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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仆――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一名改革派还是一位护教者?


作者:查建英


二OO九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发表演讲,是时座无虚席。这是书展的最后一天,而中国作为此次盛会的年度荣誉嘉宾,正努力展示其文化吸引力。中国共产党的部长与德国总理一起为中国主题馆开幕。钢琴家郎朗在古老的法兰克福歌剧院与德国艺术家们同台演出。还举办了京剧表演、中国民间艺术的展示以及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论坛。

七十六岁的王蒙可能是中国仍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他个子不高,戴着黑框眼镜,仪表整洁,满头黑白相间的头发,他著述广泛,作品几乎涵括每种体裁。作为曾经的中国文化部部长,他对典礼应付自如。在法兰克福,王蒙被问及如何描述他的国家的文学现状。“中国文学发展非常快,读者的品味也是,”他用平淡的外交口吻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他的评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受到了嘲笑。一个博客作者拿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制造的产品来比较:低价,大量,低附加值,没有品牌。很受欢迎的年轻博客作者李承鹏把王蒙称为谎言家和马屁精,他说:中国大部分文学刊物“都是假话加变态刊物,有诸多作家从事纯文学创作,也就是拿国家的钱从事废话加鬼话创作……王蒙的这个思路和各行各业的泰斗是一样的,只要够大够多够滥,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最好的时期。”几天之内,这篇博客文章点击次数超过十五万,收到数千条读者评论。对于年轻的中国博客主们,王蒙就像是又一个老化的处理品,一个僵化的体制的代言人。

这些谴责让我们想起一九九O年代王蒙所陷入的争论。一九九四年,来自南京的年轻批评家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彬彬认为,很多中国作家拥有娴熟的生存技巧,但当说真话变得危险的时候,他们缺乏说真话的勇气。他举的一个例子便是王蒙。

王蒙用一系列两篇文章作为回应,坚持说年轻的批评家是在追求名人效应,是红卫兵风格,主要目的是为自己赢得声名。但王轻蔑的语调相当刺耳,尤其是当他攻击从文学教授变成人权活动家的刘晓波的时候。在一篇题为《黑马与黑驹》的文章中,王蒙嘲笑王彬彬(即标题中的“黑驹”)是刘晓波的廉价翻版,刘晓波则是前一个十年的“黑马”。刘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抗议中,他是一个英勇的活动家,后来被监禁一年半。整个九十年代,他在监狱和劳改营之间进进出出。由于身处警察监视之下,被禁止在中国从事教学和出版活动,刘只能为香港或海外的异议杂志写作,被贬抑在边缘化的异议分子群体中艰难生存。

在文章中,王蒙无情地嘲笑刘晓波:

大约十年前,文坛出现了一匹黑马;他摆出了一副庄严的姿态,仿佛叱咤风云,可轻易击退千军万马;他高谈阔论。在刻薄地提及文革之后,王蒙下结论道:“他曾是一时之雄,但现在又在何方?”高人一等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栗。王蒙怎么能够,用他全部的特权,来攻击一个无法公开发言的政治囚徒犯?很多人觉得,王蒙已经沉沦于人格谋杀。北京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在年轻人眼中,王蒙完了。”王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声誉再未能完全恢复。

在中国文化生活中,这是那些几乎相当于山崩地裂的时刻之一,一条断层线变成了一条鸿沟。王蒙可以被讥讽地刻画成一个献媚的诗人,什么也不是;他的对手刘晓波,则作为一位被动的受害者,什么也不是。这种极端的对照提供了一种令人炫目的分野,重点是在炫目:这种论断对这两个人来说都是错的失败者。

我从九十年代早期就都认识了他们两人,而且,在王蒙去年在法兰克福的评论引发的怒潮中,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达我的失望。王的回复很简洁:“没事。让它去。我没有时间来为这类事情担心,而且我早就习惯了。谢谢。”

两个月后,二OO九年十二月,某中国法庭判处刘晓波十一年有期徒刑,指控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刘的主要犯罪行为是合作起草了零八宪章,一份亲民主的宣言,呼吁共产党实施政治改革,赋予中国公民宪法权利。该文件首批由三百多名大陆知识分子签署,包括我在内。后来全球有数千中国人签署。如此重判引起了国际愤怒。我禁不住想知道王蒙是什么反应。我再次给他发邮件。这次,没有任何回复。

我第一次遇到王蒙,是在他离开文化部之后不久。尽管他拥有国家级声誉,我却感觉到他身上的脆弱。在两次中国意识形态光谱的末期的左右两极,他都引起了人民的愤怒。他是中国的部长中唯一一个拒绝参观探望天安门广场上“在粉碎反革命动乱分子中受伤的英勇战士”的人,这一背叛行为使他失去了政治宠信。然而,由于他采取可能的最谦恭的形式(请病假),这一行为没有为他在反叛者中赢得尊重。强硬派分子和异议者等人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王蒙没有简单的答案。20世纪政治史上最混乱的几十年让他对混乱有一种坚定的逃避。

献媚者也曾经是一个反叛者。王蒙一九三四年生于北京,父母来自河北省一个闭塞的乡村。三岁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北京。王还记得必须向城门口挥舞着刺刀的日本卫兵鞠躬的情景。他的父亲曾在北京和日本学习,迷恋现代和西方的所有事物。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和一位梦想式的理想主义者,他喜欢高谈阔论,但对实际事物和办公室政治却难以应对。随着事业的失败,他的大家庭挣扎于债务和饥饿之中。家庭并不平静:在吵架时,王蒙寡居的姑姑会把一罐热的绿豆汤泼向他的父亲,而他父亲喝醉后会脱裤子,令女人们尴尬不已。

王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曾获得作文和辩论的优胜,随之而来的是学费减免。老师喜欢他。但他偷偷地阅读左派书籍,逐渐被激进思想所吸引。他后来开玩笑说,他早期的政治倾向显露于一首第三流的诗中: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富人吃掉。

很快,共产党选拔了他。他开始作为一个中学的活动分子工作。党接受他成为正式党员时,他才十四岁。一年后,党占领了中国。“从今天开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举国欢腾。人民共和国最初日子的狂喜仍旧是王蒙最亲切的记忆。他为充满激情的游行、阅兵、同志式的集会和歌声欢欣鼓舞。他惊奇于北京如何能在一周之内将庞大的垃圾清理干净,这曾是古都一个臭名昭著的问题。他相信革命已经把缠绕父母、令中国落后的腐朽生活方式彻底清除。

王蒙被派到共青团某区的支部,其时还只有十几岁。他一直喜欢文学,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一部小说上——用抒情的形象刻画了一群激进的年轻人,混合着天真革命激情的浪漫史——经过很多次修改之后,这部小说被编辑枪毙掉了。但当他的第一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于一九五六年发表时引起了轰动。故事的场景设定在党的某个区委,刻画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干部。跟王蒙自己很像,他和党的很多高级官员——包括各种类型:萎靡不振的、精明的、腐化堕落的——发生了冲突。在文学本质上仍为党的宣传服务的年代,没有对党的官员的形象进行美化,是很不寻常的。千锤百炼的党员们在报纸上谴责王蒙怀有不健康的怀疑主义和布尔乔亚的伤感。考虑到时代气氛,王刚刚起步的事业很可能被轻易摧毁。

然后,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毛主席了解到这一争议,介入进来。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毛赞扬王蒙的小说是一部“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毛历来担心革命热情会被官僚主义腐蚀。“我不认识王蒙,但批评他我不服。”毛谈及二十二岁的无名小卒,“难道官僚主义在北京不存在?我支持反对官僚主义,王蒙很有文才。”

毛泽东的话不仅送来了最高级政治保护――攻击停止了――也使王蒙声名大振。王蒙似乎时来运转了。他很快与崔瑞芳结婚。崔是王蒙通过共青团的工作认识的年轻女子,王写了很多热情的情书追求她。她比他大一岁,对他的文学才能深信不疑。

政治上的缓和是短暂的。几个月后,毛发起了反右运动。在接连不断的狂热中,50万人被告发,送进劳改营。王蒙的地位过于低微,不值得主席的持续关注。他被开除党籍,送到北京以外山区的一个农场。在那里的四年中他在白天从事低级的劳动,晚上参加“自我批评”会。

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跟他一样是党的真正信徒和忠诚者。他们的遭遇使很多人意志消沉、离婚甚至自杀。王经历了一段濒于崩溃的自我怀疑时期。他说服了自己这是对他曾经享有的特权的报应,并拼命劳动来以苦力救赎自己。后来他写道,背石头和种树改善了他的健康,从童年时期开始他一直是纤弱的。

一九六二年,王蒙被允许回到城市,回到崔瑞芳的身边。他和妻子都得以从事教师工作,并且他们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第一次能够共同生活了(在下放期间可以偶尔回家探望),尽管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里。王蒙仍然渴望从事写作事业,渴望获得文学界的认可。他的文章几乎没有被发表过,小说被批评过于知识分子化。他对工人和农民一无所知,而那被认为是唯一有价值的“新文学”主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已经与苏联决裂,不断地整治党内的叛逆者。政治气氛再一次阴云密布。

一九六三年秋季,王蒙申请调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偏远的西部地区,居民主要是中国的穆斯林。他是响应党要求作家“深入基层”的号召,但调动也使他远离混乱的政治中心。那年冬天,王蒙全家把他们仅有的物什打包,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旅程花了九十个小时。

“你觉得我们会在那里呆多久?”列车驶出北京的时候,崔瑞芳问道。王蒙回答:“呆几年吧。最多五年。”他们在西部边疆呆了十六年。

新疆适合王蒙。他惊异于那里的美丽:壮丽的覆盖积雪的山脉,多石的沙漠,冲天耸立的白杨树,蓝得像天空一样的湖泊。他被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即使农民们吃不饱,他们仍会种植玫瑰。他很喜欢当地的主要食物:馕和羊肉,为凄美的维族歌曲而感动,心醉于他们语言中的“和谐韵律”。当他发现自己成为“封杀”(官方对某个人和他的作品的封禁)的对象时,他把精力投入到学习维语中,这对于汉族是很罕见的,为他在当地的村民中赢得了极大的同情。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崔和王给她取名为“伊宁”,那是他们居住过的维族城镇。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红卫兵到处抄家,焚烧书籍,殴打老师,经常有时把他们虐待致死。在伊宁,王蒙烧毁了自己所有的个人信件。但地理距离确实帮了他的忙,运动抵达遥远的边境小城时,激烈程度已大为降低,王蒙还得到了维族朋友的保护。一位保护他的年长农民说:“不要怕,老王,任何国家都需要三种人:国王、名妓和诗人。你迟早会回到你的诗人岗位。”

一九七六年,随着毛的逝世,文革终于结束。尽管政治氛围仍然不确定,但王蒙开始写他的文章,并让它们流传出去,很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上的风险。一九七八年的一个下午,他正在家里包饺子,看到妻子冒雨冲进家里,挥舞着一本刚刚邮寄过来的《人民文学》。“你的小说发表了!”她大喊着进来。王蒙用沾满面粉的双手抓住杂志:那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

不到一年以后,王蒙恢复了党籍,并且,在被搁置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的第一部小说得以出版,大受欢迎(后来被改编成一部受到欢迎的电影)。随后,北京的作家协会来了一纸调令。一九七九年六月,王蒙全家登上东去的列车。一大帮维族和汉族朋友来到火车站送行。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崔瑞芳双手掩面,无声泪流。

王蒙从作家协会领取每月的工资,获得了补贴住房。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写作和发表。全家搬进了一座嘈杂的大楼,有一间100平方英尺的房子,走廊里有一个卫生间,外面有一个高音喇叭会在晚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在夏天透不过气来的闷热中,他会把衬衫脱掉,只穿着裤衩,一页又一页地写着。

经过数十年的压抑,写作在中国有一种巨大的渴求。文学杂志喷涌而出。一九八O年,《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是一百五十万份;其他主要文学杂志分享着数量巨大的读者群。王蒙用他精巧塑造的纯朴、真诚、在黑暗年代努力挣扎的信徒形象引起了共鸣。他也逐渐变成一位精明的文化官员。作为一名机敏的演讲家,王蒙能言善辩,并且政治技巧纯熟,他被选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他推动了更多自由化的政策,但也与党的高级领导人保持着热情、恭敬的关系。一九八五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次年,王蒙的第二部小说《活动变人形》(标题指一种玩的时候可以改变形状的日本玩具)出版。它被广泛认为是王蒙最好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九四O年代的北京,王蒙基于自己的童年经验,刻画了一幅“旧中国”的苍凉生活图景。小说描述了两对陷入不幸福婚姻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孩子逐渐树立的革命信仰。该书出版的第二年,王蒙成为中国文化部部长。

多年以后,当有人评价说王蒙“是个好人,但当部长没有取得任何成绩”时,他反驳道:“但我取消了对夜总会的禁令!”王肯定是一个自由派部长。他推动艺术领域更大的开放和多元化,将西方的艺术家例如卢西亚诺·帕瓦罗蒂和普拉西多·多明戈引入中国演出,并且尝试鼓励国家资助的企业采取市场化的措施。

然而,一九八O年代末期的动乱使这些姿态显得苍白无力。文化热正在兴起。“解放思想”是当时党的一条口号,但年轻的作家和批评家接受这一理念的程度远远超过官员们的盘算。他们没有时间理会王蒙的社会向善论。那个时期属于像刘晓波这样的人。

刘一九五五年出生,父母是外省的知识分子。他在内蒙度过了少年时代,他的父亲在毛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被送到了那里。刚成年的时候刘是一个不熟练的工人。毛泽东死后,他到了吉林上大学,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博士研究,一九八四年开始在北师大任教。八十年代中期,他引起了一场对前一代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进行刻薄批判的风潮,指责他们的作品是模仿和平庸之作。有一些更为戏谑的断言是一九八八年与一家香港杂志进行的访谈中提出的:“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变成香港今天这样。”

他欣喜地堆积着愤怒,将孔子称为“庸才”,并且呼吁中国全盘西化。他将作家、二OOO年的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高行健贬为一个高级模仿者。他宣称中国大陆的作家“没有好的东西”,“不是不让写,而是写不出来”。对于像刘这样的反传统者,文化批评和政治改革是同一场战斗的一部分。

文化热的喧嚣场景与王蒙并不是那么相投,他观察到一种“弥赛亚情结”的现象,即幻想文化和社会的转变可以通过集体的意志力和行动毕其功于一役。他觉察到正是同一种幻想激发了中国革命。王蒙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小说中展现了政治改革的乐观前景及其阵痛,《坚硬的稀粥》赢得了中国短篇小说最高文学奖。小说描写了一个早饭总是吃稀饭和咸菜的大家庭,爷爷是受人尊敬但是思想开放的家长,他决定把菜单的决定权交出来。家里用了四十年的老佣人接过了权力,她开始省吃俭用,为了爷爷的健康,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人参蜂王浆。随后,紧跟时代潮流的孙子开始提供全西化的早餐,部分家庭成员偷偷地加了中国的调味品,引起了一些消化问题。很多其他形式的改革也进行了尝试,包括民主投票。人们开始各吃各的饭。重孙子去了一家合资公司工作。知识分子的儿子和他的妻子移居国外。不管如何,最后,他们都回归稀饭的早餐,多么朴素,多么温柔。

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的时候,谁也不能保持温柔的心境了。几年前被迫辞职的党的自由派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之后,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示威。对于很多自由派而言,那是一个站出来表态的时刻。当时,刘晓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了解到抗议情况后,他立即放弃访问,返回中国。

但当示威继续发展,王蒙感到的不是鼓舞而是害怕。有一次,他花了七个小时和二十岁的女儿谈话,随后陪她去她上的大学,等在校门外面,直到她说服了班上的同学不去参加示威。当他参加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和埃及之时,情况迅速恶化。六月四日,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一九八O年代的一代——理想主义的、纯真的、脆弱的——走到了崩溃的终点。

大屠杀毁灭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脆弱纽带:一部分人放弃了党籍,与当局决裂;一部分人被迫流亡或者被投入监狱。王蒙保持与强硬派之间的距离,但他没有作出退党声明,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在激进派的眼中,他的行为和任何其他畏缩的主政官员并无二致。

他请了病假期间,他在海滨城市烟台度过了那个夏天的剩余时间,创作情绪化的、隐晦的诗歌,哀悼一个时代的消逝。九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正式终止了王蒙的部长职务。

我与王蒙相识这么多年里,只有一次跟他谈起过天安门。当时我告诉王蒙外界关于他“软着陆”的评论。他纠正我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做了三百六十度后空翻,双脚落地。’”他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着亮光,笑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现实并不是这样的惬意。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年中,王蒙一直是调查的对象;他以前的一些同事,包括他的副部长们,与他拉开了距离。保守派的出版物公开批评他。伴随王蒙新受到的打击,强硬派认为他的《坚硬的稀粥》实际上是隐晦地攻击邓小平,邓虽然表面上退居二线,事实上仍是当时的最高权威。

很难说清这种指控有多么令人不安。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影射的传统,作家们用寓言来批评高级官员。事实上,文革是直接因为一起疑忌引起的:1965年,一名党的知识分子写的历史剧被批评是隐晦地攻击毛泽东。这种指控是荒谬的,但毛极为重视,他命令报纸谴责这位作者(他最终在监禁中被殴打致死),自发的狂热逐渐变成全国性质的运动。因此,当对王蒙小说的指控开始甚嚣尘上之时,王予以强硬的回应。他写信给党的主席江泽民;提起了诽谤诉讼;并且,破坏性地,他公开了一份其强硬派对手――清洗之后的中国作家协会新任头头――在王蒙刚担任文化部长时写给他的献媚信,那是当他还是一个新任命的文化部长时对方写给他的私人献媚信件。

很多自由派为王蒙大声喝彩。但其中不包括刘晓波。刘后来写道,王蒙在公布信件时没有尊重关于隐私的规则,“因为他认为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流氓对流氓的手段,但他似乎没有明白这将让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流氓。”这是一个站在制高点上的原则声明,漠然无视王蒙面临的受迫害风险。

“我在封杀中度过了二十年,”王蒙对我说,“那是一种可怕的状态。”这次,封杀很短暂。一九九一年的秋天,王被允许参加新加坡举行的作家活动。一年后,他被任命为政协委员,政协是政府的政治协商机构。他的福利和补贴被保留下来,像所有按官阶排位的前任官员一样。在被处理期间,王蒙仍旧受到国家的礼遇,包括他带有院子的住房(后来是一套大的公寓)、一位秘书、一辆轿车和司机。

王蒙心怀感激地恢复了全职作家的生活,写小说、短篇故事、批评、诗歌、评论、报告、自传,甚至翻译了一些约翰·奇佛的小说。在一系列精彩的关于几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商业化”的文章中,王蒙雄辩地捍卫了文化的多元化、市场改革和中国威权传统的终结。他也为一位非常受欢迎同时饱受争议的年轻小说家王朔进行辩护。王朔的“痞子风格”被一些人指责是具有破坏性的。随后就是对刘晓波的攻击――臭名昭著的“黑马”文章――以及它所引起的强烈的集体抵制。

我初次见到刘晓波是一九九一年初,在一家小小的火锅店里祝贺他出狱。我还记得他嘲笑各个文化名人时的戏谑神态。他告诉在座的一位时髦年轻小说家,发现并力捧此人的那位著名评论家,只不过是一名热衷于附庸风雅的白痴。结果这挑起了一场争论。他可能有些过于自负,有时让人难以接受。但他批评的矛头是有真正的勇气和政治信念相伴的。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作用,不是简单的啦啦队长或鼓动者的角色:他为了学生们从广场和平撤离,当真去试图与军队谈判。他可能是天安门学运领袖中,唯一一位出书揭露这场运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道德失败的人。与王蒙毫不留情地评论毛泽东手下的知识分子类似,刘晓波详细解剖了困扰学生激进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同志们的虚荣心,自我膨胀,和宗派主义。他对自己也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

王蒙当初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对刘晓波这样被国家几乎完全压制了的人摆出这种居高临下的不屑?上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朱学勤,当时曾写了一篇关于王蒙的讽刺文章。他告诉我说,他仍然认为这种攻击是不可原谅的。在他看来,王蒙的行为算是落井下石。

这件事情对王蒙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十年多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说道,他当时主要担心的是经常会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的幽灵,他时刻提防着任何可能把中国带回“极左路线”的思潮。对于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和作家缺少勇气的看法,他感到特别愤怒:要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被迫害,甚至被处决或被迫自杀。“你为什么这么残忍?”他问道。但王蒙同时也责备自己在这些辩论中有点太缺少对于对方的同情。

王蒙在九十年代中最雄心勃勃的写作项目是四个相互联系的小说,他称之为“季节”系列,其中最后一部完成于二OOO年。它们构成了他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人民共和国的一部虚构编年史。读者对这些小说的反应颇为冷淡。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已让位给了由邓小平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发展。在政治方面,党实施了不争论政策,对知识分子和媒体严密地捂紧盖子。随着大众转向积累财富的买卖——正如邓小平所说,“致富光荣”——文学期刊发现自己的读者群不断萎缩。一种充满活力的,不断被引向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流行文化正在崛起――这进一步消弱了大众对于严肃小说的兴趣。但是,即使在文学圈内,“季节”系列也没得到什么赞扬。评论家们抱怨说,王蒙的叙事风格,已从鼎盛时期的动感与机智,变成饶舌与卖弄。他的语言缺乏精致与内敛。他的描写满是夸张的形容词和成语的堆砌,成为混沌的流水账。

有一次,我与王蒙和崔瑞芳在一起的时候,她提到“季节”里的某一部小说,问我觉得如何。我有些不知如何作答,最后说我还没有读过。本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无法读完它。王蒙很快岔开了话题,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失望。他明显觉得这些小说的真正价值还没有被人理解。他认为,以前不曾有人这样充满坦率和同情地写起过中国革命的经历。

如果你想知道这是否是一部由于主流评论界改变风向而失宠的重要文学作品,下面节选自书中提到毛泽东的一长段文字可以算是一点样本:

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的狂欢,是毛泽东的诗化狂想曲……它是一场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等先锋派思想的狂欢节。它也是一场意志力、概念和语言的狂欢节,是为了搜寻一点新意而创造的历史……毛泽东让年轻人短时间把他们自己解放到极致,摆脱所有束缚和规距。它令所有人类和整个世界都感到兴奋。它是有一点残忍。可是,难道那些服从和僵化对于生命和青春来说不残忍吗?文革的确是彻底地激动人心。这就是为什么柏林墙会被西德红卫兵的海报所覆盖,为什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会成立伯克利人民共和国,为什么法国文化部长兼作家马尔罗会十分钦佩毛泽东,以及很多年后,为什么遍布世界的拳击迷会通过电视直播看到泰森在他的胳臂上纹上了毛泽东画像。

撇开散文的雕饰不说,读者对于文革只是“有一点残忍”的说法会怎么想?一位以简洁风格而著称的当代中国优秀小说家曾经告诉我:“毛泽东是中国的希特勒”,他远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尽管中共的合法性仍然是与毛泽东绑在一起的,对他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也仍然被禁止,但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暴君,他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即使在美学意义上,毛泽东也已被广泛谴责:评论家们认为他对于破坏优雅精致的普通话,代之以粗暴刺耳的口号负有责任。有人认为,在共产党统治几十年后,毛文体已严重污染了中文写作。

这种争论是有后续影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在有关毛泽东遗产的争论中,哪种解释可以占到上风。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季节”系列明确表明的那样,王蒙对毛的评价远远不到谴责的程度。“把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毛泽东,过于简单化了,”王告诉我。“作为一个政治家,毛泽东的好事和坏事都取决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是一个政治和文学天才。你了解他的诗词和书法。而且我认为他做了两件伟大的事情。第一件是在1949没有占领香港,尽管当时他大概派一个旅就能办了这件事。第二件事是和苏联决裂。因此,他留下了一扇向西方敞开的窗口,使中国跳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你要谈毛泽东的暴行?如果你还记得所有在中国衙门里的酷刑折磨,历代的那些凌迟处死的话,那么,你清楚他前面肯定有很多的先辈!不过,现在还不到真正讨论毛泽东的时候。”

其他作家对于王蒙不愿谴责毛泽东这件事,有着各种解释。朱学勤说:“毛泽东曾经帮助过王蒙。王蒙有感激之心,这很正常。然而,在考察了毛泽东的好和坏之后,最终应该摈弃他才对。王蒙无法迈出这最后一步。为什么?因为他太精于算计。”其他人则认为其原因是和年代有关。“在王蒙这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来自福建的著名青年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这样告诉我。“他们往往可以对自己亲生父亲非常严苛,但绝对忠于其精神之父。王蒙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这样说,因为如今在知识分子中,谴责毛泽东是相当时髦的事情。他那是真正的忠诚。”

有一次,王蒙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他是否已经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王蒙呵呵笑着说,“洗脑?你认为有人能取出我的大脑,并给它洗一洗?”他接着解释说,是他选择了去接受革命和共产主义。然后,他引用了北岛的一个著名诗句:“我不相信!”“那么,”王蒙在屏幕上脸色凝重,声音略有上升地说道。“我可以说我这一代人是这样的:我们相信!”

北岛是我这一代人的艾伦·金斯堡。我们出生在五、六十年代,成长于文革之中。他早期的诗歌主题――异化,怀疑,通过浪漫的爱情实现个人救赎——涉及了我们人生旅途上的所有基调——从毛主席的红孩子到伤心失望的成年人。但是,看到王蒙捍卫他这一代人的尊严和他们所选择的信仰,我很受感动。从王蒙的誓言里,我看到了我的父亲——直到他去世,也仅是愿意修改,但不肯放弃他的信念。我感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王蒙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家之一,已经为自己的青春狂热承担了个人责任。中国人在写到毛泽东的清洗运动时,往往是描绘无辜受害者的痛苦。但王蒙则一针见血地描述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是如何积极参加了运动。这样不留情的书写体现着诚实和勇气。然而,为什么他仍还要重树这个带来如此多破坏和妄想的信仰呢?

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与王蒙在北京的三联咖啡馆里一起喝茶,当时他在那里刚刚做完新书签售。身着深色休闲裤和一件带有中式衣领的黑色外套,王蒙显得既机警又放松。我提起外界对他不断的批评,说他为中国政府做辩护。“丘吉尔曾经说过,‘我支持民主,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好,而是因为没有它事情会更糟,’”王蒙笑着答道。“我对中共的看法也是如此:我支持它,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没有它,事情会变得更糟。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过,‘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如果由你来治理中国,不出三天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而你也会丢掉脑袋。’所以,我不是在谈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我说的是其必然性。让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访问北川的情况”——那里是二OO八年四川大地震的中心。“我站在那里看着废墟,心惊胆颤,它绝对可怕!专家告诉我说,这样的大地震是由地下一千多年来发生的各种相互关联的运动所造成的。因此,当它终于爆发时,肯定是天摇地动。”他呷了一小口茶,紧紧地盯着我。“你懂我的意思么?这跟中国的革命是一样的。”大饥荒、文革、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红卫兵' 狂热,这些吞噬了数以千万计生命的种种,对他来说,都是地球母亲不可避免的爆发:虽然可悲但也是某种壮观。

“如果当初共产党没有胜利,”我坚持道,“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是不是可能会少受些苦呢?”

王并不承认对此后悔,他认为那些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改朝换代历来都是通过暴力的,”他说。“最令年轻人兴奋的两件事是什么?性和革命!”

我指出,尽管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代价,旧中国的社会和道德弊病——腐败和不平等——至今依然存在。

“是的,它们仍然存在,对吧?”他皱着眉头说。然后,他叹了口气。“建英,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对这些‘假如’的问题不感兴趣。”

这次谈话让我想起王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小说《相见时难》。其中的主角姓黄,大概可以看做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黄是中国的一位高级干部。他见到了老朋友,一位住在美国的中国女士。由于她对中国革命的恐怖难以忘怀,因此一直坚持想要与黄进行“深入讨论”。黄在头脑里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回答:“那些被恐怖吓破了胆的人,请你们走开。历史将不会因为害怕付出代价而停止它前进的步伐。

“你可能会感到沮丧。你有权利感到沮丧。但我没有权利感到沮丧,因为我是中国今天的主人。”话虽如此,黄却对这次可能的谈话感到不安,于是安排了一次旅行,最终避开了见她。

“我是中国今天的主人”――王蒙从来不曾经对我这样说过,但他也没有掩饰自己作为这个新中国的一名精英份子的自豪和责任。革命已经结束,破坏的热情已消失,党已经朝着建设性的道路转向。为什么不能积极向前看呢?正如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布礼》中,主人公充满感情所说,“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去年夏天,我与王蒙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一起,参加了一个为期九天的新疆之行。这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当地的作协为王蒙以前关于新疆的作品举办一次纪念活动,并给作家们提供一个机会,可以从基层收集新鲜的素材。王蒙所写的关于维吾尔族生活的小说,是一系列契诃夫风格的短篇,用简单而现实主义的语言写成,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是最感人的。它们没有冗长的叙述,而是专注于普通生活的细节,以及大自然感性之美;其基调是在悲剧中带着温和的喜感和黑色幽默。读完它们,你可以感觉到王蒙对维吾尔文化及其人民有着真诚的尊重。鉴于他现在养尊处优的生活,我不免怀疑他与他们的这份联系还剩下多少。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的活动,很是大开眼界。自始至终,我们都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住在四星级酒店,享用着一顿顿的美酒佳肴,听取当地官员的讲话,观看民俗表演,出席地区文化节。不论我们去哪里,当地官员和导游都陪同在左右。我们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在街上逛逛,或自己去见见当地人民。行程快要结束时,我和另外两位作家决定自己到维吾尔族聚居区转转。两小时后,当地导游焦急地找到我们,并数落起来。 “你们会迷路的,”她说,“或者在小巷里被人扎伤!”每当我问起汉-维冲突的问题时,我们的东道主都会置之不理,直接换个话题。当我们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时,警车会一路护送。

当我们到达王蒙七十年代所住的维吾尔族村落巴彦岱后,一群记者围了上来,跟着他寸步不离。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走过来,把脸埋在王蒙的肩头开始抽泣。他是前任村长,和王蒙相识已经超过三十年了。两人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然而现场林立的电视摄像机和晃眼的摄影灯光,以及大量的围观人群,让这个场面几乎有了超现实的味道。

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人无意间听到了王蒙与新疆地区政府主席用维吾尔语交谈,并评论说,王蒙听起来象“一个不同的王蒙。”维吾尔族官员回答说:“噢,这才是真正的王蒙,从巴彦岱出来的那个!”后来,王蒙把这段话转述给挤满了会议厅听他讲话的听众。那些人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他谈到了在中国,某些时候即使你想成为真正的自我都做不到。他越讲越动感情,并开始在空中挥舞起手臂。“的确,说维吾尔语的王蒙才是真正的王蒙!而真正的王蒙永远属于巴彦岱,属于新疆!”他几乎是在喊了。维吾尔族听众的掌声热烈而又持久。

尽管王蒙已经有了名气和地位,但维吾尔人在跟他交流时仍然还是真情流露与发自肺腑:他们拉住他,拥抱他,哭着,笑着,跟他用飞快的维吾尔族语交谈。一天,在喀什附近某个广场上举办了一个俗气的“民间”庆典。一名维吾尔族男孩跳着舞向王蒙走来,他后面跟着一队身着鲜艳服装的歌手和舞蹈演员。王蒙也随之开始跳舞,按维吾尔人的风格,摆动起双臂和肢体,双脚踏着完美的节拍。那个男孩兴奋异常,人群中响起疯狂的欢呼。一次例行的做作,演化成了真正的欢乐时刻。

但是这样的时刻凤毛麟角,更多的是每天各种空洞堂皇的讲话。我常常想知道王蒙对于我们这次巡游的奢侈和造作到底有什么真实感想。

七月五日,就在我们离开新疆几个小时后,现实暴露了出来。该地区的首府发生了骚乱,起因是在中国南部的一场导致两名维吾尔人被杀的群殴事件。到骚乱结束时,有近二百人死亡,近两千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汉族。由于族群关系恶化,政府派遣大量部队进入该地区巡逻。王蒙对此事保持了缄默。

十月份,中国媒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在此期间王蒙在几个脱口秀节目中作为嘉宾出场。有一次,他说起自己与维吾尔人密切的个人联系,讲了一些为人所熟知的故事,比如他曾和一个维吾尔族朋友坐在公路边,用自行车铃盖当杯子,分享了一瓶白酒。他的语气既热情,也自嘲,还有些怀旧。他所表达的是民族团结和汉维友谊。但他也清楚国家媒体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界限。他没有提及骚乱的事情。

王的实用主义让我想起他对我说过的话。那次他的精神颇为低落。“中国很可怜――任何领导人只要一谈民主,就会失去权力。”他告诉我。“人均GDP仍然非常微不足道,整个国家就是一只纸老虎。稍有风吹草动,政府就感到紧张。”他补充说:“如果中国能够再有二十年时间的和平发展,那么情况会有所不同。可是眼下?”他叹了口气。“不过,至少看来我们是不会再回到毛泽东时代了”。

一方面,这位兼容并包者还梦想着社会转型。另一方面,那位致力于社会转型的人对于兼容并包的厌恶也越来越少了。我与王蒙在三联咖啡厅喝茶之前一年,我参加了刘晓波为欢迎我哥哥查建国而举行的晚宴。建国此前因为推进民主活动而被判服刑九年,当时刚刚出狱。在他出狱后的几个月里,不管走到哪里,总有两个警察一刻不停地跟着他。建国毫不退缩,直言无忌地谈起鼓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计划。在晚宴上,刘晓波对建国的热情进行了降温,而且后来让我提醒建国不要期望过高。他引用了一个经典的诗句:“不要‘一览众山小’!”回想起王蒙把刘晓波形容成桀骜不驯的黑马形像,我忍不住笑了。

与以前将温和等同于投降,将礼貌等同于奴性的火爆脾气相比,刘晓波已经变得成熟了。即使在他征求零八宪章签名时,对那些拒绝签名的人他也能保持亲切态度。上海的一位学者告诉我,由于不愿影响到自己正在建立的奖学基金,他决定不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当得知此事之后,刘晓波告诉他,他完全理解并尊重他的决定,一个人需要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

俯首默许或坚决反对,是否真的只有这两种选择呢?王蒙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而这也是关于他的争论中心。与许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现在强调其自身的独立精神不同,王蒙并不试图把自己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我身外的客体,”他曾这样写道。“当你喝的水和你吃的食物,所有一切都来自‘国家’时,甚至当你拉的屎都需要由政府的卫生部门处理时,你怎么能吹嘘说自己跟它有距离呢?”

王蒙以他的热情和智慧,他的乐观,还有他所宣称的对党的忠诚(以及温和的批评),使得国家变得人性化。而这正是他成为一个如此有争议的人物的原因。《开放》杂志(一份公开反对中共的香港月刊)的编辑金钟说,王蒙让他感觉很像周恩来――周是毛泽东忠诚而顺从的国家总理:“周恩来是受到中国人民爱戴的人物,因为他个性富有魅力。但他从没挑战过毛泽东,从本质上说,他只是在为邪恶服务而已。”现在住在美国的一名中国诗人张尔说:“中国仍然是主奴文化:一个主人高高在上,所有其他人都是他的奴才。王蒙只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奴才。”她用到的“奴才”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当奴隶的材料。”她用这个贬义词是经过斟酌考虑的。她认为,在中国漫长的精英人才为皇家尽忠服务的传统中,王蒙就是一个当代的范例。

有些自由派人士的看法则更加温和一些。其中一人曾告诉我:“如果你从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官员的整个职业生涯来看,他实际上是主流的温和派。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庸之道。”这是儒家的一种说法,指的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应该避免极端化,把天下所有事物都合理对待,以取得一种理想的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王蒙和刘晓波看似对立,但他们所参与的,其实是一项共同的事业。刘晓波从一位激烈反共的青年,已经进化为成熟的、非革命性政治改革的领军人物:他仍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但也承认它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以及它偶尔会表现出的宽容。他在自己的审判结束时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在去年二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政治改革应该“渐进,和平,有序,可控”,“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而王蒙――往往从体制内部――也一直灵活与持久地呼吁开放和宽容,他的职业和文学生涯中贯穿着与强硬派所进行的斗争。他们两人都走向中间立场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目前的状态。

“中庸之道”:虽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过把中国的“封建传统”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各种激进尝试,但是儒学以其对于德政,向善与社会和谐的强调,正在这里复兴。在流行的电视节目百家论坛上,在大量有关儒家和道家的畅销书中,以及在学童和成人阅读古文的时尚里,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它还体现在政府的新口号“构建和谐社会”当中,体现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发言中引经据典的嗜好中,也体现在由国家资助孔子学院在各国的不断成立中。因此,当代的官场文化――官僚体系,权力阶层,戏剧性的铿锵言论――代表着旧日帝王之道的回归。王蒙自己的思维与才干,显然是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的。

孔子曾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而王蒙本人也没有显出放缓周游的迹象。九月份,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公布前的两个星期,王蒙在哈佛大学的亚洲中心做了一次演讲。他在到那里之前曾惋惜地跟我说起,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中美作家之间的对话是如何之少。――据他说,甚至比中美军界之间的对话还少。他自己用英文准备了讲稿,希望发言能够跨越鸿沟。在哈佛,他讲述了自己凄惨的童年,以及他在青年时期参与中国革命的经历。他讲起了自己的孙子十四岁时,他们爷俩之间的一次谈话。――他本人当年就是在这个年龄加入共产党的。他批评孙子花了太多时间玩电脑游戏,孩子回答说:“可怜的爷爷,我敢肯定你还是个孩子时,肯定没有什么玩具。如果你的童年没有玩具,那么你只有参加革命了――除此以外你还能有什么可做的呢?”

王蒙笑着说:“我想也许他是对的。时代不同了,世界已经变了,中国也一样。我无法想象,我的孙子辈将复制我的人生之路。但我坚信,世界上的各国政府都有责任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足够的玩具和好书。否则,年轻人都有权参加革命,推翻那个毫无用处的政府。”听众们大声鼓起掌来。但是他还没有说完。他脱离了讲稿,说道:“我多次提到了过去,这让我想起芭芭拉·史翠珊的歌《往日情怀》(The way we were)。”听众们笑了起来。他随即说出那首歌里的著名歌词:“假如我们有机会重来一遍,告诉我,我们还愿意吗?我们还能做到吗?”他清醒地继续说道:“我想告诉你们,如果有机会重来一遍,我还是愿意、而且能够象我以前做过的那样。”

然后,就像一位老派的、知书达礼的使者那样,他向所有在座者保证他愿做他们的朋友。这让人不忍心问他是否心中有悔。王蒙就像他笔下的许多主角那样,确实令人想起具有儒家素养的优秀官员的形象:忠君爱国,同情百姓,鞠躬尽瘁,致力于完善现有体制,而非改变它。正如所有那些为伟大的权力和文化中心而献身服务的人一样,他的成就与妥协,也必将被众人评说。


英文原题为“Servant of the State,Is China’s most eminent writer a reformer or an apologist?”,刊于二O一O年十一月八日《纽约客》(The New 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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