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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前的南北博弈


作者:范福潮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的袁世凯,
身穿的尚是清朝陆军将官服。


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议和的结局是清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


辛亥年九月十一日(1911年11月1日),清军与民军在汉口激战,袁世凯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这一天,上谕电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奕劻、那桐、徐世昌总协理大臣及载泽、载洵、傅伦、善耆等亲贵大臣均上奏辞职。袁世凯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他一面奏请朝廷停止进攻,一面命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求和。

刘承恩是袁世凯的旧部,又是黎元洪的同乡和朋友,早在袁世凯来鄂之前,他就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转达袁“和平了结,早息兵事”之意。两信未复,九月十一日,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了第三封信,仍未回信。袁世凯亲自致函黎元洪,表达善意,黎元洪这才复信:“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279)九月十九日,身在汉阳前线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也致函袁世凯,对袁寄予厚望:“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页81-82)


刘、蔡过江,袁世凯伸出橄榄枝

袁世凯接到黎、黄信后,九月二十日,派刘承恩、蔡廷幹(袁的副官,海军正参领,他是黎元洪的学友及黎在北洋水师时的同僚)以他私人代表的名义过江议和。

就在这几天,山西、云南、贵州、上海、苏州、浙江、福建相继独立,黎元洪通电各省派全权委员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湖北民军士气大振,主战派占了上风。九月二十一日,刘承恩、蔡廷幹赴武昌请见黎元洪。迫于主战派的压力,黎元洪劝袁世凯倒戈北伐,克复京师:

“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刘、蔡摸清了黎元洪的态度,第二天离开武昌。黎元洪又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亲笔信,洋洋洒洒一千二百余字,作为对刘、蔡谈话的补充,交刘向袁复命。

清廷连发上谕催袁世凯回京组织内阁,九月二十三日,袁进京赴任。审时度势,他深知民军士气正盛,此时求和,尚缺筹码,惟有攻克汉阳,方能折杀民军锐气,把黎元洪逼上谈判桌来,也向朝廷和北洋军中的主战派有所交代。袁到京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前来拜谒,表达了有意调停武汉战事、促成袁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的愿望。十月初七(11月27日),朱尔典致英外部葛垒电:“今署理汉口总领事电称如下:清军攻克汉阳,革军退避武昌,军心已挫。黎都督元洪现预备承认立宪政府,并因此事已发寄公文。”

清军大获全胜,冯国璋准备乘胜渡江,再取武昌。武昌起义元勋中的主战派见民军不敌北洋军,北伐无取胜的希望,更恐武昌失守,丢掉独立各省盟主的地位,遂同意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接受袁提出的停战条款。

十月初十(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幹过江,与黎元洪谈判。同日,各省代表由上海来到武汉,因武昌陷于清军炮火之下,乃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会场,召开第一次会议,同意与袁世凯议和。英国驻汉总领事表示,黎元洪须能代表各省,方可开议。为使黎元洪有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各省代表会议当日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请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袁世凯、黎元洪达成停战协议:从十月十三日早八时至十月十六日早八时(12月3日至12月6日),停战三天。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军与清军的第一次停战,以后又签署了五次协议,将停战期一直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图为出席典礼的证件“庆祝券”。图片采自《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南下议和

十月十七日,上谕:“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辛亥革命》,卷八,页200)袁世凯发内阁咨文,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同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民国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特派代表,组织议和代表团,并颁发照会,钤 “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之印”。

黎元洪主张南北议和在武昌举行,借以主导议和进程,维护湖北的革命中心地位。但江浙联军占领南京后,在武昌的各省代表受同盟会方面的影响,已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于十月十七日议决“各省代表于十八日同船发赴南京”,他们把议和地点改在了南京。十月二十一日(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会晤黎元洪,才知伍廷芳不愿来武昌,要他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尔典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十月二十三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

据在汉口参加各省代表会议的江苏代表雷奋说:“……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凡参与辛亥秘密者,皆甚了解。即精卫本人,虽为中山心腹,亦视此为收拾时局,合理解决之最好方案。当时协议之条件有三:(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先是独立各省,对内对外,均感不便。由鄂督黎公电邀各省,派遣代表赴鄂会议。……各代表抵汉口之次日,已由北京公使电致汉口英领事,转告各代表,提出三项条件,谓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各代表讨论之结果,并征求黎元洪、黄兴、程德全之意见,均可行。”(《辛亥革命史料》,页282-283)


伍、唐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国体

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下午,南北议和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

伍廷芳首先表达了南方对于议和的基本原则: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唐绍仪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但此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既有清廷,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到达之办法而已。”

会谈气氛良好,伍廷芳对唐绍仪的表态很满意,他说:“皇室之待遇,旗兵之安置,自有善法。总之,君既赞成共和,则我等所求者息事后之和平办法而已。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但就实现“和平解决”的途径,伍、唐均语焉不详,争论一番之后,唐绍仪才亮出底牌:“昨夜见黄兴,当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摺,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可也。其军队必如此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唐绍仪的主张合情合理,伍廷芳未表反对,他说:“各省代表已在南京,现在即可以表决。”唐绍仪不同意,他认为,独立各省的代表皆为都督所派,而直隶、河南、东三省、甘肃来沪代表并非官派,只具个人资格,无合法代表权,不能将现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等同于将来的国民会议。这样,各省代表的资格、人数,召集国民会议的办法,会议地点及开会时间,就成了伍、唐以后几次谈判的焦点。

伍、唐第一次会议,即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议题上达成共识,出乎中外意料。原来,伍廷芳虽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幕后操盘手却是张謇、赵凤昌,他们与袁世凯、唐绍仪在议和的关键问题上早有默契。

张謇是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实业界领袖,袁世凯的故交。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隐居的袁世凯,他俩对如何应对将来时局的变化交换了意见,袁向张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果然信守诺言,主要表现在:一、攻克汉阳后,他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反将主张急攻武昌的冯国璋从前线调离,派主和派将领段祺瑞统率清军;二、当张勋在南京被江浙联军围攻时,他若派清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增援,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三、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临行前他嘱咐唐: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果然先见张謇,请示机宜。(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181-182)

赵凤昌何许人也?他是江苏常州人,曾是跟随张之洞多年的亲信幕僚,参与机密,言听计从,后被张派到上海办洋务,结交了许多南方士绅,他和张謇友情深厚,与伍廷芳、唐绍仪也是旧交。唐绍仪很信赖赵凤昌,在和议过程中,他天天都与赵通电话。北方代表团成员张国淦回忆:“伍、唐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在同一条路线。有赵凤昌者,曾在张文襄幕,与伍、唐俱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赵住上海南阳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晚同往聚谈。在议场上,板起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到目的。赵参与密议,且在沪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张、汤等,皆能联络。据魏宸组告余:‘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汪兆铭)与本人(魏自称)常到彼处,皙子(杨度)则未参加,而袁内阁与唐,亦先有秘密私电往还,均从促成共和着手。’”(《辛亥革命史料》,页292)


双管齐下,段祺瑞、黄兴派代表在上海签订密约

南北议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既摆脱了黎元洪的控制,也摆脱了同盟会的控制,成了江浙士绅的代表与袁世凯的代表进行的谈判。独立各省的领导权大多不在同盟会手中,江、浙两省又面临光复会的竞争,若再失去对南北议和的控制,一旦和议成功,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同盟会将被边缘化。为扭转被动局面,同盟会方面双管齐下,化解危机:一面由陈其美策动各省代表会议的留沪代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代行民国临时政府中央政务(后遭黎元洪及各省代表的反对,在南京重新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因黎不来南京,黄兴以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一面绕开伍廷芳,另辟蹊径,直接与北方谈判。

这时,清军中的主和派将领揣摩袁世凯的心机,知其无意做曾国藩,他们见黄兴已取代黎元洪即将成为南方临时政府的首脑,便开辟第二渠道,由段祺瑞的参谋长靳云鹏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字少游,江苏人,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潜赴上海,谋求与黄兴谈判。参与其事者有黄兴的亲信、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联军先锋队长朱葆诚、洪承点,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北军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诒。洪承点是顾忠琛的学生,朱葆诚是廖宇春的学生,二人共事于联军先锋队,廖、夏到沪,经朱葆诚介绍先认识了洪承点,又经洪承点介绍认识了顾忠琛,顾忠琛则告以黄兴。黄兴指示顾忠琛和廖宇春会谈,探其来意。于是,顾忠琛乃约廖宇春、夏清诒密会于文明书局二楼经理室。

就在伍廷芳、唐绍仪举行第二次会议的那天(12月20日),顾忠琛手持黄兴的委任书(“兹委任顾忠琛君与廖宇春君商订一切。十一月初一。黄兴。”《黄兴集》,页98)再赴文明书局与廖宇春会谈,签订五项条款:(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辛亥革命》卷八,页103)

黄兴明知黎元洪委任的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正在上海与唐绍仪谈判,又遣顾忠琛与廖宇春签订密约,悖理违法,实属不义。


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国民会议胎死腹中

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袁世凯领衔率内阁十大臣上奏摺,代奏唐绍仪近电,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接奏,即开御前会议,载涛、毓朗反对,奕劻主张允唐绍仪所请,隆裕太后乃下懿旨:“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盖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办法妥拟,协定实行,尅期召集国会。”(《辛亥革命》卷八,页155)第二天,伍、唐举行第三次会议,伍廷芳提出了修订后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条款,首项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国民会议表决国体,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做民国首任总统,同盟会方面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孙中山恰在此时回国,黄兴、陈其美等人考虑孙革命一生,眼看满清将倒,应给予其民国首任总统的职位,以示尊荣。“总理回沪后,黄克强、陈英士两先生朝夕不离。十一月初七日(12月26日),假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席次,克强、英士、遯初(宋教仁)密商举总理为大总统,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计已定。马君武公言于《民立报》,唤起舆论。晚间复集总理寓所,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居正文集》,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页71-72)十二月初八,黄兴、宋教仁等人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改用中华民国纪元并改用阳历、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等,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之事。

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伍、唐(这是南北议和期间伍、唐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签署协议,其第四条为:“伍代表提议国民会议在上海开会,日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唐代表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当即致电袁世凯解释情由:“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76)

袁世凯认为南方太无诚意,1912年1月1日致电唐绍仪,说他12月30、31日以来的行动超越权限,政府不能承认。唐绍仪当即电请辞职。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议和代表,并电告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嗣后应商之事,直接与伍廷芳电商。

孙中山抢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成立政府,意在逼迫袁世凯将他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增加推翻满清后政治权力再分配的筹码。他的目的达到了,袁世凯不得不与他打交道。唐绍仪辞职后,南北议和中断了几天,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后,又继续开议。“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和“南方如何兑现承诺”已成最后的议题,前者伍、唐已基本谈妥,后者成了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通过汪精卫转给孙中山一电,提出三个条件,头一条即是:“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1月14日,孙中山在复电中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第二天,孙中山又致电伍廷芳,请他转达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20,页23)


孙氏斗法,一波三折;袁氏妥协,议和成功

就在孙中山信誓旦旦之际,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更加深了袁世凯对孙的不信任。

1月16日,袁世凯退朝回家,行至东华门丁字街三义茶馆门口遭炸弹袭击,炸死卫士六人、平民二人,袁未受伤。刺客当场被捕,自认属于北方革命党。该党总部设在天津,虽属同盟会的分支,但组织独立,自行其是,他们反对南北议和,主张以武力推翻满清政府。当时,清帝退位之说久传于外,而又迟迟不能实现,他们以为是袁世凯从中作梗,因此设计炸袁。

1月18日,孙中山忽然提出五条“要约”,命伍廷芳转达袁世凯,其中第二条:“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第三条:“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孙中山电邀伍、唐“入宁面商,以决大计”,伍、唐拒不赴宁。从1月18日至21日,孙向伍连发五电,修改所拟的“要约”,并向黎元洪通报:“现虽未列入正式谈判,而进行颇确。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1月22日,孙罕见地将“要约”公诸报端,以最后通牒之势向袁摊牌。袁世凯以孙提出的条件与以前协商的内容不符,拒绝接受,他认为:清帝退位后,倘各国未能即时承认中华民国,斯时北方诸省清帝统治权既已消灭,南方临时政府事实上又不能统一,中国便成无政府之状态,何以维持秩序,对付外人?如果孙中山非要为议和附加新条件,他将把与伍廷芳先前谈妥之事,即时作废。孙中山此举使伍廷芳颜面大失,一怒之下,电孙请辞议和代表。

孙中山就任伊始,即通过王勋(孙的亲信、外交总长王宠惠的哥哥)与流亡日本的盛宣怀密商,由盛向日本财团借款,然后转借给南京临时政府。1月26日,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于南京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合同规定:“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英文本作 ‘购买武器与军火’)”。(《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235-236)此事泄露后,中外哗然,终因参议院不承认合办条约及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的反对,合约作废。

2月3日,孙中山会见充当日本政界、财界联络渠道之人森格时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万一数日间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许多军队要离散,革命政府将遭瓦解的命运”,如在阴历年底得不到一千五百万元,则只有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当天会谈的内容与结论,由森格以加急电报发给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电报稿先由森格写成中文,经孙中山与胡汉民修改后发出:“孙答应租借满洲,日本为防止革命军之解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外,应立即借一千万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故孙文或黄兴为了满洲之契约将到日本一行。孙文答应‘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四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即可与袁中止和议’。”其后,2月5日、6日孙中山致电森格催促日本方面答复。日方深恐借款给临时政府引起外国干预,2月8日,益田孝复电森格,没有允诺提供一千万元军费,相反劝孙中山及黄兴与袁妥协。(藤井升三:《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孙文的资料——森格关于“满洲问题”的书信》,1982年,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部刊印。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页647-648)

孙中山之所以节外生枝,甘冒议和破裂的风险,所恃全在借款,借款不成,只得言和。最后的谈判更像一场交易,孙中山为袁世凯继任大总统设置了许多条件,又在新内阁人选上讨价还价,袁企盼和议早成,屡屡向孙妥协,宋教仁(农林)、陈其美(工商)、王宠惠(司法)、蔡元培(教育)得以跻身总长之列(内阁设十位总长),加上由倾向同盟会的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南方总算如愿以偿。

辛亥年腊月二十五(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袁世凯通电全国:“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谘文参议院:“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85)2月15日,南京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十七票(全票)补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在通告袁世凯的电文中称他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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