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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梅兰芳和他失去的时代



作者:孙冉


  电影《梅兰芳》开头,邱如白对着梅兰芳说,“你的时代到了”,那年他27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梅兰芳重新粉墨登台,而他的时代却不再了。

  电影《梅兰芳》开头,邱如白对着梅兰芳说,“你的时代到了。”

  那是一个世事纷乱的年代,黄马褂被嵌入了镜框,大总统走马灯似地换。前朝遗老们冲北一报拳,算是向既往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诀别。

  留欧归来的邱三爷要破京戏的规矩,衣食父母成了大众。五四之后,新青年往戏院里涌,观众们的审美也在变,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已经没人看了。戏园子里,长椅取代了方桌,观众已经从听戏变成看戏了。唱得好不好是次要的,扮相美不美才是主要的。

  那差不多是民国十年,梅兰芳27岁。

  不久,日本人来了。艺人们谁都不愿意“隔江犹唱后庭花”。

  梅蓄须明志,那是在大是非中不含糊。

  1945年抗战胜利,梅兰芳在人们的期待中,重新粉墨登台。

  舞台的帷幕缓缓拉开,电影《梅兰芳》戛然而止。就差台下的邱如白再补一句,梅的时代已行将结束了。

  又四年,新中国成立,连毛泽东都不无艳羡地说,我的名声没有你的大。

  一句话,让梅这个艺人又跌入了身份迷失的彷徨之中。


   梅兰芳的时代

  梅兰芳的时代也是梅党的时代。

  当时围绕梅兰芳周围的,是一群留学日本的精英,甚至是同盟会的成员,与早期革命者很熟,也就是民国时期的掌权者。

  代表人物冯耿光,民国时期在中国银行任董事。梅兰芳的收入都存在中国银行,冯是梅的“理财官员”。

  电影里的邱如白并无其人,事实上只是梅党的一个化身,如果非要对号入座,他像极了“梅党”里的齐如山。

  齐如山本是个面粉商人,是后期才加入梅党的,因梅兰芳而痴爱上了京剧。他坚持几年给梅写信讲戏,梅在经过梅党的同意后,才将此人吸纳进组织。

  他是梅党中最为梅竭尽全力的人,毕生心血用于为梅写剧本,改良戏,推介海外演出。

  梅兰芳与梅党的交往,早已突破了戏剧的界限。梅党将其塑造成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的窗口,和聚集社会名流的沙龙。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一度向世界敞开。爬长城,逛颐和园,去梅兰芳家,是当时老外来中国最向往的3大传统项目。印度诗人泰格尔、荷兰国王古斯塔夫、美国电影明星范朋克,都去过梅家。

  民国时梅兰芳与很多军阀关系也很密切,张学良正是看梅的《霸王别姬》时,接到电话说日本人把父亲在皇姑屯炸死了。

  在与上流社会的交往中,梅兰芳将个人修养和社会经验历练得更加丰富,最后游刃有余到以方寸舞台浓缩了社会舞台。

  梅党把梅推向更广阔的世界。在信息闭塞的民国社会,有三样东西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同仁堂、孙中山、梅兰芳。选大总统,推荐梅兰芳的呼声也不低。

  据史料记载,梅党对梅一度曾达到艺术、生活、经济等多方面的控制,包括梅的三段婚姻,也是梅党撮合的。

  但这并不说明梅兰芳是个软弱无主见之人。梅兰芳在上海孤岛时期,一直蓄须明志。他没有离开,一直等待解放。那时很多中国人都看不清楚之后的光明。

  1949年,时代又变了。梅兰芳北上成了新社会的同志,而与他亦师亦友的梅党们,齐如山在新社会里成了敌人,冯耿光则成了团结改造的对象。


   在新社会第一瓢冷水中清醒

  1949年5月,梅兰芳北上。这离他1931年南迁上海避祸,已经有18个年头了。

  戏曲界局面日益更新,尚小云已经很少唱戏,荀慧生还在演,程砚秋已后来居上。

  北京的梨园生意也大不如前,市面上人心浮动,戏园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和周恩来曾在上海见过一次。周说,将来你不要跟着国民党走,我们欢迎你。

  1948年,齐如山和梅在上海见了一面。自从梅兰芳访美归来,梅和齐渐行渐远了。齐要去台湾,梅不置可否,只是赠了一件皮草。梅兰芳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949年,对新政权认识不多的梅兰芳被陈毅邀请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梅党”的冯耿光设家宴为梅兰芳送行。而此后,冯耿光因为历史问题成了“团结改造”的对象。

  北上路上,梅兰芳感觉,新社会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旧社会的艺人们也成同志了。

  在前门火车站,梅兰芳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解放军进北平,毛泽东说,你的名气比我大。

  这肯定不是好事,危机随即出现。

  10月底,梅兰芳在天津接受《进步日报》记者的专访。一辈子中正平和的他说出了与大潮流不符的话:“京剧改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为,思想上的改造与技术的改造最好不要混为一谈,最好慎重些。”

  报道发表后,风波骤起,党内刚刚为全国戏剧改革制定了一个完备的方针,改革派们怎么受得了这股逆风。

  他们打算敲打敲打这位不谙世事的伶界大王。

  面对这始料未及的强烈风波,梅兰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反省、思考。此时梅兰芳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戏曲研究院院长,他明白其中利害。

  天津市剧协专门召开了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以变相检讨的方式修正了意见:“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

  那一年,55岁的梅兰芳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典礼。一位男旦所能达到的社会地位,都被梅兰芳获得了。他尚沉浸在当家做主人的喜悦中,就被泼了冷水。

  戏改运动在日后的十几年依然轰轰烈烈,梅却再也没有说过话了,除了那些必要的“发言”。


   戏改以后的梅兰芳

  天津事件后,梅兰芳度过了一个平静的晚年。似乎当年的妥协,使他获得了以后的豁免权,甚至让他保留了梅剧团。

  晚年的梅兰芳常露面的两件事是:应形势发言和到各地巡演。每次都读写好的稿子,演戏也只能演“梅八出”,但场面依然轰动。

  梅兰芳到许多小地方巡演,每到一处,农民们都热情地挥舞头上的白毛巾。当年,他到上海跑场子,给他搭线是资本家。

  梅兰芳的风光不减,可整个戏剧界却萎靡不振。

  戏改使得解放前约90%的戏都没法演了——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二妻就不能演了;主张科学,神鬼戏就不能演了;主张劳动人民翻身做主,那些仆役戏也不能演了。

  戏改政策反复过好几次,每次争论的核心都与是否演传统戏有关。政策一宽松,传统戏放开了,戏剧界就热闹一阵;政策收紧了,一切又恢复死气沉沉。

  自解放后,梅兰芳就到处号召京剧界演现代戏,而他自己却到去世都没有演。

  1959年,梅兰芳入了党,适逢建国十周年,梅必须要排新戏献礼。摆在他面前的有两部戏,一部是爱情戏《龙女牧羊》,另一部是改编难度较大的豫剧《穆桂英挂帅》。

  梅兰芳选了后者,这个角色及其“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豪气,似乎就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不服”。

  《穆桂英挂帅》首演即获得了观众的肯定。这是梅晚年唯一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

  徐城北在1959年曾经在北京看过梅兰芳出演此戏,他清楚地记得,先生谢了3回幕,第一次是和梅剧团全体,第二次是和主要演员,第三次是他自己。“梅先生的神情还是那么平静,完全看不出岁月带给他的痕迹。”

  两年后,梅兰芳在北京去世。


(选自《黄鹤楼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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