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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眸《益世报》九十载



作者:侯杰 姜海龙



益世报馆外景



益世报》的副刊



  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和天津教育出版社联合影印出版的《益世报》,日前问世。这不愧为天津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更是向天津建城六百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旧日的天津,是中国的新闻舆论中心。曾几何时,民国的四大报纸《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就有半壁江山落户津门。与《大公报》比肩齐名的《益世报》,作为津门报业的双子星座,在近代新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其立论公正、秉笔直书、颇能反映民间疾苦的办报旨趣,自一九一五年筚路蓝缕草创到一九四九年闭馆停刊的三十余年间,成为民国乱世的激越清流。作为言论自由的平台和社会的喉舌,《益世报》留下了许多民国名流的妙手文章和往事钩沉。罗隆基、梁实秋、田汉、钱端升、张秀亚、范长江、张恨水、邓广铭……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与《益世报》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受《益世报》的邀请,从遥远的欧洲为《益世报》写下了五十六篇海外通讯……


  《益世报》之父———雷鸣远

  《益世报》创刊于一九一五年十月十日,创办人是雷鸣远。雷鸣远是比利时籍的天主教传教士,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修道院做修士。一九OO年“庚子之乱”后,大批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进行宣教活动。在这股宣教大潮中,雷鸣远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传教,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一九一O年辛亥革命前,他被调至天津担任望海楼教堂神甫。

  雷鸣远在恪尽职守的同时,也非常热心参与天津的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将传教与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结合起来。初到天津,他就在望海楼教堂内创办诚正小学、贞淑女学,招收教内外的子弟入校读书。辛亥革命后,关心中国时政的雷鸣远又创办共和法政研究所,延请专职教师和当时天津的社会名流讲授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一时报名者踊跃。一九一五年,雷鸣远联合几位天主教教友,广泛募款,正式创办《益世报》。雷鸣远任董事长,刘浚卿和杨绍清、杜竹萱分任正副总经理。和天津其他各大报刊多将报馆设在租界内不同,《益世报》报馆就在南市荣业大街。

  当时,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中,以法国的势力为最大。不过,他对法国传教士的生活作风和宣教方式极为不满。而法国传教士对他办学办报、热心中国事务的举动也是侧目而视。《益世报》创刊后的第二年,法国人想将老西开据为己有,强行派兵把驻守此地的中国警察全部缴械,即历史上著名的“老西开事件”。此举激起了天津各界的反抗。虽身为天主教的传教士,雷鸣远却和中国人站在一起,极力抵制法国人对老西开的侵占,授意《益世报》对天津各界的反抗运动给予连篇报道和大力声援。为此,雷鸣远赢得了天津各界的赞誉,同时也激化了与法国人之间的矛盾。一九一八年,雷鸣远迫于法国传教士的压力,不得不去职离开天津回到比利时。

  一九二七年,惜别中国九年之久的雷鸣远返回天津。身为《益世报》的董事长,雷鸣远始终关注着它的发展。长年在华的生活经历和宗教的普世情怀,使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情感。他在自己的讲演集序言中真挚地写道:“此生此世,献为中国之牺牲”。1927年重返天津之后,雷鸣远即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及至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国籍之后,他便以中国人自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不断在中国挑起各种事端,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雷鸣远所经营的《益世报》,亦开始成为反日的舆论先锋。报馆经常顶住重重压力,发表痛快淋漓的社论或文章。雷鸣远对于这些反日言论,不但未加以阻止,而且还大加鼓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长城抗战之时,年逾六十的雷鸣远亲自组织救护队奔赴华北的抗日战场,进行救护工作。救护队行至河北遵化,当有人请雷鸣远讲话时,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要抗战到底!”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天津《益世报》被迫停刊,雷鸣远也不得不撤到大后方。经过努力,一九三三八年《益世报》终于在云南昆明复刊,雷鸣远亲自前往报馆祝贺,并鼓励同仁抗战到底。一九四四年,这位《益世报》创办人,病逝于重庆,终年六十九岁。


  《益世报》的辉煌与刘氏兄弟

  一九一五年,雷鸣远创刊《益世报》之时,天主教徒刘浚卿作为主要助手,出任《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蓟县人,民国时期移居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附近,得以结识雷鸣远。刘浚卿干练的办事能力和出色的口才,很快博得雷鸣远的赏识,并且引为知己。雷鸣远所创设的诚正小学、贞淑女学和共和法政研究所,皆由刘浚卿出任校长和所长,雷对刘浚卿的信任可见一斑。《益世报》创刊后,刘浚卿任总经理,全权负责报馆的日常经营活动。除却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奉系强占报纸的三年之外,他一直担此重任,直到一九三四年去世。在雷鸣远离开天津的九年,刘浚卿更是一人独撑大局。所以时人亦称《益世报》为“刘家报”。

  刘浚卿任《益世报》总经理近二十年,先是借广泛的人际关系和出色的管理能力,为《益世报》打开销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刘浚卿又聘请徐谦担任主笔评论时政,支持学生运动,使《益世报》的社会声誉颇佳,一举奠定了名报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奉系势力进入天津,因刘浚卿所主持的《益世报》拥直反奉的政治立场,奉系不仅逮捕了刘浚卿,还强行接收了《益世报》。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三年间,《益世报》沦为奉系的传声筒,几近关门的境地。一九二八年奉系败退撤出天津之后,刘浚卿重新出山接掌《益世报》。面对报社资金、人才短缺以及同行业竞争激烈等状况,他与雷鸣远商议将《益世报》由独资经营改为容许股本入股的有限公司形式,解决了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尔后,又起用南开大学毕业的族弟刘豁轩担任《益世报》总编辑一职,挽回《益世报》走下坡路的颓势。

  刘豁轩与刘浚卿是同村同族的兄弟。一九一九年,刘豁轩考入天津南开初中,后又念完南开高中、南开大学。一九二八年刘豁轩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应兄长刘浚卿之邀,出任《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走马上任,很快就显示出超群的办报才华,与兄长刘浚卿一起使《益世报》走出困境。

  刘豁轩担任总编辑之后,首先扩充报馆的编辑、记者阵容。他先后盛邀南开大学的同学汪心涛、赵莫野、唐际清等人加盟。这些年轻人虽无新闻工作经验,但是凭着良好的素质和一股干劲,很快就成为《益世报》中坚力量。刘豁轩又在北平、上海等十余座大城市增设特派记者,在河北、山东、辽宁等省的重要市县聘请通讯员,广开新闻来源,在新闻报道方面逐渐具备了竞争能力。经刘豁轩的精心调整、充实,《益世报》再度鹊起于津门报界。

  一九三二年,刘浚卿因患病逐渐淡出。《益世报》上下大事小情,实际上皆取决于总编辑刘豁轩的擘画和裁断。一九三四年,刘浚卿去世,雷鸣远通过董事会正式任命刘豁轩兼任总经理一职。这种“兄终弟继”的权力交接方式,保持了《益世报》的办报风格,而刘豁轩出色的办报才华,又使《益世报》更上一层楼。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局的动荡使刘豁轩敏锐地感觉到社论对于报纸的重要性。为此,他先后以重金聘请罗隆基、钱端升等社会名流为《益世报》社论主撰。罗、钱二人锐利的时政分析,深受读者欢迎。然而,《益世报》也因敢于言论而触怒当局,一度被停刊封杀。身为总经理的刘豁轩,一方面既要保持《益世报》的敢言风格,一方面又要为报纸生存着想,遂不得不适度妥协。

  除了注重时论外,刘豁轩对各种副刊也极为看重。为此,他力邀马彦祥主编副刊《语林》,并约请老舍、张恨水等著名作家供稿。当时的文艺界名人如田汉、叶浅予等也都为副刊《别墅》撰稿,使其内容相当丰富充实。此外,《益世报》还在中国报界首创“社会服务版”,其内容包罗万象。既有职业介绍、代人征聘,又有施舍赈济、募集捐款等方方面面。《益世报》对副刊的苦心经营,使它拥有当时副刊中最多的读者。

  一九三六年,因《益世报》董事会的不信任和工作的过度疲劳,刘豁轩辞去总经理兼总编辑的职务,转而就任北平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教授。从此,他很少过问《益世报》事务。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天津《益世报》复刊,他再次出任社长兼总编辑。但不久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赴欧美考察新闻事业。一九四六年回国返津。一九四八年离开《益世报》报社,前往上海。

  自雷鸣远一九一五年创办《益世报》以来,将《益世报》发扬光大的功劳,刘浚卿、刘豁轩兄弟可谓是不遑多让。


  两度出任社论主笔的罗隆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时局的动荡,促使刘豁轩决心请一位强有力的笔杆子来主持《益世报》的社论,他想到了此时身在上海的罗隆基。罗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一九二一年,他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英美研习政治学和中国近代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之后,曾先后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并且主编《新月》杂志。刘豁轩酝酿延请罗隆基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之时,罗隆基正因针对“九一八事件”而发表《沈阳事件》一文,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免去大学教授的处罚。接到《益世报》的邀请函后,罗隆基欣然离沪赴津,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一职。

  刘豁轩给予罗隆基的待遇,今天看来也太优厚了。不仅开出高额月薪五百元,配发专门汽车一辆,而且还允许罗隆基在外兼课兼薪。罗隆基抵达天津就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后,又接受张伯苓校长的礼聘,在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政治学。坐着报馆供给的专用汽车,罗隆基穿梭在南开大学与《益世报》之间,左手执教鞭教书育人,右手握如椽大笔写快意文章。刘豁轩不仅在物质上极力满足罗隆基,对于这位“大才子”的一些“无礼”要求,也全都一一照办。譬如,罗隆基写社论选择题目时,从不与报社商议,本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刘豁轩照办;罗隆基写好的社论文章,偶有笔误错字可以校正,其他概不能更改,刘豁轩照办;罗隆基每次到报馆来,几乎很少与人接近,经常是独坐一室看报写稿,写完就走,刘豁轩照办。刘豁轩对这位文笔出众的政论家的一再优容,体现着《益世报》求才若渴的急切心情。

  罗隆基就任伊始撰写的第一篇社论就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在这篇题为《一国三公僵政局》的文章中,罗隆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国民党三位最高领袖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抨击三人的派系之争误国误民。紧接着,罗隆基又接连在《益世报》上发表了《可以战矣》和《再论对日方针》两篇文章,呼吁武力抗日。自此之后,《益世报》成为武力抗日一派的言论喉舌,诸如《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重要的社论相继刊出。也正是因为罗隆基能够言别人不敢言的道理,写别人写不出来的文章,《益世报》自聘请罗隆基担纲社论主笔以来,报纸销量大幅上升。当时天津报馆林立,有近七十余家的大小报纸,而《益世报》日销量可达四至五万份之间,罗隆基这个社论主笔请得值。

  在报纸销量不断上升的同时,《益世报》也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险。由于罗隆基“出言不逊”,致使国民党对《益世报》和罗隆基怀恨在心。为此,天津国民党党部曾经多次出面要求《益世报》撤换社论主笔,刘豁轩顶住压力,以罗隆基聘约未满为由婉言拒绝。国民党当局眼见“文劝”不成,悍然决定以“暗杀”的方式武力除掉罗隆基。一九三三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罗隆基乘报馆专供的汽车前往南开大学上课,行至海光寺路段时,对面驶来一辆敞篷大卡车,四名国民党特务对准罗隆基的汽车,连发十余枪。罗隆基眼见不好,立即卧倒在车座前空隙里,幸免于难。这次暗杀事件后不久,天津国民党党部采取先发制人之策,抢在《益世报》与罗隆基续约之前,“最后一次警告”《益世报》辞退罗隆基。刘豁轩为保证罗隆基的生命安全,也为《益世报》的日后生存考虑,不得不辞退了罗隆基。

  罗隆基去职之后,《益世报》的社论主笔一职在很长一段时间空缺。刘豁轩又聘请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任社论主笔,继续发表抗日言论。钱端升虽然行文风格与罗隆基相异,但文章的犀利程度丝毫不逊于罗隆基。不久,钱端升同样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也不得不去职走人。《益世报》的“屡教不改”终于惹怒蒋介石,被迫休刊三个月,后来经过多方通融才得以复刊重新出版。

  随着华北局势的日益紧张,宋哲元逐渐控制了北平、天津地区。由于宋本人主张抗日,因此《益世报》抓住这一时机,决定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罗隆基也通过朋友的疏通得到宋哲元的谅解,重新上任。再度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的罗隆基,依然我行我素,撰文呼吁抗日,批判蒋介石政府。只是这时的蒋介石为应付动荡不安的政局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罗隆基和《益世报》的“放肆乱言”。罗隆基的这一次主笔生涯较为长久,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天津沦陷、《益世报》停刊。


  弹指一挥间:《益世报》渐入尾声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句古语用来形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再恰当不过。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同样,也容不下一张有正义感的报纸。刘豁轩辞去《益世报》总经理之后,李渡三出任总经理。但不久之后就被雷鸣远驱逐出报馆。生保堂临危受命为《益世报》总经理,不料却被日本特务绑架杀害,《益世报》随即闭馆停刊。

  八年抗战胜利之后,《益世报》原创办人雷鸣远已经病殁在重庆。天津《益世报》第一任总经理刘浚卿之子刘益之,奉命从重庆返回天津,重建《益世报》。原《益世报》总编辑兼总经理刘豁轩也被再次邀请出山,担任复刊后的《益世报》社长。刘益之兼任总经理。《益世报》在津门的叫卖声又响了起来。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益世报》也随之被接管停刊。至此,创办三十年的民国四大报之一的天津《益世报》宣告结束。而刘益之解放后曾经辗转前往新加坡,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创刊新加坡《益世报》,但因经营条件困难,创刊后四个月随即就停刊了。

  从《益世报》一九一五年创刊到如今,春秋悠悠已过九十载。即使距离天津《益世报》的停刊也有半个世纪之久了。那曾经以记载社会生活的时效性著称的《益世报》,如今已经尘封为历史。一切过去的都可以是历史,但有些被记起,有些被忘却,有些被记起后又被忘却,有些被忘却后又被记起。九十载后的今天,《益世报》全套影印本终于得以出版,就当做是对《益世报》九十载的回眸,对与《益世报》有关人物的怀念和对历史的记起。


摘自《中国报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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