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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詹天佑没遇到袁世凯



作者:张建伟


沿京张铁路,去八达岭长城,经青龙桥,站台北侧便矗立着詹天佑铜像,旁边是孙中山题字碑,建于中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此举有“民国国父”赞颂“中国铁路之父”的意思。其实,最有资格题写碑文的是三年前(一九一六年)死去的袁世凯,因为没有袁的大力举荐和支持,詹天佑便没机会“自行设计和建造”京张铁路。

一八八一年,被清廷强令中途辍学的九十四名“留美幼童”,回国后境遇很惨,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学非所用。有篇介绍“留美幼童”梁敦彦的文章这样写道:“梁敦彦和同学们归国后,以为在国外勤习八年,学到不少新知识,可以为国效力,谁知因他们未参加过科举考试,没有功名,处处遭官场白眼很难找事。梁敦彦几经周折,才在天津电报学堂找到一份工作,教授英文,待遇很差……后因父亡回家奔丧,返回时,再也找不到事做,非常狼狈。”与之相比,詹天佑算幸运,被湮没七年之后,终有机会在铁路公司当上工程师,总算学以致用,但主事的都是洋人,他只能算打洋工。一九O一年,慈禧忽发奇想,希望能坐火车去西陵祭祀,于是清廷赶紧筹措修建这条只有三十七公里的“皇陵专线”,詹天佑终被启用,迅速修筑完毕。说来有趣,这才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但路旁没有任何人的铜像,甚至至今没人愿意提及这个“第一”。

也是在一九O一年,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没二十年之久的“留美幼童”们这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前面提到的梁敦彦当上京奉铁路总办,他的同学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北洋外交负责人,另一个同学蔡绍基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大学总办,这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就在这期间,詹天佑被袁世凯大力保荐为京张铁路工程局总办兼总工程师,使之完成了“中国用自己的资金、建筑自己的铁路”的梦想。二OO四年,钱钢、胡劲草著《留美幼童》一书,专辟一节,题“袁世凯重用留美幼童”,文中写道:“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都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真是“乌云里忽然露出了阳光”。

袁世凯为何重用“留美幼童”?因一时之需而临时起意,还是其重用人才的一贯做法?检索史料,原因是后者。先说育人。早在一九OO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便在济南创办了山东大学,是为中国最早的省立大学。而后从一九O一年任直隶总督,到一九O九年被罢官回籍,袁世凯领导直隶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一万多所,拥有教职工二十多万人。再说用人,有个进士叫梁士诒,被分配到直隶做候补官员,几年过去,仍没谋得个正式职位,郁郁不欢,终于鼓起勇气求见袁世凯。袁问:“有何特长啊?”梁答:“我楷书很好,会教书,能写诗。”袁说:“书奴伎俩罢了,你这种人,我属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没出息。”梁士诒听罢,惭愧至极,求助于袁的仆人,望指点迷津。仆人告诉他,袁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经济人才。梁士诒卖掉衣物,遍购外交、经济书籍,认真苦读,揣摩领会,几个月后,再次求见。袁问:“还写诗呢?”梁答:“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识,已然更新。”于是谈起外交和财政两门学问,滔滔不绝,纵横议论,很有新意。袁世凯大为惊奇,马上聘请梁为财经顾问。众所周知,民国初年,梁士诒乃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后来还曾做过国务总理。时人论袁世凯爱才,决不任人唯亲,且全是务求实干之士,这才“使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詹天佑能受到袁世凯青睐,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并非偶然。

当年,铁路开工时,袁世凯派其幕僚郑元直将一座鸟鸣钟送给詹天佑,以示关怀。后又有《致詹天佑函》,写道:修筑京张铁路,乃大张我国人志气之举。除此之外袁世凯与清廷交涉筑路决策,多方告贷筹措资金,排除洋人阻碍干扰,千难万难,比筑路之难恐不在以下。二OO五年十月十二日,詹天佑的一座新铜像在张家口火车南站揭幕。至此,京张铁路两端,“京”有铜像,“张”有铜像,詹天佑先生彪炳千秋。

原载《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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