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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缦堂日记“续篇”述略

作者:张晓唯


晚清名士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印出版后,风行海内,士林争相一睹为快,誉为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遗憾的是,李越缦暮年日记手稿数册被门人樊增祥(号樊山)取走后,如泥牛入海,音信皆无,学界抱憾难窥日记全璧之余,推测此稿已摶儇龜无疑。岂料,悠悠半个世纪过去, 该手稿竟珠还合浦,以至有越缦日记的第三次影印。

李慈铭(1829-1894年),号莼客,晚署越缦老人,是清末同光年间才望倾朝的学者,其人仕途蹭蹬,困顿落拓,但又清高狂放,以至落得“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之评。他在诗文、考据、小学诸方面造诣精深,声名斐然,尤其是积四十年心力,铢积寸累写成的洋洋数百万言的日记,可谓其治学之集大成。还在李氏在世时,其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当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李氏日记如此受青睐,除作者名望外,主要在日记内容,一则,日记对从咸丰到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览、北京等地社会风貌等均有详实记述,足资后代文史学者参采;二则,大量的读书札记,“略如四库全书提要之例,而详赡过之”,学术价值很高。

甲午年末,李慈铭病逝,遗留日记手稿七十余册。当时,沈曾植、缪荃孙等极力推动将该日记付梓,曾经师事李慈铭、并与李合刊《工家词钞》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日记)去,卒未刻”。至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等人的捐助下,将现存六十四册日记稿的后五十一册,即同治癸亥至光绪戊子(1863-1889年)的日记以《越缦堂日记》共其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影印出版。而时在其先的十三册日记,本拟分类节录出版,后经钱玄同提议,仍全部影印,以与前印日记衔接,这便是1935年10月出版的《越缦堂日记补》。六十年代初,出版界曾有过用铅字排印《越缦堂日记》普及本的动议,然未能付诸实施。

至于樊增祥携去的“最后一盒”日记手稿,据说共八册,尽管各时期热心的出版者们屡屡呼吁追寻,却始终得不到回应,人们不由议论纷纷,“亡佚”之说遂起。

对樊增祥借去未还的越缦日记稿,学界颇有关注者。据曾经担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苏继卿称述:三十年代他在北平遇识樊增祥之女,获知李氏日记稿一直由樊珍藏,并未毁掉,樊去世后才由家人出让给某书贾;敌伪时期辗转为汉奸陈群(人鹤)所获,抗战胜利时由汤恩伯接收云云。据此,有人预言“所谓已被毁的部分日记或许尚在天壤间,但不悉何时始得出现”(郑逸梅《清娱漫笔》)。

果然,半个世纪之后这部分日记终于被“发现”。1988年3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署名“海波”的文章,题为《关于李越缦<郇学斋日记>》,该文披露:这宗珍贵的手稿近年已失而复得,文章作者已“有幸通览了全书”。据介绍,这部日记手稿始自光绪十五年乙丑七月十一日,迄光绪二十年甲午元旦止,共四年半时间,计九册,稿本行款为乌丝栏框十行,每页书口鱼尾近天头处印有“郇学斋日记”,下端为“越缦堂杂著”,字迹工整,绝少涂改。这部分日记显示:李慈铭晚年除偶至陶然亭登高、东直门验放甲米、德胜门外监试武闱,其足迹甚少出京城,故对都内诸事载述颇详,如光绪十五年天坛祈年殿大火,十六年城郊特大水患,十八年庆和戏院聚众械斗等项,多可补史志之阙漏。此外,这部分日记还记述了作者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青年蔡元培等越中人士的交往情形,为后人了解当年鲁迅何以特别关注越缦日记,以及蔡元培缘何延期参加殿试的原由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李慈铭早年考取秀才后,乡试却屡屡落败,以至不得不通过捐纳谋得部曹微职,至考中进士已是五十二岁;此后又在花甲之年以大考优等补山西道监察御史,其时他欲求振作之象明显,故《郇学斋日记》中渐多针砭时弊之语,有时对“上意”也不无微词。不过,李慈铭自充任台谏之后,虽数上封奏,然所弹劾的皆二三流人物,远没有像梁鼎芬弹劾李鸿章、朱一新参劾李莲英那样引火烧身。当年深谙为官之道的李鸿章先行一步,通过李慈铭的乡友聘请这位向以信口月旦闻名的清流狂士出任天津问津书院北学海堂主讲,每年一千二百余两的束修,使越缦夫子的生计大为改观。后来当清流诸君子集矢李鸿章之际,李慈铭却默默不语,文廷式斥责他“不敢置一词”。此类事项,在《郇学斋日记》中恐怕就难见记述了。

《郇学斋日记》复归和随后的影印出版,无疑是一件幸事,李慈铭日记遗稿得以完整流传,其学术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当然,世人所见李氏七十余册日记,系1854年以后所记,而此前李慈铭已有日记。《越缦堂日记壬集序》云:“予自道光丙午始作日记,至戊申冬辍,阅五年,逮咸丰甲寅春,更为之迄今”。即是说,1846─1848年李慈铭有近三年的日记,对于这部分早年日记,后人怕是无缘得见了。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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