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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二弟张鹤慈、郭世英与“X集团”案

作者:张饴慈



多维编者按:张饴慈乃张东荪长孙,原首都师大数学系教授。多维最近转载了《民主中国》宋永毅对张鹤慈的长篇采访,有网友读后推荐来张饴慈关于张鹤慈、郭世英与“X集团”案,答覆友人的书信,可作补充和印证。现全文刊发如下。

张鹤慈是我二弟,比我小二岁,1943年8月生,他从小不像我那样听话,脾气也急,小学六年级,正值冰心去北大附小参观,夸奖过他的作文(谢冰心和我祖父张东荪、父亲张宗炳都熟,但当时她并不知道我弟弟的家庭关系),这大概使他比我们更喜欢上了文科。我们兄弟读的杂书不少,不过因为祖父的关系,家里是坚决反对我们学文的,而且我们兄弟三人理科都不错,老一辈的学问应该说是一流的(二叔、姑姑都是院士),我和小弟都曾是数学竞赛获奖者(一个在北大数学系,一个在北大物理系),张鹤慈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我们差。因此,在当时大气候下,让他学理,他并不反对,只是对文特别喜爱而已。

年青人都有些狂,他大概比我们更厉害些,初三时的一次"早恋"受到了学校(清华附中)的批评,使他和集体的关系弄得很糟,从而和父母也有了顶撞,到了高中(一0一中),由于同学大多来自原来的初中,使他一开始就受人注目,造成他更不合群,自傲,愤俗,其实那时他才十四五岁,"恋爱"是从小说中学的,是一种精神恋爱。他长得漂亮(一点也不像我),确有一些女孩子喜欢他,不过,他在模仿书上的口气,声称他的恋爱观是"合则留,不合则去",似乎是一种不要婚姻的"现代"理念。在那个时代,即使有女孩子喜欢他,谁敢按这种理念来作他的女朋友(加上他的政治状况)。反过来,他的心气又高,没有几个人看得上。因此,直到入狱为止,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入狱时他不到20岁)。

101中的住校生活也使他受不了(他的高中三年是大跃进的1958年到吃不饱的1960年),当时他总千方百计跑回家(家在北大,到101中学骑车用不了20分钟)。有一次晚自习时间他去看昆曲,在大会上受到通报批评。同时挨批的有一个高干子弟孙经武,孙的父亲是总后勤部的一位副部长,少将军衔的长征干部,于是,孤独的他与孙相识并成为好友。我不太知道孙的学养如何,但两人在政治上谈得来,他们到底是新中国培养的学生,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崇拜”西方,但是很欣赏苏联,喜欢苏联的电影、文学。那是60年大批苏联的时候,他们却欣赏着苏联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当时挨批的小说,如《一个人的遭遇》等等。孙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要偷越国境去苏联,于是一个人向蒙古方向走去,一个十六七岁,平时娇生惯养的少年,出去不到一周,尚未到边界,就打退堂鼓了,想家了,粮票也没有了,就回来了。

这件事,揭露出来,非同小可,他走之前曾告诉了张鹤慈,我二弟属于知情不举。也许孙是犯罪未遂,更因为是高干子弟,具体的处分我不记得了,只知道其后果是,上大学时,孙去了一个两年制的师专,我二弟到了北京师院数学系(现在是我的工作单位)。从上边说,大概已算十分宽大了,但就我二弟来说,他自己觉得自己去了一个末流的学校(当时师院确实不算好大学,不过,学生水平要比现在好得多,因为许多人来此,只因为其出身不好),和我们兄弟比,心中自然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孙经武当然更不肯去师专,他的父母把他送去当兵,兵种非常好,希望他走从军、当军官的这条路。当然也希望部队能对他改造,不给家中惹事。

他们之间仍频繁通信,其表现使部队和师院都十分头疼。这时又结识了高中同级不同班的郭世英。郭当时在外交学院,而并非人们所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那时高干子弟的出路依次是留苏〔反修前〕,军工院校,外交类院校,也有直接入伍当军官的,然后才是北大、清华这类学校)。这个“小集团”就形成了,后来还有一些次要的人受牵连,但骨干是他们三人,劳动教养的也是他们三人。

他们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守校规,军规,在家顶撞父母,是单位的另类、怪物。举个例子,一次在32路公共汽车上,忽然天降大雨,他们就跳下车来,在雨中长啸,让雨把自己淋个透,发泄心中的一切块垒,让行人侧目而视。

其后果是孙被部队退了回来,我二弟以几门功课不及格为由,被退了学,郭也不能再待在外交学院了。

当时,他们都不到20岁,读了许多书,对一切新奇的东西感兴趣。那是1961─62年,相对比较宽松,除了公开出版的书籍外,还有许多解放前出版过的小说,记得的有屠格涅夫的《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给我触动最大。他们利用高干子弟的特权,还能读许多内部读物,我也从中看了不少,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之类的小说,《椅子》之类先锋派的剧本,有些我看不懂,另外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萨特、维特根斯坦的着作等。他们接触的面很广,已不再向往苏联了。我相信,就他们的年龄来说,有些东西并没有看懂,但他们很认真地讨论,还时常要与我辩论(那时我思想比较正统),二弟和我祖父也有了交谈,祖父十分喜欢他,不过,年青人狂得很,他觉得祖父在有些方面已经落伍了,当然他们更看不上郭沫若,我二弟几次和我谈起,郭世英对他父亲的剧本及报纸上的诗作的苛评。

郭世英由外交学院转到北大,是他自己选择的,没经过任何考试,他和我二弟商量,我弟弟对北大比较熟悉,选了一些他们认为有学问的教授去一一拜访,例如,西方经济学家陈岱孙、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洪谦教授,最后,决定上哲学系。

这一段时间,孙经武准备考北医,我二弟闲居在家(他的出身使他再上大学已不可能),郭在北大念书,几乎天天来我家。母亲发现他们现在在一起念书、讨论,安静多了,尽管讨论的是数理逻辑之类的东西,但却让家里士放心不少。手抄本“X”刊物,应是这时的产物,我没有看过。那时候,我也狂,看不上他们写的东西,宁愿去读他们手头弄来的书。“X”是数学上未知数的意思,表示“未知”,不过,后来定罪时,一定要说这是俄文字母(他们三个人都是学英文的,没学过俄文),是赫鲁晓夫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其实,那时候,他们已不怎么看得上赫鲁晓夫了,刊物中有诗,有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评论,作者就是他们三个人(?),我二弟文才最好,他是主笔,他一生狂妄,但和郭感情最好,最谈得来。

就在这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他们被拘捕了,那是1963年的5月17日,到了9月份,罪名下来,共四条。我只记得前三条:1,组织反革命集团,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企图偷越国境。"企图"出境,是因为他们仅仅是半开玩笑的议论过(他们的生活,无疑是上层的精英,可以看内部小说、电影,吃高级宾馆、饭店),如各自从家中偷些什么东西等等,因为有孙以前的事,这一条当然算。不过,最主要的是前两条。据说,毛1964年讲革命接班人问题,就与他们直接有关。两个高干子弟被一个反革命子弟腐蚀了。当然,不止他们,还有别人,也和他们接近(起码,孙的父母,和于立群,当时都有这想法,尽管我父亲为他们的事,多次给郭沫若写信,请他想办法)。

不过,处理还是"宽大"的。周总理亲自过问,张鹤慈、孙经武各教养二年,郭世英是后来者,劳教一年。开初,张孙在一起,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的一袜子(?)工厂,实在算不得什么,但要求二人不许联系,不许说话。无奈,两个人仍不知天高地厚,最终,二弟去了延庆砖瓦厂和刑事犯在一起,开始了真正的劳教生活,他老实了,给家中写信,除了要生活必需品外,只报平安,一句话也不说。母亲自然想知道他的情形,一次次探亲和打听。有一次他在信的最后引了一首辛稼轩的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当时看了,我心中十分难受。

三个人因表现不好分别延长一年劳教。两年后(1965年5月),郭世英出来了,然后去农大念书,惨死于文革,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了。1966年5月,彭真、罗瑞卿分别主持的北京市委、公安部都已瘫痪,我二弟只好继续劳改,不久,接到“暂不解除”的通知,一直“暂”到林彪垮台后的1973年,教养了10年。其间,他从延庆到茶淀,又到邢台,1973年解除教养后,仍不许离场,除了有每年12天的探亲假和每月10多元的工资外,仍是劳改犯的待遇。1978年落实政策,对前三年的教养并未改正,因为是总理的决定,尽管公安部的人向他说,这种事要放在现在什么问题也没有,只对后一段的教养给予平反。据说那是谢富治等人想用此事整总理(我却以为是为了给谢再加一罪状)。我二弟既弄不清也不愿多想,只求公安部赶快把他的户口弄回北京,离开那可怕的农场(当时政策多变,这也颇费了一番周折),毕竟劳改了15年了。

到京后,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曾说,我比那些共产党员更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90年代出国,现在墨尔本定居(孙在日本)。出国前,他已结婚,妻子很好,比他小十三岁,有一个儿子今年上大学。1993年50岁时又有了一个女儿。他无一技之长(入狱时不足20,出来时已35岁),在澳洲开了家洗衣店,买了一所房子,全为稻粱谋了,大概算是朱学勤所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吧!

不过,他还关心人文上的事情,也喜欢你的作品,曾和我说过,希望能得到一本您签名的书,但他自己却什么也不写了。我总劝他写,包括他的经历(十年劳教,他和许多右派曾在一起,如戴煌,每次回国,他都去看他),他反而劝我写我家的一切。可惜我文笔太差。

收到你的信,我和他通了电话,他的诗、日记全没有了("日记"没有了,是他不肯写的主要原因)。他告诉我,X抄本和他的"日记",应该是在公安部了,但怕是无法得到的,因为案子由周总理定,并没有平反,而且若公安部说文革时已全没有了,你也没办法。他不抱任何希望。

1968年1月,祖父张东荪、父亲张宗炳被捕,不知去向,5年间多方打探,全无音信;以前我只听说国民党时,被捕的人"失踪"。况且祖父入狱时已82岁。直到1972年底才知道他们在秦城。父亲早已疯了,奔波多次,方允许监外就医,送进了精神病院,二叔张宗燧、三叔张宗颖、三婶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身亡,母亲也被送到海淀公安局,关了近一年,一个堂弟1968年"为父报仇",判了15年,直到1978年平反。我虽大学毕业,但因家庭问题,不分配工作,作为下放干部,在农村(京郊)当农民,加上多年的女朋友不得不离去的失恋,一生也算多磨。1987年妻子又患尿毒症,两次肾移植,经济困难不说,低三下四求人走后门,十分令人痛苦,有时胜过文革的挨整。夫人今年初去世。想想我的一家,也许真该写些什么,只是心很难静下来,静下来回首往事,又夜不能眠,加上工作又忙,去年已该退休,延到今年,尚未退,工作已又找来。

不想今夜心血来潮,乱写一通,字又乱,让你费时间读了,十分抱歉。

饴慈2002,4,25凌晨

记得我第一次去探视二弟,是在延庆。天已经很冷了,砖瓦厂的阴森气氛,至今历历在目。会见时,边上有监管人员,只能说些"好好改造"之类的话,他阴沉沉的几乎没说什么。

最后一次探视他是在67年冬,家里出事前(父,母,祖父尚未被捕,二叔也还在)。到茶淀他的所在地,要步行经过一大片荒地。我堂弟陪我去(半年后,他被判刑15年)。因为是两个人,谈了几句后,堂弟故意去和监管人员聊天,我乘机告诉二弟,抄家,三叔三婶自杀的消息。分手时,他为了不让我们见到他难受的样子,抱着我们带给他的东西,飞奔而去,留下让人酸楚的背影。

1968年后家里事太多了,对他已不能多顾。后来在邢台,是母亲和下放到磁县的小弟去看过他。──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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