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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之死


作者:白芳


作者按:今年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实验中学”)成立90周年。本周末母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校庆。做为远在海外的校友,我不能亲临盛事,颇觉遗憾。

本人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学生。是年8月5号,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老师在受到本校学生施加的体罚和折磨后不治惨死。这一事件成为这所著名女校历史上的奇耻。2002年母校纪念成立85周年时我恰在北京,注意到在为这一庆典制作的校史“大事记”上,对卞校长之死只字未提。不但如此,整个文革十年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

卞校长之死给我和我的很多校友留下了深深的心灵创伤,近年来一些校友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哀思和进行反思。在历时四五年、采访了数十位当年的校友和师长的基础上,我于去冬写出本文,从一个历史工作者的角度对卞校长之死进行探讨。本文的原文是英文,今夏在北京由一位热心的朋友义务翻成中文。此译文没有包括原文中的上百条注释,也没有核对文章中大量引文的文字(但意思是不错的),这一点还请读者见谅。

赶在母校的喜庆日子,拿出一篇祭奠卞仲耘校长的文章,有些“煞风景”。但是,我们不但应该庆祝校庆,也不应该忘记校耻。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中遭受长时间的殴打折磨之后瘫倒在地、奄奄一息,而那些对她进行辱骂和殴打的正是她昔日的学生。这之后她被弃置于一辆装运垃圾的车上,数小时后被送到医院时已无救治的可能。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卞仲耘便来到女附中工作。三十年代后期抗日战争爆发时,她正在大学读书,像她那一代众多知识青年一样,她也被吸引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党内,像她这样有着名牌大学学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不多的。在到女附中工作之前她曾在《人民日报》工作,那时《人民日报》社址尚在河北石家庄附近。一九四九年共和国的成立带来了和平建设时期的希望,在朋友的引荐下,卞仲耘欣然放弃了编辑工作,投身于教育工作,因为当一名教师曾是她儿时的梦想。一开始时她在女附中任语文教员,后来逐步成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到一九六六年时她已在师大女附中工作了十七个年头。

八月五号那天卞仲耘并不是唯一被打的人,和她一道的还有四位校领导,她们也遭受了同样的屈辱和殴打。六月份文革一开始,这五位校领导便被定为“黑帮分子”,受到批判和审查。作为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被指控为在学校中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被归为“四类干部”。对她的指责只是当时对教育部门领导人流行的泛泛的批判之辞,诸如“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提倡“白专道路”,并非真的犯有什么法律意义上的罪行。

王友琴曾颇为下力地对文革中的武斗进行过系统的调查和报导,她写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记述卞仲耘之死的。此外还由于Emily Honig所进行的学术性探讨,Carma Hinton所拍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以及胡杰最近的电影“我虽死去”,使得卞仲耘之死已为国内外众多人所了解。她的死的确是值得人们关注的:卞是北京学生掀起打人之风的最早被打死的人之一;对她的肉体折磨和毒打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是在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仅数里之遥、在北京最负盛名的女子中学的校园中进行的。在这样一个有着极高声誉的中学,一些年轻女学生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打人致死,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事情。在随后的半个多月中北京及全国打人之风盛起,不断有人被打死,这也使卞仲耘之死成为一起有先兆性和重大影响的事件。

作为一九六六年在女附中读书的学生之一,我像王友琴及其他许多同学一样,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痛,甚至在我到美国之后,卞的死亡仍然在我的恶梦中出现。它驱使我去探究卞仲耘之死复杂的前因后果。本文的写作并不打算探索“文化大革命”中武斗兴起的中长期的政治与社会原因,也不打算分析此事件中“性别”方面的潜因,我只是想谈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因素,介绍一下造成卞死亡的“文化大革命”那一重要时期的情况,也提供一些我个人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和我自己的看法。如果不对当时中、下层党政机关的突然瘫痪、“上级与下级”之间的非正常关系有所了解;不对当时学生群体中的躁动情绪和卷入暴力事件的人们的心态有所认知,人们就很难对卞仲耘事件的原因有恰当的认识。

Hong Yung Lee在他的著作中曾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任意的暴力”,而“暴力”一直是对“文革”进行研究的关键之点。印红标在对这一论题进行探索时,概括了三种基本的暴力方式:一为派性武斗,二为私刑审讯,三为“红色恐怖”。如果说前两者意在从目标“敌人”那里获取具体的结果:前者是为了打倒“敌派”,后者是为了迫使招认,那么第三种暴力的目的则和受害人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大多是属于“黑五类”的前学校领导者或教师,已经“投降”了,对于施虐者来说他们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可攫取。对他们施暴的目的只是在“制造革命的气氛”,取得一种文革之初的“震慑”效果。卞之死便属于这一类,且是最早的牺牲者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身着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此后到八月底“红色恐怖”达到了高潮。学者和非学者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异常血腥的阶段。卞仲耘死于八月初,在大规模暴力爆发之前。她的死在时间上有何重要意义?对于7月初到8月底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有哪些昭示呢?

八月一日到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文革”权威评论家王年一用“文革再次发动” 来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作用。人们一般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次发动”(以五月底“聂元梓的大字报”的发表为号角)有共识,但对“再次发动”却较少有人进行过学术性探讨。Roderick MacFarquhar在其有关文革的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就没有区分这两个阶段,把从五月底到八月初发生的重要事件都当作是一出戏的同一幕中的不同场景。本文将遵循王年一的看法,对“再次发动”作更详细的探讨,因为卞仲耘之死正是在这一时期之中。

除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王年一没有提到与“再次发动”有关的其他事件,也没有对“再次发动”与“初次发动”的区别进行探讨。我认为“再次发动”是以毛泽东六月下旬回到北京为标志的,这之前他在长江游了泳,对之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性宣传。礼仪月底撤消“工作组”的决定、八月初“十一中”全会召开、“八·一八”毛接见北京红卫兵、随后的“破四旧”以至秋季开始的“大串联”和整个秋天对各省来京红卫兵的接见,都可视为“再次发动文革”的组成部分,但是“再次发动”的关键时刻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段时间,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时期。

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就像一出戏剧,而毛本人乃集这出戏的编剧、导演和主角于一身。与“初次发动”相比,“再次发动”有以下几点明显的不同:首先,毛本人是其策动者,以党政最高层的权力的改组为先导;第二,“大乱”得到有意识的鼓励,而初次发动时期则谨慎地保持着秩序。毛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命令撤消北京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这等于是废除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历次政治运动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其结果是,城市的学校里出现了权力真空,而市级和区级的党政机关特别是主管“文化大革命”的部门也陷于瘫痪。这种形势所造成的政治和心理冲击是巨大的;第三,北京一些中学学生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被推向中心舞台。红卫兵在此时的出现是年轻造反者与“文革”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在“心灵”和行动上一系列玄奇互动的结果;最后,也是与本文的主旨最关紧要的是,暴力成为“再次发动”中最突出和“耐人寻味”的特点。十几岁的年轻人中许多是以“表现”革命的姿态来实施暴力的。工作组在的时候曾竭力阻止暴力的暴发,而此时暴力则得到以毛为首的“文革”领导者的纵容和支持。

上述的这些方面一些学者曾经论述过,但不是在文革“再次发动”框架下讨论的。以下我将就一些方面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并把一般普遍性的论点与卞仲耘之死联系起来。


动乱

对北京的中学生来说,1966年7月底和8月初是一段政治极度动荡和混乱的时期。7月的最后几天,师大女附中的大多数学生正在几百公里之外的邢台进行军训。使大家困惑不解的是,8月一号左右军训突然被中断,学生们很快又回到了北京。她们从火车站步行回学校的时候所听到的消息是,工作组撤了,因为它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指导路线。从那时起学生们被要求“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干革命。至今我仍然记得当时一起参加军训的一位女工作组成员脸上的茫然表情,显然这个消息也令她吃惊。两个月前的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导致了学校领导的垮台和我们学业的中止。不久工作组的到来使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秩序,而现在工作组也要撤了,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经历两次领导的倒台,这足以使我们感到惶惑。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实践是坚持“党的领导”,这在建国前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一以贯之的。而现在毛认为这种主张是错误的,这不但使普通干部感到茫然,也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样一些中央领导者感到不解,这可以从他们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向数千名大中学校的代表宣布撤消工作组的讲话中看出来。当时新任命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被推出来向学生们宣布这一消息,而他本人几天前在北大听到中央文革小组批判工作组的消息时,感到的也是“不知所措”。作为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更认为,在工作组撤消之后要他这样的人去领导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人大会堂听到这一消息的青年学生们当然也是茫然不知所措。邓小平的女儿、女附中学生邓榕在回忆听到撤消工作组的消息时说:“宽大的主席台上一片寂然,整个大会堂中悄然无声。我们是学校中支持工作组的一派,我们哭了。”这个消息对她的震动或许比其他学生更大,因为她从她父亲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感到“一种抵触和无奈”的情绪。但是这种“沉重”的气氛不久就为毛本人意外地从后台出现而改变,登时会场变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毛向惊喜的学生们挥手,而完全无视他那些惊讶的同僚。后来表明,这只是他在那个时期数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公众中的一次。32从邓榕所形象地描写的在场的青年学生茫然而又惊喜的表现中,可以看出当时许多青年学生所有的复杂情感。


诗、信和报告

毛在南方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于7月19日回到北京。除了一首诗和一封信外,人们对他在那个时期中头脑中想些什么所知甚少。他在6月期间写的那首诗表达了自己对“一阵风雷惊世界”(这显然是指不久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所感到的喜悦之情,说自己“凭栏静听潇潇雨”,结尾“故国人民有所思”则是点睛之笔。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这里的“故国人民”非他乃毛本人,或者说是他在替人民“所思”,那么毛所思的是什么呢?

从6月18日到6月底毛居住在“滴水洞”,那是他在故乡湖南韶山的一处隐密居所。有十天左右的时间毛闭门不出,甚至连惯常的散步也没有做。他所做的事只是“读和思”。而月底他从隐居状态复出,接见了当地的党政干部,他对后者说:“过去我领导你们进行过长征,如今我又要领导你们进行一次新的长征。”

7月8日毛从武汉写了一封信给江青,其主要想法,据几位学者的看法,是毛在滴水洞中构思所成。有人认为,比起那首诗,这封信是“揭示毛当时心境的更重要的文件”。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句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他对5月末“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全国所出现的混乱局面的一个诠注。与留在北京的、急忙派工作组去维持秩序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不同,毛认为“乱”或者“大乱”是好事,是在动摇“修正主义”的政治基础,从而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社会。

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毛与他在那个时期的一次谈话中说:“我想这次会有一千人死掉……事情都颠倒了过来,我喜欢大乱。”

可是当毛回到北京后发现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使他大为不悦。毛的第一道命令是“赶走”所有的工作组,因为在他看来,工作组起了一种“扑灭革命之火”的作用。在随后召开的“十一中全会”上,毛“重新改组了中央”。毛的此举实际上废除了中国共产党奉行了十几年的“党的最高层一线与二线分开”的作法,这回他本人要亲自“出场”了。7月2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出现便象征着这种重大的转变。

“十一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十六条”的发表。其中第四条中说道:“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他们的首创性。不要担心,不要怕乱,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革命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是从毛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摘引出的语句,那是他对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对当时席卷农村的“痞子”运动所作的回答。在“文化革命”的这一关键时刻提起毛四十多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是意味深长的,毛过去所写的所有文章中唯有此篇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影响最大。


“造反有理”

“十六条”以不寻常的方式对“革命小将”大加颂扬,说“以前不知名的青年人”,现在成了“大无畏的闯将”。对青年学生的这些盛誉之辞,如一位文革学者所指出的,说明“文革的领导人已决定以青年学生来作为这场运动的先锋和‘威慑力量’”这里“革命小将”多半指的是当时为毛和“文革小组”所看中的北京的一些中学生,他们公开地或暗地里反对学校的工作组,煽动以更激进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和以更严厉的手段对待要处置的对象。这些学生大多出身于“红五类”,是革命干部或革命军人的子女,他们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当然接班人。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人中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称自已为“红卫兵”,以宣传和捍卫“造反有理”而出名。这是人们普遍知道的,但是“造反”这个说法经历了一个“由下而上”和“从上到下”的往复的命运。“上”即是“伟大领袖”,他特别善于利用基层力量,“下”则是那些渴望在革命中得到表现的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青年学生帮助确定了“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同时也可以说,作为“文革”初期中心精神的“造反”,是由于青年学生的鼓吹、在“再次发动”这个阶段才得以深入人心的。

“红卫兵”组织是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于66年5月底成立的。6月份工作组进校后他们感到很尴尬,原因是自五十年代以来学生自发成立的独立组织在党看来是可疑的,是不被允许的。开始时“红卫兵”与工作组相安无事,但后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红卫兵”为了反对工作组和为自己的叛逆行为正名而决定写一份大字报。使他们喜出望外的是找到了一份毛在四十年代所作的一次并不出名的讲话,其中说到“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卜大华是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他后来描述自己在《人民日报》上发现这段引语时的心情说“快来看,我发现了宝贝!”

这些青年学子想象毛是在针对他们讲话。此后校园中出现一张题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为“清华附中红卫兵”。为了让工作组蒙在鼓里,“红卫兵”决定不透露那句有关造反引语的出处。“造反”一词十分引人注目,由之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人们对“红卫兵”质问得最多是,“在社会主义社会 你们要造谁的反?”

由于学校工作组认为“红卫兵”的文章是“反动”的,在7月28日“文革小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这些造反学生借机把大字报的抄件交给江青,请她拿给毛看,让他判定他们是不是反动的。毛很快作出了答复,他于8月一号写了一封给清华“红卫兵”的信,但信没有直接交给后者,而是将它作为“十一届全会”的附件让其他领导者阅读,信中毛对青年学生的“造反精神”表示大力支持。有了毛的认可,对学生自发组织的禁令也就随之取消了。“造反”一词很快成为了“文化革命”的口头语,给这场运动的定了调子。 数年之后,卜大华仍然对他们与毛之间的“心有灵犀”感到惊奇。在毛的政治生涯的那一关键时刻,国人中似乎只有这些年轻人知道伟大领袖要什么。“他们与领袖的“心有灵犀”虽然是暂时的,但其带来的后果却是无可估量的。由于从上到下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大乱”。在8月4日举行的“十一中全会上”,毛突然以罕见的激烈言辞批评刘少奇。第二天他就写了那张著名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大字报”,题目显见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从事后来看,人们会感到,毛的所为正是奉行了他所赞扬的青年学生的“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他自己成了天下“最大的造反派”。

那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对“红卫兵”们大加赞扬,江青甚至把他们称为“小太阳”,说“中央文革小组”要向青年学生们学习,要作他们的“学生”。一时间,这些中学生成了国家和人民的英雄,被“中央文革”视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8月18日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的接见,《人民日报》称之为“革命小将”。不难想象,这些都无可避免地使那些本已经十分飘飘然的青年人头脑更加发热。

但是这些中学生受宠的时间并不长,他们的地位不久就为大学里的“造反派”取代。但他们对“文革”的影响是久远的,这不仅在于他们创造了“红卫兵”组织,也在于他们在一个时期引领了人们的衣着、发式和语言(口头的和文字的)新潮流。这些都是值得广泛探讨的话题,因为它们有助于了解“文革”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文革”中的暴力

七月底八月初的一些青年学生是如何看待“文革”中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及他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呢?从一位十六岁中学生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位中学生在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7月28日召集的一次会议后写道:“革命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了,用钝刀子割肉是不行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已经磨利了他们的刀锋,我的刀锋在哪里?”箭已拔,弩已张,只待找到合适的目标了。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江青讲了一段关于武斗的话,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是如果发生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这等于认可了好人打坏人。她的这段话后来被许多人加以引用。事实上,在此前的6月份李雪峰就说过类似的话。印红标认为,他们二人的话都源自毛1949年以前讲的一次话。难怪“文革”爆发之初,许多领导者头脑中就对暴力问题有所意识,他们知道“阶级斗争”中的群众运动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暴力。

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6月23日组织的批判会上,卞仲耘初次尝到了暴力的滋味。她在事后写给上级的一封信中讲述了那天的遭遇:“他们(学生)对我拳打脚踢,把我的手捆绑在背后,用军训用的木枪打我,把土塞进我的嘴里,还朝我的脸上吐唾沫。”这一切都是工作组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这说明只要是好人打坏人,工作组也是允许的,而这时在师大女附中一些学生的身上已经有了暴力倾向。

但是总起来说,与8月发生的事情相比,6、7月时暴力还是零星和有限度的。卞虽然当时遭受了肉体的折磨,她事后还可以向上级包括邓小平本人报告,这说明当时形势虽然险峻,但还没有完全失控。在此,6月18日发生在北大校园的事件值得一提。那天,一些学生在事先没有征求北大工作组意见的情况下,对“黑帮分子”召开了暴力性的批斗会,其中包括“游街”、“坐飞机”和戴高帽。这种方式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变得很流行,但在6月份还不多见。工作组制止和严厉批评了这次批斗会,并马上把情况报告给了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下的党中央。刘把报告转发给了其他工作组,并加了评语,肯定了北大工作组迅速制止“乱斗”的作法。刘的举措是与中共中央在6月份制定的、被简称为“八条”的文件相符合的,其中包括“不召开批斗会”, “对‘黑帮分子’不使用暴力”等规定。

值得指出的是,在刘邓领导下暴力虽然受到控制,但他们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可以说是“反右”与“四清”运动相结合,其结果把一些敢于反工作组的学生打成了“右派学生”,其中一些人当时只有十几岁。正如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的例子所表明的,这种作法最终为“再次发动”提供了导火索。国内的一些“文革”研究学者往往淡化了刘邓领导下的这种压制人的倾向。

在“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推翻了党中央对北大事件所做的结论,他的行动不但给刘少奇当面一掌,更为后来“乱斗”事件的制造者开了绿灯。毛与刘邓对待北大事件处理的不同表现出他们对于“乱”(其背后便包含有暴力)态度的不同。这些老资格的革命者深知混乱形势与暴力之间的有机联系。毛以为革命群众应该不受束缚,如果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暴力,那就随它去。很凑巧,毛为北大事件翻案的8月5日,正是卞仲耘死亡的那一天。


死亡

8月初,当毛与党中央的对手摊牌时,女附中也正处于一种情绪亢奋、极度混乱的状态。与两个月前校领导垮台时的情形相比,这时已秩序大乱。唯一可以被称作是的权力机构的是“革命师生代表会”,它是工作组进校时成立的,主要成员是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工作组一撤,这个机构权威性大受影响,其中有两个学生成员已宣布退出,因为她们觉得自己和工作组一道犯了错误。

尽管可以说,这时学生领导组织基本瘫痪了,但在学校仍然存在一个核心学生群体,它包括原革命师生代表会中一些成员及其他学生积极分子。在工作组离开之后他们在大多数学生中还有残余的威信,也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权力机构出来取代它。8月8日,也就在卞仲耘死后3日,“筹委会”成立了,这标志着革命师生代表会的正式结束。也就是说,8月5日正是女附中权力机构的过渡和相对真空时期。说工作组突然撤离之后学校就已经有了完全的权力机构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存在着一个极度混乱的特殊时期,这正是卞仲耘死亡事件发生的背景。

也正在此时北京的中学校园里开始流行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对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提出了警告。一个出身“资本家”的学生数年后回忆她对对联的反应时说:“我感到惶恐,在军训时我们听到的都是正面的信息,现在来了个大颠倒。”另一方面,对联极大促进了那些本来就以出身好而自豪的人的优越感。可以说,8月初女附中的情形是:学校几乎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大多数学生刚刚从外地军训返京,茫然不知所措,同时学生群体由于“出身”问题形成了分划:一些学生兴奋激动起来,另一些则变得胆怯慌乱,还有一些人则努力证明自己也同样要革命。不管属于那一类,人人都不得不尽快适应一个大变动的形势。

许多学生(特别是那些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学生)竭力表明他们是能够自己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他们激动兴奋,甚至有几分灼盼,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16岁男孩那样。可此时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没有人怀疑那些被指控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校领导是当然的斗争目标。有人认为工作组对她们“太手软”了。一些学生想证明他们更知道如何对付“牛鬼蛇神”。以前只有工作组才能召集斗争会,现在则要由学生自发地组织。此时北京其他一些中学的校园中已经了开始出现了暴力。此类消息传播得很快,空气中开始有了火药味,虽然还不是血腥味。

8月4日下午,一些女附中学生冲进关押校领导的房间,用棍棒和皮带抽打她们,没有人出来阻止,大多数学生甚至不知道这次暴力行为的发生,而且至今人们也不知是谁干的。这是一个前奏,它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学校相当的无政府状态。

卞仲耘和胡志涛(均在当时被打)都已意识到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当天晚上卞仲耘对她丈夫说:“她们会像狗一样把我打死。”第二天早上出门时,她握了丈夫的手,似乎已预知这是最后的告别。

在大难临头之际,胡志涛表现得很不同。被打后,她去了与学校只有一条小马路之隔的西城区委。她明明白白地说,女附中校领导处于生命危险之中,而那位接待她的人只是简单地把她所说的记录了下来。那天晚上她遍体鳞伤回到家中时,他丈夫问她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制止打人,她回答说:“工作组撤了,没有人管了。”但她仍不甘心。第二天早上,即八月五号,她做出了在当时看来更为大胆的举动,她来到了北京市委和新成立的负责中学文革的办公室。但在第一个地方,甚至没有人听她危难之际的述求;在第二个地方,她被告之因为机构刚刚成立,提供不了帮助。她在各处所遇到的情况表明了在工作组撤走后市区两级有关机构的瘫痪状态和无所做为。

在万般无奈下她于下午回到学校,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王友琴已经做了记述。有一些情况可以说明事情发生的复杂性。值得一提的是,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并没有从始至终一直在场的人(这在当时并不可能,因为五位校领导后来被分别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劳改”)。把数年以后的零星和片断回忆拼合成准确的描述是困难的,所能得到的只能是近似的记述。

目击者多认为首先动手打人的是高一某班的学生。师生代表会主席及核心学生群体的重要成员××(高三学生)后来回忆说,师生代表会那天本来并没有开斗争会的计划,也没有学生来找她要求开这样的会。由于当时师生代表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和其他核心学生群体的人是有可能在事先没有得到要斗校领导的信息的。当然如果有人告知她们,她们对于游斗“黑帮分子”也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在工作组撤走后,在北京的中学中一般都把批斗校领导当成当时“斗争的大方向”。

一位当年初一的学生多年后仍记得,她目睹神情黯然的校领导们被几个手中拿着棍棒的高一学生押着从楼里走出来。其中的一个学生对在操场聚集的同学说:“工作组保护黑帮份子,让他们养尊处优,今天我们就要打一打他们的威风。”

据当时在场的一些人说,在“游街”开始时,围观的学生不到二十人。渐渐地人越来越多,多时达到数百人,把校领导里外包围了好几层。一个学生内心是不愿意在场观看的,只是被“斗黑帮”的喊声从教室里招呼了出来,组织者显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有个被迫出来的学生吓坏了,她本来见血就晕,可是也不敢离开恐怖的现场。这位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担心如果她表现得畏缩,自己也会被打。另一个学生看到校领导被如此残忍地对待,感到周身发冷,两手紧抱双肩。而同时她又想自己是不是太心软了,尽力使自己对校领导硬起心肠来。

很难统计当时实际参与打人和体罚的有多少人,有人认为人数不多,只有十来个人,但也有人认为在某一时刻,在场的学生们就像一群暴徒。

据目击者说,当时的一种残酷的体罚是迫使那些校领导抬沉重的黄土。卞仲耘、胡志涛等抬不动便遭到毒打。卞的心脏不好又有高血压,在炎热湿闷的夏天里即使没有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抬重物对她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她当时对胡,“抬不动,怎么办?这很可能是她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有几个高三学生对那些低年级的同学说,不要强迫他们抬重物了,但在那种情形下她们的劝说自然没有人理会。一般来说高年级学生的暴力倾向较弱。这些高年级的学生在那种场合下敢于这样劝说,一是因为她们出身好,同时也因为她们不久前反对过工作组,这使她们在工作组撤走后,获得一些威信。

教职员中没有人敢站出来为校领导说话。一位老师后来说,在那种气氛下如果有人敢这么做,也会遭到与校领导同样的命运。文革开始后老师们差不多都遭到来自学生的程度不等的批判。暴力行为一起,多数老师都胆颤心惊,一心想伺机逃离。有几个留下来的人后来帮助把卞送到了医院。

这里需要考察一下前面提到的“核心学生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在做些什么。据××讲,在游斗校领导时,她们正在一间屋子里开会,而讨论的议题是:工作组撤走后,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有学生进来报告说,人打得太过火了,于是有几个人出去“劝阻”过激的行为。而再次有人闯进来报告时,带来的消息则是“卞仲耘快要不行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些出身不那么好的学生也参与了打人,但主要动手的是革干和革军子女。能够以暴力惩罚“阶级敌人”是那些出身“红五类”家庭学生的特权,而正是这些学生在文革前被视为革命的接班人,受到校领导的特殊关爱。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认为,如果当时老师们、较成熟的高年级学生、和师生代表会的成员能够坚决地出面劝阻和反对暴力,死人本来是可以避免。但这三方面都没有真正出面干涉。

老师们未能集体行动是容易理解的,如前面指出的,“文革”的突然兴起不但使校领导被打成了黑帮,大多数老师也受到了批判,根本不可能团结一致地行动。运动开始以后,老师们就都胆颤心惊,而8月5日出现的暴力更加剧了他们的恐惧。另一方面,比较成熟的高年级学生也不是一个整体,“文革”以后,特别是对联出现以来,学生群体是被割裂的,高年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人变得胆小和恐惧。

至于核心群体的学生没有坚决反对和积极制止暴力,倒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因为困惑。根据我的调查,她们中的主要成员在内心里不赞同低年级同学的暴力行为,但对于后者的出发点却无法质疑。××记得她当时曾对那些头脑发热的学生说,“斗黑帮可以,但是不许打人。”对于一个在和平环境里长大、从未见过这种暴众行为的二十岁青年女子来说,能够声言反对暴力已经需要几分勇气和政治上的成熟了。但因为当时的一致看法是“黑帮”是“文革”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的阶级敌人,在这种背景下,很少有人敢于怀疑“斗黑帮”的正确性。象××这样自小受到这种“革命教育”熏陶的一代人,让她们去怀疑革命的正确性或“斗争黑帮”的合理性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她反对同学的暴力行为并试图加以制止的同时,她也不得不为自己跟不上“革命”的形势而自责。我们在考察卞仲耘之死时,不能不考虑到1966夏天那种汹涌的革命浪潮这个基本事实。


“表演革命”

在政治秩序遭到彻底破坏之时,毛主席的著作成了唯一的权威之源。当时学生们引用得最多是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于“十六条”的发表,更加强了这种趋势。该文中有这样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些话对“文革”的巨大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文章给革命下了这定义,赞许了过激行为,详细描述了惩罚和羞辱敌人,包括“游街”和戴高帽等的方式。8月5日女附中学生的所作所为可说是一种“表演”,而剧本就是“考察报告”。

Ralph Thaxton在对二十世纪中国农村革命的研究中,谈到农民的价值观和行为对中国革命形态的影响。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一个典型实例。由于“考察报告”,“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了特殊的地位。而耐人深思的是,四十多年前中国湖南农村发生的事情,1966年竟在北京市里的精英学校(以及其他许多学校和工作单位)重演。更进一步挖掘,人们(J. ter Haarb也许就是一个)会发现,湖南农民运动与中国宗教文化的关系。这种传统把以暴力对抗“妖魔”的视为正当。考问和把犯有罪孽者游街示众,象征着“驱邪”,而年轻人在队伍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可以看出1966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比以前所想象的更深和更复杂的源流关系。

在当天的女附中,当学生游斗校领导时,她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观看,这里可以看出一种“政治舞台”的作用。施暴者的所为更多是为了表现自我的革命精神而不是仅仅为了斗争他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一场“革命”的“演出”,甚至可以说是在履行“革命”的“成人礼”。如此来说,暴力行为的脚本虽是旧的,其含意却是新的。

八月五号的事件是“红卫兵”所为”还是某一伙学生(多为“红五类”家庭出身)发起的行动?如果是前者,就应当是有组织的。鉴于红卫兵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恶名,这是一种省事的解释。但是在就这一题目作了广泛的调查之后,我认为当时女附中就出现了红卫兵不大可能。在学校中工作组撤走和红卫兵出现之间有一个短暂但很关键的空白间隙。许多目击者认为是高一某班学生带的头,这也附和八月初女附中相当混乱和无政府的实情。


“死了就死了”

卞仲耘死的死后发生的事情也必须提及。当晚在附近的邮电医院医生确认卞已死后,××、师生代表会副主席宋彬彬及另外一位高三学生设法找到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向他报告了这一事件。据××回忆说,吴在听完汇报后“面无表情”,停顿了片刻后才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死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她(卞仲耘)已经死了,死了就死了!……不要传播消息,不要扩大影响”

吴德的讲话为第二天卞的死亡宣告定了调子。当我在广播喇叭里听到××平板的语调时,我可以想像她的脸上毫无表情。在我们班的教室里,在这一简短的宣告后是一段长时间死一般的寂静。我被这一死人事件震惊了,特别是那句话“死了就死了”,它对我的震惊不亚于卞的死亡本身。一个人竟然就这样死了,还“死了就死了”!

从近年来的采访中我了解到,人们对卞之死及其宣布的反应有所不同,而这反映了每个人在当时所处的不同政治地位和个人生活环境,也说明了记忆的主观性。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革命意味着如此的暴力,我做不了一个革命者。而我的一个同学则为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心。对她来说,要作一个革命者是不可能的。她回忆说,在××宣布卞之死的同时也对她那样的“狗崽子们”发出了警告:如果她们不老实,也会遭到和卞同样的下场。接受我采访的其他人都没有听到这样的话。梅树民的记忆则与上述那位同学正相反。梅是那天受到体惩的五位校领导之一,也是今天唯一还活着的一位。他记得××当时说,今后不许再打人了。他听了后感到松了一口气。他当然是希望听到这样的话,但除了他和另一位学生没有其他人记得××这么说。与我同班级的一位学生从小失去了母亲,继母对她很不好,卞仲耘的死使她最觉悲伤的是,她想到卞的孩子从此失去了母亲,以后是苦命的了。

多年之后××本人讲述了她听到卞之死时的情感和反应。她说:“当我知道卞已死时,我感觉到事态非常严重。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死人的事,我心里很难接受卞死亡的事实。再说我自己的父亲当时也在他所在的部里接受审查,一个人还在接受审查期间怎么能就这样被打死了呢?…那天晚上我们坚持要见吴德本人,当我听到吴德说卞已经死了,‘死了就死了’时,我感到吃惊,我本想他会更严厉地对待这件事情……第二天我宣布这件事时所说的‘死了就死了’是直接引自吴德的话,否则我不会这样对待这起死人事件。”

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吴德参加了“十一中全会”,知道在会上毛对刘少奇的公开叫板,也清楚他们两人对待“乱”的不同态度。事实上在此前不久吴本人就受到了毛的直接批评,毛责备他和李雪峰支持工作组“镇压群众”。如前面提到的,吴承认他自己不知道工作组撤走之后该怎么办。他对卞死的态度无疑反映了他在这一特殊政治关头的心态。在九十年代党史工作者对吴德进行口述采访时,他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不过他说1966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他记不清了。为了说明当时形势的混乱,他讲了一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市委大学工作部的一个头头差一点被他以前的学生打死,这时有个部里的人站出来趴在他身上说:“要打先打死我吧!”那些受肉体折磨的人很少有像那位头头这样运气的。

由于这起事件的性质和在当时的罕见性,以及这是发生在一个高干子女云集的名牌学校里,不难推测卞的死很快就会为比吴德更高层的干部所得知。

但这起事件很快就为“文化革命”的新发展、特别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所掩盖了。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后暴力迅速在全市升级,一发而不可收。像卞仲耘一样,许多受难者都是前学校领导者,被他们以前的学生毒打折磨致死。


“他们只怕红卫兵”

此时毛对来势汹猛的暴力持什么态度?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野蛮的行为”是“当局批准的”,毛在纵容甚至支持暴力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学者的态度则较为温和,例如王年一认为,毛不赞成打人,但他希望看到群众在运动中自已教育自己,因此不愿意立下刻板的规定。要为暴力泛滥负责的是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一类“坏人”。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常常遭到指责,因为他要警察对红卫兵的暴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鉴于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学者对毛所起的作用的宽宏态度是不难理解的,但它也反映了毛在关于暴力问题上讲话存在诸多矛盾,人们可以做多种解释。1966年8月下旬人心惶惶之时,暴力肯定是毛所思考的一个问题,但他有一个说话两头逢源的习惯。例如8月21日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但就在同一次会议上他又说“总之,我们不要去干涉,让它乱一两个月。”而当时正是在“破四旧”之风席卷之下暴力开始肆虐之时。在8月29日举行的另外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重申了他对“文斗”和“武斗”的看法。但是当一位副总理提出要有明确的规定来制止暴力时,他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什么规定…顺其(运动)发展吧。”而恰恰在那时,由于红卫兵的暴力直接致死的人仅在北京就超过了一千人,这一点“文革”的领导者是十分清楚的。

据吴德讲,66年8月底时连谢富治也对暴力的规模担心起来,想以北京市公安局的名义发一个布告制止暴力。但当布告的拟稿拿给毛看时,毛批评了谢,要他不要像救火队员那样去镇压群众运动。吴德说,因此“没有人敢对动乱的形势加以干预。”

一些学者说,在“文革”的初期毛常常是通过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回应来阐述他的看法,而不是去主动促成事件的发生,因此他不应当被看作是“无所不在的和对历史先知先觉的。”但是他对事件作出的“回应”却是有选择性的,譬如他在关于北大“6.18”事件上果断行事,推翻了刘少奇的决定;而当暴力之风在北京盛行时,他又以一个“旁观者”(虽然并不是没有权力的)的姿态出现。

从毛自己的话可以看出他对1966年夏天所发生的事情的立场。最近出版的一本官方的毛的传记力图强调毛是反对暴力的,但其中有一些材料证明恰是其反。例如1967年5月毛向一些到访的非洲客人这样讲述红卫兵的功绩:“(有时)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无从下手解决,红卫兵和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在此之前,1966年12月他对一位波兰客人说,他曾为与“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斗争感到难办,接着又说“他们就怕红卫兵。”因此,如果毛有必要让他的敌人害怕,只有红卫兵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由此而触犯了一些无关的人,那也随它去。毛对暴力是纵容和默许的。暴力有效地震慑了敌人,不管这个敌人是谁,因此它有一种战略上的价值,成为“文革再次发动”中不可或缺的。

Mark Mazower在论述二十世纪历史上的暴力和国家时说,对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媒介和不同的国家形式”所起的作用要作“更细致条理的分析”。在考察中国“文革”这个阶段情形时,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当时的“国家”并不是整齐划一、铁板一块的实体。由于最高层突然出现的斗争,北京区市二级的许多机构都陷于瘫痪,胡志涛的经历就是明证。虽然毛一度占据优势,其他一些领导人和机构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例如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曾试图让一些红卫兵(骨干)成为“上层”红卫兵,去“监管”那些不守纪律的红卫兵。同样的道理,1966年夏天北京出现的“红色恐怖”值得认真研究,但对于这股来势汹涌的暴力浪潮为什么和如何在入秋时即迅速退却,也是需要加以探索和解释的。应当指出的是,当时一些精英红卫兵头头内心是反对暴力的。但是当他们所大力倡导的“造反”精神一旦起来,便没有人能控制它如何表现了,这也是当时的一些著名的红卫兵头头至今不能正视暴力问题的原因。


宋彬彬与“文革传说”

多年来,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8月5日的暴力事件及后来全市范围的“红色恐怖”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宋最初的出名是因为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把一面袖章戴在了毛泽东的胳膊上。在近年的访谈中,她对我讲述了自己如何变成了这个“幸运”(或从回顾的角度说是“不幸”)人。那天有大约1,500名北京中学的红卫兵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能有机会在近距离看到毛使这些年轻人无比兴奋,他们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了,随意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动,一些人向所遇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献红卫兵袖标。有些学生看到毛的胳膊上还没有袖标,觉得他也应该戴上一个。一个男同学在人群中推着宋大声说:“你去”,这是一件激情之下自发和相当偶然的事情。这之后就是那段众所周知的故事,对宋来说它发生在瞬间,但却影响了她的一生。

“8.18”时女附中已经有了红卫兵组织,宋是领导者之一。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她的照片,“宋彬彬”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她与毛的那段广为报导的对话中,毛问她的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于是说:“要武嘛”,据传她后来把名字改成了“宋要武”,女附中的校名也随之改为:“红色要武学校”。

有关“宋要武”名字的发明有一段故事。据宋讲她从天安门回到学校之后有一位《光明日报》的记者采访了她。那位记者要她谈了与毛的对话内容以及与伟大领袖会见时的感受。在采访中宋并没有表示要改名字,但第二天报上出现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那篇文章的样稿事先并没有拿给她看以征得同意,143而从此她有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新的称谓。

在8月18日以后的几个月里有很多传言,说宋要武是卞之死和后来许多死人事件的责任人。多年来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宋是一个杀人恶魔的形象,甚至被写进了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中。是啊,有什么比一个红卫兵/杀人狂把该组织的袖章戴在毛的胳膊上更形象地说明问题呢?最近宋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片中以暗影出现,在近四十年之后对有关她的名字的故事作了澄清,但是她的作法不但没有使事情平息反而引起了人们更多的怀疑,问题的关键是,她是否“打人了” ,她对8月5日事件卞之死到底应付什么责任。

在前文中我谈到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及核心学生群体成员的问题。宋是代表会的副主席和核心学生群体的重要成员,但她并没有做什么与核心群体中的其他人明显不同的事情。如果她后来没有成为全国知名人物,我不会去特别地注意她。可是由于她曾经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名人”,而且在海内外人们对她一直有兴趣,因此值得对她多写一点。

对于8月5日她是否“打人了”的问题,因为暴力发生的那天下午我没有在学校,所以只能完全依靠目击者的叙述。在我近几年所采访的人中,没有一个当时在场的人看见或听说宋彬彬参与了打人或任何形式的体罚。其他渠道的信息也都与此符合。因此就我所知,宋与8月5日的打人事件无关。

但与此同时,当卞被打得奄奄一息,放在一辆垃圾车上,当时如果核心群体中的学生包括宋本人能够及时将卞送到附近医院,也可能卞的生命还有一线希望。但事实上卞被弃置无人过问了长达一两个小时之久。如果当时有什么人能够相助的话,那也只有包括宋在内的核心群体学生,但她们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8.18”以后,宋彬彬在公众眼里成了“红卫兵”的代表。由于红卫兵在随后“破四旧”活动所背负的滥打滥杀无辜者的恶名,宋曾打死很多人的传言也就不胫而走。但没有任何人看到宋真的动手打了人,更不用说把人打死,因此对她8月18日以后行为的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正像她自己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所说的那样。

但宋是杀人凶手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宋要武”的故事与类似的有关“陈小虎”的故事是最出名的“文革传说”。据说“陈小虎”是陈毅元帅的儿子,在红色恐怖中杀人不眨眼。宋彬彬与陈小鲁(他是“陈小虎”名字的来源,事实上的陈毅元帅的儿子)都没有参与过任何暴力行动,但却因有关他们在暴力活动中打人的传言而深受其苦。

这些传言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宋彬彬是校长被打死的学校的学生领导者之一,陈小鲁则组织过一个跨学校的大规模斗争大会,结果大会失控,暴力横行,尽管他本人曾极力制止。那次斗争会是在“8.18”以后不久召开的,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很可能促使了后来北京暴力行为的升级。

本文不打算探讨有关宋和陈(特别是宋,她是比陈名气更大的公众人物)的历久不衰之谜的复杂的政治、社会乃至心理方面的原因。我要说的是,关于文革,至今仍然存在着很多未解决和未搞清的问题,这个事实使得各种有关“文革”的谣传和谜团一直流传,而宋彬彬在40年之后仍在为国家未偿之债付出着代价。 王友琴有关的文章和说法似乎促进了有关“宋要武”之谜。在王的文章中,宋在“文革”最初几个月在女附中所起的作用被刻意突出了。王更认为“8.18”以后“宋要武”名声鹊起与其父宋任穷在“十一中全会”上被提拔为政治局后补 常委有联系。作为当时女附中的一个学生以及现在的历史研究者,我看不出这样的联系。1966年时宋彬彬19岁,应当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把她与她父亲的政治生涯联系起来缺乏根据。这是不是也是“血统论”的另一种表现?


谁之过?

卞仲耘的惨死是“谁之过”仍然是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在事过这么多年之后,女附中学生中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向卞的家属道歉。年近九旬的卞的丈夫王晶尧仍在等待。

毫无疑问,那起暴力事件的发起者和对卞进行肉体惩罚者(它们不一定是同一些人)对此要负责任。如果说那次事件的发起者是容易确认的,要指认在那种像暴众闹事似的场合下的打人者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有谁又说得清楚是哪一推搡、哪一拳、哪一脚最后致卞于死命了呢?无法找出这起事件的最终责任人,是卞之死的悲剧之处。

在场的观众又怎样呢?据目击者说,有的时刻在场的多达数百人,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参加了这场“表演”呢?一位当时的学生告诉我,虽然她不愿意当这样一种场面的观众,但她当时也附和着众人一起喊过:“打倒黑帮份子!”这也是那些实行体罚者所需要的效果,如果没有捧场的观众,戏也就难以继续演下去。

核心群体的学生又怎样呢?在打人最厉害的时候她们在哪里呢?这是五位校领导之一、现在唯一活着的梅树民提出的问题。40年过去了,这仍是一个沉重的质问。

我自己又怎样呢?在那个流血的下午,如果我在场,我会去为卞仲耘和其他校领导做些什么事吗?非常可能什么都不会做,我只会吓怕了。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王晶尧先生时,我给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作为当时在校的学生,感到愧疚。”这种负罪感是发自内心的。

近来当年的红卫兵中有人提出的个人责任和忏悔的问题。对灵魂的考问和扪心自省已经开始。在我的采访中,许多昔日的女附中同学脑子里转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名牌学校的“好女孩”成为了杀人者?为了挖掘我们为甚么“失去童真”(估且用这样一个词),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文革”前的教育,它越来越多地强调阶级斗争,以之取代了人道主义。这种探索的确是很有意义的。

1966年时,我们中年长者也不过19岁,我们毕竟是青年学生。成年人又怎样呢,那些对胡的求救之声充耳不闻的市委、区委的干部们,是不是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呢?我想应该是。

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在“再次发动文革”中,暴力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毛对暴力的态度是纵容甚至支持的。首要的责任应该由他来负。

本文主要探讨了1966年夏季的一起死亡事件,我意在把这一事件置于“再次发动文革”背景下来论述,以助于理解“文革”发动的关键时刻暴力所起的作用。2006年是“文革”发动的40周年,也是卞校长去世4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一份菲薄的祭礼,祭奠我昔日的校长、北京“文革”最早的牺牲者、四个孩子的母亲卞仲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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