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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一位讳言右派历史的历史学家



作者:李昌玉


(一)写自传讳言打过右派

读《新世纪》上邝海炎的文章《赵俪生先生的是是非非》,知道赵俪生先生(见图)因病于2007年11月27日上午10时逝世。关于赵俪生,我早想写点东西,不意他去世了。我只能说一点赵俪生的小是非――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写自传,却讳言自己打右派的历史。

赵俪生打过右派,几十年后出版回忆录《蓠槿堂自叙》,这位1917年出生,参加过“12.9”运动、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老人,因此涉笔写到许多现代史上的许多名人的逸闻趣事,有张申府、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王瑶、荣高棠、蒋南翔、稽文甫等等,等等,一大批曾经风云一时的政界学界文化界的人物,且作者文笔耿直,不因私交而美其美,恶其恶,被评为“不扬恶、不溢美,忠实地记录下个人的眼光与看法。”(韩三洲《篱槿堂人物论摭拾》)因此受到学界赞赏。大家知道,二十世纪的国共两党纷争与决战,把当时的大小知识分子都席卷其中,即使你想逃遁,“不问”政治,最后政治也要问你,也成了一种罪恶,因此今日写来,自然是别有滋味在心头。人到了八九十岁,记忆还那么清晰,旧雨淅淅,往事历历,跃然纸上,可见赵俪生是怎样地耿耿于怀。

但是,我翻了一下《蓠槿堂自叙》,最最令人不解的是,写回忆,纵横开阖,历史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传主竟然矢口不言自己打右派的历史。

这一点被邝海炎隐约感觉到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批评:“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结构耐人寻味。全书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分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篱槿堂自叙》,从第一章乡土和身世,写到第九章华北大学,相对完整地回忆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是几篇回忆录,断断续续地写了与作者后半生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几万言的回忆录在结构上居然不能统一,令人不可思议。我想,以赵俪生之“儒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难言之苦,是不会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在“盛世”中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到了耄耋之年又逢盛世,却还是不能秉笔直书,这也许是对“可怜”的最好诠释。”(《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定价13.70元)

我所以翻《蓠槿堂自叙》是因为我打右派,有一条罪名是为赵俪生鸣不平。那时我是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他是历史系的教授,根本不认识。历史系有大字报说赵俪生已经调到兰州大学去了,又揪回来批斗,我随口说了几句话,为他鸣不平。这也成了罪状。

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或者说早已淡忘,赵俪生为什么打右派,因此想读读他的自传,岂不知,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自己打右派的事。这就是邝海炎发现他写后半生要“断断续续”,是因为有“难言之苦”,因此“结构耐人寻味”。

赵俪生是在九十年代末写回忆录,离开反右已经三四十年。当右派虽然说不上是光荣,但也算不上是耻辱的标志,社会上已经没有人对右派说三道四了,你可以畅所欲言,仅仅只是共产党在舆论上予以封杀。


(二)文革遭遇巨大的灾难

1957年我们山东大学历史系反右中把已经调到兰州大学的著名教授赵俪生揪回批斗,并打成极右分子。这一年赵俪生40岁。文革中赵俪生下放到河西走廊的山丹县校办农场劳改。他的二女儿赵纪,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她和一位女同学为采摘野菜充饥,双双坠崖殒命。

这巨大的打击感动了悲天悯人爱才惜才的江隆基校长,使赵俪生成了“风雪夜归人”。请读他的夫人高昭一写的回忆:

2月12日黎明,有人敲门,我开门看到的是一具骷髅架子似的鬼状人物,披一件老羊皮,说:“我回来了!”这声音我熟悉,我不免失声,这怎么会是我的丈夫呢?!赵俪生是学术界有名的风采人物,人去不到一年功夫,怎么会竟然如此!怪不得事后农场的人纷纷议论:“孩子的死,救了爸爸一条命。”农场已预定俪生为:“第四号亡人”。他回来了,木木然地躺在床上,皮贴着骨头,只是有一口气。这口气很宝贵,它说明生命虽然微弱,但还持续着。我很诧异:是什么样的神奇力量支撑着他从河西荒凉的劳改场所徒步走向火车站,是怎样爬上了东归的闷罐子货车,又是怎样在冰天雪地的黑暗之中摸回了自己的家?我苦思着这股劲儿是什么?可能是一个人的求生愿望无比强大,它征服了所有设下的陷井,小心翼翼地争取生路,争取生还。……(《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我与俪生走过的路》,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亦载《蓠槿堂自叙》)

发生这种悲剧,前因主要还是打过右派。反右的委屈,文革的灾难,那是多么刻骨铭心啊!然而,赵俪生竟然只字不写。


(三)慷慨激昂地声讨右派束星北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写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展开了反右运动。大学是反右的最先锋。山东大学在7月6日举行了《全校集会反击束星北右派言行》。束星北是物理系的一级教授。在“向党进攻”中,他是锋芒最露的人物,而后又是最顽固不化、绝不低头认罪的“右派”。因此,召开全校大会批斗。校刊《新山大》报道说:两千多“师生员工反右怒潮汇成洪流”,但束星北“首先要求发言,对自己言行加以辩解。他将自己肮脏的历史,描写成似乎是‘抗日志士’,否认自己干过少将并且认为报纸对他的揭发,和今天的会议,有些近于人身攻击。束星北在发言中,还肆意的造谣攻击王承瑞同志,企图将其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缩小为对某些人的意见。束星北这臭而长,充满狡猾抵赖,恶意攻击的发言,引起了到会者很大愤慨。”今天想来,束星北当时真是具有威武不屈的精神!我当时参加了这个大会,对于束星北的“冥顽不化”态度印象深刻。

《新山大》的报道俱在。当时确实是发言者争先恐后,连下雨也没有阻挡。第三位发言的就是赵俪生先生。他的发言记录如下:“赵俪生先生的发言给束星北加以生动的刻画。他说,束星北在今天的会上态度极不老实,想用:1.故作镇静;2.尽量缩小自己反党言行;3.挑出一些还能见得人的几句话,来掩盖其一贯反党言行。赵俪生先生接着说,束星北反党言行,并非自今日开始,远在1953年就曾写过一封向党疯狂进攻的信,赵先生本已写了一篇文章反驳,党当时为了照顾束星北先生,未让发表。赵俪生先生同意商贸一些人对束星北的发言,说国民党的抗战特别是在抗战后期,抗战已只是幌子,而是一心一意的积极反共,特别是国民独特务机关,他的矛头一直是指向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赵先生说他当时在陕西时,就曾目睹束星北在綦江一手训练出来的高徒对进步人士迫害的情况。赵先生在结束自己发言前说:整风运动开始后,在我们学校里也刮起一股歪风,这歪风里有三个主角,共同扮演一出反党丑剧,陆侃如是剧中的‘总统’,他大谈反对党委制,企图取消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这是从最根本点上向党进攻。而束星北则是‘作战部长’,到处张牙舞爪的向党进攻。束星北和陆侃如平时并不熟悉,你们的结合是通过精明而强干的‘内阁总理’刘鸿宾先生的。你们三人一起串演的这出戏,不独危害山大,而且危害人民专业。”

这时,赵俪生还没有离开山大,他在批判束星北的时候,具有了所有批判者的火力,而且别有新意。赵俪生暗示束星北“训练”过迫害进步人士的“特务”更是具有杀伤力。正如毛泽东对章伯钧、罗隆基先验地加上“章罗同盟”的罪名,赵俪生也鹦鹉学舌,给山大的三个主要右派加封晋爵为“总统”、“作战部长”和“内阁总理”的头衔,使他们具有集团的性质。

附带说一下,赵俪生的回忆中,还细致地写过也是山大历史系的知名教授童书业,说他“是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的人”,“ 他既害别人,又害自己,是精神变态的铁证。”在这个批斗束星北的大会上,童书业也慷慨激昂地发言。《新山大》的报道说:“童书业先生的发言着重驳斥束星北企图用所谓法治精神来污蔑肃反运动,指出肃反运动完全有宪法根据,而束星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造谣诬蔑党和人民政府,散布反动言论,说:‘红旗所过之处,一片凄凉,是鬼的世界。’说被捕的特务,不是特务。辱骂党团员和民主人士,这难道是合乎宪法的吗?童先生在历数束星北历史和现行的反动言行后说,在肃反中对束星北的历史加以追查是完全应该的,童先生认为称之为右派分子是对束星北客气的,肃反后的结论对他是过于宽容了。”其实,束星北是大声疾呼“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要法治,不要人治,并没有什么错误。

我再引述童书业的发言,是为了展现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大家一起痛打落水狗,在争先恐后的痛打之中,向共产党献忠输诚,以求得自己免予落水。结果,赵俪生没有得救,而童书业因为装疯卖傻,或确实发生了“精神变态”而得救。

就在斗束大会的第二天,党委又召开“反右座谈会”。《新山大》报道,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教授中,生物系教授曲漱惠、中文系教授殷焕先和历史系教授张维华都义愤填膺地表示要和右派分子陆侃如、束星北和刘鸿宾坚决斗争到底,但是他们如此痛打落水狗,也没有得到自赎。


(四)赵俪生的右派

我现在无法搞清赵俪生是为什么打右派的。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和山大领导闹了什么矛盾。《蓠槿堂自叙》中,好在附录了一篇他的夫人高昭一写的《我和俪生走过的路》有所交待。高昭一写道:“1957年初,高教部调赵俪生支援兰州大学,为了搬家,我们忙活了一两个月,于8月抵达兰州。……当时兰大的反右工作已近尾声,副校长陈时伟、左宗杞夫妇(化学专家)被当作反党集团首犯正在批斗。我们天真地认为,这次调动也许使我们躲过了这次灾难,事后我们才知道真是太幼稚了。山大多年来一直盯视着俪生的某些人,乘我们已经走开,材料可以随意炮制,他们说,‘肃反叫你溜掉,这次你可跑不了啦!’俪生的右派就这样被划定了,时间是1958年秋冬之际,距1957年是一年多的时间;地点是青岛,距兰州则是数千里之遥。直到1959年底,处分才批下来:‘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俪生的工资由高教三级降到七级,从280元降到148元。被剥夺了教课权,被剥夺了写作权,这两项是俪生的第二生命,这样等于把他推上了不是断头台的断头台。”(第242-243页)

这从他在人大和成仿吾、在科学院和郭沫若两位曾经的创造社首领关系闹僵或许可以推测出一点信息。

《蓠槿堂自叙》写道:

成仿吾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道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的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郭沫若

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立此存照”的。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恶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鋆,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以上两件事说明,赵俪生为人正直正派,对于权威、对于顶头上司都敢于顶撞,哪怕是成仿吾、郭沫若这样位高权重的领导也不以为然。那么,他“下放”来到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态度也依然如故,就不奇怪了。


(五)赵俪生现象

赵俪生到了晚年写作自传,却矢口不言自己打过右派的历史,这没有什么奇怪。这种情况很多。打过右派的人,后来写自传,确实有一些人讳言自己打过右派,视之为奇耻大辱,一字不着,只当是到深山老林里遁世了22年。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赵俪生现象”。

如果没有高昭一和一本《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的兰翎等两三个学生的文章作证,后人读到赵俪生的文集,就完全不知道这位年高德劭、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还打过右派。

历史学家讲究历史的纪实性。可是这位历史学家对于自己如此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遭遇都可以“真事隐”,那么,他写的其它历史,别人就可以视为“假语村言”了。

我读赵俪生的《蓠槿堂自叙》,感到赵俪生绕来绕去,其实是要证明自己一生追随“革命”,坚信马克思主义,历尽挫折,最后仍然是一个“同路人”。当初蒋南翔有意动员他入党,他说,我“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念之差,失去了入党的机会。因此,打右派实在是一个误会,委屈,耻辱,再加上在反右中,他批束,也许还有什么隐秘,使他失去正视这段历史的勇气。

但是,赵俪生是历史学家,一位研究中国农民革命史的历史学家。这样一位历史学家写自传,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被打右派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说不是莫大的不幸!再说,赵俪生长我17岁,他和国共双方都有接触,而且自身受到莫可名状的打击,应该对于这场中国最后的农民革命有较为深刻的体验与观察,应该说出一些警世直言,鉴往知来,启迪后人。

正如邝海炎所说:《蓠槿堂自叙》“断断续续地写了与作者后半生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几万言的回忆录在结构上居然不能统一,令人不可思议。我想,以赵俪生之‘儒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难言之苦,是不会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在‘盛世’中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到了耄耋之年又逢盛世,却还是不能秉笔直书,这也许是对‘可怜’的最好诠释。”赵俪生不能“秉笔直书”、讳莫如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种赵俪生现象,这种知识分子的“可怜”,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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