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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智慧

作者:林思云


读芦笛先生《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一文,感触颇多。

中华民族算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民族,用好听一点的话就是比较乐观,不好
听的话就是比较喜欢翘尾巴,有一点小成绩就不免要沾沾自喜起来。八十年前
五四运动鲁迅那个时代,老芦的《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应比现
在倍受好评。为什么呢?那时中国沉入了近代史上最悲凉的时刻:国内一片军
阀混战,国外又有虎视眈眈的西洋列强侵略掠夺,当时的中国人谁都可以亲身
感受到濒临亡国灭种边缘的颤栗感。那时的中国人实在找不出还有什么值得骄
傲自豪的地方,所以还稍微能听得进一些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话题。

现在不同了,靠“引进开放”的外功,中国经济有了好转,国力和人民生活有
了提高,于是不少中国人不免喜形于色:“谁说中国不行?你们看,现在中国
不是强大起来了吗?中国人不是富裕起来了吗?”一时间迎合中国人沾沾自喜
心理的“唱好中国”、“看好中国”赞美诗如行云流水般涌现。“二十一世纪
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二十年后超日赶美”、“外国专家纷纷看好中国”、
“中国人在外国杰出表现”等,都是广受大众欢迎的热炒饭;“中国人劣根性”
之类的文章难免过时,被塞进冰柜冷处理。

但我个人比较欣赏芦先生“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民族”的论题。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中国目前的繁荣,很像昙花上的一片泡沫,吹起来快,落下去也快。
现在中国发展的原动力是“开放”,即借洋人之力来发展中国。其实中国早就
有过“对外开放”政策,满清时代的“洋务运动”,就是改革开放的古代版。
“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积极引进外国技术资金,开办合资独资企业,现今中
国搞的这一套那时也都搞过。洋务运动的开放政策,给内外交困的清朝带来大
约三十年的“同治中兴”好时光。可惜“对外开放”的良性发展阶段好景不长,
自以为已经强大起来了的中国,遇到新兴列强日本的挑战,一下又凋零下去。

不妨设想一下,靠洋大叔吃饭的“开放”政策如此简单,哪个国家不会搞?印
尼搞了,泰国搞了,阿根廷也搞了,可是结果怎么样?靠“引进开放”繁荣的
国家没有一个能长久维持的。开放政策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绝非长久之计。
即使中国不出什么意外,平稳发展下去也很快要遇到能源瓶颈。

经济增长一倍,能源消耗就要增长四倍,现在中国的石油已没出口的富余,经
济要继续发展,中国势必成为美国那样的石油进口大国。中国进口石油猛增,
自然引发世界石油价格的暴涨,中国就会因为难以承受昂贵石油价格而放慢经
济的发展。按照现在的经济和技术模式,由于能源的制约,中国的经济规模再
翻一番就到头了。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靠发展新技术解
决能源瓶颈;二是靠战争改变现有的世界能源格局。中国有这个智慧吗?有这
个能力吗?这就回到“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民族”的话题。

在谈起“中国人愚昧吗”这个话题前,应该先讨论一下中国人的智慧观,中国
人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是聪明人,什么样的人是愚昧汉。也许有人认为这个讨论
是无事生非:“难道中国的智慧标准还与洋人不同吗?”但如果平心静气思考
一下,中国人所代表的东方智慧标准,还真与洋人的西方标准大相径庭。

西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无非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流,
都是理论家、发明家、创造家。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
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也没有;提出
过什么理论?还是没有(孙武还有部《孙子兵法》)。中国人把诸葛亮视为最
高智慧代表人物的理由在哪里?因为诸葛亮玩计谋、搞诈术的水平中国古今第
一。

东方的智慧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的智慧标准是发明创造。按照东方的智慧标
准,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牛顿遇到诸葛亮,肯定被
诸葛亮玩得像如来佛手心里的软糖一样,谁敢在诸葛面前谈天才。而按西方的
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连一个高等数学方程
式都解答不了,谁敢在牛顿面前谈智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之类擅长计谋的
政治老腕,不会被列入西洋天才人物的行列。

中国有过一个数学家叫陈景润(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了),一天到晚鬼迷
心窍地搞什么哥德巴赫的数学猜想。当时周围的人都把陈景润视为呆子、怪人,
要不是洋人抬举了陈景润,他一直会被认为是智商接近弱智者的痴愚人物。陈
景润的论文登出后,中国的反应如同石沉大海,洋人却兴奋起来:“你们中国
有个天才的数学家陈景润!我们要请他去讲学。”洋人给陈景润的痴愚平反摘
帽,但仍有许多中国人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怪才嘛”。

西方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与自然斗
争”能力的大小,把天才的美称授予那些揭示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巧妙利用自
然力量的发明家。东方则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人”的理解控制,智
慧的高低是“与人斗争”能力的大小。中国的聪明人标准是:精于为人处世,
老谋深算,随机应变,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利用下级。不会做这些的,均被
列入“老实”、“呆子”、“不识时务”不开窍愚昧人之列。中国有句格言: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陈景润那样不懂做人学问的洋才在中国连老婆都找不
到。

提到科学,有些中国人会不服气:“中国汉代的张衡最早发明了观测地震的蛤
蟆罐,南北朝祖冲之最早算出了高精度的圆周率,明代的万氏最早造出了载人
的火箭飞凳,,,”。但我们也应该了解,张衡、祖冲之、万氏等人,都是历
史学家为了和洋人争口气,硬从历史垃圾堆中发掘出来的稀有人物。在中国漫
长历史中,极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更不要说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智慧的
化身了。

西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抽象思维上。与孟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
首创研究无生命物质世界的构造、运动和原因的《物理学》,并提出自然科学
中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物质”、“空间”、“时间”、“运动”。亚里士
多德还首先提出《方法论》问题,总结出“归纳”与“演绎”两种逻辑推理方
法。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力”的抽象概念,并创立了
力与运动关系的“运动定律”(后来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律”发生
疑问,提出了“惯性定律”)。在牛顿总结出著名的“力学三定律”后,宏观
力学基本成熟,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微观力学又开辟了新的时代。可以说没有
“力”的抽象概念,就没有今天的自然科学。

与此相比,东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感性思维上。东方哲人虽不擅长提出抽象概
念和创立法则定律,但却善于讲故事,把深刻的人生哲理用浅显的文学方式表
达出来,中国古代哲学都寓于名人的教诲和故事般的寓言中。比如“守株待
兔”、“刻舟求剑”、“郑人买履”这三个寓言,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都
一样,但中国哲人却无法把这些具体的寓言抽象升华为一个理性概念,洋哲学
家则把中国哲人想要说而说不出来的内涵抽象概括为一个概念:“教条主
义”。再比如“掩耳盗铃”、“邻人盗斧”、“罚人吃肉” 三个寓言的意思
也一样,中国哲人无法像西方哲人那样将这些寓言抽象为一个概念:“主观主
义”。

中国的寓言类似于西方的童话,但童话是给儿童看的,因为儿童的理性思维能
力比较差。而中国的寓言却是给成人看的,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寓言就是
“成人的童话”。中国的国民性是什么?鲁迅无法用理性思维得出一个抽象的
概念,只好借用感性思维的寓言方式,写了《阿Q正传》。当然鲁迅用感性
思维的方法是用对了,因为中国人对理性抽象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感,理
性强的学说很难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接受。

另一方面,东方和西方测试个人智慧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西人用IQ试题检测
你的发想力、推理力和创造力,然后给你一个大脑IQ值。西方大学的入学考
试,都是以测试学生的推理想象能力为主。古代中国怎样评价个人的智慧呢?
这就是科举考试,用写文章来评价你的智慧程度,秀才、举人、进士的差别就
在于写文章水平的高低,文章写得最好的被皇帝赐封状元。一个家族如果出一
个状元,那是极其荣耀的事,会永久记载在家谱中成为后人的骄傲。

中国科举考试考什么呢?既不是考应试者的逻辑推理和想象创新能力,也不是
考应试者掌握知识的数量和准确程度,而是考应试者的“文采”。由于文采没
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中国的科举考试不象西方大学考试有一个客观的分
数,考生在科举考试中排名完全由主考官个人的好恶来决定。

中国所谓的“文采”又是什么呢?这也没有一个客观的定义,很难用语言来精
确说明。大致讲来,有“文采”的文章,作者不是简单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
想,而是用比喻、借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来间接婉转地表达思想,平铺
直叙讲大白话被认为文字水平较低。古代中国把文学表现手法称为“赋”、
“比”、“兴”,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
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西洋没有“文采”这个概念,
只好把“文采”翻成“literary talent”,西洋人也很难理解中国文人追求的
“文采”到底是什么东西。

西洋画的特点是写实、写生,绘画以忠实模写自然为第一要义。而中国画的特
点是写意,画家用比喻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样西洋文章的特点
是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东洋文章的特点则是文字表达的比喻和夸张,
动不动就来个“白发三千丈”。洋人小说中描写美女,直接描写她眼睛怎样、
脸庞怎样、身段怎样、表情怎样,而中国古代小说描写美女却喜欢用比喻的手
法:“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中国人认为为了达到“文采”效果,牺牲描述
事实的准确性也是可以的,所以才有张继的问题诗《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落本应该是黎明时分,后面又说“夜半”,夜半与月落的时间相关显然不
对;乌鸦是白昼动物,和鸡一样晚上睡觉,半夜听到乌鸦叫,就像半夜鸡叫一
样不自然;再者寺院也鲜有半夜敲钟的,“夜半钟声”也让人感到诧异。由于
中国诗词并不着重“写实”,而着重“写意”,只要意境好,即使诗境与现实
不符,也仍被认为是好诗。

中国古代创造过多种文学题材,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都非常强调讲究文
采。新文化运动前,白话文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人玩艺儿,有水平教养的
文人都是吟诗作赋。《三国》、《水浒》等小说本来写的不错,可是作者每每
到关键时刻,总忘不了赋诗一首,来个“有诗为证”,硬塞入一首不伦不类的
诗,试图以此来表现作者的“文采”。作者似乎是想说:“我不是只会写白话
文,我也会写诗”。

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科学”?其关键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创造出直接准确描
述事物的“论文”体裁。西洋人把文字当作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中国人把文字
当作卖弄学问的敲门砖,动不动就要来一点“赋比兴”的文学手法。如果请一
位中国状元起死回生来描写一个化学实验,很可能会是这样:“当酒精灯烧得
像早春二月阳光一样温暖的时候,放上一只少女眼眸般光碧晶莹的烧杯,加入
宛如观音菩萨玉瓶里露珠的清澈洁净蒸馏水,即刻发生令人赞叹不已的奇妙化
学反应,快似疾风,速比闪电,,,”。

中国文人极其重视文字的华丽和表现的优雅,却非常忽视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
客观性,经常不分场合滥用文采修辞,因此中国无法诞生西方式科学论文体
裁。有人以为洋人读枯燥无味的科学论文是因为这些文章有实用价值,可是我
们应该记得,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自然科学并不象现在,是毫
无实用价值的“纯学术”。中国人大概很难理解洋人为什么会对那种枯燥描述
自然现象的毫无文采科学论文发生兴趣。

有人以为中国在搞了科举考试以后,才出现重视文采不重视思想内容的倾向。
其实中国重文采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汉代尚没有科举考试,但汉代的特产“汉
赋”,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文采轻内容的文体。司马相如写了一篇《上林
赋》,其受欢迎程度居然搞到洛阳纸贵,但《上林赋》除了通篇的美丽辞藻
外,却没有什么实在的内容。

由于中国人的智慧观,把写作文采当作智慧的标准,造成长年来中国文人华而
不实的文风。古人也感到这种重文不重实的行文弊病,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
发起过一个古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古人朴实的文风,认为文章应以内容为
重,“言必近真、不尚雕彩”。中国古代早有白话文,几百年前的《三国》
《水浒》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但白话文一直在中国文人界吃不开。白话文可清
楚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文言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无法用文言文书写细
腻情感的小说。中国文人放着准确表达思想的简单白话文不用,偏喜欢用连断
句都要费几分脑筋的复杂文言文,还喜欢在里面加一些不作解释的典故,更让
人难于理解。

如果说白话文长于“表达思想”,文言文则长于“卖弄学问”。“表达思想”
越简单清晰越好,而“卖弄学问”却是越曲折绕弯越显得有学问。明明可以用
简单直接的话讲清楚的事,中国文人却要借古怀思,引经据典,搞得十分复
杂。你用简单的词句,会被认为是学识不够,文采不深。用地摊小贩都会讲的
白话文写文章,没有赋比兴的烘托,没有起承转合的文脉,不引经据典,如何
展现作者渊博的学识与华丽的文采?

五四后模仿西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兴起,下里巴人的白话文才在中国登上文
坛。胡适等人提倡学习西方的写实文风,少用修辞,不用典故。据丰子恺回
忆,他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正值学校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文学,要求学
生作文时“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一个学生写自己奔丧时用了“星夜匍伏
奔丧”,被老师责问:“你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地上爬去的吗?”

尽管废除科举引进西学以后,中国人的智慧观有所改变,但中国仍然是诗的国
家,人们喜欢比喻和夸张,喜欢中国画那样诗般的意境,对西洋追求真实的科
学和追求写实的艺术,总是敬而远之。中国极少会有人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
是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单纯出于兴趣去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那样缺乏文采
的论理文章(陈景润则是例外中的例外)。

当然东方的智慧也有其闪光之处,在研究人性的缺点并加以利用方面,远远走
在西方前面。西方无数的军事学家、将帅参谋,打了几千年仗,却从来没有想
出过“空城计”这样的绝计。如果用同样的兵器,古罗马军团无法战胜善于用
计的东方将军。治理中国自然也要用中国式的智慧,西洋式的智慧在中国行不
通。毛泽东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爱读的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是司
马光的《资治通鉴》。毛泽东领导中共夺取政权靠的不是西方 “共产主义”
的智慧,而是东方 “农民战争”的智慧。

西方人把思想家当作民族智慧的骄傲,东方人则把计谋家当作民族智慧的结
晶。西方人看来陈景润比诸葛亮更智慧,因为陈景润和爱因斯坦是同一类人;
而东方人看来基辛格比爱因斯坦更聪明,因为基辛格和诸葛亮是同一类人,东
方智慧和西方智慧是没有交点的两条平行线。西方智慧重视“与自然斗”,所
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发明家;东方智慧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
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一个计谋家生在西方是一个悲剧,一个发明家生在东方也
是一个悲剧。毛泽东如果生在美国,一辈子只能在图书馆做一个平凡的图书管
理员,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爱迪生如果在中国,一辈子也只能在药铺里当
一位普通的售货郎,同样找不到发明创造的机会。

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按照西洋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的确是
一个缺少思想发明的愚昧民族;而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则是一个深
晓世故人情、随机融通、机灵活络的绝顶智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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