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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什么要对毛泽东卑躬屈膝?

作者:吴琦幸



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的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两封分别给毛泽东和张玉凤的信“主席:问候主席,您好!(汇报病况)……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读到这极尽低三下四之口吻、甚至用了“犯罪”字眼的忏悔信,实在无法令人想到这是出自于中国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心中光辉照人的周恩来之手,更何况当时周恩来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国家总理!令人感到万分震惊的是,为什么周恩来要对毛泽东如此卑躬屈膝?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毛周之间怎么了?这是由曾经任职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文谦所着《晚年周恩来》一开头首次公布于世的周恩来手稿信内容。这部五十万字的着作也就以此为线索开始探讨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生恩怨,书中公开了大量中共高层机密档案,遍访有关高层知情人物,将普通老百姓根本无从得知的中南海宫闱秘史托出。

此书4月5日在美国纽约推出,据说是为了纪念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运动27周年,也恰在此时,美国军队进入巴格达,电视上的镜头充斥着萨达姆铜像被美军和伊拉克人民拉下基座,遭到伊拉克人践踏的画面。而这本书的爆炸性内容,无疑也成为将毛泽东、周恩来的神像从圣坛上拉下的一刻。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周恩来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尽管普通人民对于周恩来的感情深厚,包括国际上一些接触过周恩来的外国领袖对于周恩来褒扬有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仅要问,毛泽东在建国后用各种手段残暴排斥异己,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亲密战友,发动文革,造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浩劫,作为曾经是中共领导核心的周恩来,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保身,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周恩来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本书以翔实内容和资料,告诉人们,周恩来为了保持晚节,向毛泽东妥协,客观上为毛的残酷打击起到帮凶的作用。由于此书内容太敏感,与官方多年以来关于中共党史和文革史宣传口径大相径庭,中共高层立即指示海外左派媒体如香港文汇报等,严禁在文章中涉及此书内容和作者。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和着名记者戈扬夫妇与周恩来研究专家
高文谦合影。(多维社记者摄)


《晚年周恩来》从毛泽东与周恩来约在一九二六年初广州第一次见面起写起,公布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绝密文献史料和作者第一手采访成果,当时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解除毛泽东职务,到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失势、从此与周恩来结下四十年的恩怨。两人的关系恰是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历程。当然作者关注的重点是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到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周恩来辞世这十年,这也是中国政坛翻天覆地的十年,毛泽东连续打倒中国的两位所谓国家接班人,其间毛周之间关系时密时疏,或热或冷,起伏跌宕,根据作者所说。矛盾的基点都是毛泽东念念不忘当年周恩来整过他,猜忌周在林彪事件后党内外声望大起,以及担心周在自己身后翻文革的案,这样才必欲整治,报这一箭之仇,要将周恩来打倒,而周恩来则对毛极力隐忍周旋,顾全大局,力图保持晚节。

书中透露,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去世之后的除夕夜,从来禁止放鞭炮的中南海毛泽东住地游泳池院子传出了喧闹的鞭炮声,第二天据说拉走了一车的鞭炮屑。这是毛泽东终于公开自己对于周恩来之死的庆幸。毛周之间关系的不平衡一直是中共党内高层乃至老百姓的传闻,但是官方宣传讳莫如深。

周恩来忍辱负重,先后帮助毛泽东搞掉了刘少奇、林彪、贺龙、陈毅等,书中说,根据作者所见的资料,毛泽东在图谋发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前评估形势,联合国防部长林彪,并拉拢周恩来,用各种方式对周进行了试探。摸清周恩来不会反对搞刘的底线后,才敢于发动文革。而在倒刘中,毛泽东居然让周恩来负责起草足以将刘少奇开除出党的定性报告,甚至还让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对刘少奇审查报告,将周恩来在整刘少奇一案中的责任铁板钉死,使得周恩来明知道刘是冤案,也得跟着毛去干。这成为周恩来晚年的最大污点。

书中还记述了林彪之死前后、周恩来与四人帮的关系等等许多历史文献和采访当事人的谈话记录,其中有不少是当局讳莫如深,由作者首次公开面世的,例如:周恩来如何对多年老战友如贺龙落井下石,后来又受到良心谴责;周恩来在中美和解、安排尼克松访华过程中如何受到外国政要与媒体推崇,因此被毛忌恨,发动十天的批周会议;毛泽东临死前还在修改早年批王明批周恩来的九篇文章,准备在适当时机刊出等等。

作者高文谦现居纽约,他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本书前后写作达五年之久,中国有关方面听闻他将要出版这本书后,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施加压力,要他不出版这本书。高文谦说,当时他母亲在国内,有人曾以“你妈妈一辈子受尽了磨难,希望晚年不要给她带来新的磨难,再遭受不幸”为名劝他不要出书。

高文谦认为,北京对于重新评价周恩来以及揭露毛泽东的真面目如此惧怕,是有其现实原因的,那就是生怕触及政治体制的改革。长期以来对于周恩来研究,除了官方宣传之外,根本碰不得,这是因为涉及到中共政治体制的要害,“周恩来的忠君思想、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这类东西是中共摆平内部思想分歧,维护党内团结,或者说是维护中共核心体制的有效工具,长期以来,周恩来的道德形象和教化作用就是维护以中共一个核心为特征的集权体制的一种凝合剂,碰了周,把周恩来请下神坛,就等于让世人看到这套东西的封建性和残酷性。由此将会引起更多的人思考,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行。”

高文谦出身于中共干部之家,父亲是延安抗大毕业的高干,母亲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代。今年五十的高文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十几年,曾任经室务委员兼任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用他的话说,“我长期在体制中工作,接触了大量核心档案。”后来他被任命为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分执笔人,并写过一些文章,但是他说,这些奉命文章,没有写出我真正要说的东西。1989年六四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当时和另外两位室务委员(他们都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带领机关干部上街声援学生,并起草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肯定民主运动,希望从最高领导开始惩治腐败。后来就成为单位中清查的重点对象。不过单位领导人还是保我过关,让我继续在文献室研究周恩来、毛泽东。但是,“哀莫大于心死”,高文谦被责令写检查,他闭门思过,思考过去的历史,反思自己的角色,六四和文革的关系,甚有领悟,于是下定决心从此不作违心之论,“在夹缝中做文章”,写出了一个他认为真实的周恩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右)
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离开延安机场前,同专程由重庆飞抵
延安迎接的美驻华大使赫尔利(中)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
中(左一)合影。 (资料照片)


但是海外研究者对于周恩来的晚年是否就是完全在毛泽东的淫威下屈从,仍有着不同看法,1994年起在海外广为流传的《解开周恩来之谜》作者吴洪森认为,周恩来实际上与毛泽东暗中斗法,最后取胜的是周恩来。特别是在周恩来使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实际上是周邓两人联手瞒过了毛泽东,使邓小平接过周恩来的旗帜否定文革。而周恩来临终前也已经通过给叶剑英的交底,策划了将来以叶剑英为首的军队出面逮捕四人帮。这一点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中可见端倪。叶剑英每天到周恩来的病房,一谈就是三四小时,有一次甚至闭门谈话,工作人员只听到“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可见当周恩来一边在写给毛泽东的“忏悔信”,一边还在安排后事,不仅是他身后的事,还在安排毛泽东身后的事情。这才是周恩来复杂人格背后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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