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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

作者:朱学勤



李慎之先生去世后,官方报刊发表一简短的消息,除此之外,沉默至今。与此同时,民间网站则哀思不断,追思如潮。仅我个人所见,慎公去世不过廿日,网上追思已逾百篇,从患难与共的同辈学人,到素昧平生的边远读者,甚至刚离国门的留学生,每天都有新的悼文出现。这是大陆思想界沉寂十四年来所罕见,亦是当今大陆从传媒角度可以观察的分裂之一:一个公开发言的“喉舌”中国,多半为虚拟,而另一虚拟的“网络”中国,则反显真实。

既是真实,则不可能保持一致,惟其如此,方显其价值。如曹长青在肯定李慎之三大贡献的同时,提出其“三大局限”,仲维光评价李慎之和顾准生前“只有社会政治价值,却无学术思想价值”。前者还认为,有如此三大局限的李慎之被公认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说明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滑稽与可怜”;后者也认为对李慎之的追思,说明“中国的知识界出了问题”。应该承认,慎之非圣,如维光兄所言,仅一“过渡人物”耳,没有理由将其神化,只要是理性批评,都在正常之列。曹、仲两位都生活在海外,以我有限阅历,这些看法在部分海外人士或留学生中,可能还拥有一定程度的共鸣。故作此文,以求教于各方同道。

曹氏列举三大局限为:谏士情结;理论上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对个人早期参加这一意识形态的传播没有忏悔;鲜见他对个人自由、个体价值重要性的阐述,把社会稳定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这三项批评,后两项恐难成立?从目前可见的李慎之生前形迹以及后人对他的回忆,与曹氏批评相反,慎之晚年恰恰是突破了这两大局限,才赢得了那么广泛的尊敬。第一项批评则牵涉到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所谓“谏士”情结,可以讨论。

慎之晚年交谊中,是有一些共产党内民主前辈。他们资历深厚,德高望重,拥有民间爱戴。虽如此,或形格势禁,或认识不一,纵有谏言,亦不越轨。他们在思想行为上都存有这样那样的拘谨自律,不是什么重大秘密,须待海外人突然揭示,境内人方恍然大悟。相反,一个值得海外人士深思的问题是:这些前辈的“谏士心态”世人皆知,为什么却不妨碍他们至今拥有那样广泛的感召力?有一言一文出,必奔走相告,争相传诵,而不是越走越窄,从众日戚?我以为,这里埋伏着多重历史“纠葛”,需小心对待:二十世纪中国的党文化,丛孙中山以俄为师建立党国制肇始,这一历史脉络必须头疏浚;党国制、党文化越到下游,越显现其僵化、腐败、乃至专制,至今日,已危如累卵,不改革,断无出路;但在其上游,当年参与这一过程的民主前辈,如一─二九一代,不是出于私心私欲而是怀抱民主自由的献身热忱而来,或趋延安,或奔红岩;早年那份理想追求与道义参与,确实被利用被误导,但也与社会生活中其它高尚冲动血脉相通;到晚年,蛰伏于心灵底层的理想热忱重新点燃,直面党国制、党文化之腐败,呼吁政体改革,才发生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思痛录”和公开直谏。一位朋友总结这一现象,十分准确地称之为“两头真”(见杨继绳悼念慎之先生文)。此时之忠谏对象,是“救党”,也是“救国”,但更是“救民”,尤其是最后一点,既与他们早年理想相通,也与当今“民心、民意”相连。“两头真”之出现,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大不幸”,却也是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里的“大幸”,幸亏他们出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才能在最为困难的时候趟开言路,同时,为后来者留下道义资源。而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持意识”(博兰尼Michael Polanyi语),不仅是学理,还应是道义,后者远比前者重要,理应珍惜,以利接续。

至于慎之本人有无“谏士心态”,以“藕断丝连”喻之,庶几近乎。所谓"藕段",是指他个人早已突破此类自限,思想上"剜肉还母,剔骨还父",行动上“决不在刺刀下做官”,当为明证。所谓"丝连",是指他晚年还是保持着与这些党内同辈的私人交谊,拉着他们一起走。据高建国追思文章,老人早餐常以啃麻花代之。在这样的经济境况中,他居然省下三百五十元给“谏士老朋友”送《顾准全集》,以“支持”他们的民主“意识”,如此高谊厚德,在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十分罕见。慎之先生与前辈“谏士老朋友”的思想交往,非我辈所能取代。后人应从中体会什么是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持意识",什么是历史积层下的道义资源,而不是道一声“谏士心态”,弃之如蔽帚。至于由此苛责,再引出进一步苛求:所有那些“谏士心态”都应该“退党”,“如果几万、几十万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都退出了这个党,其摧毁这个党统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实并无意义。如此“道德傲慢”,只不过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无意中以海外环境之特殊,迫人从己。这种唯我独“革”的心态,“形右实左”,折射出革命文化的反向拷贝,其危害之烈,内耗不已,恐已超过“谏士心态”。

说藕断丝连,还可再入一层。就慎之个人而言,一直有一个问题折磨着他晚年。他曾经不止一次问我:“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大意)他不仅仅是问我,肯定还问过其它人,包括上述前辈。凡在大陆生活者,牢骚、不满,甚至唾骂,无人无日不有之,真要定心一问,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十四年来,这是决定每一个人根本态度的第一问题,经慎之一问,豁然显现,却又峥嵘逼人。第一次他问我,大约是1999年上半年。第二次隔了半年在北京见他,他居然没有忘记上一次谈话在哪里结束,重又问起。我只能说:此为“天问”,无解,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那一次他沉吟良久,接下来有一番议论,我至今记忆深刻:

如果这个体制真是刚性的,那么我们就真该承认邓小平想在了我们的前头?邓的六四情结恐怕恰恰在于,他已经认定这一结构是刚性的,一碰就垮,所谓“水库的最后一道堤坝”,众人都还以为冲击的是第一道堤坝,让步余地还很大,他却可能意识到:这是学生腔,所谓第一道堤坝,从内里看,其实就是最后一道堤坝,故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军队把学生镇压下去!直到今天,无论是镇压者,还是被镇压者,包括那些因执行六四决策而背上民间骂名的人,都没有认真想过邓为何不惜一世英名,动用那样铁血手段?难道他连这一点政治上的加减法都不懂?笑话!但是,如果我们真承认这一逻辑,那还谈什么和平改革,渐进演变?那就等着革命动荡,天下大乱好了!

此后他不再追问,但我深信此一问题始终萦绕在他心中,直至去世。

历史不乏如此时代:危机四伏,险情不断,一个火花会能点起燎原烈火,但也如一段漫长的湿柴,总是冒烟,却不燃烧。如此时代不是以“时”计,而是以“代”计,多少代人就在看似燃烧却是冒烟的时代,“沤烂”了自己的才华、生命。就我个人“对革命态度”而言,尽管冒烟的时代是“沤烂”精英才士的时代,但为普通百姓计,我还是坚持认为:较好的革命是较小的革命,最好的革命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而最坏的革命,恰恰是近代历史连绵不断的“大革命”。当代中国,前一场大革命结束,“出埃及”不久,社会不公新又冒烟,“奴隶们开始怀念埃及的肉锅”,不革命则罢,倘若革命,多半是第二场“大革命”,将刚刚开始的转折毁于一旦,玉石俱焚。如此时代,只能以社会代价为念,动心忍性,不间断地批判,不间断地提醒。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改革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改革。多年前我提出,纵使十年不将军,亦无一日不拱卒,当然可以商榷,然而韦伯所言“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置于此时此势,大抵也只能如此?我与慎之曾多次交换这一看法,若置身海外,多半很难体会。1999年深秋,老人孤灯独坐,写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其用心良苦,多半也是出于“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时逾四年,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此直呼最高当局的“劝谏”文字,既是“将”军,也是“拱卒”,是多方面的合二而一?其一,就行文风格而言,一步到位,直呼其名,为十四年来所仅见,这是“将”军,不是低声嘟囔,而是大喝一声“将”!但就文章意图而言,还是在呼唤改革,而不是革命,只是此次是逼进了九宫格里去“拱卒”,才发生举世震惊的后果。其二,他本人深入禁区去“将”军,也是逼着对方去“拱卒”,逼“将”行“拱卒”之举:“中国的改革时机不是成熟,而是烂熟”,你赶紧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如此多重合一,既是慎公个人哀衷,也是境内大多有识之士之共识,岂能一言以蔽之,曰:“谏士心态”?

上述“心态”之另一面,则可与李泽厚“告别革命”比。世人多误认自由主义者在大陆与李泽厚一样,只是“告别革命”,殊不知两者有根本区别:后者“告别革命”,是以消极态度坐等消极自由,而李慎之的“避免革命”则是以积极态度,力争“消极自由”。李泽厚开列一个社会发展四阶段线性进步论,认同当下市场经济,却拒绝现实批判,在消极状态中坐等“消极自由”,民主也好,自由也罢,俱会在第四阶段自然出现。如此“告别革命”,思想上划清了与二十世纪革命文化的界限,有正面价值,但在实践层面又折射出十四年来弥漫在部分知识人士的犬儒心态,缩头避祸。而李慎之“避免革命”,不惜以身家性命抗争,以争取改革而非革命的前景。两种态度貌合神离,相差何止以道里计?有此区别,方能发生两种精神境界:李慎之以老迈之躯,破“禁”探“雷”,其斗士檄文,篇篇都是撼人心魄的霹雳文字,而李泽厚则只能从“告别革命”走向“浮生论学”,以那样的轻薄文字,自我了结。此李非彼李,岂可同日语?

仲维光之批评,比上述“道德傲慢”有深度。前一篇“当代中国无大师”,论西方汉学界弥漫着左翼文化,汉语功底浅,经济资源多,反而能吸引大陆学术潮流趋附;而国内左翼思潮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始,源远流长,盘根错节,老“左”护之,新“左”爱之,一直得不到彻底清理;境内境外合流,表面上造成开放以来国际交流的热闹气氛,而这样的欢乐接轨在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前,则暴露出“可笑的自大与可鄙的猥琐”。这一批评剔肤见骨,相见恨晚。但在同一作者后一篇文章里,论“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却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低境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自相矛盾,流露出另一种“知识傲慢”。

仲氏评顾准与李慎之:“我认为他(李慎之)多年从事政治和社会工作,在思想,尤其是学术思想上,基本上是外行。八九年后他的积极影响还是在政治和社会上。这点他和顾准非常类似。──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

维光此论差矣!李慎之生前有一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我是没有一袭学者华衮的”,准确地说,他不是“没有”,而是“不屑”,非不能也,不为也。这个先后参与毛、周、邓三代高层外交活动的“外事”元老,后又分管中国最高科研机关“外事”的“副院长”,早已超脱那些趋之若鹜、一惊一咋的学术“外事”。曾经沧海难为水,其视野所及、内在追求,早已不是“这里”“那里”的学界,更不是某一院墙之内的学术头衔,其精神境界岂是一席大学终身职能够容纳?

至于顾准当年,黑暗如盘,一灯如豆,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相比海耶克(Friedrich.Hayek)四十年代于西方知识界普遍向左转之狂潮中闭门写作,前者研究的是如何“从奴役走向自由”,后者研究的是如何防止“从自由通向奴役”,异曲同工,相反相成,对人类如何摆脱同一类极权诱惑,做出了同等价值的思想贡献。如果考虑两人所处环境不谛天壤之别,那么前者得到的尊敬,还应该超过后者。即使海耶克再世,只要他还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也一定尊敬而不是轻薄他的中国同道。

维光兄抓住“过渡时代”,这是准确的。但轻视这类时代的“社会政治层面之常识”,提及学院里的“精深学理”而沾沾自喜,则期期以为不可。如此,我们是否可讨论一个基本史实:所有在今日欧美学院能精研细习的自由主义学理,是否大多从欧美“过渡时代”“社会政治层面”之“常识”而来?若无当年之“常识”,有无今日之“学理”?洛克作(John Locke)《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就职业言,仅一私人医生耳,业余写作而已;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论自由》(On Libert),却是一自学成才,拒入学院门墙一步;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写作《常识》(Common Sense),这是真正的“常识”了,而垫在他笔下的岂是什么大学讲义,只是一面北美民兵行军鼓的鼓面!一部自由主义发展史,是当时当地于各式“鼓面”上的“常识”节节敲打出来的?还是鼙鼓声歇,端赖学院里的教授生涯,皓首穷经,事后解释出来的?我们不仅不能否认而且应该学习这些“事后解释学”,但首先不能忘记那些“鼓面”上的“常识”,是那些“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常识”,与其它方向上来的其它因素结合在一起,依次浇铸欧美民主的宪政平台,转瞬间,“过渡”完成,方流入大学讲堂,精研细考,这才有博士论文后的漫长注释,教授饭碗里的职业米粒。在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思想史与学术史可以并称,后者也只是前者的事后注解。知事知理者,知其源流,知理不知事者,则自陷“事后之明”,窃喜于一朝一夕一孔之见。今日大陆“社会政治”,诚如维光兄所言,处于欧美此前“过渡时代”,这样的时代是“沤人”的,这样的时代也是光荣的:历史在召唤,没有“洛克”,就有“潘恩”,而此时此地的“洛克”、“潘恩”,却正如海外之前人,都是在此时此地的“鼓面”上写“常识”,在陋室中争“自由”!人事有代谢,“过渡”当完成,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罗尔斯”(John Raws),自己的“诺齐克”(Rober Nozick)。但是,中国的“罗尔斯”与“诺齐克”倘不是夏虫语冰,岂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集后来之牙慧,讥既往之“常识”,拾西人“事后之学”,笑同胞之“过渡”?

三十四年前,一代自由主义斗士殷海光在台湾去世,类似讥评在彼岸已经出现。殷氏弟子林毓生悼亡文章中写道:

“任何人如要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都必须有一种不顾一切,专心研究的能力。在今天苦难的中国社会里,一个人如能如此专心,必须相当的自私。自私大别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损人利己的鄙劣行为;另外一种是对外界也有同情心,不损人利己,──有时是以将来研究成就可能对别人有很大的好处做理由,来把外界的苦难忘掉,或对外界的苦难变得漠不关心。──殷先生经常处在道德忿怒与纯理追求的两极所造成“紧张”心情中,自然不易获致重大的学术成就。事实上,学问对他不是目的,在强烈的道德热情呼唤之下,他不可能为学问而学问。以殷先生之天赋与为学之诚笃,如能稍减其对社会的关切,在一个学术空气流通的地方,积十年之力是不难有重大成就的。易言之,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知原创性成就,正是因为道德成就过高的缘故。”(《殷海光纪念文集》第133至135页,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3月)

两种境界孰高孰低,在爱因斯坦看来,则本来分明,无需争论。借悼念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明确说: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转引自《顾准日记》附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20页)

这是否就是我们翘首以待的“大师胸怀”?退一步说,林氏上述所论,也已经将学术成就与道德成就之间的消长分析到位。遗憾的是,三十多年后,殷氏弟子的自由主义传人却还是难以摆脱海外时风之通弊。他们大多有留洋之资历,确可弥补当年殷氏知识追求之遗憾,却逐渐淡化乃师之实践担当,以“知识傲慢”挑剔本土民主进程之曲折,或自我隔离陷于失语,或嫁接于“新左”,掉头它去。如此蜕变,则反而坐实当年屑小对乃师之讥评,可痛可惜。时风所及,彼岸之失误,此岸有重燃之势,如仲维光前文总结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历史失败,原因之一是前辈知识分子“人格苍白”,而一旦真正面对自己同一时代人的道义担当,则又以“知识傲慢”而挑剔之,甚至是“隔岸”挑剔。中国的曲折与艰难,难免思想史上的某一环节在两岸先后重现,如上述“网络中国”追悼文中,已有青年朋友将李慎之晚年喻为殷氏晚年。稍待时日,倘有“李慎之纪念文集”出,彼岸殷氏弟子观之,当会似曾相识?此亦大不幸,亦为大幸。自由主义奋斗史走到今天,两岸都在“过渡时代”,我们都是“过渡人物”。但我还是希望,经验需继承,教训当避免,只是其积极部分在大陆接续,而非消极层面在大陆重演。

2003年5月11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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