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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亲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给父亲》



作者:北岛


一、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迭,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洗照片时,他让照相馆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前。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我从未见他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五颜六色的火花转瞬即逝。

长安街很宽,斜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常带我去那儿晒太阳。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当当车”。

夏天,中山公园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附近住户带着马扎板凳先去占地方,游客散坐在草坪或石阶上,等着天完全黑下来。由于换盘或断片,银幕一片空白,只剩下单调的机械转动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 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

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电影,银幕后的宫墙绿瓦就消失了。我追问父亲,但由于表达不清,所答非所问。后来才明白竟有两个世界——银幕上的世界暂时遮蔽了现实世界。

某个周日晚上,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父亲一怒之下,把我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冰冷的石阶更让我愤怒。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的。醒来,天花板上一圈灯影,脚上的袜子让我平静。母亲探过头来,关切地看我。我问起《一朵小红花》,她说天黑了,我们错过了电影。


二、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他只有一句话:‘我就不去托儿所!’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他信了。快到时他脸色紧张起来,看出是去托儿所,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把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有一次,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阿姨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要等爸爸妈妈。”(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振开和振先从小性格不同,比如说,给他们一人一个月饼,两个人的吃法就不一样,振开先把月饼馅吃光,再吃月饼外壳。振先则相反,先吃月饼外壳,然后把馅儿用纸包起啦,放在兜里慢慢吃,一个月饼可以吃好几天。”(摘自父亲的笔记)

小时候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去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三、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

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

起因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要说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他正学俄文,买字典本无可厚非。我至今还记得那词典定价12块9,是我当时见过最贵的书,对五口之家的主妇来说还是有点儿难以接受。那是家庭政治中最晦暗的部分。

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大叫大喊,母亲气急了,抄起五斗柜上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我正好在场,作为惟一的目击者,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那是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屉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我假装看书,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冲出去,用力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听不清对话,但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听见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亲半夜才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

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学校开家长会,谈到振开的缺点时,总是‘不注意听课’,‘爱做小动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觉得奇怪,怎么这样打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是岁月最终让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总有说不完的话,让人想到“老伴”这词的含义。父亲过世三年后,母亲对采访者说:“我们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谐与温馨的,虽然这中间有过暴风骤雨……”(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四、

从1960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乘11路无轨电车在终点站下车,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一路荒郊野地,流水淙淙,蛙噪虫鸣。那是白色的六层楼建筑群,前面喷水池总是干着的。大门有军人站岗,进门登 记,后来跟传达室的人熟了,免了这道手续。

父亲在他宿舍旁临时借了个房间。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兵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兵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正襟危坐,镜片闪闪,象机器人般呆板,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闲得无聊,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一点。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级糖。看孩子们吃得高兴,让我们感到安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五、

1974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48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不少我们祖上的记载。

家谱仅上溯到康熙年间,原籍安徽徽州休宁县,第27代赵承恒迁至浙江归安县(现湖州一部分)。祖宅清澜堂座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湖州至今沿称青铜门和青铜桥)。1860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卫战。清政府为保存将才,另有委任,令他“轻装就任”,但他决心死守,与城同在,最终弹尽粮绝,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彥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12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

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鋐。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乱并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在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功臣中,居然有我外公孙海霞。

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

轮到我父亲,恐怕连辉煌的影儿都没见过。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12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缀学业,从15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中国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我俩结识于抗战胜利的1946年,当时因为抗战,父母分开七八年了,我陪母亲乘飞机到重庆看望父亲。在珊瑚坝机场下飞机后,想打一个电话,但不知如何拨通,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正在打电话,我妈妈让我上前请教,此人正是赵济年。”(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六、

父亲爱读书,但最多算得上半个文化人。他的文学口味博杂,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他订阅各种各样的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很难判断其爱好与价值取向。

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的电唱机,把《蓝色的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文革”焕发了他新的热情,从路线斗争转向线路连接——半导体收音机。 从1967年冬开始,他奔走于各种器材店之间,买回一堆电子零件。家里成了作坊,从写字台扩张到餐桌,快没地方吃饭了。他借助各种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接前把电烙铁戳进松香,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云雾缭绕,墙上是他歪斜的影子。经过反复实验,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终于进入最后的程序:父亲用三合板粘合成木匣,装上小喇叭,把鼠肚鸡肠的线路塞好,合上盖,郑重地交给我,好像一件传家宝。去学校路上,我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接触不良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还没来得及显摆就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们家买来九吋红灯牌黑白电视机,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涌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有损正面人物形象。

改革开放非常及时,为父亲对技术的热情指明方向。从老式转盘录音机到单声道答录机,再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处于半聋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匀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更新换代,一直走在忠实消费者的最前列。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所遗憾,他对我说,如果再年轻二十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后,父亲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1952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创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民进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的书记叫王苏生,待人诚恳热情,书生气十足,时常来家坐坐,谈天说地。五十年代末,王苏生因右倾被降级调到哈尔滨,“文革”中自杀了。

他的继任徐世信是典型的笑面虎。不过得承认,他兵乓球打得真棒,抽杀凶猛,无人能抵挡其凌厉的攻势。他级别不高,但实际上掌控这小小的王国,每个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谨言慎行。

暑假我们常去机关打乒乓球。有一天,徐世信约我们几个男孩比赛。他直握球拍,时而低沉的下旋球,时而飘忽的弧圈球,变化多端,以守为攻。我们纷纷败下阵来,垂头丧气。

他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关上门,说是随便聊聊,没几句话就进入正题,原来想了解父亲们在家的言行。我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其中厉害,装傻充愣。我对父亲不满,还是抱怨了几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什么的。徐世信鼓励我说下去,我顿时语塞,不知再说什么好。徐世信总结说,你们的父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难免带着旧思想旧习气,为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需要你们少先队员的配合。他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父母。今后有事跟他保持联系。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他最后说。

会后徐世信把我单独留下。他沉吟片刻,问我是否有支钢笔手枪,我懵了。他说派出所来人,调查这钢笔手枪的下落。大约两三个月前,为吓唬弟弟,我声称我的钢笔是无声手枪,随手一挥,在弟弟床头墙上留下弹洞(我事先伪造的)。当时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这本来纯属恶作剧,竟弄假成真。至于派出所出面什么的,多半是骗人,但看来他确实掌握多种信息渠道。徐世信最后摸摸我的头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现很好。

我回家后做贼似的,不敢与父亲对视。他问起时,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过乒乓球,输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来美国探亲,我常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当时父母坐在后座,我正开车,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晚饭后,母亲先去睡了,我和父亲隔着餐桌对坐,我提起路上的话茬,他似乎也在等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那就是把与谢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根据记忆整理,写成报告。

据父亲回忆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小组学习,一是私下谈心。像谢冰心这样的人物,自然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把私下谈心的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让我好奇的是,他能得到什么真心实话吗?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心知肚明,试图通过父亲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涉及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涉及知识分子与革命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点点头,说再好好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七十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父亲从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说起谢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学院宿舍。父亲回干校后,我独自登门拜访。

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开门,问我找谁,我说我是赵济年的儿子,特来求教。谢冰心先把我让进客厅,沏上茶。她丈夫吴文藻也在,打个招呼就出门了。她篦过的灰发打成髻,满脸褶皱,眼睛却异常明亮;身穿蓝布对襟袄,黑布鞋,干净利索。我坐定,取出诗稿,包括处女作《因为我们还年轻》和《火之歌》等。她评价是正面的,对个别词句提出修改建议。兴之所至,她把我从客厅带进书房,在写字台前坐下,从背后的书柜取出汉语大字典,用放大镜锁定某个词的确切含义。

此后我们有过短暂来往。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或许由于诗歌与青春,她对我毫无戒心。也正由于此,与父亲的角色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中。环环相扣,谁又能说清这世上的因果链条呢?

父亲,你在天有灵,一定会体谅我,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九、

父亲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1969年无疑是转变之年。那年开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当工人,接着弟弟去了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母亲去了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秋天妹妹由母亲的同事带到干校,父亲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楼空,全家五口分五个地方,写信都用复写纸,一式四份。

“振开被分配到六建当工人。他第一次离开家,做父母的自然不放心。头天晚上我们全家五个人, 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点心,算是给他送行。在收拾行李时,我们怕他冻着,让他把家里仅有的一件老羊皮大衣带上。第二天,他离开家,我们都送到大门口。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观上车,便在他走后不久,搭无轨电车赶到那里,我看见他在等车,没跟他打招呼,只是在远处看他上车后才回家,我的眼眶湿润了。”(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在河北蔚县工地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那年夏天收到父亲的电报“珊珊病速归”,我请了假,从老乡家买来新鲜鸡蛋,搭工地运货的卡车赶回北京。珊珊连发高烧,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我一到家烧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来的时光。北京城空荡荡的,北海公园更是游人稀少 。我们划了船,照了相,在漪澜堂吃午饭。父亲为我点了焦熘丸子,为珊珊点了红烧鱼。他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对女服务员说,这是我儿子女儿,你看我多福气。

每年12天法定探亲假,加上倒休,让我沉闷的生活有了奔头。我先去河南湖北探亲,再顺道游山玩水。头一年,从河南母亲的干校出发,我和珊珊一起去湖北沙洋看望父亲。第二年我独自从河南去湖北,那时父亲从干校下放到农村,住在老乡家。

“那时我正好在高桥镇的“五星三队”插队。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人告诉我,说振开来了。我匆忙赶回住处,远远看见振开蹲在池塘边给我洗衣服。他把我所有的床单衣服全都洗了,还把我的人猪同住的房间也打扫干净。当天晚上,我的房东叫他儿子去买了几块豆腐,把振开当贵客相待。当地农民每天三餐只有腌韭菜,豆腐无疑是珍品。振开带来三个肉罐头。第二天,我和振开一起步行到高桥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独自把三个肉罐头全都吃光了。振开看我这样狼吞虎咽,觉得我可怜,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摘自父亲的笔记)

1971年深秋,父亲独自回京呆了几日。那天晚上,我备了几道小菜,爷俩边喝边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说越激动,父亲随声附和。我们都醉了,隔着书桌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父亲呆望天花板,很久才开口,他再三叮嘱我不要出门乱说,免招杀身之祸。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结成政治同谋。

1972年春节,全家在北京团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诗的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我下了决心,此后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后从外地回到北京,母亲随父亲一起调到沙河的干校,在医务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区某军工厂当技术员。

父亲那年50整,年富力强,每天都干农活儿。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号,空荡荡的家顿时显得拥挤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织,让父亲眼花缭乱,尤其像彭刚、姜世伟(芒克)这样的“先锋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刘羽等个别人例外,几乎全吃过闭门羹。一提到父亲,他们都条件反射般伸舌头。

彭刚为我临了列维坦的油画《湖》,钉在我床铺上方。彭刚的列维坦与十九世纪俄罗斯画风无关,基调变成赭灰色,跟他眼神一样处于半疯癫状态。那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

家里地方小,父亲像笼中狮子踱步,每次经过那画都斜扫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惧与愤怒所致的内心的颤栗,看来彭刚的列维坦深深伤害了他——现代派风格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亲终于爆发了,他咆哮着命令我把画摘下,我不肯,他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撕成两半。旁边正好挂着我叔叔赵延年为父亲作的墨线肖像画,礼尚往来,我顺手够到狠狠摔到地上,镜框碎裂。

每次争吵,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他打开大门叫喊:“这不是你的家,给我滚出去!”如果泡病号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刘羽家打地铺,最后由母亲出面调停,把我劝回家。

1975年夏和父亲大吵后,一怒之下我和刘羽上了五台山。十天后回家,珊珊从湖北回北京出差。我们兄妹俩感情最深,不愿让她为家庭纠纷烦恼,我尽量瞒着。可在她逗留期间,我和父亲再次冲突。待平息下来,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厨房,相对无言。她沮丧地靠着墙,我依在水池上,水龙头滴滴答答淌着水。

“人生就是个接送”,总有最后一次。那次为珊珊送行,由于无轨电车太挤太慢,赶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钟了。我们冲向站台,好歹把行李塞进货架,车厢哐当摇晃,缓缓移动。隔车窗招手,几乎没顾上说句话。谁想到竟成永别。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传达室接到长途电话,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踪的消息,连夜骑车去电报大楼,打长途电话通知在远郊的父亲和弟弟。第二天凌晨山摇地动,唐山地震。父亲和弟弟中午赶回家,人们都聚在院子里,母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我和父亲决定立即动身去襄樊,先上楼取随身衣物。我紧跟在父亲后面,磕磕绊绊,几乎连滚带爬上四楼。他老泪纵横,喃喃自语,我冲动地搂住他一起痛哭,并保证今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狱之旅,不堪回首。

那两年家中一片愁云惨雾。我把工地哥儿们陈泉请来,为父母说快板书,博得一笑。

两年后,母亲因长期抑郁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们轮流照看。“ 一个做母亲的,从痛失女儿到精神濒临崩溃,再到战胜病魔,那得多么坚强、需要多大毅力啊,是济年与我手挽手,才使我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挺住了。济年总劝我女儿是为救人而牺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人生本无常,而生命弥足珍贵,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顽强地活下去。”(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十一、

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张,父亲从民进调回去,主管国内业务部。他整天飞来飞去,开会调研,忙得不亦乐乎。1980年秋,我结婚搬了出去,与父亲关系有了明显改善。

平时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过节全家聚聚,吃饭打麻将东拉西扯。八十年代是“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虽说阴影重重险象环生,但人们似乎充满希望,直到进入一个更让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离开中国。两年多后,父母带上田田去丹麦看我。母亲的腿摔坏了,走路不便,我和父亲轮流推轮椅。父亲1990年退休,明显见老了,身材抽缩,满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惯,我跟父亲还会闹别扭,但很少争吵,相当于冷战。有时出门散步,我故意推着母亲疾走,把他远远甩在后面,回头看他弱不禁风的身影,又心生怜悯,放慢速度。

父亲在国外闹了不少笑话,成为亲友的趣谈。 在丹麦,田田的一对小鹦鹉死了一只,父亲带她去宠物店再补一只。他用仅会的几个英文单词对老板说:“一只鸟死了”(One bird dead),没下文,老板摸不清头脑,就卖给他一对。我下课回家,发现笼里有三只鹦鹉。

巴黎,一个星期天早上,父亲独自出门摄像。一个白人小伙子很热情,比划着要为他拍摄,摄像机一到手撒腿就跑。父亲紧追不舍,行人们跟着围追堵截,那贼慌了神,一头扎进自己家中。有人报警,警察随即赶到,人赃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亲跟着去警察局作证,一个法文词儿都不会,居然完成笔录。原来那台摄像机一直没关上,录下全部过程,包括晃动的大地和贼的喘息。那年父亲73岁。

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过两次。美国乡下生活实在太无聊,我又忙,只能偶尔陪他们出门散心。

自八十年代起,我和父亲的地位颠倒过来——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至少口是心非。我们从未真正平等过,有时我多想跟他成为朋友,说说心里话什么的,但发现这不可能。

其实,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且角色复杂:在社会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顺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阔脸就变”,对手下对百姓心狠手毒,这在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显,关键是转换自如,无须过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无平等可言,不仅老婆孩子,甚至连男主人都在其股掌中。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1999年年底,盛传世界末日来临。我开车从旧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圆,金灿灿,果然有末日迹象。父亲在后座自言自语:“我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人生总有个头吧?”

记得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国联航班机从旧金山抵达北京,享受特殊待遇——专人迎候,专车运送。

病榻中的父亲一见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头紧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为他买的新款数码相机,终于让技术至上主义者平静下来。但他左手已不听使唤,根本玩不转。

父亲患的是肾癌和乙肝,外加左边偏瘫。他行动不便,神志清醒。他用助走器上厕所,我鼓励他,让他相信只要坚持锻炼就能康复。

每天访亲会友,晚上回家,我在床头陪他一会儿,把红酒倒进玻璃杯,让他用吸管嘬几口,享受这人世间的那点儿醉意。他摘掉假牙后两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诉我,他问医生火化疼不疼?他试图用幽默的方式面对死亡。

父亲离世前我获准回去三次,每次一个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识,他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溃了,只能靠药物维持。第二次脑血栓废掉了语言能力,对像他这样话多的人是最大磨难。他表达不出来,就用指头在我手上写,并咿咿呀呀发出怪声。

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温箱带到304医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说说话,但这会让他情绪激动,因无法表达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无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头,我心如刀割。

2003年元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样,上午十点左右来到304医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国了。中午时分,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机场的路上再见一面,但时间来不及了。坐进机舱,扩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软绵绵的声音,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向北京城,向父亲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