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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世独立的叛逆者——我的姐姐张爱玲



作者:张子静


  张爱玲是传统的,因为她生在一个显赫之家;张爱玲是叛逆的,1938年初,她毅然绝然地离开了家,出逃了;张爱玲是聪颖的,她少年时的文章便横溢着才华;张爱玲是沉静的,她把一切语言都表现在了唯美的文字中……这就是张爱玲。

 以前评介我姊姊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这可能因为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她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御史,是“清流党”的要角。她的祖母李经(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化殿大学士,无日不在要津。她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的对我姊姊有所影响。

  我祖父是个清官,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祖父去世后,表面上是三祖母当家,具体事务则由二伯父料理。祖母省俭度日,二伯父也不尚奢华。三祖母1912年去世后,家里仍残留着封建习俗与家规。长兄如父,长嫂若母,我父母婚后与他们同住自然觉得很拘束;我母亲因而常常回娘家解闷。

  我父母一直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后来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张志潭引介,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如此才顺理成章地分了家。1923年,我姑姑和我们一起,由上海搬到了天津。

  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却不保守。母亲对父亲的堕落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却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1924年夏天,我母亲二十八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我母亲的果敢和坚决。姊姊在《童言无忌》里说:

  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童年张爱玲】

  所以我有记忆的开始,母亲已和姑姑出洋去了。姊姊和我,成天就由保姆带着,在院子里玩。我从小就常发烧感冒,有时保姆带着姊姊出门去,我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纪,我就觉得姊姊比我幸运,也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那时姊姊和我最快乐的事是母亲从英国寄衣服回来。保姆给我们穿上新衣服,仿佛过新年一般喜气洋洋。有时母亲还寄玩具回来,姊姊一个,我一个。当时我们都还小,保姆照顾我们也周到,对于母亲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回想母亲自国外给我们寄衣服和玩具这件事,我才了解她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无奈!

  姊姊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觉得是多余的。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搀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姊姊在《私语》里的这段描写,如今我是完全不记得了。只有“多病”这件事,一直是记得的;因为多病,她能吃的我不能吃,她能做的我不能做。我从小在姊姊心目中的分量,从她这段描写就很清楚的确定了。此后的人生进展,细节尽管曲曲折折,形貌变化多端,但我的生命基调和方向,无非也就如姊姊描写的那段,虚弱无奈地活了大半辈子。


  【搬离天津】

  我们在天津的童年,前后6年。1928年,我们又搬回上海来了。那一年姊姊八岁、我七岁。

  我们搬回上海的真正原因是,我父亲“官位”不保。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辖下的单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我堂房伯父的官誉。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我父亲失了靠山,只好离职。他丢了这个平生惟一的小小官差,心里当然深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1928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我母亲决定回国,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挽救她的婚姻。既然我父亲答应戒除鸦片,不再纳妾,她认为这个婚姻还可以维持下去。她是个母亲,当然想念儿女,想回来与我们一起生活。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姊姊和我都已到了入学的年龄。我父母亲都没有正式上过学校,一直由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学。父亲对姊姊和我的教育,也坚持沿用私塾教学的方式。但我母亲去英国游学了四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我们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她回国后,为了这个问题和父亲争吵多次,我父亲就是不答应。


  【父母离异】

  后来我父亲没遵守承诺,又开始吸鸦片。母亲对婚姻彻底绝望了,不再凡事听从父亲的意见,坚决要送姊姊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学六年级。姊姊在《必也正名乎》里提到这一段: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过了不久,我父母就离婚了。姊姊和我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我母亲在离婚协议里坚持我姊姊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我父亲负担。

  我姑姑看不惯我父亲的堕落,在我父母离婚后也搬了出去。我们这个家,回复到天津时期: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那时姊姊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姊姊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初显才华】

  那几年中,我记得姊姊一到寒假就忙着自己剪纸、绘图,制作圣诞卡和新年卡片。她做这些事的时候,非常专注、细心,不许我在旁边吵她。我知道她总是把自认最满意的圣诞卡拿去姑姑家,请姑姑代为寄给我母亲。

  姊姊就读黄氏小学后,继续在学校学弹钢琴。后来还曾特别到一个白俄老师家学钢琴,一周一次。但是我父亲认为学费太贵,姊姊每次向他要钱交学费,他总是迟迟挨挨,要给不给,后来姊姊就不再去了。

  还有一次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自己裁纸和写作,编写了一张以我家的一些杂事作内容的副刊,还配上了一些插图。我父亲看了很高兴,有亲戚朋友来就拿给他们看。

  “这是小做的报纸副刊。”他得意地说。亲戚朋友当然也夸奖了姊姊的创作才华。

  1934年,我姊姊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我父亲这才答应让我到学校去上学。因为在家跟私塾先生学了一些根底,我插班考试,进了协进小学读五年级。这个学校不如圣玛利亚女中那么高级。

  不久,我父亲再婚。我们这个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又开始纷扰起来了。

  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期间,和我姊姊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有一些谈论天气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话语。那年放暑假,姊姊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我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在书房看到姊姊的作文簿,上面的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姊姊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划得十分深刻、细腻,很感动人。后母看完也很感动,认为姊姊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我姊姊会写文章。其实我姊姊完全为了习作,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讨好她的用意。我父亲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为了使后母高兴,也就随声附和,未加点破。


  【出逃】

  1937年夏天,姊姊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要求,但被拒绝了。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姊姊出国。姊姊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我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后来我才听说,我母亲为了姊姊出国留学的事,1936年特地回上海来了。她托人约我父亲谈判姊姊出国的问题,父亲却避而不见。不得已,才由我姊姊自己向父亲提出的。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我后母的冷嘲热讽。我姊姊受伤最深的就是她在《私语》中写后母骂我母亲的话:

  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日军攻击闸北,“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我舅舅家那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母亲也住在那里,就派人来把我姊姊接过去,在那里住了两个礼拜。

  后来姊姊回家来了。她走的时候虽让我父亲知道,却没跟后母说一声,她一回来,后母就开骂,打了她一巴掌。姊姊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姊姊要打她,上楼去告状。我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我姊姊一阵拳打脚踢,把我姊姊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幸亏我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去把他拉开,姊姊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我姊姊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我父亲已下令那两个门房不准开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何干偷偷打电话去我舅舅家,第二天我舅舅和我姑姑来为我姊姊说情,顺便再提让我姊姊出国读书的事。结果说情无效,我后母又在一旁冷言热语的,我父亲和我姑姑一来一往都不善罢干休,竟至兄妹扭打起来了。我姑姑的眼镜被打破,脸上受了伤,一直在流血。我舅舅拉着她,要她赶紧上医院去。姑姑临走时候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自从我姑姑和舅舅走后,姊姊就被软禁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那段日子,我也不大敢到她房里去看她。因为我父亲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我姊姊走出门。

  姊姊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我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我姊姊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得病一天天严重。何干见我姊姊的病一日日严重,惟恐我姊姊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负连带责任。她躲过我后母的注意,偷偷地告诉我父亲,并明确表明我父亲如果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负任何责任。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我父亲也考虑到,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也没面子。

  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我姊姊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姊姊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姊姊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知道姊姊一直在为逃走做准备,但不敢去告诉父亲。1938年初,将近旧历年的时候,我姊姊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当,偷偷地逃走了。何干受她的连累,被我父亲大骂了一顿。不久之后也就离开我家,回皖北养老去了。


  【不再回头】

  姊姊投奔母亲,增加母亲的经济负担,但母亲仍请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为姊姊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据说当时的补习费是每小时5美元。我姊姊发奋图强,考了个远东区第一名。但是欧战爆发,她没能去伦敦入学,1939年才改入香港大学。

  以前母亲回国来,我姊姊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总是被父亲和后母拉住,不许去。我为此哭闹过很多次,他们还是不让我去。1938年初姊姊逃走后,我在家里很孤单,很想念她。那年放暑假,我就偷偷到她们的住处找我母亲和姊姊,希望留在她们那里住下来。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姊姊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姊姊和我都哭了。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姊姊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1948年我从无锡回到上海,又去看我母亲。那时我父亲及后母已沦落到搬至14平方米的小屋了。我劝母亲回上海来定居,找一个房子,把姊姊也接过来同住,以后我回上海也可有个安身之处。母亲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我当时认为这个理由很勉强,很想问她是否在国外有了要好的男友或准备在国外再婚?但又觉得这样问很不礼貌,也就没说出口。哪晓得那时她心爱的男友已经死于战火了呢?又哪晓得不久后我母亲真的又出国了;那次见面,竟是永诀!

  1938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亲的家,1948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


张爱玲年表

1920年9月30日 出生於上海,原名张瑛煐
1922年迁居天津
1928年由天津搬回上海,读《红楼梦》和《三国演义》
1930年改名张爱玲
1939年考进香港大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投入文学创作。两年後,发表《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作品,并结识周瘦鹃、柯灵、苏青和胡兰成
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
1945年自编《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同年,抗战胜利
1947年与胡兰成离婚
1952年移居香港
1955年离港赴美,并拜访胡适
1956年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八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
1967年赖雅去世
1973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後,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1995年九月逝於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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