二十出头,已开始动笔写诗写小说。他常常请病假在家,把厨房作为书房,关起门埋头写作。有时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厨房里淡黄色灯光还亮着……”(摘自父亲的笔记)

通过父亲,我结识了一号楼的冯亦代伯伯,再通过他结识了更多的书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冯伯伯笑眯眯地握着烟斗,思路和烟缕一起上升。穿围裙戴袖套的冯妈妈,奔忙于炉灶与字典之间。她几乎失明,开门时从厚厚眼镜片上迷茫地看着我,然后手持放大镜,帮冯伯伯锁定某个词的含义。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带来“四人帮”垮台的好消息,当时冯伯伯正在厨房用毛巾擦拭后背。于是他和历史一起转身。

1978年年底,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杂志。部分装订工作是在我家进行的,一摞摞油印纸页从床铺到地上,散发着浓烈的油墨味。门庭若市,我手忙脚乱招呼客人,估摸居委会派出所也跟着加班加点。

1980年秋天我结了婚,搬出三不老胡同1号。


十一、

2001年年底,一凡开车带我回三不老胡同1号。这梦魂萦绕的家,如今难以辨认:楼房低矮,窗户狭小,外墙刚粉刷过,仍难掩衰败之象。据说已到了建筑年限,是该拆掉的时候了。

我们拜访了老邻居们,首先是434庞家。邦本大哥开门迎候,他头发花白,挺拔如旧。邦选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衣着举止,都表明社会进步的大方向。大哥张罗着要搞一次聚会,把全楼的孩子都请来。我们家已租了出去,这正合我意,免得触动记忆中的角落。

与邻居们告辞,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盖起标准化楼房。往前推三十年,那些杨树,正等着被砍伐的命运;往前推四十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进卡车,运往兴建中的军事博物馆;再往前推六百年,郑和凭栏眺望后花园的假山,暮色中掌灯,鸟归巢,万物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