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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虞美人·枕上》探幽



作者:彭明道


一、重述发表时的故事

政治家毛泽东在最初向全社会显露出诗人面目时,正是党内“左”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时刻。几乎就在《诗刊》发表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的同时,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他著重考虑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内外的矛盾问题。随著“整风运动”的开展,“阳谋”也开始出笼,接著,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便在全国展开。那时,他发表的诗词,大都是“马背上哼成的”军旅诗和抒发革命胜利喜悦之情的“政治抒情诗”,尽是黄钟大吕,“铜琶铁板”之作。此时此境,诗人和他的广大读者,便有意无意地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好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列主义政治家,是不会有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或“封建士大夫没落情调”的儿女私情的。其时,凡是喜爱或崇拜毛泽东诗词的读者,大抵对此深信不疑。

就在一九五七年初《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氏《旧体诗词十八首》之后不久,却毫不经意地引发了另一段“公案”。事情是毛的一位战友的遗孀引起的。曾经在红二军团和红三军团任过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早在红军时期就英勇牺牲了。他的夫人李淑一是一位在诗词上很有造诣的女教师,也是杨开慧的生前好友。李淑一在读过毛氏这些大气磅礴的诗篇之后,不禁感慨万千。她想起了一九三二年在洪湖战斗中牺牲的丈夫,想起了自己当年思念丈夫时写下的一首《菩萨蛮》:“兰闺寂寞翻身早,醒来触动离愁了……”由此,她又想起了昔年在开慧那里看到(或听到)过的一首词。岁月悠悠,她只依稀地记得开头两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一九五八年,这位饱学的女教师想到这些,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于是她写信给毛泽东,一为叙旧,将自己的旧作寄给领袖一阅;二则想请毛氏将那首词写给她,作个纪念。毛不忘旧友,亲自给她回了信,并写了后来脍炙人口的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赠她。留下了诗坛一段佳话。

为什么李淑一点到的一首现成的“堆来枕上愁何状……”不写,而另写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回赠故人?诗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当时大概没有人去仔细揣摩,也无从揣摩。但隐约之间看得到的,毛氏似有两层深意。一是对李淑一和她的丈夫的怀念和尊敬:“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二是他明白无误地说了一句:“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

这里的第一层意思,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是体味得到的。而毛氏的另一层面的心语,又几乎是所有的读者和注家(尤其是权威的注家)都忽略了。“开慧所述那首”有什么“不好”呢?

作为党魁,毛泽东的生活是神秘的。而作为诗人,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后来却是尽人皆知。他不仅喜欢李白,喜欢苏轼、陆游、稼轩诸家,也爱读李贺,李商隐,李清照……好事者每称主席喜欢“三李”,真是将一位博览群书的诗人简单化了。即使所谓“三李”,长吉与李商隐和李白的诗风,也是迥然不同的。其实,感情丰富的诗人毛泽东对诗歌爱好的广博,是远远超过权威注家们的想象的。他不仅对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佳句击节称好,甚至在一九五七年听到一首题为《吻》的新诗受到非议时,还以惯有的幽默去打抱不平,说:《诗经》的第一篇是不是《吻》?看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他的心灵深处,也是和常人一样充满著浪漫情调的。儿女情长,何尝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据此似可断定,他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绝不是因为这首词涉及了他和开慧的个人感情,而不愿书赠李淑一,或由此而公诸于众。

到了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已经八十高龄了。不知是因为怀旧,“夜来忽梦少年事”呢,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竟然在“文革”形势最混乱、最严峻的时候,却又意外地将这首《虞美人·枕上》连同那首《贺新郎·别友》一起,凭记忆写下来,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这些事,当时外人是一无所知的。这首词,在他老人家辞世以前,仍是云遮雾障,难窥全豹。

直到毛泽东逝世十三年后的一九八九年,《湖南广播电视报》才将这首词透露出来。当时该报发表的原文是: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恁。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说此词是赠开慧之作,大约起于此际。五年之后,《人民日报》又正式将此词发表。这是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校订过的稿子,全文如下:

《虞美人·枕上》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两稿相较,除了下阕的“剩有离人影”一句的修改外,其它如“无奈披衣”与“寂寞披衣”;“皆”与“都”两处的改动,并无太大差别。重要的倒是确定了此词的写作时间为“一九二一年”。后来正式编入《毛泽东诗词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就是此稿。我们研读此词,当然应以正式发表的文本为准。至于几处改动的“编校”和确定写作年份的过程,倒可略而不计。


二、“开慧所述”便是赠开慧的吗?

毛泽东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这句话怎么理解?看来,编校者是拿它作为“赠开慧”的根据。但是,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将这句话作为这首词是赠予开慧的根据,是很值得怀疑的。毛泽东说话行文,是十分严谨的。他说“开慧所述那一首”,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这与“我赠开慧……”这样的句子,是有严格区别的。这首词不像《贺新郎·别友》那样,当年连开慧都无缘一见(参见拙文《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载《书屋》二OO一年第二期)。开慧当年在看到或珍藏这首《虞美人》词时,和同在福湘女中读书的女友“述”些什么,我们当然无从寻觅了。大概她当时很受感动,至少是觉得毛润之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儿,因此才和闺中好友述说此词,并让女友分享她的感受与激动。数十年后,毛泽东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在热恋中或新婚后写下的这首词,有什么“不好”呢?他为什么婉拒了李淑一的这一请求,另作新词相赠?既然“不好”,为什么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又如此郑重地将它抄写下来,交给身边的人保存呢?

为什么?因为这首《虞美人·枕上》,既非赠开慧之作,也不是写于“一九二一年”。

毛杨的爱情,始于何时,成于何时,都丢下不论。他们是一九二O年冬 在长沙正式结婚的。在整个一九二一年中,他和她都沉浸在幸福的生活 之中。根据现有的资料介绍,这一年毛泽东一直以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 为依托,向他理想中的自由王国冲刺。从元旦那天新民学会集会,确立 了“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共同目标开始,毛泽东就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 行动,为建立湖南的共产主义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头脑一直处于 高度的亢奋状态。从家庭的角度讲,父母均已去世,这一年他回韶山过 春节时,作为长子,他已经把家里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弟妹都跟他走 上了革命道路,房子让给人家住,田地典给人家种,债务一次还清,债 权一笔勾销—他已经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生活上呢,他已经有了稳定 的工作,丰厚的收入,特别是心仪已久爱慕莫名的开慧,已经成了他的 妻,他已经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一个那留在记忆中韶山南岸上屋场 七弯八拐的“老家”所无法相比的新家。应该说,他心底里满盈盈的幸 福感,恐怕是他二十八岁年华中的珠峰。而杨开慧呢,自从她把自己的 爱情献给心爱的毛润之后,她就走进了心灵的天国。他的理想就是她的 理想,他的欢乐就是她的欢乐。她一面读书,一面帮助毛泽东在文化书 社和新民学会开展工作。他和她这一年的生活,大概是恩爱、甜蜜、舒 心、浪漫、充实、幸福之类世俗的形容词所无法涵盖的。

不错,这一年,毛泽东确有几次离开过长沙。《毛泽东年谱》载,一是二月上旬他和弟弟泽民回韶山过春节;二是春夏间他和易礼容、陈书农赴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三是六月底与何叔衡同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四是同夏明翰一道去衡阳,研究发展党员和党组织问题;五是十二月去安源煤矿考察。五次离别,以六月底去上海那次时间较长,至八月中旬才回。似乎毋需更多的解释,读者诸君不妨试想一下:以毛杨这样的革命伴侣,这样的短暂分离,哪一次能构成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晓来百念都灰烬”、和“不抛眼泪也无由”的情境?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年近而立。作为那一个时代造就的精英群体中的杰出的代表,毛氏在思想上的成熟,也是走在同辈人前列的。这一年,他在思想、信仰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自从一九一八年北京之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之后,他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门槛,随后又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湖南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洗礼。曾经在他的思想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逐渐淡化了。克鲁泡特金、杜威、罗素的巨大的身影,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渐渐淡漠,模糊。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并已经自觉地在为自己的信仰奋斗,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试问,一九二一年,除了上述不足挂齿的婚后小别外,还有什么事能让二十八岁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有什么事能让他“晓来百念都灰烬”?又有什么事情能叫他“不抛眼泪也无由”?

从此词的内容、格调上看,也不是诗人1921年之作。毛氏留下的早期诗作不多,但是,从现在公开发表的几首诗来看,大致也可以捕捉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诗风始终是高亢昂扬的,哪怕是生离死别,也依然保有独特的沉雄恣肆的高远格调。无论是丧母之痛(见《祭母文》,写于一九一九年),还是失友之哀(见《五古·挽易昌陶》,写于一九一五年),抑或是别友之恋(见《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写于一九一八年),都找不到诗人一丝半缕如《虞美人·枕上》中所流露的那种“江海翻波浪”似的“愁苦”之情,更找不到“万念俱灰”的痛楚至亟之语。他的思维,他的语言,始终是深沉而昂扬的。对有著养育之恩、自己无限尊敬的亡母,他说的是“必秉悃忱,则效不违”;对即将远赴异邦的同学,他说的是“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对早逝的挚友,他说的是“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幛,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成年(比如二十岁吧)以后的毛泽东,似乎真的已经初步形成了“天垮下来擎得起”的坚强性格。从他走进社会之门起,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没有经历过?何曾见过他有过哪怕是一瞬间的“万念俱灰”?更何况是新婚小别呢。

开慧大概是见过这首词的,她与人“述”过此词也许是实。但由此就断定它是“一九二一年”赠开慧之作,却是荒唐得很。倘硬作如是认定,则“一九二一年”的毛泽东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三、实事求是的解读—笔者答客难

下面记录的,是笔者和一位挚友讨论此词时的一段真实的对话。

客曰:你说,你是“实事求是”地解读,请试言之。

答:要论述一件事物“是什么”,首先最好搞清它“不是什么”。我已经论述了两点:不是赠开慧之作;不是作于一九二一年。

客曰:毛泽东的手稿摆在那里,他老人家写的明明白白是“一九二一年”啊。

答:美国有个哲学家说过,“记忆有时是会骗人的”。请不要忘了,毛 氏的那份手稿,是他一九七三年抄写的,当时,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 了。而且,老人家把自己的旧作写错年份的事,并非绝无仅有。比如那 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就有五份手稿。其中有 一份他就标明了"一九二六年作"。这显然错了。(作者按:此手稿见河 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九九一年版,臧克家主编;新华 出版社的画册《毛泽东》,一九九三年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后来大 概发现确实是错了,故此后这份手稿在各种出版物中,通过技术手段将 这几个字去掉了)。

客曰:还有“充足理由”吗?

答:就此词的格调、风格而言,与一九一五年以后《五古·挽易昌陶》 等几首诗相比较,就不难发现,这首《虞美人·枕上》,遣词著字,似 乎稚嫩得多。整首词的意境,率真,直白,作者的愁苦悲痛的情绪,一 览无余。这与作者一九一五年(成年)以后的诗词,以及他晚年的诗论, 相去甚远。故笔者认为,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应早于一九一五年。但毛 氏一九一五年以前的诗作,现在有些出版物中收入的如“孩儿立志出乡 关”、“独坐池塘如虎踞”等几首,经中央文献研究室考证,均为他人 之作,而少年毛泽东只略改其中一句,用以明志,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并非他的作品。笔者认为,只有这首《虞美人·枕上》,才真正是毛泽 东的早期诗作。

客曰:早到什么时候呢?

答:他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前。即一九一O年春夏之间。

客曰:尔越说越玄矣!一九一O年以前,毛氏就有相思之作?

答:如果将《虞美人·枕上》视为单纯的“相思之作”,恐怕有“简单化”之嫌。这应是大悲大痛,大愁大惑之作才对。

客曰:一九一O年,毛泽东十七岁,何来你说的“四大”?

答:所以,倘如现在一般的解释,说此词是与开慧小别后的“相思之作”, 就会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首先,我们不妨将此词与《贺新郎·别友》 作点比较。这首词与《贺新郎·别友》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词中,在 作者的面前有一位女“友”,作者的描写有三个层次。一是送别的情状, 二是对方的神情,三是自己的感情。而此词写的完全是诗人自己,是自 己混沌、模糊、痛切而又纷乱的思绪。那个已经远去了的、淡如云中星 月的“离人”的身影,给予诗人的除了“百念都灰烬”之外,什么也没 有留下。这里,首先要弄明白的是“离人”两个字的准确含义。作者自 己是此词的主体,而“离人”则是此词的“诗眼”。词中的一切悲、痛、 愁、惑,皆由“离人”而发。不弄清这个“离人”的真正含义,是无法 读懂这首词的。

就字面的常理而论,夫妻或情侣分别,可称“离人”。古人诗词中,大抵作者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去描写时,他和她都是“离人”。如苏轼《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有云:“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这里看起来好像讲的是远去的张生,作为“男儿”的张生在离别时望红叶露珠有如血泪,那么娇弱的莺莺呢?所以,王实甫就将这句改为“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两人都流泪了。如果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情,“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如魏夫人的《菩萨蛮》:“三见柳絮飞,离人犹未归”。一九二一年毛杨几次小别,都是毛泽东离家外出,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中。深谙诗词炼句炼字之功的毛润之,怎么会颠倒错乱,自己外出却又将家中的娇妻称为“离人”呢?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而且,词的下阕,“晓来百念皆灰烬,剩有离人影”。这显然不是开慧的倩影。这是一个逝去了的身影。

初读《虞美人·枕上》,确乎似有“相思”的意味。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词中蕴含的那种怀念与无奈,冥思与怨艾,痛切与希冀,回首与前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词的内涵,要比“相思”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客曰:你似将“不是什么”的道理占尽。能否就“是什么”言之?

答:这首词,恐怕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有关。“离人”者,毛之元配罗氏也。写这首词的时候,罗氏大概刚去世不久。所以,与其说《虞美人·枕上》是“相思之作”,倒不如说它是“自哀之作”更为确切。


四、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事实与疑团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是历史事实,无可否定的。个人的婚姻,本属个人隐私。只因毛泽东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袖,而且他后来的几次婚姻,都有些是是非非,杯葛不清。于是,多年来,人们对他的第一次婚姻,便生出了一些神秘感。有的人讳莫如深,有的人却是言不及义。更有一干好事者和别有用心之徒,胡编乱造,飞短流长,往毛泽东头上泼污水。但细究其源,搅了这趟浑水的,却又是毛泽东自己和那个大名鼎鼎的埃德加·斯诺。

本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大救星”和“伟大领袖”的第一次婚姻,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大多只知道毛主席的夫人是个“电影明星”,只知道他的前妻被国民党杀害了。直到三十年代末,《西行漫记》出版之后,人们才知道一点讯息。正是《西行漫记》这本书,透露了斯诺记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

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一九三六年六月,他由北京出发,冒著极大的危险进入苏区,到达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红军将领,分别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在苏区采访了四个多月,为英美报刊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报道。这些文章,冲破了国民党和西方世界对苏区的新闻封锁,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一九三七年,他将这些文章编成一本书,书名叫《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引起了轰动。一九三八年,上海一批进步的抗日救亡人士几经周折,翻译了这本书,改名为《西行漫记》出版发行。在这本书中,斯诺理所当然地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毛泽东。书中的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除了开头简短地交待采访的过程之外,通篇都是用毛泽东“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写的。稍前于此,大约是一九三七年秋,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的《文摘》月刊,便开始连载《毛泽东自传(特译稿)》。随后,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的支持下,正式出版了单行本的《毛泽东自传》。其实,这本《自传》,就是斯诺《西行漫记》中的那一章。在这两本前后出版的书中,涉及了毛氏的第一次婚姻。

本来,按毛泽东的性格,他是历来不愿多谈自己的,何况是面对一个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记者!可是斯诺在他的新闻观和职业习惯的驱使下,穷追不舍。他在这一章的开头语中,如实记下了采访毛泽东的艰难过程:“我交给了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但毛却“很少提到他自己”,“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经历”。这使得斯诺很不满足。他咬住不放,使出了他的“杀手?”。他对毛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重要”,“大家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什么谣言呢?“有些人说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个无知的农民,有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当时,这些话使毛泽东“稍微感到意外”,于是,他“再一次审视”著斯诺写的“个人历史”提问表,同意向斯诺谈他的“生平梗概”。

谈到在第一师范求学的这段生活时,毛泽东忽然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婚姻。斯诺仍然是用第一人称(一说是斯诺后来编辑出版此书时,听取了他夫人海伦的意见才改用第一人称的)记下了这段话:

“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

这段话后来竟然被作为根据,反复引用。一些研究毛氏的学者,为证明毛泽东“不存在”和“不承认”有过这么一次“不合理的婚姻”,可谓用心良苦。笔者愚钝,始终闹不明白,这次婚姻,究竟是有损于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呢,还是有碍于毛氏后来几位夫人的地位?不然,何以它被无端地扭曲、湮灭,直欲去之而后快。

埃德加·斯诺记下的这段话,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一道难题。


五、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罗氏正名

让我们暂且把斯诺记录的这段话放下,去追寻一下历史的真相。现在已有一些严肃的学者论及了毛泽东的这次婚姻,但大多语焉不详。笔者为了研读这首《虞美人·枕上》,几次专程访问了韶山的一些老人,特别是毛、罗两族的老人,找到了两家的族谱进行认真的考证,终于茅塞顿开。

毛泽东的元配罗氏,生于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韶山毛氏族谱》载:罗氏生于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日丑时),那时农户家的女儿大多没有正式的名字,她的乳名叫秀妹子,因为她在姐妹中居长,所以父母后来就叫她“一秀”或“大秀”。一秀十八岁那年(一九O七,光绪三十三年)坐著花轿,吹吹打打,明媒正娶地嫁到了毛家。她的夫婿毛泽东比她小四岁,但个头比她还高。在毛家,一秀是幸福的。因为罗家也是殷实大户,一秀的父亲罗鹤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的农民。一秀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教,性格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人也生得体面丰满。嫁到毛家后,她尊敬公婆,体贴丈夫,操持家务,深得公婆喜爱。丈夫虽然由于早婚,开始有些腼腆,后来也非常尊重她,关心她,爱护她。全家都随著她娘家的习惯,叫她“一秀”、“大秀”或“大妹子”,几年来日子过得温馨而又和美。

这场后来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的婚姻,在当年却是有些因由,且是合情合理的。

一秀的娘家罗氏家族这一支,世居韶山杨林桥(其他两支居麂子滩、鹅公坝)炉门前,与南岸毛家相隔不过六里之遥。毛、罗两家不但都是当地的殷实人家,而且是有些世亲关系的。翻阅《罗氏族谱》,远的不说,光是祖、泽、贻、芳、远(一秀之父鹤楼,即“远”字辈,派名“远雄”)五辈中,“配毛氏”者屡见不鲜。而毛泽东的伯祖父毛德臣(派名恩农)的妻子,即为“罗氏”。罗鹤楼的元配,一秀的生母,就是“毛氏”(《谱》载:咏堂公女。作者按:毛咏堂是毛泽东的远房叔曾祖)。罗鹤楼在家族中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家有二十多亩良田,又兼作谷米生意,在银田寺还有商号,再加上这种远亲关系,两人是熟识的。这就是两家结亲的背景。

罗鹤楼与毛氏,生有五子五女,不幸五个儿子和次三两女均早夭,只剩下三个女儿(罗鹤楼与继室尹氏也生过一子,亦夭亡)。而毛贻昌(即毛顺生)有三个儿子。这正是罗鹤楼选中毛家结亲的一个原因。一秀过门后,每当农忙时,毛泽东都去炉门前岳家帮助干农活,以尽半子之劳。这使得鹤楼老人对女婿非常器重。

有的人用现代的眼光去观察和衡量历史,说毛、罗的婚姻是“父母包办”、“收童养媳”。试问,在光绪末年谁的婚姻不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毛、罗两家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由两方长辈订下的这桩婚事,在当时已经是很开明的了。

还有人说,一秀比毛泽东大了四岁,这不是他父亲作的孽吗?这同样是一种无知妄说。女大于男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东北民谣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吗?在韶山一带,女大于男的亲事多得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就比他父亲大了三岁。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

在当时当地,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对此,两家《族谱》均记载无误。

《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载:廿派,贻昌子三,长,泽东……元配,罗氏……(可惜"一秀"这个名字始终没有被承认);

《罗氏三修支谱》载:远雄,字鹤楼……,元配,毛氏,……生女,长归毛……。

这里必需说明一点,现存《韶山毛氏族谱》是"民国三十年四修本"(公元一九四一年);而《罗氏三修族谱》是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的版本,续修则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两谱续修的时间,都在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和《西行漫记》及《毛泽东传》出版之后。因为远在北地,毛泽东当时大约都未见到。

有意思的是,《韶山毛氏族谱》中在罗氏的条目下,还记载著这样一件事:“子一:远智(承夫继配杨氏子为嗣)”;在“继配,杨氏(作者按:即杨开慧)”下,亦有“子四:长远仁、次远义、三远智(与夫原配为嗣)”一句,以与前面相照应。按毛氏辈份,从十五世起,是祥、恩、贻、泽、远五派,"远"字辈即毛岸英这一辈了。远仁即岸英,远义即岸青,远智即岸龙。这里说的"过继"一事,是因为罗氏无出,故将岸龙过继给她为子。主修这一版族谱的是毛麓钟,他是韶山的第一个秀才,满腹经纶,在蔡锷部下任过职,有一定的新思想,光绪末年回故乡家居时,做过毛泽东的老师,指导他读过一些新书。论辈份,他是毛泽东的堂兄。但他不属“竹溪支”,而属东茅塘那个支脉。“岸龙过继”的事,究竟是否和毛泽东商量过?抑或是毛麓钟先生出于一种伦理上的考虑(作者按:旧时修谱,凡内室无子先亡者,可将兄弟之子兼祧其下,以示尊重,以慰亡灵,并无实际意义),在谱中自作主张写下这么一笔,现在已经无法考究了。

两谱所载,足可证明:毛、罗两家对这桩婚姻,都是严肃而郑重的。

事实上,当年的毛泽东自己对这桩婚姻也是严肃而郑重的。据韶山的老人们传说,毛泽东除上述常去岳家帮工,以尽半子之劳外,一九一一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毛泽东还到岳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的。一九二五年他带著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家拜望过。一九二七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次日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一九五O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据《罗氏族谱》载:因罗鹤楼五子皆夭,曾将其兄竹楼的次子迪泉过继为子。迪泉于一九二一年正月病逝。)罗石泉即一秀的堂兄,长毛泽东五岁,早年在毛泽东影响下参加过地下党组织,任过湘潭(韶山)特别区农协执行委员。大革命时期韶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罗石泉受尽迫害,远走他乡,辗转在洞庭湖滨的华容、南县、安乡等地谋生,直至日寇犯湘,湖区沦陷后,方迁回杨林避难。毛泽东并未忘记这位妻舅,他叫岸英送给舅父一些钱(一说是旧币五百万元,一说二百万元,也有说七十万元、二十万元的。送钱属实,数目存疑。—作者注),一筒好茶叶,还邀他去北京小住。但罗石泉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他答应次年立夏后天气转暖时,再去北京看看“姑爹”,一并治治病。不幸次年春节后他的哮喘病发作,引发肺炎辞世。此外,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回韶山时,还曾请他的连襟毛华村吃过饭。按:一秀最小的妹妹五秀,(《族谱》载:“五归毛”。即这个老五),也嫁给了韶山毛家,即东茅塘的毛华村—毛泽东近支的一个兄弟。

应该说,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倘若他真的"不承认"这次婚姻,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又如何解释?

回过头来再看斯诺写的那段话,不难发现有两处错误:

一,“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不对。一秀嫁到毛家时,才十八岁。毛泽东其时十四岁。毛和斯诺谈话时,是凭记忆随口说的。不是毛泽东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一秀的年龄,就是斯诺记错了。直到现在,竟然还有论者以讹传讹,说“罗氏”比毛泽东“大五六岁”。是不是罗氏年龄越大,毛泽东“不承认”这次婚姻就显得越有理呢?

二,“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一秀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泽东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么“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这里,同样不是毛泽东夸大其辞,便是斯诺错记。后来更有无聊文人,大概是为了给毛泽东此话作注,竟然说毛“拒绝和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指头”。

笔者指出这两处错误,并没有指责当年两位当事人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说,斯诺当年的那场采访,真是难矣乎哉!因为,毛泽东虽然一直在努力学习英语,却始终没有突破用英语对话的难关,而斯诺虽然在北大任教时也学过汉语,但用于采访对话,只怕也是勉为其难,当面对毛泽东的湖南话时,更是如听天音。那时为他们担任翻译的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宣传部长吴亮平。斯诺是用英文记录的,当然避免不了英语的句式文法和词汇的影响。斯诺自己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举了毛泽东说“鸡”、“湖南”、和“一碗茶”的“奇怪的变音”作例子,来说明他们这场采访的困难。而且,他后来也是用英文写作的,再后来才由英文本翻译成中文。这采访的困难加上翻译的准确程度,其间出现一些差错和谬误,原是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如此,三联书店在一九七九年十月重版《西行漫记》的《出版说明》中,还郑重指出:“斯诺的这本书,是一部新闻报道性的作品,不是一本历史著作。作者根据采访所得写成本书,有些是辗转传闻,有些叙述者当时就记得不甚确切,因此难免有失实之处。”这个版本还收录了斯诺早在一九三八年为中文译本作的序言,他说:“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遗憾的是,在新近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版的《毛泽东自传》中,这些重要的交代都看不到了。

大概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历史原因吧,有的学者至今还把这段有著明显错误的话当做毛泽东“不承认”他的第一次婚姻的根据,去文饰他根本不存在的什么“过失”。这实在是对毛泽东本人品格的一种歪曲和亵渎。


六、罗氏之死和《虞美人·枕上》

罗氏是一九一O年春患痢疾去世的,其时她还不满二十一岁。对于妻子的死,十七岁的毛泽东心情是悲伤而又复杂的。

从九岁(一九O二年)开始,毛泽东开始进私塾读书。到一九一O年这个时候为止,他先后换了五所私塾,师从过七位有学问的先生。八年私塾教育(包括他在“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的半年,和在毛麓钟家里读书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读了许多“新书”和“杂书”。十七岁的毛泽东心高志远,显然,群山环抱的韶山冲已经关不住他的心了。当年他对斯诺就坦然说过:“《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这是一场守旧的父亲和奋进的儿子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它比少年毛泽东因为父亲骂他“懒惰”而闹到以跳塘投水相要挟那一次要深刻得多。

作为一个在十几年间凭著自己的勤劳和精明创下了一份家业,由农民变成米商的毛贻昌,希望自己的长子继承父业,积敛家财,光大门庭,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他不知道,他的饱读了诗书和已经开始接触新思想的长子已经是“少年豪气在天边”了,他要走出韶山,冲向他心中的天国,去拼搏,去闯荡。父亲的主意和自己的志向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折磨著年青的毛泽东。他知道,要在“职业选择”上反对父亲的主意,绝非易事。当父亲正式提出要送他去湘潭米店当学徒时,毛泽东痛苦极了。对他来说,这正是他人生的十字路口。读书与学徒之争,在这个家庭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一秀健在的时候,年青的毛润之当然会给妻子谈起这些。贤慧的一秀以她在娘家所受的家教和文化薰陶来看,也是会从内心支持丈夫的。据现有资料,一秀患的是痢疾,死亡的时间是正月初二。一位内科专家告诉笔者说,痢疾高发期在夏秋之间,冬春之间患痢疾的极少。但如果患的是中毒性痢疾,在当时偏远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七天左右便可导致死亡。她病重时,正是农家准备“过年”的时候。毛泽东寻医问药照拂妻子,小两口在病榻间贴心的交谈,都是可以想见的。如今,惟一能说几句体己话的妻子已离他远去。丧妻之痛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忧烦从两面同时向他袭来。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的心,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该有多么残酷!

《虞美人·枕上》应是一秀去世后不久之作。这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陆游、苏轼那些悼亡的名篇,此时必然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尽管他的文笔还略嫌稚嫩,但八年的古文功底已经足够让他作这样一次倾诉,一次呼号,一次喷发。

让我们循著这条轨迹,再一次解读诗人的心声吧: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不止是相思之苦,也不止是怀念亡妻的愁苦,这是一个有志少年在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只有这样事关一生命运的大事,才能使青少年毛泽东心潮起伏,直如倒海翻江。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无奈。愁苦和烦恼使他失眠了。愈是睡不著,便愈觉长夜难明。睡不著,披衣起坐,但是,何以排解内心的寂寞和苦痛呢?满天繁星,哪一颗能为我指点迷津?哪一颗能照亮我的前程?

通宵的冥思苦想,彻夜的心绪翻腾,答案在哪里?十七岁的少年,难免要“万念俱灰”了。这时,一个远去了的、模糊而又熟悉的身影,忽然飘在他的眼前。如果她还活著,也许可以向她诉说一点什么。可是,现在她已经离他远去。他还能说些什么?向谁说去?真是“欲说还休”啊!此时,寒星渐隐,残月西沉,一个孤独的少年,一个孤独的男人,在人生的烈火里煎熬,在翻滚的心海里徘徊,他,怎能不潸然泪下?

这应该是一秀去世后不久的事。经过春夏将近半年痛苦的煎熬之后,毛泽东终于坚定了“恢复学业”的决心。他知道,对父亲硬碰是不行的,必需说服他支持自己。据说,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趁父亲外出经商即将回家的机会,称肉买酒,准备了一桌酒饭,把毛麓钟、毛宇居、毛岱钟、周少希等有学问的老先生都请来,(有人说,应当还有他的表兄王季范)。这些人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大多做过毛泽东的塾师。他们都觉得毛泽东聪敏好学,闳中肆外,志存高远,才堪大用。待毛贻昌一到家,老先生们几乎众口一词,赞成让毛泽东去湘乡读书深造。毛贻昌毕竟也是见过世面、通达事理的人。韶山人有句俚语:没媳妇留崽不住。他内心明白,儿媳死了,儿子去意已决,再也没有什么办法留住他了,不如听从这些有学问的本家长者的意见,让他出门求学,也许儿子日后能干出胜于做米店老板的大事来。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毛泽东胜利了。这年秋天,他背起简单的行装,走出了韶山冲,走向一片崭新的天地。故至今韶山还有老人说,倘若罗氏不死,毛泽东当年可能就走不出韶山冲——这当然只是老人们带有宿命色彩的一种街谈巷议罢了。


七、杨开慧与《虞美人·枕上》

毛泽东在和杨开慧恋爱、结婚的过程中有没有将他和一秀的婚姻向开慧讲述过?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如果隐瞒不说,那就是欺骗,毛泽东不屑为也。以毛泽东的人格、襟怀,他当然会如实地向他心爱的开慧详详细细地讲述这一切经过。我们无需去揣测他讲述的方式和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向开慧展示过这首《虞美人·枕上》,并告诉过她写作此词时的心境。在那个时代,一般地说,一个门第身份高于男方的少女,是很难接受有过婚姻史的男人的。毛泽东能够征服开慧的心,主要靠的是胸襟志量学识才华。也许,这首《虞美人·枕上》同样起到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他们婚后,杨开慧是否会向李淑一这样的好友谈及这些,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把这首词给知心的女友看过,或讲过。但生性高傲的开慧,即使是出于一个少女的自尊,也不会把毛、罗的婚姻说出来的。这就是李淑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原因。可能开慧当时就是说这首词是赠她的,也可能李误以为是赠予开慧的——这才有了三十多年后李淑一向毛泽东求索此词的事。

这样,也许就找到了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不肯将此词写给李淑一的真正的理由。

笔者在韶山曾经诚心诚意地寻找罗氏一秀的坟墓。其实,她就长眠在离公婆的坟墓不远的地方。小小的坟丘,已近平塌。没有墓碑,没有鲜花,没人供奉,只有一道浅浅的罗围护卫著。这坟茔就如"罗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短暂的一生,不会也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生前,她将她短暂的青春献给了丈夫和他的家庭,做了一个普通妇女能做的一切。死后,她葬进毛氏祖山,长年累月为公婆作伴,生是毛家的人,死是毛家的鬼。

我曾经十分冒昧地向韶山市的一位领导建议,简单地修一下罗氏的坟茔,并表示愿意捐赠全部费用。这位领导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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