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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这个人——俞强声


作者:周七月


人的一生会发生许多种人际关系,亲人,生活,爱情,友谊,工作,斗争……有人你认识,有人认识你。但有一个人,我说不清我们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他认识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他!

这个人就是俞强声。


◇ 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

1968年3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九点多钟,我已上床,但还没有睡。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查抄六次,五次是父母机关造反派干的,一次是我们同班同学来抄的。说“抄家”,也不准确,因为这次完全不是为了抄什么反党证据或资料,仅仅是来将我一次一次整理好的东西再乱翻、乱扔一通,泄愤而已。我们家那时只剩两间屋子,一间留给父母,虽然他们长期蹲牛棚,几乎不回家,另一间也说不上是干什么用,因为我父母既不能会客也无权工作,所以不是客厅,也不是办公室。我要是在家,就在这里搭一个行军床,白帆布的,木头架子,据说美国军人当初就是这样睡觉。

忽然走廊上穿来重重的纷乱脚步声。还没有容我判断,一群人已经冲入房间,为首的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宋金福。其他几个演员我都认识,因为我常常在暑假看他们练功、排练和演出。

宋金福是我母亲王昆非常看重的年轻人,刚刚介绍他入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还有五六条我不认识的壮汉。

宋金福严肃地站在我床头,勒令我跟他们走。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跟他们乘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走上迎门大楼的四楼,小排演场东侧的一个房间。

他们让我坐在一张已经准备好的椅子上。大多数人退了出去,只剩下宋金福和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坐在我对面的长桌后面。后来知道他们是刘勇、周×、王明智等。还有一个男人戴着戏剧学院的白色校徽,应该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吧。但那时人都戴毛主席像章,不兴戴校徽。他戴校徽,使我反而注意他。去家里抓我时他就在那些人中间。这时他并不坐在桌子后面。他固定坐在与桌子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不面对我,而是侧坐,也从来不问话。这也很有趣。

审讯开始了。和《水浒》中描述的一样,先是五百杀威棒。他们不用棒子,都是拳打脚踢。动手的人一般是王明智和刘勇。宋金福、周×问问题。有时只是周×。

审讯都是晚上,程序也差不多,几句话问下来,就看刘勇开始摘手表,然后就是他和王明智上来披头盖脸地打。有时旁边有看热闹的人,也上来打,好像是一种占便宜,人人有份的事。后来我只要看见刘勇摘手表,就条件反射地发懵,后面的事基本上就不知道了。

以后看过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写的回忆录,说敌人上刑也只是一开始难忍,只要习惯了,上刑时像灵魂出窍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我懂。

其实所谓审讯也仅仅是要口供而已,已经有人全“招”了。他们审讯的方法很多,除刑讯外,还有当面对质和指认,也有秘密对质。比如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王昆那时也关在中央戏剧学院,有几次是强迫她垂帘听讯,隔着一个布帘听他们怎么打我和审我。

那个戴白校徽的男人始终在场,始终不说话,始终面无表情。但时间长了,我发现他的眼神是最权威的。那些凶神恶煞般的年轻学生和演员,常常要看看他才动手或收手。他侧坐的原因恐怕就是要兼顾两头:审讯者和被审讯者。

每天早晨听大喇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广播体操。三个月的“群众专政”很慢才过去。

1968年6月7日又是一个星期五,将近中午时,那个戴白校徽的人忽然进屋来让我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他人都没有上前来,在门外站着,仿佛这事跟他们无关。

我下了楼,上了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其实那是苏联嘎斯系列而不是美国吉普系列的车,只不过大家都习惯叫这类车为吉普,从抗美援朝战争来的称呼。

车左转右转,进了一道道的门,还有一道是电动的大铁门。我第一次见。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半步桥44号,北京市看守所。离我的小学不远。

那个人下车,也让我下车。然后就是搜身,解裤腰带,抽鞋带……一套标准程序。从他和别人说话中我知道了张郎郎在我前面已经被他送来。

哦,我这才想到他可能是个公安!

果然,我后来的几十场审讯都是他主问。他也不再戴校徽了。

他的审讯无非是重复群众专政时的问题,将口供抄在标准的审讯用纸上而已。另外的不同就是要按手印:抬头按,中间修改的地方按,结尾签字的地方还要按。我这人比较认真,修改供词很仔细,所以往往手印连手印,白字写黑子,然后就是红手印一个接一个,连成一片。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很职业。

第一阶段结束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几个月后的反覆审讯,都是别人。我大致计算了一下,进看守所后审讯过我的有七十多人。现在让我回忆,我一个都记不起来。印象深的只有他。

1969年5月,我被解到看守所对面干部院里,进了学习班,留起了头发。干部个别谈话说是要释放我,但因为我是被革命群众扭送进来的,要做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接受我参加复课闹革命,所以还要等一等。在学习班期间,也陆续有人被释放,我也就兴致勃勃地等待自由了。

但我还是想不通,我怎么会是群众扭送进来的呢?明明是那个戴白校徽的人操控审讯,并由他非常得体地带进来的嘛。群众仅仅是打手而已。

张郎郎也在学习班。他自小是一个交际家,认识人多,他说那个人就是俞强声,他认识。俞强声是黄敬的儿子。妈妈是范瑾。范瑾我倒是知道,文革初期就被打倒,被报纸早早地点名批判,是彭真黑帮干将之一。张郎郎说黄敬是江青的丈夫,后来离婚。解放初期自杀了。范瑾住的红霞公寓是那时候北京比较新的干部宿舍,在王府井边上。那时批斗大会盛行,往往是范瑾被大会批判后,俞强声再领着红霞公寓的小孩们在院子里补斗一次……


◇ 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

我对俞强声的了解就是这么多。

本以为这个人与我再无干系了。可没有想到,我们还真又遇到了。

1976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还在监狱里,已经在生死之门下钻来钻去几个来回。那时看报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每天都要从报缝里看出个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门事件受奖名单时,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受奖人员中发现了俞强声!三等功。

1977年12月8日我出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要重新审我的案子:北京市当时的当权者还想将我送回监狱。

那时真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四人帮”被抓,国家有了希望;紧张是我并不安全,尚在监狱里的同伴继续证明我有罪,在法院我是百嘴难辩的。

好在那是向上的时代,好人多,人心善的一面也容易发挥和表现出来。公安局和法院的许多领导和干部都主动帮助我。

早春的一天,一个公安干部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是“内参片”,好看。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公安部礼堂。没有想到,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十年没见,他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在寒风中兢兢业业地收票。我镇静了一下,举起票,迎着他走去。他撕了票,无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国的《决斗者》,画面极美。但我的心情一直静不下来。我不知道他当初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自觉迫害干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亦或我只是他职业和工作对象之一,他已经忘了;他根本不会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

第二天,我找到给我电影票的人,问他是否认识俞强声。他当然认识,只是不知道是他抓的我。他说俞强声虽然“文革”中表现积极,但由于他父母的原因,他并没有得到重用,甚至没有能入党。“文革”结束后,他母亲是最早得到平反的干部之一。因此他又成了干部子弟,受到提拔和重用,还入了党。

唉,无论世道如何,俞强声总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到1978年5月,我正式得到法院平反的裁定书。俞强声们对我再没有威胁了。除非再来一次“文化革命”。


◇ 俞强声请假说乳母病重

以后听说俞强声被调到安全部,再以后,就是他叛逃的消息了。

巧得很,我后来遇到了一个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说,俞强声有一天请假,说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据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期他没有回来,大家也不奇怪,因为那个部门的人本来就不太过问彼此的事。但几天后有一个重要的会要通知他参加,联系不上本人,就找他妈妈范瑾。范瑾听说后立即对来人说“坏了”,因为那个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俞强声已经通过香港到了美国。

往后的故事就是报刊上公开谈论的那些。

想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革”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

他从容不迫选择的正是他当初用暴力强加给我们的罪行。几个家庭因此面临家破人亡,我几乎当他面被打死,后来又几乎被枪毙,前后坐了十年“文革”的毫无人道的大牢。

而他呢?最初选择的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群体;最后选择的还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祖国。

多么大的讽刺呀。

除了极端自私,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手上沾有无辜者的血,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得是否安心。


摘自《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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