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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弹词小说《再生缘》作者陈端生


作者:散木春秋


  凡是看过京剧《孟丽君》的人都会对那个女扮男装,科考中了状元,并被皇帝选作驸马的奇女子留下深刻印象。但不知有多少人知道这出京剧名剧乃是根据清朝女作家陈端生(一七五一—约一七九六)的弹词小说《再生缘》改编的。孟丽君的传奇故事之所以受人瞩目,有两个因素。第一,故事的主人公用特殊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女性社会身份观念。这样的观念突破是由女性作家来完成的,更为小说的社会和思想意义再加一层特殊色彩。因此,在西方汉学界已将其归入“女性主义小说”一类,甚至有学者专门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第二,故事的叙事方式非常特别。相较于西方小说的情节安排,中国传统小说比较缓慢和松散,读完一回,不必急着读下一回,可以几天以后再接起来读。即便《红楼梦》,也是如此。《再生缘》则不然,其故事情节安排非常近似于西方小说,一环扣一环,一个惊险接着一个惊险,让人急于要知道后事如何,片刻都不想放下(金大侠的小说也是如此)。抛开其内容和思想性不谈,仅就其故事情节布局一端而言,在清代的时候就有如此特别的女性作家出现,也足够让我们当代的人无比惊讶。

  还有一点很特别,《再生缘》如《红楼梦》一样,是一部未完成稿。陈端生只写了前十七卷,便与世长辞,留下一段遗憾在人间。约三十之后,许宗彦和梁德纯夫妇感原作者“半途而废了前生”,续作了后三卷,成为二十卷全本。虽然续书不如原著佳好,但能将这段故事补全,也是很大的贡献。这部小说有弹词原著和散文体改编本(七十四回),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保证不会让你失望。当然,如果读散文体改编本,就不会有文字习惯的隔阂。

  《再生缘》的故事如此出名,而其作者的生平却鲜为人知。这样的一位大才女,我以为是值得去了解一番的。所幸陈寅恪先生晚年专“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写了近八十页的长篇论文《论〈再生缘〉》,对前后两茬作者的生平勾沉索隐,使后人如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能够“知人论世”,深明作品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与《柳如是别传》一样,陈先生的论文全是考证,一般人是看不懂,也不大爱看的,需得用普通人习惯的方式写出来,才有看头。

  陈端生是杭州人。江南何止出才子,也多出才女。记得去年夏天去杭州玩,晚饭后在西湖附近散步,走至一处地方,看见一面短墙,上书“再生缘”三大字,占据整面墙。当时即心有戚戚,在那里多停留了一会儿。可惜那时太晚,未及弄清那是什么处所,或就是陈端生故居也未可知。第二天临时有事,匆匆离开杭州,留下一个悬念。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再去看个究竟。

  陈家世代书香,陈端生祖父陈兆仑是雍正进士,著有《紫竹山房文集》,为当时人所推崇。父亲陈玉敦中过举人,曾任云南、山东等地地方官。陈端生的祖父是一个很开明的旧文人,曾写《才女论》一文,认为女性讽“习篇章”“多认典故”,“大启灵性”,对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而且可使女子变得“温柔敦厚”,因此得出结论:“才也而德即寓焉”。虽然他眼里的才女最终目标还是作一个更称职的主妇,毕竟他把文化修养提到了有用的地位,至少为他的女性后人接受文化教育开了大门。陈端生和她妹妹陈长生都以文学才情见长,当受益于祖父的开明思想。

  陈端生母亲汪氏出身也不一般,是曾任云南府和大理知府的汪上堉之女。汪上堉中过进士,他的女儿有文化,再自然不过。由他的女儿教育出来的陈端生很有文才,也不奇怪了。另外,身为杭州人的陈端生却将《再生缘》故事起点放在云南,并将男女主人公很多活动之地放在云南首府,很叫人纳闷。知道了她母亲的家庭背景,一切便都有了解释。想必陈端生小时候听母亲讲过很多关于云南的事情,而且深深被吸引,对云南产生了很多幻想和神秘感。写小说时自然就从神秘的云南开始了。又或许云南离固执传统的京城很远,人们的思想不那么受拘束,汪氏传给子女的观念很开明,陈端在审视社会传统观念的时候方能没有拘束,才写得出《再生缘》那样的作品。

  陈玉敦和汪氏似乎没有儿子,只有有仨女儿,端生为长,庆生为次,长生最幼,但庆生早夭,实际上生活中只有姐妹俩作伴。端生和长生姐妹都文采斐然。端生自不待言,有《再生缘》为证。长生也不逊色。当时江南一带世风开明,男女之防并不严格,她妹妹长生就是当时文豪袁枚的“女弟子”之一。长生后嫁与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叶绍楏(琴柯),又是另一桩文化联姻。叶家有一特征,女性都富于才思和诗艺,其水平之高,令当时人称奇。袁枚就曾评论说,“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其前后两夫人,两女公子,一儿妇(指长生),皆诗坛飞将军也。”(《随园诗话补遗》三)(从江南女子都多才多艺,又好群聚吟咏,可知《红楼梦》所叙述的姐妹结社,并非曹雪芹的杜撰或理想,那的确是当时世家大族中很普遍的现象)家里或生活环境中只有女性的环境的确很难培养男性比女性强的定势思维,因为做出事情让你感动或者崇拜的不是姐姐就是妹妹,要不就是母亲。因此,陈端生能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写出《再生缘》,大概也与女性(而且是有才华的女性)围绕身边的家庭环境有关。

  《再生缘》前十六卷是在陈端生十八、九岁时写的。那时她还待字闺中。虽然有人说她的祖父很节俭,家里显得很寒碜,但毕竟官位很高,不至于是普通贫民那样的穷困。动笔之时是在一七六八年秋天:

  闺帷无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转未眠。
  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
  闲拈新思难成句,略捡微词可作篇。
  今夜安闲权自适,聊将彩笔写良缘。

  这是《再生缘》开篇所述,说明了写作的季节,具体时间大约是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九月。那年陈端生虚岁十八岁。古今才女都早熟,张奶奶也是十几岁就出名了。象我们这样老大不小还没成才的,就该心安理得地作平凡人了。一笑。

  陈端生动笔写《再生缘》时,家住北京外廊营。此时她祖父正在京城作官,全家都在北京陪侍。九月间刚好她的祖母以及伯父母等都回杭州去了,而她的父亲因为“留京供职”,陈端生一家却没有回南。陈端生现在应该比平时空闲一些,而且家中环境也相对安静些,是写作的好时机。很可注意的是,陈端生和曹雪芹(一七一七—一七六三)差不多同时代,曹雪芹去世的时候,陈端生十二岁。六年后她在北京开始写作《再生缘》,《红楼梦》已经在北京流传多年。陈端生是否有缘读过《红楼梦》呢?陈寅恪先生说她未必读过《红楼梦》,也许有道理,但也未必没读过。如果读过,才女陈端生会如何看才女林妹妹,又如何看大观园中诸姐妹及其命运呢?这是题外话了。

  陈端生的写作没有什么功利色彩,最早的读者大概只有母亲和妹妹,但她写得非常勤奋,常常挑灯夜战。陈端生说她在天气寒冷的冬天还依然惦记着写作:

  仲冻天气已严寒,猎猎西风万木残。
  短昼不堪勤绣作,仍为相续《再生缘》。

  又说:

  书中虽是清和月,世上须知岁暮天。
  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

  她之所以那么努力地写作,完全是被按捺不住的创作冲动所驱使,与林妹妹所说“无奈诗魔昏晓侵”的情形相似。写作冲动来的时候,作家自己想挡也挡不住,想是有神助的。古今中外的名著大概都是这样的产物,光靠后天勤奋努力是不行的。

  当时的写作活动非常愉悦,陈端生描述到:

  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
  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
  午绣倦来犹整线,春茶试罢更添泉。

  第二年的正月,陈端生的祖父离开北京回杭州,但陈端生父亲还在京中作官,姐妹俩和母亲都继续留在北京。到五月,一共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她已经写完前八卷。

  八月,父亲任职山东登州府,全家都跟随父亲前往。登州府治所在今天的蓬莱市。蓬莱临海,风景优美,加之又有神话传说,在那里的生活让才女陈端生感到非常舒适与安逸:

  地临东海潮来近,人在蓬山快欲仙。
  空中楼阁千层现,岛外帆樯数点悬。

  陈端生的生活很惬意不难想象。除去自然风光很美丽之外,她家在那里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地方长官,而且是京官外放,享有特殊待遇,自不待言。那种全府第一家的优越感,是在北京找不到的。不过,优越舒适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侵蚀陈端生的精神追求。在蓬莱这段时间,她继续勤奋写作。她的写作速度很快,可以说这是她的创作高潮期。她在登州住了约七个月时间,就写完了九到十六卷。陈寅恪先生推测她那么勤奋的写作可能还跟她母亲身体不好有关。她怕母亲看不到书写完,就离开人世。

  很不幸的是她的写作高潮也随着十六卷的完成而结束。因为这之后,陈端的创作中断了,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也就是十年以后,才重新提笔,续写了第十七回。此是后话。

  写完十六卷,陈端生有一段感叹光阴荏苒的伤春词:

  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
  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
  良可叹,实堪嘲,
  流水光阴暮复朝;
  别绪闲情收拾去,
  我且待,词登十七润新毫。

  流水光阴一词出典《牡丹亭》,也就是黛玉也曾伤感过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陈寅恪先生说曹雪芹仅仅是揣摩女子心态,“间接想象之文”,而陈端生却是“直接亲历之语”,故《再生缘》之词更值得玩味。我以为,这一点相似至少可以让不相信可在人间找到杜丽娘、林妹妹那样多愁善感尤物的人可以相信了。

  陈端生写完十六卷之后没有接着写,因为她母亲病了,而且到七月,母亲便病故了。算了算年龄,她母亲去世的时候不会超过五十岁,以今天的寿命论,尽及中年。想必陈母也是一位才女,所以才会那么不寿。陈端生说:“自从憔悴堂楦后,遂使芸缃綵华捐。”母亲其实就是她的第一知音。她这段写作时期,读者也只有母亲和妹妹。陈端生姐妹与母亲关系很密切,不仅生活上有母亲何护照顾,而且母亲教她们读写,姐妹俩有才华全赖母亲的督课之功。陈端生曾经那么勤奋地写《再生缘》主要原因是为了愉悦母亲。母亲去世恐怕是陈端生生命中的第一次失去。人在世上,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知音,尤其对于有才华,需要有人来欣赏,来鼓励的人来说,知音比谁都重要,更何况那知音就是你的慈母。母亲不在了,怎么还有心情写作呢?

  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O)夏天,大约因为父亲离任,她和家人返回杭州老家。回南先从蓬莱乘车到德州,再从德州乘船,走水路,一路舟车劳顿,让娇弱的陈端生走得很辛苦。当时交通不如如今发达,再是富贵的人,也要经历颠簸之苦。

  这一年,陈端生已经二十岁了。

  回到杭州,似乎也没精力恢复写作,只是对旧稿作了一些修改润色。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大概都是相亲备嫁时期,中间还好事多磨,费了一些周折。三年后,陈端生二十三岁,终于嫁与名家子范菼为妻。当时范菼是诸生,尚未中举。但是,范菼已经年过三十。范菼是陈端祖父好友范璨之子,浙江秀水人,与陈端生母亲是同乡。他家世代住在湖州,与端生妹长生夫家近邻。范陈两家联姻似乎顺理成章。范璨是雍正年间的进士,曾任湖北巡抚、安徽巡抚、资政大夫、工部侍郎等高官。陈端生嫁给他儿子,也是门当户对。所以陈端生的物质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她和丈夫情投意合,很是幸福美满。她如此描述婚后的生活:

  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
  挑灯伴读茶汤废,刻烛催诗笑语联。
  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蚤向掌中悬。

  日子过得很顺心,但写作却没有回到以前的状态。虽然丈夫也可能是她的知音,但此知音殊非彼知音,人与人之间的契合是因人而异的。不是那个特定的人,灵感是出不来的。但是,婚姻幸福与继续产生写作灵感比,我以为幸福更重要。陈端生一定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在幸福生活中没有产生非写不可的冲动。但是,她完成了另一种创作,婚后一年生一女,后数年产一子。

  人在世上获得幸福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长久地守住幸福。这似乎是让绝大多数人都很难解的难题,因为幸福总是那么易逝,而不幸却往往是那么顽固。富家小姐又嫁得名家子的陈端生怎么也想不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她的头上。

  陈端生的夫君尚未中举,更未中进士,以他的家世、社会关系以及与陈端生的婚姻各方面论,都是免不了考取功名这个大俗的。所以陈端生说:“亨衢顺境殊安乐,利锁名缰却挂牵”。是啊,明明有好日子过着,怎么不好啊?可在那种社会风气下,那种家庭环境中,是挣脱不了“利锁名缰”。可是对于陈端生的丈夫,那“利锁名缰”中的“利”和“名”都竹篮打水一场空,“锁”和“缰”却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O)九月顺天乡试中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科场舞弊案,一个叫陈七的人是主犯,陈端生的丈夫范菼竟然也牵连其中!案情大致是,在乡试中,主考官当场抓获几个夹带字条和冒名顶替替人代考的考生。陈七是主犯,他被抓获后供出范菼。同场犯案的还有旗人两兄弟。陈先生考证说,范菼并非陈七的同伙,而是被诬陷的。陈七很可能来头不小,因为正式文件中一直没有具体说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只以排行称呼。恐怕是说出真名字会带累名头更大的人。办案人员也葫芦僧判葫芦案,放走了真正的同伙,而让范菼顶罪。

  此次科场事件是乾隆年间少见的大案,致使龙颜大怒。乾隆下诏重罚七个案犯。陈七判绞监候(应该就是绞刑缓期执行了),其他六人则发配新疆伊犁服役。范菼自然没有机会再见到陈端生,便押解到新疆去了。

  夫君被发配到新疆,对陈端生的打击之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分。首先是恩爱夫妻被拆散了,多愁善感的陈端生哪里受得了。陈端生夫君流放那年,她二十九岁,婚后生活只有六年。对于今天的人们,六年的婚姻也许已经长得受不了了,而对于那时都白头偕老的人来说,六年却恐怕还好象在新婚当中。何况陈端生夫妇的婚后生活确实很和谐。这样看不到希望的生离,与死别有什么两样。陈端生痛苦难当是再自然不过了:

  一曲惊弦弦顿绝,半轮破镜镜难圆。
  失群征雁斜阳外,羁旅愁人绝塞边。
  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尤煎。
  未酬夫子情难已,强抚双儿志自坚。
  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

  这样的伤心悲痛若换了普通人,也许心有所感,却是说不出来。那伤痛是会轻很多。陈端生偏是极其善感,而且极其善于表达。那种善感和善表达就无异于自嗜伤口,会使伤痛更痛。这就是古今才女才子比常人更多痛苦的缘故。陈端生要是如她故事里的孟丽君,丈夫被流放了没关系,她可以女扮男装,出去成就一番事业,最后感动皇帝,把丈夫还给她。她要是柳如是,敢做敢为,可以想办法打通关节,把丈夫救回来。可惜,在现实生活里,她什么都不是。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她只能“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陈端生之无助,无奈,实在令人人潸然泪下。

  失去丈夫是一层灾难,而当时恐怕还有另一层灾难——她和范家所有人都会受政治上的牵连,因为乾隆不但处罚了犯禁的七人,其中两家的家长还因管教子弟不严,而受到革职处罚。中国的政治一向是出了问题处理起来极其严厉,在风口浪尖的时候,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记得十几年前,邻居家的先生因为出了什么事,跑到国外去了,邻居家也被警察蛮横地查抄一气。那时邻居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抄家,不敢说半个字。我想她心里一定是怕极了,因为不知道那事会怎么影响她的生活、工作和前途,还有她家人的生活、工作和前途,更别说还有孩子的将来了。作为范氏的家人,能够平安熬过这场灾难,就已经需要付出很多艰辛。因此,陈端生亲友当时都三缄其口,没有人敢在文字中留下丝毫关于范菼的消息,所以现在的人研究陈端生的这段经历非常缺乏资料。只有陈端生自己敢于怀念一个被皇帝发配到边疆的罪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该是有超人的勇气,冒了极大的风险。在这一点上,她的确是有些离经叛道精神的。

  但是,无论陈端生如何声嘶力竭地呼唤上天,上天只帮助那些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对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如陈端生,似乎并不那么怜悯。她的丈夫一去十年,到她去世也没有回家。这是后话。

  陈端生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今天写起来,不过就是一两页纸罢了,可在当时是怎样的煎熬,若是陈端生自己来写,怕是几百页纸都写不尽。可惜她除了在《再生缘》的第十七卷里边间插着提了几句,并没有详细写。

  陈端生现在的情况很象是《红楼梦》里的李纨,可她比李纨更艰难。李纨的丈夫是病逝,所谓“寡妇失业”,获得很多人同情,也有老太太的撑腰。陈端生不是寡妇,她的丈夫还活着,但却背着发配边疆罪犯的沉重十字架。不知道范家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据她自己说,翁姑都很怜惜她。可是,旧时的大家族并不止有翁姑,还会有其他人。若是有那么些小人,她该是最容易被人嚼舌头根子,被排挤的对象。不过,陈端生还是有坚强的一面。从她所说的“强抚双儿志更坚”一句发狠的话,就可以看出,她的神经很粗。这其中有也有她妹妹的支持和帮助,容后再写。因此,陈端生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除了养育儿女,还在文化圈子里活跃着。

  当年写《再生缘》前十六卷是在北京和山东,读者只有母亲和妹妹。她回到杭州老家后,《再生缘》却很快在浙江一省传开:

  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偏相传。
  龆年戏笔殊觉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
  闺阁知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
  谆谆更嘱全始终,必欲使,凤友鸾交续旧弦。

  不但“闺阁知音”和“庭帏尊长”都在争读她的《再生缘》,大家还意犹未尽,催促她继续下下去,想看到最后的结局。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再生缘》的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惊险连着惊险,开始看了就放不下,当时那么多人传看,并催促陈端生继续写,一点也不奇怪。《红楼梦》那么优秀的作品,在曹雪芹生前并不那么广为流传,他的成名是在身后。陈端生却不是,她在生前就已经遐尔闻名,还有很多《缘》迷紧跟着、紧盯着她。这是陈端生的幸运。虽然写作在当时对于一个女子来说,什么实际的好处都没有,但才子爱胜名,才女求知音。有那么多人首肯她的文字,那是比金钱更珍贵的财富。《红楼梦》中诸姐妹听宝玉说把自己的文字拿到外边去显摆,都很担心。陈端生却对自己的作品流传出去不但不介意,还很得意,她骨子里似乎确实有一种“螃蟹”基因。因为读者的响应很热烈,她觉得有义务继续写下去:

  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
  白芍霏霏将送腊,红梅灼灼欲迎春。
  向阳为趁三竿日,入夜频挑一盏灯。
  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如心。
  其中或有错訛处,就烦那,阅者时加斧削痕。

  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的早春二月,陈端生在母亲去世十二年、丈夫被流放四年后终于重新开始续写《再生缘》。这十二年的停笔,正象她说的“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明堂一醉”是指郦明堂(孟丽君)的性别引起皇宫中人们的怀疑,被灌醉了酒,正要脱靴查验是否小脚。正在惊险之际,故事却停了,而且一停就是十二年。谁也想不到的是,这十二年的时间空白,却是用陈端生自己的悲欢离合来填补的。外人不知其中的辛酸,陈端生自己却再清楚不过,所以忍不住地长嘘短叹。

  当然,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写作心境和生活环境都已经大变,正如她自己说的,“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如心,”写作的速度已经大不如前,所以陈端生续完《再生缘》的弘愿并没有实现,她只写了第十七卷一卷,就再没有继续写。

  陈端生的写作受到同时代人的热烈追捧大概也为我们当代人提供了一个史例:古代的作者并不是关在门里自顾自地写作,与读者完全不交流;而且在通讯很不发达的时代,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似乎并不比今天困难。与今天的明星作家比,陈端生的轰动效应是不差的。我特别想写的是,促成这个轰动效应的关键人物恐怕是她的自家妹妹,陈长生。

  前边提到,长生也是才女,著有诗集《绘声阁集》,另外在《隋园女弟子诗集》和《织云楼合刻》中也收录了她的一些作品。她曾拜文豪袁枚为师,后嫁翰林院编修叶绍楏。叶家世代高官厚禄,叶绍楏名家才子,叶家女性又尽皆文采风流。长生既得富裕舒适的生活环境,又得如意郎君,外加诸多闺中知己。他的族弟陈文述就曾感叹,陈家三姐妹中,大姐端生遭遇夫君被流放的灾难,二姐庆生生年不永,“争似令娴才更好,金闺福慧竟双修” ——只有长生是福慧双修。但是,这位福慧双修的才女在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并没有冷落处于苦难中的姐姐端生。长生欣赏姐姐的才华,常与姐姐切磋诗文,是从小就有的习惯。如今长大了,各自的文章修养都提高了,更能平等交流。从她们姐妹俩的诗集名为《绘影阁集》和《绘声阁集》,就可以看出姐妹的关系非常密切,你牵着我,我牵着你,不但日常生活多往来(姐妹俩的夫家都在湖州,天然是近邻,平时应该过从甚密),而且文字交流也很频繁。长生因为生活安逸,家庭环境文雅,所以在社会上的雅事交往很广。她周围不但有文人朋友一大群,也有这些朋友带进来的很多闺阁同伴。比如,她是袁枚的弟子,袁枚的女弟子有一大群。当时江南文人收女弟子大概是一种风气,陈端生的祖父也曾有好些女弟子。这些所谓女弟子,都是贵族家庭的小姐少奶。这样连环延伸,以文会友的社交圈子就很大了。这种现象正是南北文化的差异。北方人家里来客,只许男性出席作陪,女性是上不得桌子的,江南大约没这规矩,无论男女,都能同桌吃饭,同席论学。否则,那些如陈长生一样的才女就不可能认识袁枚那样的男性文人,遑论拜师学艺了。

  从陈端生的感言来分析,《再生缘》流传出去引起轰动应是在夫君流放之后的事。不然,她婚后有六年的安定生活,若有《缘》迷追捧,她早就续写了,何必等到遭遇灾难之后才勉为其难。而当时陈端生遭遇不测,心情大坏,对于社交活动一定不如从前,更不如妹妹那么热中。范家虽然也是诗礼簪缨,对她生活上很照顾,但夫君不在身边的陈端生精神上需要什么,不太可能太注意。谁会把她的作品拿出去到处传呢?我猜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家妹妹才会注意这些很细腻、很虚无,但却很需要的东西。长生看姐姐遭遇不幸,除了从精神上给予鼓励,生活上给予照顾帮助外,一定还在社交圈子中到处替姐姐的文字张目。她本来就有很广的传播渠道,做起来只需热情,而不费功夫。事实是,在文字当中对陈端生的遭遇表示过同情的,几乎全是与陈长生关系密切的朋友。当时另一才女戴佩荃就曾在长生那里看到端生的《再生缘》,而大为欣赏,并对端生的遭遇十分同情,而特作《织素图次韵》诗表达此情。可见长生的张目很起作用。至于陈端生因读者的热烈反应而获得精神鼓励和安慰,就更是拜长生所赐。陈先生感叹道,“呜呼!常人在忧思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可不是吗?

  再有一点,陈端生续写第十七卷的过程中,很可能跟随父亲到云南去住过一段时间,因为他父亲在乾隆四十九年到五十二年(一七八四—一七八七)在云南作了四年地方官。若是,则《再生缘》第十七卷是在云南写的,终于满足了陈端生从小对云南的好奇心。也可见陈家父亲也是那么慈爱,对于出嫁的女儿还这么呵护。人遇到灾难的时候,还是家人最可靠。

  这段时间,陈端生大约三十三岁到三十七岁之间。但是,她写完第十七卷之后,没有继续写。其中原因,不太清楚。陈先生也说,《再生缘》第十七卷写得比前十六卷更好,说明陈端生并非“江郎才尽”,写不出来。十七卷写得很慢以及之后没有继续写,只能解释为或是身边事务太纷繁,没时间写,更可能是心情太糟,写不下去。她在十七卷结束时写道:“造物不须相忌我,我正是,断肠人恨不团圆。”她的族弟陈文述说,端生自己所言:“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陈先生评价陈端生的那段结语时也说,“殆有婿不归,不忍续,亦不能强续之势也。”的确自己的丈夫尚未归来,怎么给《再生缘》续个大团圆的结局呢?

  时间就这么慢慢的过去,对于陈端生,煎熬却越来越难,因为她的身体状况非常差。

  终于熬到了嘉庆元年(一七九六)正月,乾隆要传位给嘉庆了。皇帝传位是件特大的事,对新皇帝更是喜事,要举行盛大的授受典礼。高高在上的皇帝于是想起了那些流放在外的可怜人,宣布赦免所有流放年满三年的罪犯。陈端生的夫君范菼发配新疆已经十五年,赶上此次大赦,可以回家了。对于远在新疆的范菼和守在家里陈端生及其家人(此时陈端生的孩子都十几岁,该很懂事了),都是天大的喜讯。

  以今天的交通状况论,从新疆伊犁到浙江湖州,走陆路,至少要一个星期。我很多年前曾经坐过从乌鲁木齐到兰州的火车,整整两天两夜。那还差不多只是陈端生夫君旅程的三分之一。陈端生的时代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恐怕条件最好的时候也只有马车,条件不好的时候,则还需要步行。从伊犁到乌鲁木齐一路的情况我不清楚,但至今还没通火车。我见过从乌鲁木齐到兰州一段路程的情况,都是荒凉的沙漠,几百里地都没有人烟,没有水草,当年在车上看着心里都发怵。好歹现代的城市发展不错,凡是有城市的地方,都有水草,吃住条件都还可以。古时候连这些都没有。走上几百里地,能遇到一个小旅店,歇个脚,就已经很不错了。范菼从新疆回浙江走个半年、大半年,是不算慢的。而且一路上还要保证每天都是健康的,可以不停的赶路。因此,虽然范菼遇赦是在正月,而到家的时间却很晚。

  与十五年的等待比,这段旅行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是,对于陈端生来说,这等待却是长得无法坚持,因为她的身体等不起了。无论范菼如何紧赶慢赶,还是没有赶上天国对陈端生的召唤。陈端生在夫君赶回家之前,含恨去世。之所以说“含恨”,那种情况换任何人都死不瞑目。陈端生之恨,一则与丈夫的生离,终成死别。这样的遗恨,正如她族弟的一首诗所言:

  红墙一抹水西流,别绪年年怅女牛。
  金镜月昏鸾掩夜,玉关天远雁横秋。
  苦将夏簟冬釭怨,细写南花北梦愁。
  从古才人多沦谪,悔教夫婿觅封侯。

  陈端生还有一恨,则是她的“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的预言变成了事实。等到她的夫婿终于归来,她自己却已不在人世,不可能写完全书了。至于她留给读者之恨,则是她心中为孟丽君所设计的最终结局,成了永远的迷。

  这一年,陈端生才四十五岁。陈先生说,“自昔才人多短命,端生虽不至上寿,然犹及中年,未可谓甚不幸也。”也许陈先生说的是对的,但以今天的才人多长寿,八、九十岁都不算什么为标准,陈端生就是早夭了。古代的才人活得太认真,哪象今天的才人,都那么懂得惜福、惜命。

  陈寅恪之所以写陈端生,是因为她经历生离死别之苦,与陈寅恪抗战时期的经历相似。更重要的一点陈先生未明说,但我认为是关键,那就是陈端生很有离经叛道精神。与柳如是不同的是,陈端生并非青楼女子,而是世代簪缨的大家闺秀。她的叛逆就更珍贵。虽然不在行动中,却因为是语言和思想的叛逆,用的是文学的手段,而更能影响社会。陈端生写作《再生缘》的初衷也许并不是为了影响社会,更没有要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意图。她写作之初,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恐怕多半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关在家里写的东西,也不怕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她曾经这样说起自己的作品要给哪些人看:“不愿付刊经俗眼,惟将存稿见闺仪。”她对世俗的看客非常不屑一顾。而这世俗的看客大概还包括她的祖父。由于她的祖父非常贬低弹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她开始写的时候祖父刚好离开北京回杭州休假,等祖父回北京,她又跟着父亲去了山东。等她从山东回杭州,祖父已经去世。可以说是躲着祖父写的东西。后来传到社会上,大概是她始料不及。而即使后来的那些读者,也大多是闺中知己,但凡有人指责她的作品离经叛道,她必定都是嗤之以鼻的。我写柳如是的时候已经说过,陈寅恪是以写离经叛道的奇女子来表达自己对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热切向往,陈端生这样的一个奇女子让陈寅恪钦佩、欣赏,以至于为她树碑立传,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曾经为柳如是痛,也为陈寅恪哭,如今还要为陈端生伤。有才华、有追求自由的叛逆精神,代价何其大。柳如是好歹可以算是社会不容,陈端生似乎还不止或不是社会不容,而是天妒英才,是老天不容。呜呼!


摘自《天涯博客·散木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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