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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导师钟惦棐



作者:宁 娜


  那年考研选导师。我在陈荒煤和钟惦棐两位影界名流之间犹豫不决。两位前辈我都不了解,只知鼎鼎大名。

  父亲过来瞧了一眼说,钟惦棐吧,五七年著名的电影大右派。我父亲对右派情有独钟。当年听说要响应党号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前进,正在大山里考察植物的父亲准备好了意见发言稿,不顾山高水长路远,拼命往回赶。幸亏山洪冲垮了道路,被困数周,等赶回来,不仅反右结束,连扩招都错过了。

  父亲讲经过磨难的人善于思考,钟惦棐对电影的认识一定有过人的深刻之处。

  我与导师相识于口试考场。当时包括钟老在内的五位考官坐在台上。钟老先让我讲讲美国电影对中国电影发展最具借鉴价值的东西。我以六十年代美国电影学院毕业的一帮“电影小鬼”为例,讲他们怎样借鉴欧洲电影的艺术养分改造好莱坞,讲中国电影应该在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渐变发展。钟老很欣赏“渐变发展”这个观点,他站起来把椅子往台下拉,说我不要在台上当先生,我要到台下当学生。弄得我又感动又激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钟老坦承看不懂新潮电影《黄土地》,因为它异于常规,没有戏剧故事。我侃了一通电影新观念和视觉语言应当成为叙事主导啥的。这个问题答完后,考官们就全把椅子拉到台下来了,我被请到台上继续侃。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30年代现实主义电影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关系。我说这个问题我放弃,没好好想过,与其不懂装懂地乱扯,不如老老实实得零分。考试结束后,我成了钟老的女弟子。

  我生于一九五七年,钟老跟我开玩笑,说见到我就见到了自己的右派派龄。

  钟老对“右派”有不少妙论。记得他说,世上本来就有左中右,左派可以是一派,右派为什么不可以也是一派呢,人多点人少点而已。不是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吗?左派消灭了右派等于消灭了自己,没了右,也无所谓左了嘛。

  钟老是全国影评学会会长,大影评家。当时的电影评论主要是文学评论甚至是政治评论,艺术评论缺缺。大多搞电影评论的人不了解电影。钟老希望能改善评论脱离创作实践的状况。那天,研究生们在钟老家开周会,钟老提出要让我们去摄制组跟片实习,当场决定我去跟陈凯歌的《孩子王》;师妹去吴天明的《老井》;师弟去谢晋的《芙蓉镇》。那天阿城也在,他穿着那种说传统相声时穿的长衫在一旁表演徒手捉苍蝇。钟老问我去《孩子王》组(阿城是编剧)该没问题吧,他点点头。师妹吃惊地悄悄问我:写《棋王》、《孩子王》的阿城怎么会在这儿?我答阿城姓钟啊,是钟老的儿子。吴天明那儿也没问题。余下就是往谢晋老师那儿写封推荐信了。钟老说我们得快点行动,不然影片就拍完了。大家满心欢喜,然后派阿城割肉做中饭。不一会儿他拎回来肉案上剩的最后一块“丹顶鹤”,肥得要命,不过,配上厨房里一堆腌制榨菜的四川菜头,我们吃了一顿美味菜头宴。可惜跟片实习计划被学校否决,说研究生必须先上完课再出去搞实习啥的。钟老为此郁闷很久。

  我们常跟着钟老一起看“出了问题”的电影,讨论得失;去各种研讨会,支持创新。更多的时间是聊天互相学习:他从我们这里找新信息,新思想;我们听他讲电影界“那过去的事情”。他说起五十年代初同江青一起为电影《武训传》去武训家乡搞调查,绞尽脑汁也弄不到搞臭武训的黑材料。最后只得把一个比武训小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楞说成是武训耍流氓的受害者,于是“苦操奇行”的武训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变成了“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一九八七年三月,钟老重病,一直等阿城从美国赶回见一面,终未等到。

  钟老的追悼会场面令人难忘。室内太小,来悼念的人人山人海,大家自动把场地延伸到室外。我们在树之间拉了很多长绳,上面很快密密麻麻缀满白花、唁电和送别的悼词。后来的连绳子上的空儿都没有了。西影厂厂长吴天明送来了三层楼高的大挽联,因为树不够高,只好铺在地上。冰心女儿吴青写的挽联格外醒目:锣鼓一声,冤沉海底,亮节如山,常为人间宜榜样:文章百万,呕心化珠,沥血作玉,拼将生命铸银坛。

  我后来在西方电影评论家邵牧君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当年与钟老反复讨论过的渐变发展论题。

□ 选自“华夏文摘”八三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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