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



云南真实版《肖申克的救赎》


作者:袁小兵、汪艳霞、周定兵




五十七年,他可能是云南省乃至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在国外也属罕见。一个月前,77岁的他获释,被人搀扶着走出官渡监狱,家乡敬老院收留了他,可是衰老的身躯和淡漠的亲情,让他只能整日蜷缩在床上,就像来到另一个监狱。自由和故土就在门槛之外,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他的刑期为何长达五十七年,在牢狱中怎样度过漫长岁月?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大变革期的这五十七年风雨,是否也逾越高墙波及其命运流转?五十七年之后又如何面对一个全新世界?他会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被体制化然后又被自由所杀的假释老头吗?

五十七年牢狱结束后,他在自由世界的孤独中等待死亡。





新街镇敬老院坐落在镇郊田野中一棵巨大缅树下。它借用了隔壁一座残败古庙的一角,泥墙上挂的还是撤乡并镇前的“新街乡敬老院”木牌,储物柜外侧可见30年前漆写的“新跃公社”字样。正在膨胀的小镇上的居民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它似乎活在时光与尘世之外。6月28日,这里来了一个同样命运的老人。两名监狱警察开车从几百公里外把他送来,恳请敬老院收留:“他以前犯有反革命罪,坐了57年牢,现在释放,可是家里人都死了。”

老人被安置在小院东北角烤火屋的隔间里,曾先后有4名老人在此度过最后时光。现任主人离终老也并不遥远,他佝偻得厉害,双腿像竹竿一样细,需要扶着旁物才能走一点路。工作人员买来一个塑料小桶做夜壶,这样就不用去院外的旱厕。用塑料袋包了一件毛衣,把口子扎上,让他坐地上时垫着,还可以手拉着袋口在地上挪动。

他来这里10天后,我们首次前去敬老院探望。他正这般姿势坐在地上抽烟,地上散落着一些烟头。他瘦骨嶙峋,牙齿几近掉光,但目光依然犀利。大家扶他坐在凳子上,给他点上一支烟,他吸了一半就把火掐灭,独自发呆。“你出去多少年了?”我们凑近他耳朵大声问。“十多年了。”“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吗?”“在家了嘛!”这时他脸上露出一点笑容。再问他多大年纪,他回答说“二十几了”,还说“想做点事业”,继而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说了些什么,大家都没听懂。

我们递给他一个本子和一支笔。“欧树。”他抖着手,两次写下他的名字,再慢吞吞加上一句“老欧感谢政府与干部”,全是繁体字。然后继续发呆。

“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敬老院院长戴学义说。更多时候,他坐在床上,斜靠着墙,眼睛似闭非闭,看着白昼升起和黑夜沉降。他如果在想着往事,往事就像蚊帐里的苍蝇,嗡嗡地在脑海里进出。


1953年,欧树20岁,生活在云南省弥渡县城北面一个叫黄旗厂的村庄,母亲死得早,跟父亲卖豆腐为生。85岁的堂姐欧马兰说,他“人好,肯帮人”,但有一天在村里“被公社捆走了”,他父亲在卖豆腐时也被抓,“听说是参加了一贯道,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组织。”

这年11月19日,欧树入监,次年被弥渡县法院以“一贯道案”判刑4年。由于现存档案里找不到这份判决书,无法得知其犯案经过。当时,这是“反革命罪”的一种。

一贯道是一个多神教,同时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所谓“五教合一”,兴盛于明清,建国之初已成为中国各会道门中势力最大的一个,中共华北局调查认为“该道上层多为地主富农及国民党反动的旧军人,一般道徒则多为中贫农……已为特务组织所掌握和利用,成为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

取缔一贯道是随着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而进行的一场广泛、剧烈、深刻的群众斗争。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出台《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为打击会道门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

欧树父子俩被送往60公里外的宾川县牛井劳改农场。4年劳改就要结束时,他却被指“抗拒改造,装疯作傻,坚持反动立场,思想极端敌对”,一天深夜企图夺枪逃跑。随后拒绝吃饭和劳动,“几次收拾行李,东张西望,随时打算逃跑,自称是自由人,公开对抗管教,”在又一次逃跑被抓后不久,1958年1月,宾川县法院判他“加刑15年”。

但欧树仍“不认罪服法,坚持反动到底”,包括3次把棉桃摘了110多个埋在土中,盗窃犯人物品,侮辱、诬蔑女干部、女犯人、女学生和过路妇女,公开称一名一贯道女犯为师母,并默念“三宝”。再次逃跑未遂后,1959年6月他接到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书。

1960年,欧树被送入省城的云南省第二监狱,它刚从一家管训所转变不久,后来成为全国唯一一所以关押重刑毒品罪犯为主的高度戒备监狱。欧树档案里的两张1寸黑白头像,可能就是在那时照的。他留着短发,挂着“334”号囚牌,眼神似笑非笑。

50年后,一名狱警开车带我们进入这块神秘之地,道路如迷宫般曲折,到处是高墙电网,监舍的走廊和窗户都被铁条密封,一切皆在掌控之中。当年轻的狱警们笑着说这里的生活多么单调时,我们在惊叹欧树竟然在这里呆了48年,直到2008年转入另一个监狱。

48年里,他换了好几个中队(现在称为监区),经历了三代狱警的管教,对监狱的历史也许比许多狱警都清楚,但没人能详细聊起他在这里的48年生活,因为狱警换岗频繁,而他只是流水般进出犯人中沉默的一个。

1963年和1972年,他两次被云南省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省二监时,说话东拉西扯,语无伦次,说女犯是他老婆,有80几个,他母亲是他大老婆,两个姐姐是小老婆,石科长是他父亲,他原名叫石汉。劳动中打瞌睡,不遵守纪律,一会报自己18岁,一会又报19岁。”

“对自身情况缺乏应有的认识,虽一再给予加刑处分,也是无所谓的样子,且说:来这里是打百分,玩玩,说话颠三倒四。词语结构上逻辑性极差,有明显之思维破裂现象。”

1971年,欧树以“二流子”的“个人身份”参加这年度的评比检查,小组会上表达了“不敢对罪恶推卸”的忏悔和“不逃跑,不无理取闹”的决心——“政府不杀我给我宽大改造,我要很好的接受改造”。小组长称赞他“劳动是埋头的干……不推辞,成天拉车,不说二话……很冷天气,穿单衣不叫苦”,同时批评他“态度极为恶劣,不接受监督,开口骂人”等等。

最后,中队因他“精神不正常”,给了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表现较好,遵守纪律一般,未发现突出违反的情况。”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出台,极大扭转了持续30年靠政策定刑量罪的人治局面,《惩治反革命条例》宣布废止。但由于历史的惯性,这部刑法仍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最为典型的是把“反革命罪”写入其中。

不过,它对像欧树这样“组织、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犯的刑罚,要远轻于建国之初。而且规定,无期徒刑罪犯如确有悔改,可以减刑和假释。

1980年,云南省二监决定为“劳改时间已长”的精神病犯欧树申请“清除释放”,但主管机关没有同意。对此,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一名官员推测,反革命罪当时仍是重罪,涉及政治因素复杂,再可能加上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欧树没有达到当时的释放条件。

1997年,修改后的新刑法颁布,“反革命罪”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文指出,无期徒刑罪犯如确有悔改,在服刑2年后,可以减刑至13-20年。

1999年,云南省二监再次上书,建议将欧树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10年。此时,欧树作为一名无期徒刑犯已服刑整整40年。这在中国司法史上极为罕见。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指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为12-22年,一般为15年左右。

欧树并不能逾高墙感知外界春秋,但他的独特经历见证了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不擅表达的他也可能只是被遗忘了,从而一呆40年。现在,加紧完善中的司法制度开始给他带来转机。

2个月后,云南省高院裁定为欧树减刑至18年。虽显保守,但从此开启了减刑的阀门。2002,2004,2006,每两年就减刑一次,从1年3个月到2年不等。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也许是打字员的疏忽,或许是“一贯道”这个词实在让当今法官生疏,2006年的裁定书,居然把“一贯道罪”误写成“一惯盗窃罪”,发现后补文改正,又错写成“一惯道罪”。

2005年2月,72岁的他转入新成立的十一监区,这里关押老病残犯为主,一名叫刘涛的警官说:“如果身边都是中青年人,他们会发现自己动作迟缓,思维退化,容易产生自卑感,回归社会的信心不足。”

监狱大门离欧树越来越近,但他的背也越来越驮,走路蹒跚,其他犯人必须完成的轻微劳动任务,他老得无需理会,跟当年那个愤怒、叛逆,随时想要逃跑的形象相隔万里。

十一监区宿舍是一栋崭新的外走廊式结构大楼,通风、采光均佳,楼下是开阔的放风活动区。欧树住在最顶层4楼,刘警官说,“他意识比较清楚,生活能基本自理。”

透过铁栅栏,欧树可以看到正对面小山坡上的红砖旧平房,那是监区值班室,警官下班后有时坐在露天藤架下的椅子上抽烟,这是高墙内留存不多的旧印记。四十多年过去,监狱也在变化之中。除了硬件的改善,也包括让自身去神秘化。2007年起,每年都有海内外人士在开放日进入这座监狱参观。刘警官认为,这不仅是新时期狱务公开的要求,也是对服刑人员人性化管教的全新方式。

2008年1月22日,欧树和200多名犯人转入官渡监狱。由于警车不够,一些犯人坐着旅游大巴开始了1个小时的奇妙旅程。云南省二监已从当年的郊区纳入二环市区,通往官渡监狱的101省道挤满了形形色色的汽车。对欧树来说,隔着汽车玻璃,1个小时看尽高墙外半个世纪前后的变迁,不知是欣喜还是残酷。

官渡监狱七监区。欧树在此度过57年监禁的最后2年半时光。7月21日下午,管教警官王桂春带我们走进这栋红白相间的3层楼房,里面关押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重刑毒品犯、暴力罪犯和老病残犯。他们在走廊踱步,或安静呆在房间里,门都开着,上下层铁架床,不像西方电影里的监狱,倒很有些大学宿舍的模样。 穿过贴满了健康宣传内容的走廊,王警官进入一楼最里面的房间,一名在床上斜靠着墙的85岁老人缓慢起身以示敬意。“你多大了?”王警官探身问。“100岁。”“吃过饭没?”“吃了。”老人木然回答。

“全答错了。”王警官转身悄声告诉我们,“欧树差不多也这个样子,但要矮些,身上更干净。”

欧树以前就住这里,房间里有饮水机,带马桶和太阳能淋浴的卫生间,马桶旁特配置了不锈钢扶手。大楼还驻有其他监区没有的医务室,18名护理人员24小时照顾老病残犯的生活起居,监区长?说,这里就像地方上的敬老院。

欧树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差,刚来时病恹恹的,显得自闭,监区以他“患有老年痴呆”申报老病残犯。3个月后,一名健壮的中年犯人被分配负责照料他,包括打饭、端水、洗碗,每半个月为他理发、剃须、剪指甲,晚上还要睡在邻床上,警惕可能发生的意外。

欧树乐于享受这一切,身体和精神状况开始好转,体检的主要指标甚至好于很多老犯。“他保持着当年参加一贯道的习惯不吃肉,但他胃口挺好,一点腌菜就能吃光一碗饭,感冒极少,心态乐观,逗他还会笑。”王桂春说。他既是他这2年半的责任警察,也是医务室的负责人。同样与西方电影里狱警形象不同的是,他戴着近视眼镜,侃侃而谈,像名语文科教师。

欧树不热衷与同龄犯交往,“脑子有点昏,有时答非所问,”但护理帮他理发或者洗澡后,他就来了精神,哼起革命红色歌曲,尤其喜欢《跨过鸭绿江》,一次还动情流泪。但如果讲故事,又全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汪精卫为“汪主席”。

除此之外,欧树从不提及家人和此前漫长的牢狱时光。当少数“三无”犯人(无亲人会见、书信往来、无汇款)感到被家庭抛弃而绝食、自残时,欧树从不显得同病相怜、自怨自艾。王警官认为,他早已习惯了这种“三无”生活。

欧树也在习惯另一种生活——被尊重的集体生活。他抽烟时,别人会给他点火(他手脚不灵便);他和犯人们互相打烟,尽管不多,足可彼此慰藉。早上6点半,护理会搀扶他在露天活动区散步,点名前他就站在走廊上大叫“点名了,点名了!”似乎这是他的责任。逢年过节,他被邀请参加监狱座谈会,吃到水果,得到毛巾、牙膏、香皂之类的礼物,还可以观看犯人们的歌舞表演。

他从不和犯人们交恶,偶尔大家开玩笑过了,他假装生气,脱下鞋作势要打人,最后在一片哄笑中轻轻落在对方身上。他和警官们“吹牛”,对方从不置疑其内容真假,这是一种被认为是“善于倾听”的工作方法。王警官说:“只要他高兴,觉得被认可,有存在的价值,这有利于他改造成功,早日回归社会。再说,置疑一名老人也没啥意义。”

欧树越来越离不开影子般的这名护理,半个月过去,他会像闹钟般精准地提出剪发,“一刻耽误不得。” “他把监狱当成了家。”王警官说。这让他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在监狱里服刑50年的布鲁克斯。他把监狱图书馆整理得井井有条,从中得到乐趣和尊重。他的黑人囚犯朋友对此生出感慨:“监狱很有意思,刚开始时你厌恶它,渐渐你适应它,最后你离不开它。这就是被制度化了。”

2008年6月,欧树获第五次减刑。但对他这样的老犯来说,假释或保外就医也许是最好的方法。不久他得到了这个机会。由于“老衰”和“重度贫血”,他所在的七监区被下达病危通知书,建议“联系家属,并办理保外就医”。其时,欧树家乡的行政隶属关系已随时代巨变发生多次变更,监狱辗转找到当地派出所,得到的回馈却是“亲人亡故多年”,无法具保。

布鲁克斯得知假释消息,用利器胁持一名犯人妄图阻止自己走出监狱。相比之下,欧树无法保外,对自由的渴望却没有消退。他会继续从垫被下掏出那个用塑料袋和衣服层层包裹的减刑裁定书,读给同室人员听。“回家,回到出生所在,尽管这记忆模糊零碎,却是他这个老人的本能。”王警官说。

可是,欧树对外界是否也像布鲁克斯那样心存恐惧?半个多世纪来,监狱是他唯一认识的地方,尽管他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参加时事政治和文化课学习,但世界变化太快,昆明新机场就在监狱附近开建,七监区正前方500米,象征着“时不我待”的机场高速似乎一夜之间就铺好了,飞机起降的轰鸣声正在迫近。夜深时,护理能感觉到欧树睡不好,说一些难懂的梦话,有时会突然惊醒。

2010年6月18日,欧树第六次减刑成功,定于9天后出狱。“欧大爹,你要出去高兴不高兴啊?”一些犯人前来道贺。“高兴。”欧树这几天的笑容不断,但也时常念叨着:“我不晓得家在哪,这么老了,不晓得怎么回去了。”

6月27日早上,欧树吃过最后一顿囚餐,脱去深蓝色囚衣,换上监狱买来的深蓝色西服,穿上崭新布鞋,把57年的全部家当——几件衣服,几页减刑裁定书,一顶毛线帽,几张说不清来由的纸,一张闲来用铅笔写上“伍圆”再加个线框的“纸币”,几片药板——装进一个深蓝色旅行包。两名警官和一名司机带着速效救心丸送他上路了。

欧树不知道,他可能是云南省乃至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在国外也属罕见。2007年,英国一名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病死在监狱,因坐牢55年居全英之最,而被世界媒体广为报道。

车特意开得很慢,欧树不停抽着烟,一直盯着窗外。傍晚终于到达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这就是他的家乡。当新街派出所所长用家乡话欢迎他回家时,他喜笑颜开。

欧树在当地已无任何资料,镇政府从来没有面对这样的事,第二天一早召集各部门紧急磋商,决定安排他住进镇敬老院,日后再申请办理“五保户”。派出所当天为他办理了户口,“宗教信仰”一栏注明“无”。他小心翼翼想把户口本放进胸口的西服内袋,可是手抖得厉害。随行警官帮他放好,系上扣子,他又紧了紧衣领。

他被搀扶着走进镇敬老院。安置好后,警官正要离开,他突然站起来似乎想要跟着走。警官扶他坐回去,告诉他:“你到家了,就在这里安享晚年!”他攥紧警官的手,舍不得放开。

欧树已经告别旧身份,迎接新生活。外人如果担忧他无法适应这个崭新时代,可以去他寄居的敬老院看看,会发现他并没有像布鲁克斯那样,被街头疾驰的汽车惊扰,一把年纪了还要去超市打工,因为动作迟缓而遭受顾客和老板的白眼。中国的年GDP和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有能力让欧树这样的老人只需呆在房间里休养生息,所以他没有理由像布鲁克斯那样说“我不喜欢这里,我决定——离开”,然后悬梁自尽。

实际上,欧树已经老得无法“离开”。7月22日我们第二次探望他时,他比两周前老了很多,工作人员扶他到院子里散步,他几乎站不直,坏了松紧带的裤子几次滑落到脚面。我们把翻拍好的那张档案里年轻时的黑白照给他看,他面无表情看着,左眼却渗出一滴浑浊的泪珠。

这天是他住进敬老院后唯一一次走出小屋,其他时间全在那个泥墙和木棉瓦搭建的屋子里度过,包括吃饭、洗脸、擦身子、大小便、想心事等等他所有能做的事情。

每天早上6点半,他不再早起散步,而是躺在床上,睁眼看着房顶。想抽烟了,他就慢慢挪到门槛前,坐在地上,举着烟,对着院子里喊:“火!火!”

他的老家黄旗厂村就在4公里之外,但他从没提出去老家走走,倒是他八十多岁的姐夫、堂姐带领一帮亲戚来看过两次。姐夫马支说,欧树父亲劳改十多年后就释放回家了,直到1990年去世;欧树1960年转入云南省二监以后就失去联系,后来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每年清明节会给他烧些纸钱。

村干部给他介绍每个亲戚时,他只是笑笑,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只记得自己和村庄的名字,小名里有个“福”字。亲戚们哭了,他也跟着掉泪。

这是欧树重获自由后与家乡仅有的两次接触。敬老院其他5个老人从不进他的屋子和他聊天,也许嫌这里太脏。欧树来后头半个月还能吃些东西,敬老院变着花样给他做米线、饵丝、米饭、稀饭,但后来他就很少吃,而且好几次把大小便拉在床上,把敬老院院长戴学义吓着了,连忙跑去镇政府汇报,镇领导也没有好办法,只吩咐叫他每天作好记录。

戴学义说,欧树是建院20年来最费心的老人,他和另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都50多岁了,照顾欧树显得很吃力,尤其是面对一大堆的脏床单、衣服,想花100元请妇女来洗都无人愿意。

这个小小的乡村敬老院,有自己的猪栏、鱼塘和菜地,全靠自己种养,去年的开支仅1万多元,但戴学义表示,这不是不送欧树去医院的理由。他懂些医疗常识,觉得欧树没有生病,只是老年痴呆。由于多日只靠米汤为食,他担心欧树将不久于人世,等不到春节搬进敬老院新大楼的那天。

7月23日上午,戴学义去黄旗厂村找到村干部和欧树的亲戚们。大家对他热情相待,称赞他“菩萨心肠”,对欧树的照料“比农村里很多人对亲生父母还要好”。但当他提出,希望村里能有人去帮忙洗洗脏衣物时,村干部微笑而坚决地说:“不可能。”欧树的堂侄媳说,她天天忙着要烘烤烟叶,实在脱不开身。

欧树父亲去世后,欧树的大堂侄最后继承了他家的草房,几年前用在外做破烂生意赚的钱,在上面建起一栋3层小洋房,在村里显得鹤立鸡群。我们问,是否考虑过接欧树回村里走走?二堂侄沉默片刻后说:“他一样都不认得了……。”欧树85岁的堂姐则挥手摇头——“麻烦!”

他们强调对欧树父亲当年的亲情:他释放回家后给生产队喂猪,后来眼睛和腿都坏了,主要是这两个堂侄长年照顾,直至去世。现在再冒出一个“死了多年”的人,还需要他们照顾,他们觉得已仁至义尽。欧树姐夫马支说:“政府要么早年放了他,要么就一直关到老死,现在把他放出来,对大家、对社会都是个累赘。”

欧树释放后遭遇的亲情冷遇,和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让远在官渡监狱的原责任警察王桂春感到吃惊和难受。他否认在欧树77岁高龄后释放是监狱“甩包袱”,而是他的刑期到了,就必然要出狱。

“他获释时身体还是不错的,而且确实想回家,但出去后一切都变了,对一名老人来说,适应起来比较痛苦。更可能出去后,失去监狱里原有的精神支撑。”王警官仔细询问后,这样分析欧树的变化。

“那就是,监狱里他遵守监规,受到尊重,作息规律,有独立人格,对自由和家乡的想念让他觉得还有盼头。但出去后这个念想就没了,不知道活着该干什么,应该怎样与别人打交道。他本来特别爱抽烟,但如果现在都不接你的烟,说明他把心门关上了。他一直是个倔强的人。”

近两年,四川、江西等地监狱相继提前释放大批老病残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褒贬不一。主流意见称,这批犯人由于政策限制滞留监狱,加剧了监狱医疗、警力资源的紧张,应该让他们在通过人身风险评估后早日回归社会。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也在进行同样努力,尚未得到上级答复。

反对声音里,有两种互为交锋:一种认为,就应该让他们在监狱里品尝失去自由的恐惧,以对犯罪形成震慑;另一种认为,让习惯了监狱生活的人回到社会,那才是真正的恐惧。

由于欧树不能言说,无法得知他从一个渴望自由却又习惯体制化生活的囚犯,到获得自由却反被自由困在床头的糟老头,他的内心究竟倾向何方。也许他真的老到无法辨别,任由时代将他推波逐流。

欧树那个蓝色旅行包里,有一张纸上写道:“梦缘:你说要来看我的吗?我每天都在判(盼)忘你的到来,每次想到你,心都是那么疼。你过得还好吗?我真的好想你啊!你让我疼的是撕心裂肺。二十几年了,今天才明白想念的意思。想念会让一个人情不自禁的流眼泪。”

不是欧树的笔迹,但欧树在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旁边是一块泪(水)渍。

我们想念给他听,他轻轻摇头,苍蝇从他长满老年斑的头顶飞起。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他现在是一名77岁的垂死老人,躺在家乡和自由的边缘,等待死神的敲门。


摘自《南都周报》



《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