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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回山村——精壮年少都不见,一片老弱病残身



作者:吴琦幸


  《多维时报》编者按:1960-1970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城市“知青”因为毛泽东的一句“知识分子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令而被送到中国的山山村村,并在那里与贫下中农们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早死了,“上山下乡”运动早结束了,“知青”们也早已回城为人父,为人母了。而那片如今让知青们也许不堪回首,也许魂萦梦绕的山村土地呢?那些曾经与知青一起在毛泽东号召下“改天换地”的村民们呢?

  “我见到了当年我们知青心目中的美女——何尚举的老婆,当年她只有二十三四岁,雪白的皮肤,爽朗的个性,曾经引得无数人倾倒,而今天已经变成了带着三四个孙子孙女的老太婆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她皱纹横生,粗糙的双手和黝黑的皮肤”,一位如今生活在美国的当年知青吴琦幸在《多维时报》A7版如此描述最近返回“接受再教育”的山村中的所见、所闻。


知青回乡

  一个正在晒太阳的身高约摸一米五十几的精瘦老人进入我的眼帘,依稀辨出是当年的大队会计何贤生,贤生已经显得衰老和木纳,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就是当年一口气挑上一百八十斤重的担子快步如飞的壮汉。


心愿

  作为曾经在1970年下放的知识青年,我在江西省赣州专区石城县东坑大队坳下生产队插队落户整整三年半,现在离开那个岁月已经三十四年了,那片曾经哺育出第一任中共政权(中华苏维埃政府)的红土地,今天是什么样子,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山区的建设如何,都是我魂萦梦绕的心愿。2004年1月2日,我来到了这个距离赣州220公里、距离瑞金仅80公里的小山城。

  还没有进入石城县,就看到新修的瑞金到石城的水泥路宽敞地铺开了手臂,仿佛在欢迎着各地来到的人们。两旁种植着松树,虽然还幼小,却显出挺拔的枝干。三十四年前这里只有松软的土路,跑着陈旧的客车,有的车上还装着巨大的充气包,如今虽然客车还略显陈旧,但是路况完全变样了。司机小鲁告诉我,这条公路是新修的高等级战备公路,从南昌可以直达厦门,跟台湾打仗的时候可以运送各种军用物资,甚至用作飞机的临时跑道。现在正值台海形势严峻,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在这赣南腹地也可以体会得到另外一种心跳。


县城

  印象中的石城县周围环山,当时只有一条主要街道,长约一百多米,两旁连接着破旧的黑色两层楼木板房,开设着一些杂货铺,三两家饭店,四五家简陋的旅馆。我们那时知青最想往去县城开会,白天开会期间可以大餐一顿久违了的红烧肉,晚上没事在县城中这么一条街上走来走去,有时沿着街道走向县城旁的琴江,站在那座桥上遥望远处的一座宝塔,口中吟唱那时被视为“黄色歌曲”的“登上那高高的兴安岭,我遥望故乡”。那就是当时最大的娱乐了。今天小街已经变成一条宽敞的大道,当年的老屋拆除了一大半,两旁是一些发廊、美容院、照相馆、饭店,名字取得很现代,“梦巴黎”“夜上海”“涛兴”等等,多少也表达了这个小城人们向往外面世界的愿望。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时常有着摩托车驶过,驾车人身上穿着印有“出租”两字的外衣,不时向周围的人兜揽生意。原来这里并没有出租汽车,而用摩托车代步,严格说来,就是出租摩托车。路上见到最多的还是挑着担子走路的人,他们的衣服虽然并不破旧,却还是六七十年代灰蒙蒙的蓝、青、黑颜色。

  小城中的夜晚没有霓虹灯光,只有一些卖夜市的暗黄灯泡发出亮光,一个个小摊档在那里卖着脏西西的烤羊肉串、猪肉汤圆等等。我没有看到时下大城市中流行的所谓夜总会、歌舞厅之类娱乐场所,只有几家餐厅供应着消夜、酒水。同行的在县城工作的王小平介绍,现在这座县城中的房地产正在开发之中,每平方米约为500元人民币,我一听吃了一惊,这么低的价钱?王小平说这已经比前几年高了,那时才只有两百多元一平方米。他告诉我,这个县总共有30多万人口,县城只有三万多居民。由于是偏远地区,很少有开发商前来投资,即使有过几个台湾同胞曾经来投资过一些房地产或者企业,但是后来都没有达到预期的回报而亏了本。

  曾经担任过县民政局长的郑崇禧谈到,这个县属于老区,也就是最早闹革命的老解放区。中央有着补助老区贫困县的政策,凡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300元的县可以获得中央每年高达四千多万元的补助。只是前几任领导为了脱贫,硬是每年虚报递增收入,使得石城县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号称每年国民收入达到六千多万,人平均收入达到两千元。“但是”,他重重地强调,“实际上总收入只有四千万元,每人平均收入低于标准一千三百元,却由于前几年的虚报,今天无法享受贫困县的补助水平。使这里成为赣州最穷的县之一。”听说这几年每位现任领导每年都要跑中央要补助,但都是无功而返,中央政府只认既定的数字,谁让你们前几年报的数字太高了。这一切使我在暗暗担心五八年的浮夸风是不是又来了?


知青的老屋门口。(吴琦幸摄)

  中国现在还是有着贫困人口的补助政策。至于城市人口个人的贫困线补助标准,一般的城市例如上海的标准约为250元人民币,也就是低于这个收入的属于极端贫困者,可以享受政府补助。但是在这个县则是每月低于90元才够得上,比起每月250元的标准低了将近三分之二。也就是说这个县的生活标准还是低于上海等地一半以上。须知,这一个月的低收入只是时下某些地方一个人的一餐饭而已。

  县委书记刘金接听说有这么个知青从美国回来看望第二个故乡,第二天早上在百忙之中请我共进早餐,在县委所属的华盛宾馆的一间包房中,处于县城的热闹地段。虽然是贫困县的早餐,却还是白面肉包子、烧卖、各种点心、小菜、牛奶、豆浆一大堆。当然,刘书记也正在为脱贫想办法,他正要去与一位外地来的投资者洽谈,他和我话语不多,问的问题却是美国的新奇士柑橘如何栽种。原来刘书记也随着出国考察团到过美国,到过加州,对于加州橙子有好感,现在对于石城县栽种脐橙项目特别感兴趣,希望通过引进新的品种来开发石城县的经济作物,提高农民的收入。


下乡

  第二天,我坐上了县民政局为我安排的汽车--一辆破旧的桑塔纳上了路。沿路是我熟悉的红土公路,山上长着一些松树,没有以前那样繁密,却也散发勃勃生机。公路两边还象三十多年以前那样插着各种鼓动人心的标语牌。我记得三十四年之前标语上写着:“农业学大寨”“八字头上一口塘,千亩良田在两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家建在山坡上。”“反对买卖婚姻,提倡自由恋爱”。而今一路上都是计划生育的标语,例如“婚姻法中有规定,近亲不能来结婚”“通知上环不上环,毫无疑问要罚款,每天五到十五元,直到上环才罚完”“要想脱贫来致富,少生一个全家福”,我问身边的郑崇禧,农民要想致富难道只有通过计划生育才可以解决的吗?他笑了笑,等一会你到农村看看就知道了。

  也有一些标语上写着“干部带起来,党员活起来,群众富起来”、“少抽一盒高档烟,订阅书报看一年”等等。我知道,赣南这一带老区一向就有用标语口号来鼓动民众热情的习惯,当年红军在这一带最着名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种集中反映农民翻身致富心愿的口号,曾经把多少人鼓动参加了红军。从历史上看所有中国农民革命,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就一直用这样的口号来鼓动农民的。我在瑞金参观苏维埃政府遗址的时候,看到的机关也多是“中央出版局”“红色中华通讯社”“印刷厂”“宣传局”等等,可见枪杆子里出政权和笔杆子出政权同样重要。不过今天还用七十年之前的这个老方法,管用吗?


失学儿童。(吴琦幸摄)

  来到原先的木兰公社,现在已经改为“木兰乡政府”,一位叫李上海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他是这个乡的乡长。对于我的到来,他感到非常高兴,一边说起了当年的上海知青对于这个地方人的影响,他的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村里住了很多上海知青而取的,那时他正好刚出生,父母就给取了这个“上海”作为名字,希望他长大了象上海知青一样有文化。他也常常在知青中玩耍。从木兰乡到我插队的地方还有三十里山路,现已经通了二十多里的汽车道,每天有一趟班车。只是由于最近要改成水泥路,正在施工,汽车无法上山。于是李上海乡长打电话到东坑村,让东坑村的村长谢俊鸿骑摩托车来接我。

  不一会儿,谢村长和另一位村干部骑着两辆钱江牌摩托车来了。也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谢俊鸿说,当年我们插队的时候,有一批人住在他家,他讲出了几个知青的名字,我还都认识。谢村长有手机,但是他说手机在这个偏远的山区没有信号,只是个摆设,到了县城才能用。那辆摩托车花了五千多元人民币,却没钱上牌照,不能开到县城去,只能在这个山区转来转去。上了谢村长的摩托车,直向东坑村驶去。沿路都是我熟悉的小村落,从地形到外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杨坊、牛栏岗、角前科这些熟悉的小村庄还是那样陈旧,就连那些夯土垒成的农民住房我还都能一一认出。梯田还是那样零零落落,松树还是那样稀疏,甚至那些在山坡上啃着草皮的牛只,仿佛还是昨日的那样懒懒散散。

  谢村长对我大吐苦水,这里虽然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既能“靠山吃山”,又能“靠水吃水”,但是几乎年年不是旱灾就是涝灾,农民收成并不好,是石城县最穷的地方。我记得三十多年之前是没有那么多的自然灾害的,当然每年冬天我们集体跋涉十多里去一个叫角山背的地方修水库,水资源并不缺乏。谢村长说,三十多年之前我还小,不知道,只晓得前几年由于农民滥砍滥伐森林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种水稻依靠的水资源越来越缺乏。而疏通水道的水渠需要水泥作为沟渠外围,村里没有钱买水泥修水渠,这些裸露的泥土沟无法通畅,水土流失更加严重,也更易受灾。他指了指正在修建通向乡里的的水泥路说,修这条路是行政命令,需要二百多万元资金,县财政只补助了一百万,其他的钱要各村支出,但是村里也是一个空架子,那里有钱?只得摊派到各户农民头上,农民越来越穷了。我说,以前的土路不是照样可以通车吗?为什么必须要修水泥路呢?他回答,县里要求做到乡乡通水泥路的标准,没办法,只得照办。后来我看到中国官方的新闻社说道这是国务院的一项工程,要做到中国46,530个乡,乡乡都通上公路,作为帮助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重大项目。但是没有想到中央政府的资金到下面并不能完全解决修公路的费用,最后还是要农民自己掏钱负担,这种一刀切的方法比不修公路更不好。实际上原先的土路还是可以用的,不必修水泥路。谢村长叹完苦经后说,自己本不想干这个村长职务的,每年虽然有两千多元的补贴,但是无法干自己家的农活,好几次他都要到外地城市去打工赚钱,都是由于这个职务脱不了身。家里盖房,原计划盖两层,只盖了一层就停住了,在摩托车经过他位于角前科的家时,他指了指山边的那幢一层建筑,“那就是我的家,有时间进去坐坐。”

  听了谢村长的介绍,我想起以前形容农民的情况是“耕地基本用牛,出门基本靠走,作田基本靠手,点灯基本用油”,看来现在除了通电之外,其他还是照旧。


进村

  从东坑到我插队的小山村坳下生产队,还有三里是小路,至今没有公路。随着颠颠簸簸的摩托车,我们终于翻过那座知青们称之为摇头岭的陡坡,进到了村里。路上,谢村长问我还认不认识你们当年的住房?我说大概知道哪个方位吧。一进了村,三十多年的记忆随着村口的一口莲塘全部浮现出来。莲塘还老模老样地蹲在村头,莲花已经凋零,只剩下残枝败叶。所有的路旁红土房都是三十多年之前的模样,我一眼就认出了我们六个知青住过的房子,池塘前边,用夯土作成的一排三间屋,那时楼上住着三位女知青,楼下是我们三个男知青。记得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大家一起讲鬼故事,讲得几个女生毛骨悚然,一夜没睡。现在我端详着这个屋子,已经有其他人住了,土墙土瓦,泥地泥砖,杉木门上还留着我们用镰刀试锋的一道道痕迹。这是一幢有着一百年历史的二层楼屋子,人称老屋下。这里的人习惯盖两层楼的房子,楼上住人,楼下做饭或者养猪养牛。我想起村长说他的两层楼房缺钱盖不起来,停工待料,心中想这景况怎么还不如盖这座房子的一百年之前呢?

  整个村里保持着三十多年之前的安静和粗陋,唯一的变化就是有一支电线曲曲弯弯穿过了山村,传进了八十多户人家,据说现在已经通电了。只是最近供电量不足,常常要让电给县里,到了晚上还是没有几户用电灯,也没有几家有电视机,老乡对于电的感觉不大。

  纵观整个村里,只有两幢新盖的楼房。一个正在晒太阳的身高约摸一米五十几的精瘦老人进入我的眼帘,依稀辨出是当年的大队会计何贤生,贤生已经显得衰老和木纳,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就是当年一口气挑上一百八十斤重的担子快步如飞的壮汉。但他还是终于认出了我,于是一阵激动,气喘吁吁地说自己已经患上了气管炎,如今已不能象当年那样干活了。不过为了生活,还是要下田。自从1982年开始将所有的田分到各家各户,包产到户,他们家四口分了二十五担谷田,也就是五亩田,靠着这些田产的稻谷维持生活。我记得三十四年前的人民公社,实行的是生产队制度,这个队的三十多名全劳力都在一处干活,为了多挣工分,妇女小孩齐上阵,倒也有一股热火朝天的景象。不过由于要负担沉重的公粮指标,全生产队的人除了交公粮之外每年每人只有两三百斤谷子一年,连温饱都没有。于是只得寅吃卯粮,吃储备粮。我们插队知青第一年有国家的粮食定量供应,但是第二年之后,就享受农民的待遇,跟着老乡一样借生产队的储备粮过活。1971年的时候已经在吃1975年的口粮。口粮的严重不足导致每天的感觉就是饥饿,饥饿,还是饥饿,今天回想起来饥饿的感觉仍是十分新鲜。当年大家最喜欢的是双抢的时候加夜班,因为干完活有一顿免费的夜餐,八两米饭,没菜没油,连女知青都可以一下子吃完。

  听说我的到来,熟识的老乡出来了,那都是当年跟我们一起在田里劳动的强劳力,那时都是精壮的汉子,正是三十岁左右,如今都是些六十岁左右的老人,一个个老态龙钟。大家话起了家常,烧饭还是用柴,以前上山砍松树,现在的封山育林政策,只好砍茅草来烧了。我知道燃料一直是这里的大问题,山上的树木有限,植树造林的速度赶不上农民烧柴的速度。三十多年之前,附近的山上已经没有那么多树木,砍柴的地方已经越来越远了,往往要走半小时才可以到更加茂密的森林中去。今天老乡则只能砍些茅草代替。尽管县城已经有了液化气作为燃料,但是这个地方由于公路到不了,液化气罐子也运不进山里。一月份正是农闲季节,原本应该是全家热热闹闹迎新年的时候,但是现在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一一问去,才知道年轻人无一例外都到邻近的城市中打工去了,也就是所谓的民工吧,他们赚些钱来养家,留在村中的仅仅是一些妇孺老幼。真是一片老弱病残身,精壮都不见的衰败现象。


小芳


当年的小芳。(吴琦幸摄)

  我见到了当年我们知青心目中的美女——何尚举的老婆,当年她只有二十三四岁,雪白的皮肤,爽朗的个性,曾经引得无数人倾倒,而今天已经变成了带着三四个孙子孙女的老太婆了,一算年龄,也就是五十六七岁的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她皱纹横生,粗糙的双手和黝黑的皮肤,抱着最小的孙子,那小孙子只有一岁,见到我们这么多生人,简直吓坏了,在她怀里不断哭。我们谈不上几句话,心中难以想象她有过如此美妙的岁月。尚举不在家中,到二十里外的高田去赶集。她断断续续说着现在穷困的生活,一片唏嘘。三个儿子已经长大,都到外边打工去了,留下了几个孙子。我谈起路边看到的宣传计划生育招牌,她频频说,不能计划生育啊,还好当年多生了几个小孩,今天还可以挣点钱,否则谁来给我们养老啊。住在我们知青老屋下隔壁的步高,没有钱娶妻,已经六十多岁了,情况凄凉,还在用自己种植的烟叶卷着抽。

  我始终没有见到尚举,他后来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呜咽着感叹自己已经被时代抛弃了。当年他是大队的民兵营长,后来还当过大队支书和村长。在我们当年到东坑的第一天,就是他和几个老乡把我们知青的几口大箱子挑到了生产队,后来在生活中也经常关心我们。现在他谈起村里情况,感叹说现在摊派的太多,农民手中没有钱。当他得知我想要为东坑集些资办教育,他说,你相信我吗?你的这些钱一定要直接交给我,不要交给村里、乡里、县里,千万千万。最后他在电话那一头连连问我什么时候再来,“你要来的话,要早一点,医生说我患上了肺癌,活不了几年了,你要晚几年来的话,就见不到我了。”听闻此言,令人一阵心酸。


三农问题


当年的壮年劳力。(吴琦幸摄)

  这里的农民是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当年我们在的时候还有所谓的赤脚医生医疗制度,看病基本上不要钱,现在没有了这个制度,看病就不容易了。何贤生患上气管炎就从来不看医生,没有钱去看医生,致使病势越来越严重。一问,这里的农民寿命还是非常低,一般就是在五六十岁,好几个当年的劳力都已过去了。为了想要用农作物多换钱,农民就要把一些田地改种烟叶,或者开一些水塘种植赣南特产的莲子。但是农民种的这些经济作物销售是个大问题,碰上个灾荒之年,更是连本都回不了。郑崇禧说,所谓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主要还是农业问题,只要把农业搞好了,农民收入增加,农村也就会改观了。以前干农业就是缺少一套机制,领导在上面瞎指挥,任意占用农民的资源,而不是去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销售渠道和信息。他说,今天的干部从县到乡、村,应该在如何为农民提供销售渠道方面服务,而不要指挥他们。我回想起县委书记在计划种植脐橙,究竟是致富的方法还是瞎指挥,有待检验。

  去年石城县农民的平均收入每人每年500元左右,相当于城里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当年插队时,知青可以用家中寄来的钱买油盐酱醋,但是老乡们都是靠平时养的鸡鸭下蛋去集市上换取的。记得有一次在田里干活,我们看到一家农民的碗里用酱油炒了菜,都很稀奇,他说,这是老母亲用一个鸡蛋换来的几勺酱油,农民当时难得用酱油做菜,连平常的食盐也都是用鸡蛋换来的。现在的情况好一点,但是孩子不多的人家,照样要用鸡蛋换盐巴。


教育

  我曾经在队办的小学教过一年书,记得当时除了东坑大队有一个一到五年级的完小之外,好几个生产队都有着初级小学,那时只要生产队负担得起民办老师的口粮,公社补贴一些微薄的工资,小学就办起来了,那样可以有利于本村的孩子上学。现在的政策是撤消其他初级学校,资金集中办东坑小学,远村的农民小孩都要翻山越岭几里路去上学,甚至吃午饭都要徒步回家,每天来回山路是十二里。问这些孩子走这些路累不累,他们说不累,就是容易磨损鞋子。一个叫冬冬的十岁孩子说他翻山越岭的时候,把鞋子脱掉放到书包里,到了学校才穿上。旁边的小孩一起笑了,说他们都是这样的。

  东坑小学的校长何清连是当年一天到晚在我们知青小屋中分吃上海糖果的小萝卜头,现在也已经是四十来岁的人了,谈起学校的情况,也是满肚怨气。由于规定学校不能乱收费,每个学生一个学期的学杂费仅仅是92元,包括了书报作业本的费用,这样一来,学校就没有多余的钱维修添置学校的设备。一张乒乓台是用水泥垒起来的,课桌椅陈旧不堪,黑板也就是水泥上抹黑漆。教室的窗户玻璃坏了也没有钱买新的,到了冬天冷风一个劲儿往里吹。


小学的乒乓桌。(吴琦幸摄)

现在全村的小孩虽然基本可以上学,但是还是有5%的学生由于家里太穷,交不出学费,平时还要帮助家里养猪喂鸡,无法上学。谢村长告诉我,有些特别穷的家庭,连棉被都盖不上。另外一些非常远的山村,由于一趟要走十多里山路,孩子也失学在家。农民们现在也知道最重要的投资就是教育,他们眼看着读了书的人一个个离开农村,远走高飞,希望自己的子女也都读上高中、大学,离开这个地方。


资料

江西省石城县属于赣州市的十八个县之一,离赣州220公里。人口三十万左右。木兰乡东坑村(即以前的大队)离县城三十里,有15个小组,也就是以前的生产队,人口1,480人,365户,2,000多亩土地,可耕地1,800亩。现在已经全部承包给个人。这个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种植烟叶、养种白莲和出外打工。种植的水稻只够自己吃饭。人均年收入号称610元,实际上只有500元人民币。石城县的人均收入号称2,200元,实际收入为1,400元,可见该村在整个县的收入是偏低的,但也不算是最低的。该村有一个全日制小学,140个学生,一至五年级,学费92元一学期,包括书本费、学杂费。1969年和1970年该大队共接收上海知青26名,分布在坳下、角山背、牛栏岗、角前科等地。其中除一名因患急病死亡,一人嫁给当地老乡外,其他全部回城。

来源:《多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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