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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晓玫共进早餐

·张力奋·





朱晓玫:《巴赫-哥德堡变奏曲》



这绝对是我采访生涯中与被访者距离最近、几乎不用赶路的一次。我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做访问教授,住半山上柏立基学院(Robert Black College)19室;朱晓玫到港大开钢琴独奏会,住51室。这几天,多在学院早餐时见到她,打招呼。她总是在餐桌上匆匆扒拉几口,又赶去练琴了。这位定居巴黎的华裔钢琴家,离开中国大陆35年后,第一次回祖国巡演。“一国两制”的香港,是她的首站。

约她星期一在柏立基学院早餐,是在小说家陈冠中、于奇夫妇为晓玫的接风晚宴上敲定的。晓玫与于奇是相知20多年的好友。那天午后,晓玫身着几乎成为她个人标记的一袭黑衫,缓缓上台,一个90度深鞠躬,转身、弯着腰,双手调整琴凳的高度,坐定,开始她每天必作的功课—— “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一首30多年间她已在琴键上敲击过上万遍的巴赫名曲。

早晨7点45分,朱晓玫穿过学院的月洞门回廊,准时出现在餐厅。她身着褐色的休闲衫,显得疲累、缺睡的样子,步子有些沉重,走向餐桌。我问她休息得如何。她摇摇头说,没睡好。

这是间有些老派英式风格的学院餐室:赭红色木地板,长餐桌。天色还早,餐室里只有朱晓玫、我和前后落脚的她的法国助手米歇尔。窗外,林间有飞鸟唧唧鸣叫,掠过柏立基学院蓝色的琉璃瓦顶。晨晖中,孕育温润的光泽。

1949年生于上海,晓玫是红色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她65岁。在巴黎、伦敦、纽约、柏林,任何一个国际音乐都市,乐迷对晓玫的印象是她的低调、普通。除了琴键上的巴赫音符,她不露痕迹地生活。有一次,她在演出前去音乐厅练琴,进门时被保安人员挡住,告诉她,早上菲佣已经来过,不用再打扫了。她倒不以为辱。除了她的琴声,别的并不重要。她梳着这年头早受冷落的的同花头,过耳的短发,前额是流海,留有三十多年前中国国门初开时的印记。

我和她都点了份中式早餐。她走去自助餐台,取了杯橙汁,坐下。我用大陆最通用且不会出错的称呼,叫她“朱老师”。

我说,如此漫长的等待。你对回中国演出,好像一直很犹豫。为什么?你担心大陆的听众不能欣赏你?

“是的。太担心了!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理解了外国音乐。不过,最近很多中国的乐迷让我感动。他们不是专业音乐人,根本不知道朱晓玫是谁,但就喜欢我的CD,觉得我的东西不同,在网上到处找。”

前一天,港大独奏会上,最后是对话环节。主持对话的港大音乐系主任问她,为何要等30多年,才有这次故乡演出行?她答说,她已不再年轻,也不知道还能弹多久,不想再等。她说:“文革时,我们那代人没有书读,没有音乐,几乎十年中国没有学校。我想为我们这代人出口气,争口气。”说罢的那一瞬,听得出,她哽咽了。

我问她,你很怕回国吗?

“很怕!因为我从小出身不好,整天受批判,整天写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场恶梦。那时,我12岁。有一次,我被关进一间小屋子,关了三天,让我自我检查。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很残酷。”

晓玫低着头,慢慢喝粥。完全没有料及,我们的谈话会如此快速地滑入她最不堪回首的那段人生。我扯开话题:你在巴黎演奏,也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感觉吗?

“也有。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台下的听众都是来审判我的。”

你为何只开很少的演奏会?

她转向坐在邻座的米歇尔,她的义工助手,也是她自传的捉刀者,一部有关晓玫的纪录片编导。她用法语向他核实了几个词。

“是我对自己没信心。我在中国国内受的教育,最大的残缺,是缺乏信心。我不相信自己。这很痛苦。每次演出前,我对自己就有100个疑问。演出后,还是在想,为什么我这个没弹好,那个没弹好。这种过分的缺乏自信,就变成心理上的残疾人。”

餐厅渐渐喧闹起来。柏立基学院,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专为远道而来的各国客座教授、学者和到访者而设的临时宿舍。近八点半,学者们开始露面,前来向早餐报到。餐厅的玻璃门前,有个朴素的中式回廊。回廊中间,落一个小庭院。阳伞下,三两花园椅桌,伴着四、五棵斜蛮生长的老树,向不高的天空,伸出枝丫的手指。

难道她对艺术的苛求、自责与完美主义,竟源于当年毛泽东时代那种忏悔式的自我批评?

“大家都这样。从小,我们没有自我表扬的,都是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这跟国外的教育很不一样。那个年代,在中国,你总是在想,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我第一次听闻朱晓玫的名字,是在伦敦,那是十多年前。一位懂音乐的友人说,有位女钢琴家,上海出生,旅居巴黎多年,在塞纳河畔过着隐者的孤独生活。独身的她,躲在音乐后面,只与巴赫为伴。她的成名作,就是此次首次中国巡演的曲目——“哥德堡变奏曲”。

晓枚对自己近乎苛刻,很少答应开独奏音乐会,且不愿选规模大的音乐厅。这次在港大,她担心音乐厅太大,曾提出只卖中间的座位。在法国与欧洲,她每有演出,有的场次的票提前半年售罄。演出后,她的粉丝几乎每次都全场起立,向她和她琴键下的巴赫致敬。在巴赫墓前的那场演出,她是用琴声为一位先人扫墓祭奠。中国人习惯在墓前跟逝去的长辈说几句话,得说出声来。她用的是音符。那天,是长达5、6分钟的掌声与全场起立。她把送她的一束花,放在巴赫墓前,久久躹躬。

我对她说,港大独奏会那天,我遇见几位她的中学同学,还有他们送的硕大花篮,题签上写着“晓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同学贺”。CD签名仪式上,我看到她与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拥抱,不多言语,眼中都见泪光。我猜是她的老同学。当时,一位男子指了指花篮,对我说,他就是晓玫的老同学。

“我知道有几位同学会来,没料想来了那么多。一个坐了轮椅,残废了。他原来学声乐的。没想到他会来。他已瘫痪,手也不能鼓掌,路不能走了。文革中,他的出身很好,但是他跟我们这些狗崽子泡在一起,也不去造反。我印象很深。”

晓玫将两丸药片放在桌上,像是维他命片。她用力把片剂掰成几小块,放入水杯中,等到化匀了,才慢慢吞下。晓玫说,这些中学同学,快50年没见面了。再度相逢时,已过去半个世纪。

我问,当年的老同学中,还有多少人在从事音乐?她摇了摇头,有些落寞与无奈。她说,寥寥无几。

“我们这代人,受的苦难太多,又去了农村。当时,我妹妹才13岁,她去了北大荒。那里的田埂非常长。出工时,队长把午饭放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尽头。谁先到达田头终点,谁有饭吃。你要是干得不快,就没吃的了。她晚上从没脱过衣服睡觉,都是裹着大衣睡。太冷了!最惨的是,我们这代人没文化,没书念。那时候,想听到一张唱片,要跑上几十里路寻找。七十年代初,我拿到一盘录音。是贝多芬的交响乐。转录时,我碰错了键,全都消掉了。我嚎啕大哭,好像死了人,所有人都吓坏了。抹掉的音乐,永远回不来了。”

晓玫指了指我的碗,粥要凉了。她侧身,请米歇尔帮个忙,帮她拿些水果。

我问她,为什么喜欢上巴赫?跟你的个人境遇有关吗?

“肯定有关系。因为东跑西颠,生活没有着落。在美国的几年,我换了35个住处。一个人,没有家,就没有安定感。这个安全感,得从音乐里头来找。”

朱晓玫经常说起这段故事:八十年代初,初到美国,她寄宿在一个美国人家庭。每天听到她死命练琴,家里人觉得心烦。他们说,你能不能少弹一点,我们都是有工作、要上班的人。“但是,我发现,只要我弹巴赫的曲子,他们就不说我。”

八十年代初,在美国的那几年,晓玫最是煎熬。她当过保姆,看孩子,做过清洁工,还帮人做过菜。只要那里有架钢琴,能让她练琴就成。后来,她搬到了一个宁静的小村落。临近1985年,美国的生活动荡无度。她想去巴黎闯一闯。村里的美国邻居听说了,都劝她别去法国。说到此,晓玫瞄了一眼她的法国助手,说:“我的美国邻居说,法国,糟糕的地方。你又不懂法文!待这儿。别走!”

竹笼屉里的点心,凉了。剩下的那只叉烧包,已无刚出炉时的光泽。晓玫说,最后,她还是只身去了巴黎。她对巴黎的最早记忆,是母亲的法国香水。文革中,香水瓶砸了。母亲是个钢琴家,是她的启蒙老师,还是个画家。在国门禁闭的年代,母亲时常提起远方的罗浮宫。晓玫说,她想闯进巴黎这个梦。

你出国很早。1980年。还记得第一次出国的情景吗?

“记得,离开北京时,就是生离死别。走了,觉得不可能再回来了。那时,出国的人很少,也没有想到世上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现在出国,在地球上走来走去,就如同上公园一样。那时候,我等签证,从1978年一直等到1980年,等了两年。”

晓玫的眼神,有些迷离。1949年,共和国成立。父亲在上海开的那家诊所,维持不下去了,一家人只能北上,投奔在北平的姐姐。姐姐在那里开了一家电料行,没过几年,也公私合营了。父亲的头上,悬着“内定特务”的巨大阴影,封冻了全家人的希望。熬到1980年,虽说中国国门初开,光亮开始回到人间,晓玫还是一心要走。

“对我出国,我妈妈就是不说话。我曾被拒签多次。等我拿到签证的一刻,她一下子哭了。她说,你拿到签证了,我失去我女儿了,你一去不复返了。我坚决要走,当时,我对中国非常失望。我甚至想,即便游泳也得出去。”她当时已考进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是钢琴名家周广仁教授。她说,孩子们,去吧。你们都还年轻。

餐桌的一角,放着两张朱晓玫的CD,其中一张是刚出的“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今年六月,她应邀在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在巴赫的墓前演奏这首曲子。巴赫曾在那里担任乐长,长达20多年。此作品,作于巴赫的晚年,是他一生最重要、结构最恢弘的作品。全曲共30段变奏,加上前后两个主题。据说,1741年,一俄国驻德国的使节患上失眠症,要键琴演奏家哥德堡找他的老师巴赫写一些曲子,可供他失眠时演奏。这就是“哥德堡变奏曲”的来历。

为什么选了巴赫最难、最长的一部曲子?

“曲目长,在朋友家练琴的时间就能长一些。当时,每天我吃一个小橘子。一篮小橘子,10法郎。胡萝卜最便宜,加上米饭,好几箱方便面,就这么过日子。朋友们都担心我营养不良。好在老天爷有眼,我也没生病。每天就吃方便面,再打一个鸡蛋。”

为了不冷落她的助手,晓玫不时用英文、法文通报我们间谈话的进展。巴黎有恩于晓玫。在那里,她遇到第一个恩人,伊朗巴列维国王御医的女儿。她听了她的巴赫,她收留了晓玫,邀她住进家中。如同当年欧洲宫廷供养音乐家、艺人那样,她养了晓玫五年。

每天弹至少三、四个小时,你弹了三十多年的“哥德堡变奏曲”?每一次都有新的感验?

“弹琴,有时候感觉差一点,有时候感觉好一点。就像吃饭、喝水、睡觉一样,是生活自然的一部分。你并不觉得弹琴是件强迫的事情。”

聚光灯下的朱晓玫,比起餐桌上的她,更低调。看她出场,有些犹豫,像是被她的巴赫老师赶上了舞台。她谢幕,总是深深地鞠躬,面露歉意。你并不觉得她享受如雷的掌声与荣光。她只是老巴赫的仆人。老巴赫是晓玫的庇护所。经年累月地练琴,她的背已微微隆起。说话时,她很少用她那双弹琴的手,没有手势。

“巴赫,他非常平衡,非常深刻,非常高尚。生活中,那种高尚的东西,只有在音乐里找到。你想,以前在中国,完全不把你当作一个人,可随便把你关押起来,可随便把你杀掉。等到上大学时,就因为爸爸是内定特务,我上不了,姐姐也是。没有人信任你。巴赫的音乐里,你是一个人,平等的人。”

桌上,已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餐厅,已坐满。每张桌子,都有闲聊各自的故事。

当年的那架钢琴,还在吗?

“在。还在北京。父母去世后,就放在姐姐家里了。我母亲要我学钢琴。文革时,为了让我练琴,我母亲在严冬下披着厚厚的毛毯,在门外为我站岗。我最大的遗憾是,她从来没有听过我的独奏音乐会。每次回国看望父母,我嫌家里那架钢琴不好,不愿弹。没有心思。没那个心情。父母当时还住在北京的一个小破屋里,生活并无改善,也没有洗澡地方,很惨。那架琴,放在一个角落里,常年没调音了。回到北京,我不太想见人,自己躲起来,只陪着父母,不出去。我的自卑感,根深蒂固。”

你不是已经很成功了?

“我好的时候,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坏的时候,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只能靠心理医生来解答了。”

这次,是香港大学CMT团队的苦心相邀,促成了她35年后首次大陆巡演。“香港,介于中国和西方之间,我有点安全感。”她说。

但此时的香港,正值多事之秋。我还记得,她举办独奏音乐会那天,在通往百年校园李兆基会议中心的路上,不时可见支持“占中”的激情标语。观众席上,有的学生可能刚离开金钟“占中”露营地的小帐篷,赶来聆听巴赫。

答应港大之后,中国大陆的经纪人也闻风追来,搭上便车,遂有这次携巴赫返故土之行。

晓玫似乎很难摆脱那段痛苦记忆。1980年,她第一次出国。妈妈想卖掉家里这架罗宾逊钢琴,凑钱帮她买机票。“我都找好买主了。他们到家里拿琴的时候,我妈一下子哭了。她说,你要走了,钢琴也走了,我还怎么活?我说,不卖!不卖了!这是架英国钢琴。外公是跟英国做生意的,他带回这架钢琴,给我妈妈当陪嫁。”

我开玩笑说,其实,当下中国最受追捧的民族乐器,不是别的,就是钢琴。据说,大陆学钢琴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人。

晓玫将我的话,用法语翻译给米歇尔。他们大笑。她说:“学音乐,真得自己喜欢。要靠它去谋生,实在太难了!”

我问,你真觉得巴赫是一个佛教徒吗?那天的音乐会上,晓玫在对话时,提到了老子和佛教。

“我在跟听众开个玩笑。不过,我这么说,也有道理。巴赫有个名曲,就是《赋格的艺术》。他并没有写完。他的儿子说,是因为父亲病了才没有完成。但我有疑问。我觉得他是有意为之。”

你是说,中国古人讲的留白?

“这个留白的说法,有说服力。我一直有疑问,这个曲子,已经快到结尾。巴赫为什么不完成?他是个很严谨的作曲家,不会说停就停了?我觉得,巴赫有东方的哲学思想。”

如果巴赫老人坐在台下,听你的演奏,他会怎么说?

“我是中国人,不会说他很喜欢我。至少,我不会让他生气。”

你给了巴赫30多年的时间。见到他,想问他什么吗?

晓玫支吾了一会说:“我会对他说,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也不认识中国人。但我要告诉他,中国人热爱你的音乐。我一直想跟他说这句话。中国的人口,占了全世界的一半......”

我慌忙纠正她:“朱老师,中国人口没那么多!占四分之一!”我很怕她的中国人口数据,变成现实。即便是预言,也很可怕。

晓玫正完成小碟中余下的几片西瓜。对一个钢琴家来说,她的手显得偏小,手指也不修长或骨感。我问及她的作息,她回答说:“早上一起床,得活动手指,去试琴,然后就是午觉,睡得越多越好。睡觉,是唯一让我放松的事情。”

每天要练多少时间?

“每天不一样。若能练上5个钟头,我心里就踏实了。”

我想起音乐会上那部以晓玫为主角的纪录片,除了阿尔卑斯山的冬雪、莽莽黑森林与林涧山泉,还有个钢琴边上来去自由的黑猫。我曾问米歇尔,这部影片,拍了多长的素材。他说,成品的12倍。他自嘲说,剩下的影像素材,绝大部分是猫的活动记录。摄影机,架在钢琴前。拍到猫很容易。要晓玫合作,很难。

“我是想,万物有灵啊。猫要拍进去,不光是人,山水啊,要万物的和谐。”晓玫笑着辩解。

——你自家的猫?

“不是。邻居家的。我的家那么小,养不了猫。我对猫有些过敏,但我喜欢猫。猫不打搅人。而狗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力。猫非常独立。我怕狗。”

这些年,她经常提起老子。她说,出国前,她从没听说过老子。小时候,我拼命弹琴,读西洋书。约翰克里斯多夫,我知道。中国的东西,却知道很少。到了巴黎,是法国人告诉我,你们中国有位伟大的哲学家。

“在国外生活,没有中国的东西,你会生活不下去的。”

这次回大陆巡演,要去济南、上海、北京、广州。其中,在老家上海,加演一场。她说,北京音乐厅那场,是义演。父亲生前有托付,要我支持“临终预瞩”这个倡议,是罗点点、陈小鲁几位发起的。

“最近,一直在想办义学的事情,中国孩子学钢琴,要化很多钱。有什么办法能让孩子们学琴,但不用靠钱堆出来。”

上海是老家,你答应加演一场。

“去上海演奏,感觉会很特别。我很想我妈妈,想去我们家当年的老屋看看,就在法国公园的后门,一个两三层的小楼。去上海演出,是我替我的妈妈还个愿。”

我说,我问完了。她起身道别,去练琴。几分钟后,她匆匆返回餐厅,取走她忘在餐桌上的房卡。我问她,朱老师,你有几个兄弟姐妹?你排行老几?

她边撤,边回头回答:“我们家,五姐妹。我排行,老三。这个问题,请一定不要问我妈妈!”


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