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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淮戚——关于张爱玲祖父张佩纶二三事

作者:姜鸣



李鸿章夫人赵小莲和女儿鞠藕


张佩纶





  时下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很多,但知道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人极少,甚至连博 学多才的张爱玲本人,似乎也不太清楚。在近代史上,张佩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 物,尤如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样。在后来的相当一个时期,他们祖孙两人都 被冷落了,直到近年,张爱玲忽然被文学界热络地炒作起来,而张佩纶研究依然 寂默。朋友曾邀我写本张佩纶的传记,可惜我冗务在身,不敢贸然应允,但我内 心中,却是真想抽出时间做点深入的研究。

  按《对照集》的说法,张爱玲仅仅知道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而她对祖父的 了解,完全局限在小说《孽海花》中的庄仑樵,甚至以为李鸿章被张佩纶参劾 过,因而“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使我惊诧不已,正好印证了一句老 话:“文学家是不读历史的”。

  张爱玲说:“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七家,但是 张家后来也可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 妆。”其实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已官居安徽按察使,与李 鸿章有着生死之交,这是李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重要原因。虽说当时恰逢战乱, 张印塘又死得较早,但印塘的曾祖、祖父都是秀才,想来张家应该不至太穷。

  张爱玲把自己对祖先的无知,归结为父母“在思想上都受过五四的影响”, 对子女绝口不提上一代,我以为这个理由是勉强的。她又称她对祖上的了解,都 靠“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其实她只 要抽空看看父亲张志沂出资刻印的祖父全集《涧于集》,哪怕是书后所附的跋 语,就肯定会知道得更多且更准确一点。然而她既无兴趣,更不在乎,这恐怕才 是受过五四影响的世家子对前朝遗事的态度。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1年中进士。在光绪初年的政坛 上,他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所 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 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 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讷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 流之号”。以张佩纶为例,1875至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 的占三分之一。崇厚擅签《里瓦几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予俄国,张佩纶上奏 极言其非。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因种种劣迹被其劾去。弄到后 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 都有人竞相模仿。

  张佩纶的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他曾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称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之弟候补道宝森,恐以虚誉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系翁同龢侄子,京察列入一等,恐为奔竟夤缘口实。军机大臣王文韶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而翁同龢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这样的评语由被批评的人讲出来,可见其立论及文字的把握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八八二年,云南报销案起,案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三折,终使王文韶挂冠而去。稗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总督,“见文卷中有张手笔,自谓愧对”。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我不知道,但张佩纶在政坛上的杀伤力,一时间真是无与伦比。

  人们一般认为,“清流”奉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 凡稍谈外交、识外情者,咸斥之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是洋务派的主要对立 面。然而,政治层面的实际运作远非如此,从李鸿章与张佩纶之间的六百多封通 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沟通。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 “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读过张氏的这些信札,我确 信所谓“清流”,恐怕真的只是他的门面而已。

  锋利无伦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 年旧识有关。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在给前江苏巡抚张 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 张树声本是淮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张华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称“清流 腿”。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使得官场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次年张 佩纶过津,李鸿章邀其小住两旬,从此他们私下走得很近。1883年底,张佩纶出 任总理衙门大臣,他两三天就与李鸿章通一次信,署中大小事情都逐一报告,简 直就像是李派进去的眼线。

  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内外唱 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这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但张佩纶与李 鸿章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结成了紧密关系,却从未为外人洞察,更没有发现他其 实是李鸿章同李鸿藻沟通的桥梁。从某种程度上能否说,张以二李为体,二李以 张为用,才使得19世纪80年代上半段的晚清官场显得色彩斑斓。

  政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场,恐怕没有什么单纯的“清流”。同样,李鸿章对张佩纶,既有欣赏的成分,又有笼络的考虑,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下谕,委派三十六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已刊日记中,本年记载全部阙如,使得后人难以知道他接获任命时的确切心态,从各种蛛丝马迹分析,他的感觉未必是振奋的。

  关于这次任职,李鸿章曾私下分析“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张佩纶自定的方略是先“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这不失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独善其身的一种选择。但到了福建,他却又踌躇满志,准备一展抱负。殊不知,此行正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

  清政府对于中法越南冲突在处置方案上一直举棋未决,甚至当法国军舰开进闽江,同中国军舰交错停泊的时候,依旧和战不定。张佩纶虽是书生,也懂得先发制人的道理,可是军机处楞不同意,却又训令他“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不可放法舰出闽江,这就注定了最后的悲惨结局。中法军舰在双方的火力 圈中对峙了一个多月,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顶,我想,无论谁都会绝望。依张佩纶之绝顶聪明,他自然预感到了。他在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说:

  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果然,当法国人在8月23日开炮袭击时,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倾刻之际便被摧毁(船政局的造船设备和技术,全部是从法国引进的)。在法国大炮轰鸣声中,张佩纶上中岐山观战,亲眼目睹了江面上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开战必败的心理准备虽然早已有之,但败得这样快、 这样惨却是未曾想到。数月之前,京师之中指点江山,挥斥方酋,何等潇洒气派;如今,他却体验到身败名裂、罪无可绾的绝望心情。后来,民间传说他一闻炮响,放弃指挥,跣足而奔,一气逃了几十里,行抵鼓山,乡人拒不接纳,只能匿居庙中,而遭言官弹劾。虽经左宗棠奉旨查核,力奏无此情节,最终仍被流放军台效力,从此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

  马江之败是前清流趋于沉寂的转折点。近代中国的不幸不是言官太多,而是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太少,国家尚未从封建专制中挣脱出来,综合国力无法同发达国家抗衡。当然,书生典兵,本来含有以文制武,防止军人专权的政治考虑,其在中法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却是慈禧太后调整政治格局的一条计谋。中法战争的外部结果,是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从本国政坛的变化看,则是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包括李鸿藻在内的全班军机集体下野,和清流健将们的铩羽而归。

  李鸿章拒绝了张佩纶要他派军舰援闽的要求,张佩纶心中不满却无处发泄。李鸿章认为张主动选择驻扎船政局而不是驻扎在福州是意气冲动:“公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乃如此勇于任事,又任必不可任之事,为中外众射之的,能毋痛惜耶?”事后给予张佩纶持续关爱的,仅有李鸿章,所以张佩纶只能苦涩地接受这份关爱。作为清流,他没有“清到底”的气度,依附李鸿章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就成了他后半生的选择。

  一百多年来,关于张佩纶马江之战的故事似有越描越黑的趋势。当年左宗棠上奏为张辩诬,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中解释,是左的幕僚谢章铤与张的密友陈宝琛交易甚笃。我不太相信这个推测,因为仅凭幕僚与陈宝琛友善,显然左右不了左宗棠,何况当时陈宝琛也受到攻击,自身难保。

  后来我读到李鸿章的一封信,提到左氏出京时即面告李鸿章:“幼樵与彼交好,马江之挫可惜”,李对张分析说:“此老尚顾名义,当不至媒孽颠倒”,显然,左宗棠的面子是卖给李鸿章的。陈寅恪先生又说“马江战败,丰润因之戍边,是丰润无负于合肥,而合肥有负于丰润,宜乎合肥内心惭疚,而以爱女配 之”,其实李鸿章在处理中法战争时的态度,完全是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爱女嫁张,决计不是“惭疚”的结果。




  从照片上看,中年的张佩纶略显肥胖,脖子很粗,眼泡浮肿,留着唇髭,毫无精明强干的样子。倒是他的夫人,风姿绰约,仪态端庄,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肯定比孙女张爱玲长得漂亮。张佩纶一生三次婚姻。原配朱芷芗的父亲是大理寺卿、军机章京朱学勤,继室边粹玉的父亲边宝泉从陕西按察使做到闽浙总 督。边夫人一八八六年故世后,李鸿章将女儿李经(小名鞠藕)许配给他续弦,可见对他的看重。鞠藕是个才女,深得父亲的钟爱,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二十三岁方才定亲,在当时属于晚婚。一八八八年五月,张佩纶结束了流放生活,离开张家口戍所,李鸿章为他支付了二千两银子的流放费用。他返京后专程去天津见李。十一月十五日,张佩纶在天津举行了第三次婚礼。李鸿章对朋友说:“幼樵以北学大师,作东方赘婿,……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原信底稿上还有“回忆婚姻之约,原在十年之前,星纪已周,冰绳仍寄,固云夙契,亦是前缘”数语,定稿时被李鸿章圈去。野史记载张佩纶自戍所回来后曾作鞠藕的家庭教师,由此擦出爱情火花,恐怕并不正确。

  张佩纶比鞠藕大十七岁,在局外人眼里,这场婚姻大为奇怪,所以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有人作联曰:“老女嫁幼樵无分老幼,东床变西席不是东西”。又有人作诗曰:“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惟张李伉俪,感情尤笃,吟咏之乐,甚于画眉。各种浮言,一概不予理会。在张佩纶日记里,常有“以家酿与鞠藕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鞠藕小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鞠藕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这样的记载。

  张佩纶夫妇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有时也给李鸿章出出主意。到了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企图出任前敌统帅,为张所阻,郎舅竟成水火,当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李经方旋运动御史弹劾,获上谕:“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这样,张佩纶不得不偕妻南下,定居金陵。自谓“从此浪迹江湖,与伯鸾赁舂、元节亡命无异”。昔日的清流密友张之洞此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张佩纶为当轴不喜,为避嫌疑,几乎不相往来。所以张佩纶自叹“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清流以为淮戚而疏之,淮戚又以清流而远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远离政治中心的张佩纶依然关心着政治。及至翌年战败,李鸿章被迫东渡,在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张佩纶曾作二千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女婿,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非设法自救,即疚惭不能解,而况不疚不惭?蒉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鞠藕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

  这几句血泪交加的话语,写得极为沉痛,为我们展示了李鸿章家族内部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对态度。李鸿章出国之前,便知此行必是一生名节的毁灭,回国后果然朝野上下,弹章纷飞,国人皆曰可杀。这份激情,宛如当年清流之于崇厚。




  张佩纶的晚年是在南京度过的。他买下大中桥襄府巷的一座侯府,园中古木扶疏,生活过得颇为闲适。张爱玲回忆说:“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座宅子,民国年间被改为立法院。

  对于祖母,张爱玲同样了解不多。老女仆告诉她:“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子”,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这些大煞风景的片段。

  其实鞠藕不仅是个聪慧的才女,而且深谙政治运作的秘密。八国联军之役,李鸿章奉诏北上议和,他的亲信盛宣怀以电报局总办的身份在上海居间联络。鞠藕给父亲的家信中就提到盛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间的勾结串通。她指出张之洞在内部讨论求和方案时常常空发高论,“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岂能办到好处?无非巧为播弄,以见其心思精密,高出全权(按指全权大臣奕訢、李鸿章)之上,落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知收清议而已”。奕訢、李鸿章对此当然十分讨厌。

  可见有其父必有其女。

  张佩纶死于一九O三年。他去世后,张之洞作诗“过张绳庵宅四首”,内有“劫后何曾销水火,人间不信有平陂”之句。张之洞晚年写了不少怀念清流旧友的诗篇,大约半是作秀,半是真情,倒也无须深究。

  如果说,像曾国藩、左宗棠可算是晚清知识分子入仕的成功者,张佩纶则遍尝成功与失败的酸甜苦辣。他的一生色彩斑斓,伴随着历史的波澜起伏跌宕,远较儿孙辈丰富得多。

  所以我想,张爱玲声称对此一概不知,真是有点儿可惜。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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