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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家朱光潜:在不美的年月里



作者:朱世乐口述


  在生活中,朱光潜是一位和蔼的老头。在采访中朱世乐告诉我:在家中就是连猫都敢欺负朱先生。这样一位和蔼慈爱的老人,在历尽劫波之后经常和家人到大自然中去发现生活之美。

  朱世乐:朱光潜之女,1942年生于四川乐山。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69军种水稻接受再教育。拨乱反正之后进入北大医院,2003年退休。


  ■人物档案

  朱光潜(1897-1986)

  安徽桐城人。我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1933年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代院长、中国美学学会第一届会长、民盟第三至五届中央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他提出“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他为中国现代美学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怜子如何不丈夫

  ●他留下来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不明白,这种选择,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我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

  1949年,在别人看来,以父亲的身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是更有理由离开内地选择到台湾去。他留下来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不明白,这种选择,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

  当时,我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那时候对于那种病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那时候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难买到,也很贵,一只链霉素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说:也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作为教授,父亲当时的工资是很高的)。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移动。

  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觉得我的身体不行,受不了旅途的颠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蒋介石派了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但是父亲不愿意做寄居在别处的“寓公”,另外,共产党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父亲留下来,说他们会有很好的前途。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留在北京。

  电影票和四张桌子

  ●突然,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曾经羡慕过的别的小朋友的电影票,还有父亲的“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两件看起来本来没有联系的事情,那一刻在我的脑子里凸显得十分清晰……

  我是1942年出生的,解放的时候我七岁,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沙滩。父亲在沙滩的灰楼里上班,那里还有一个民主广场。有的晚上,民主广场会演电影,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大概是没有看过那种电影了:挂一个幕布,两边都可以看的那种。就是这样的电影,也是要票的。

  到了演电影的时候,哪个小朋友有票,都会让其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他们在一起议论着谁谁有票了。但是我总是没有票,有一次,小朋友们在议论的时候,我说:“我也想去啊,我爸也没给我拿票!”他们对我说:“你爸还给你拿票呢,他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他顾不上给你拿票。”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站在四个桌子上。后来我大学毕业,接受毕业教育的时候,在北大的生物楼后面的墙根底下,我们开会的时候,看到造反派正在一片空地上批斗陆平,让陆平在太阳底下晒着,七八月份下午两三点的太阳是很毒的,我看到在陆平的脚下,汗水流了整整一圈。我想,怎么可以对人这样呢?实在是有点残酷。突然,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我曾经羡慕过的别的小朋友的电影票,还有父亲的“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两件看起来本来没有联系的事情,那一刻在我的脑子里凸显得十分清晰。

  50年代美学界出现的对于父亲的大围剿,对他的美学思想进行清算,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深刻,在我的脑子,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受到批判,模模糊糊的知道: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搞的美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唯心主义的鼻祖。

  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上中学。当时,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伟长一家的遭遇。钱伟长的夫人叫孔祥英,是我们清华附中的校长。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北大,每天走路往返。

  中午就在学校的食堂吃饭。

  有一天,我的同学叫我:“朱世乐,快去看,去看孔校长的家!”吃中午饭的时候,我跑到校长家里,一到那里,哎呀,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都是“钱伟长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他们家当时住一个四合院,房子是中式的瓦房,凡是能够贴上大字报的地方:墙上、屋顶的瓦上、门上都贴满了,就连门口的那两个石狮子,也成了黑白相间的。我问同学:“怎么回事?”她们说:“反右了。”当时就有人问我:“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了啊?”

  我提心吊胆地回到家,一切都没有变化。这让我有点吃惊,父亲说:“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群众运动中的运动群众

  ●那些七八岁的孩子闯进我们的家:“朱光潜,站起来,站着!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党的?”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父亲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在“文革”中,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不只是出现在广场的墙上,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是被贴得满满的。父亲那时候经常穿一个中式对襟的小褂,上面都被人用毛笔写满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泼在他的身上。上面写的都是“打倒朱光潜”、“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类的话,还有一条,就是“漏网右派”。我们家的旁边住的是翦伯赞,我们住燕东园27号,他住28号,在“文革”中,他也是被批判对象之一。

  抄家更是家常便饭。

  有时候,我们吃着晚饭,抄家的人就来了,有些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其中也包括在我们家住的人。那些七八岁的孩子闯进我们的家:“朱光潜,站起来,站着!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党的?”有时候我看不下去:“你们让他吃完饭不行吗?”“不行,我们还没有吃饭呢!”有时候街道的老太太也到我们家来:“你们家还吃这么好?”我们的邻居翦伯赞家里也是一天到晚遭到抄家,到翦家去的人,总会顺带着到我们家里,我们家遭到抄家的时候,翦家也逃不过去。翦伯赞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清高、高傲的样子,跟我们家是不来往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阴差阳错地把两个不相干的家庭和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父亲那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了。要说那些批判他的老太太和孩子们懂美学或者黑格尔,我是不相信的。

  他们不过是凭着“革命”的热情,是群众运动中运动群众的一员罢了。或许,他们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的革命,但是,这样就是革命了吗?我是迷惑的。

  虽九死犹未悔

  ●父亲是这样一个“顽固”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可是只要是他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下去……

  “文革”之后,妈妈把所有的照片以及父亲和朋友们之间来往的信件,全部烧掉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是个天天看惯了书、上惯了班的人,无所事事是让他最难受的。当时正好有个翻译联合国文件的差事,有的人想到了父亲,就让他去翻译文件。那里的几个年轻教师对父亲比较照顾,给他翻译的量上比较少,能让他有时间校正早年翻译的黑格尔文稿。当时翻译联合国文件的人们用了两间屋子,他们把父亲安排在靠里面的屋子,桌子上摞着一沓草稿,上面是联合国的文件,下面则是父亲翻译的黑格尔草稿。

  父亲是这样一个“顽固”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可是只要是他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下去。“文革”

  之后,我劝过他:“不要弄你的美学了,你弄了哪次运动落下你了?!再弄,也不过是运动再次来临的时候让你灭亡的证据。”但是他不听。有一阵子,他把自己搞得很累,每天看很多书,翻译很多的东西。妈妈不解:“你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做什么?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父亲说:“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用的着,搞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用的。我要趁自己能干的时候干出来。”我说:“你还没有搞够吗?”他说:“我不搞就没有人搞了。”

  我想,这大概是在父亲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最大的寄托了。

  美学家之死

  ●多少年后,姐姐家里买了车,妈妈总是说:“当初要是有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1986年,父亲得了脑出血,当时去的是友谊医院,沈伯母听说之后赶了过去,正好赶上我从医院出来,她看到我说:“世乐,世乐,你爸爸怎么样了。”我说:“在抢救了,想找车,但是要不到。”我们在家里发现父亲发病时,想从校车队找一辆车把他送到医院去,校车队说没有,不给派,那时候也没有出租车,后来,我们家里的人还有邻居的孩子只好跑到校医院去借担架,但是校医院说借担架是要交押金的。等交完押金,用担架把父亲抬到校医院,校医院的人都去吃午饭了。姐夫跑到校车队去拦车,正好赶上一辆回车队的车,让姐夫拦了下来,把父亲送到了友谊医院,那时已经是下午了。医院说,没有给他们留下抢救的时间,早点来的话还能抢救。听了这话,我跑回家去给父亲取衣服,到火葬场,总要有件衣服啊。我到校车队去要车,校车队说:“死都死了,还要什么车?”我说:“就是因为死了,才要车,活着的时候要不来。”

  父亲走了,我感到撕心裂肺,我跟医院的医生说:按说脑出血是可以抢救的。他们说:没有给我们留抢救的时间啊。

  父亲的追悼会召开的时候,统战部的领导到我们家,说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表示歉意。我说:谢谢领导们的关心,可是父亲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多少年后,姐姐家里买了车,妈妈总是说:“当初要是有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口述:朱世乐(朱光潜之女)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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