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



作者:张鸣




义和团初进天津  图片采自《剑桥插图中国史》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这种称谓是义和团发生那个年月的,没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拳民的“组织”:师傅、师兄、恩主……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除了这几样之外,学者们找到的其他的组织源流,这个教,哪个门,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

  “爹”找不明白,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问世,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因为没有人屑于说)。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义和团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一是老师,或者叫师傅,属于传道授业的。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老师都有“法术”,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的,有异人相授,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当然,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不过见过点世面,胆子大,敢说,也敢做,就成了老师。

  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无非是点半像气功、半似技巧的玩意。这种玩意现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项:不能用刀划,一划肯定出事),扎枪顶着咽喉(注意事项:找好角度,否则穿帮)等等。还有的有点类似于前不久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老师装神弄鬼弄几下,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们荷枪带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后,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差不多,跳够了,马上精神萎靡,回复常态,回家照吃煎饼。当然,老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

  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老师要到处走,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但就跟前些年气功热的时候的气功一样,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据说奥秘也各异,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划起来,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华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类似的老师,类似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新面孔,老招术。

  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物,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的人,这些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或者有点武功底子,或者脾气比较暴,拳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烧教堂,杀教民,动真格的,需要这些人带头下手。当然,下手的时候,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对方要是弱,比如妇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酱,对方如果强,坚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岁上下,属于义和团的儿童团,老的七八十的都有。这些人平时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在拳坛上演练,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有民间鼓乐伴奏。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锡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确,看当时人的记载,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跟看戏似的。后来气功热的时候,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好像看的人也很多,可见古今一个道理。当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还要出去干事(其实真有不少拳民本不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是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

  说起来,拳民起来,跟自打基督教开禁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者的冲突,有些属于利益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一点不舒服。更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戏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自所难免。

  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跟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傅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摩擦的时候,就更易于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虽说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在所难免,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脐下三寸的联想,从通奸到乱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释,则联想也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一八四四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产生了无数的关于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帖在流传,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显然,对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入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几乎从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别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地存在溺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虽然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说不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得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把拯救婴儿灵魂看得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等。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但是就是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国的一八七O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


     清政府的作为,使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

  当然,由文化隔膜导致的冲突,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并不稀罕。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风习固然怪异,中国人见得多了,自会见怪不怪,随之而来的会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没有因误会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刻板印象,冲突就会消散。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

  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盉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扑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的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后来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阅教务教案档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地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面目。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当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参见张鸣《被燎掉的大胡子》,《读书》一九九九年六月))。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


     拳民所谓的神灵,无非是些农民熟知的戏曲人物

  拳民,就其大多数而言,实际上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顽固派官员“民气可用”的判断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装群体。不过,拳民最厉害的武器,是他们宣称“刀枪不入”的法术,和法术背后的神灵。也可以说,拳民的“刀枪不入”,是他们上法时附体的神仙们赋予他们的。

  当然,没有谁可以真的刀枪不入,法术,都是既骗自己人,也骗观众的玩意(只是骗不了洋人)。不过,从拳民上法(附体)概率比较高的一些神灵人物上面,倒是可以透出他们的另一些秘密。

  当然,所谓的神灵,无非是些农民熟知的戏曲人物,比如三国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还有公案戏里的黄天霸等等。我统计过,这三类人,是拳民上法的时候,出现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宣称自己被神灵附体的时候,都喜欢说自己是这三类神灵。三国英雄豪杰多了,但是,拳民却根本不选曹魏和孙吴阵营里的人物,无论典韦、许褚、张辽、徐晃,以及周瑜、黄盖、太史慈有多么了得,但他们的眼里却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看来,受到西太后眷顾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义”,也在乎自己的“正统”。唐僧三徒属于那种原先在野,后来被官府招安,终成正果的神(佛),特别是孙悟空,金刚不坏之身,惹多大的祸都死不了,很难不让拳民们喜爱。至于黄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鹰犬,专门为清官效命,剿灭那些采花大盗(有暗指那些淫乱的洋人洋教的可能)的。而且朝廷里特别赞赏拳民的大臣中,号称清官的刚毅,认为某些义和团的大师兄,就是他的黄天霸。

  在拳民大面积兴起前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西太后戊戌政变,粉碎了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前程。但是,当初之所以发动这场变革的外部压力,一点也没有因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减少,反而使清朝政府更让西方包括日本看不上眼,压力反而更大。为了应付压力,向前既然不肯,就只有向后看。从“民气可用”到“刀枪不入”,拳民,只是顽固派官员给西太后找来的抵抗工具。甘当工具的拳民们,虽然做事的时候有点荒唐,乱杀乱烧(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就毁于他们的一把火,几万无辜的教民和用了洋货的人被杀),在八国联军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就非要从大毛子杀到十毛子,把一切西方的东西,扫荡干净,其实思想意识却和中央保持一致(缺乏教育,没有灌输,能做到如此,真是难得)。只是他们借以做工具的资本实在是太可怜,法术不过来源于乡间的巫术和气功,而且还是不太像样的巫术和气功,附体的神灵,不过是他们在戏曲里熟悉的人物,想借点宗教的力,却又不大明白,服装虽然统一,不过是图个吉利(黄、红吉色),说是八卦分团,但大家都称自己是乾字团,争当老大,其他的七卦,几乎没人用。连喝的符,念的咒,都跟道教没多少关系,全靠自家糊弄。

  这些拳民秘密,在当时和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不是秘密,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意要把事情弄糊涂,才成了秘密。这些秘密不弄清楚,拳民,也许还会回来。


摘自《南方周末》二OO七·五月·八日



《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