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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吴宓



作者:叶兆言


   说来好笑,阅读吴宓,留心有关文字,成了近年来很当真的一件事情。起因只是他生于一八九四年,这是个特殊年份,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拉开序幕,也正是这一年,孙中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他的改良主义思想,遭到拒绝后,从此投身革命,坚定不移,直到死在北洋军阀时期的北京。很长时期,抗日和革命成了两个重要主题,研究中国,不论思考历史,还是评论文学,都无法回避。我习惯找出几位出生于这一年的人,把他们当成解剖近现代中国的标本,我的祖父也出生在这一年,这是很好的参照系数,它提供了一个横向的比较机会。阅读吴宓,我总是忍不住想,和他同年的祖父此时正在干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祖父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在厚厚的十本《吴宓日记》中,提到祖父只有一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的一月九日,一次宴会上偶然相遇:

遂借赴华西大学内李珩、罗玉君夫妇邀家宴。座客桦外,有叶绍钧及谢冰莹女士。席散,同步归。

叶绍钧名字下面,有小字自注:“圣陶。苏州人。今为开明书店总编辑。与宓同年生。留须。温和沉默。”这是典型的吴雨僧风格,记帐本一样老老实实,一本正经。再看祖父的日记,略为详细一些:

五时半,至李晓舫家,晤吴南僧、李哲生、陈国华、谢冰莹。雨僧与余同岁,身长挺立,言谈颇豪爽,近在燕大讲《红楼梦》,借以发抒其对文化与人生之见解,颇别致。主人治馔颇精,而不设酒,余以酒人,觉其勿习。八时散,复至月樵所,方宴刚夫妇,尚有他客六七人,墨先在。余乃饮酒十馀杯。十时归。

两则日记很客气,一层意思没有明说,都觉得对方不是原来的设想。他们属于两个不同阵营,道不同,则不相为谋,既对立,更隔膜。阵营不同,误解便不可避免。这次偶然相遇,消除了一定误解,又增加新的错误认识。如果继续交往,他们或许可以成为朋友,但是沟通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吴宓不知道对方温和沉默,是因为没有酒,祖父觉得对方豪爽,却根本就是个假象。

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而且毫无幽默感,他的成名与挨骂有关。说起新文学史,谈到新旧之争,忘不了鲁迅的妙文《估“学衡”》。《学衡》是一个笑柄,一帮自恃很高的书呆子,刚从国外回来,觉得喝过洋墨水,对“西化”更有发言权,于是匆匆上阵,想一招致敌于死命,事实却证明根本不是对手,刚一出招,就被新文学阵营打得鼻青脸肿。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新文学阵营如何强大,陈独秀和李大钊,鲁迅兄弟,胡适及其弟子罗家伦和顾颉刚,茅盾为理论主笔的文学研究会,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学灯》,这些高人联手,每人吐口唾沫,已足以把《学衡》的人淹死。当时同属于新文学阵营的创造社,还没有出手参战,这一派的好战,善于胡搅蛮缠,作为《学衡》总编辑的吴宓心里不会不明白。

事隔多年,重新回顾这场文化论战,心平气和地说,双方都该骂,而且细究骂人的内容,双方都有些道理。《学衡》站在旧文化阵营一边,仅此一点顽固,即使在今日,仍然该骂,该痛骂,而“五四”前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方向大致正确,但是存在很多问题,也应该指出来。我曾和祖父谈过读当年的《小说月报》,众所周知,《小说月报》改刊是新文学史上的大事,比较新旧两派小说,也就是阅读茅盾主编前后的《小说月报》,就其小说质量而言,被看好的五四时期新小说,并不比旧小说强。新小说在一开始很不好看,鲁迅或许是个例外,像他那样优秀的太少,新小说的拙劣有目共睹,后人评价高,更多的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事实上,作为当时的重要作者,祖父也承认新派的小说,没有旧小说写得好。换句话说,新小说只能证明自己写得对,却不能证明自己写得好,达到了多高的境界。

认真阅读当时的小说,不难得到这样的印象,新小说气势汹汹,其实嫩得不像东西。就像刚学走路的小孩,尽管前景良好,未来一片光明,真实的现状却不敢恭维。新小说,不能卒读。鲁迅写得好,是因为旧小说也写得好,发表在改刊之前的《小说月报》的文言小说《怀旧》,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似乎也反证了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的观点,所谓“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学衡》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反动旗帜,一片喊新声中,《学衡》的声音显得很可笑。多年以后,吴宓自订年谱,痛悔当年的仓促上阵,尤其对第一期《学衡》的低质量,感到痛心。作为创刊号,推出的一些“作品”让人无法恭维,鲁迅对其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轻而易举挑出一大把错误。《学衡》批评新派不足,看出了对方毛病是对的,可是他们也是漏洞百出,正如吴宓自己承认的那样,“实甚陋劣,不足为全中国文士、诗人以及学子之模范者也”。吴宓把过错推到了一个叫邵祖平的人身上,他写道:

鲁迅先生此言,实甚公允。《学衡》第一期“文苑”门专登邵祖平(时年十九)之古文、诗、词,斯乃胡先之过。而邵祖平乃以此记恨鲁迅先生,至有一九五一冬,在重庆诋毁鲁迅先生之事,祸累几及于宓,亦可谓不智之甚者矣。

这其实是为同人打掩护,想蒙混过关,鲁迅先生矛头直指梅光迪,直指胡先和柳诒徽,这些都是《学衡》的核心人物,想赖也赖不了。吴宓先生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那几个人中间,除了柳诒徽,其他几位的旧学并不怎么样。《学衡》同人对旧的东西更感兴趣,在鲁迅看来,这帮人漏洞百出,只是假古董。他们守旧保守,但是在传统的旧学上,并不比新派人物强。一些文章把吴宓说成是旧学大师,这不确切,是过誉之辞。办《学衡》的时候,吴宓是刚从国外来的文学青年,旧学根底和大十多岁的鲁迅不能比,和大三四岁的陈寅恪和胡适,也无法匹敌。就其性格而言,吴宓身上更多浪漫成分,根本不擅长做死学问,对于旧文化的钻研,他和新派的胡适顾颉刚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发展,也只能是越来越大。

人们阅读的兴奋点,往往停留在新与旧上,以新旧为个人取舍标准,结果是新派看新,老派看旧,各取所需,老死不相往来。然而新未必好,旧也未必坏,关键要看货色。意气用事结果反而成不了事,“何必远溯乾嘉盛,说起同光已惘然”,这是陈寅恪父亲散原老先生的诗句,形容“五四”前后文坛正合适。这时期无论旧派新派,艺术成就都有严重的问题,人们重新回顾,各打五十大板并不为过。有一点必须指出,新代表出路,代表前途,已被事实所证明,事至今日,做学问重犯前人的老毛病,再妄谈复古,不仅“不智”,而且可笑。

吴宓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喜欢拿中外作品相比较,因此获得了中国比较文学鼻祖的盛誉,这又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夸大其辞。比较文学的说法,一向很可疑,最容易似是而非,事实上不比较没办法谈文学,而中外比较了一下,就和国外后来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流派有了血缘关系,显然一厢情愿。比较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这表扬对吴宓忠来说,只能隔靴搔痒,他的野心并不在于谋一个开山之祖的称号。我想吴宓把自己搁在旧派阵营中,内心深处一定很矛盾。综观他一生,似乎更适合成为新派阵营中的一员。这是个很尴尬的定位,他是《学衡》总编辑,而这头衔恰恰也是自封的。《学衡》诸人策划杂志时,为了“脱尽俗务”,本来不准备设总编辑,吴宓只是众人推举的集稿员。他自说自话在杂志上印上了总编辑头衔,为此,《学衡》诸君不以为然,曾讽刺挖苦过他,但是“宓不顾,亦不自申辩”。

编辑《学衡》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得罪整个新文学阵营不算,内部也经常有磨擦。吴宓自封为《学衡》的总编辑,一方面说“亦不自申辩”,另一方面又拚命解释:

至于宓之为《学衡》杂志总编辑确由自上尊号。盖先有其功,后居其位。故毅然自取得之。因此宓遂悟:古来大有作为之人,无分其地位、方向为曹、为刘、为孙(以三国为喻),莫不是自上尊号。盖非自上尊号不可。正如聪明多才之女子,自谋婚姻,自己求得幸福,虽在临嫁之日,洞房之夕,故作羞怯,以从俗尚。然非自己出力营谋,亦不能取得“Mrs.so_so。”(某某夫人)之尊号。个人实际如此,可无疑也。

好一个“毅然自取得”,一番自白,吴宓和之“迂”跃然纸上。这种辩护越辩越黑,亏他能想出。吴宓和《学衡》同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读《吴宓日记》,可以发现很多不愉快的记录。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吴宓和邵祖平商量将他的诗稿推后一期发表,吴宓以别人无权干涉自己编务为由拒不答应,邵“拍案大声叱,声闻数室”,吴宓无可奈何,只能“予忍之,无言而出”。临了还是他做让步,在诸人眼里,他只是一位自封的总编辑。吴宓一肚子委屈,唯一出气的办法,是把这些事都写进日记,他很看重自己的日记,而且自信以后将成为历史的见证,因此措辞十分讲究,尤其在褒贬人物的时候。

予平日办理《学衡》杂务,异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心中焦急。处此尤无人能知而肯为设法帮助(仅二三私情相厚之友,可为帮顾)。邵君为社中最无用而最不热心之人。而独喜弄性气,与予一再为难。予未尝不能善处同人,使各各满意。然如是则《学衡》之材料庸劣,声名减损。子忠于《学衡》,固不当如是徇私而害公。盖予视《学衡》,非《学衡》最初社员十一二人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非一私人组织,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故悉力经营,昼作夜思。于内则慎选材料,精细校。于外则物色贤俊,增加社员。无非求其改良上进而已。使不然者,《学衡》中尽登邵君所作一类诗文,则《学衡》不过与上海、北京堕落文人所办之小报等耳。中国今日又何贵多此一杂志?予亦何必牺牲学业时力以从事于此哉?

予记此段,非有憾于邵君。特自叙其平日之感情与办事之方针耳。

吴宓在日记和自编年谱中,不止一次写到对《学衡》同人的不满,他说梅光迪“好为高论,而完全缺乏实行工作之能力与习惯”。为自己的妥协让步,把不满意的稿件编人《学衡》感到痛心,“宓本拟槟弃不登者,今特编入,以图充塞篇幅而已”。吴宓对如何办《学衡》,有一套完整的想法,这想法过于理想,因此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传说钱钟书曾说过吴宓先生太“呆”,这一说法已得到杨绛先生的坚决否认,认为是好事者附会,然而这种附会,多少是说出了一点真相,那就是吴宓确实有点呆。

呆人常自作聪明,吴宓自编年谱中,大言不惭承认《学衡》杂志总编辑一职,是“毅然自取得之”,又在年谱的前几页,明白地说自己应聘东南大学,是因为:“拟由我等编辑杂志(月出一期)名曰《学衡》,而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此杂志之总编辑,尤非宓归来担任不可。”在日记中,吴宓屡屡自我表扬,言过其实,这种流露正是“呆”之所在,只是不可恶,反而有些可爱。一九二四年七月,吴宓去上海拜见中华书局大老板陆费邃逵,明明是恳求对方开恩继续办《学衡》,但是日记上只说他“痛陈《学衡》之声名、实在之价值,及将来前途之远大”,对方“意颇活动,谓与局中间人细商后再缓复”。毕竟是从美国回来,吴宓深知宣传的重要,而宣传就是说大话。自从建立民国,中国人不论文武,都明白洋人支持的重要。当军阀,不依靠日本,就是借助英美,文化人也不能避开此俗例。《学衡》创刊之后,吴宓不仅增人英文目录,而且不忘将刊物寄往国外的知名图书馆,赠送西方名牌大学的汗学家在吴宓拟定的赠刊名单中,可以看到诸如“巴黎大学东方学院”,“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欧风盛行的年代里,《学衡》如果有来自西方汉学家的支持,对新派人士无疑将是最有力的打击。

《学衡》并不像吹嘘的那么出色,这一点吴宓心里很明白,也很无奈。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一本能实现心中理想的刊物。前几年,吴宓成了出土文物,着实热了一阵,有关的书甚至成了畅销书,他也因此和陈寅恪一样,罩上了通今博古的光环,有人甚至趁机为《学衡》翻案。以学术成就论,吴宓比不上陈寅恪和胡适,也比不上他的学生钱钟书。吴宓的失算在于知其不可为而硬为,像编《学衡》这样的杂务,陈寅恪钱钟书决对不会去干,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耽误。吴宓的旧学根抵较弱,刚回国那阵,他跟着胡先和邵祖平学写过江西诗派风格的旧诗。老实说,不仅新派看不上,旧派同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所谓“敌笑亲讥无一可”。梅光迪就对外人说过《学衡》越办越坏,原因当然是吴宓不行。吴宓不擅长训诂音韵,也不屑于做考据一类的文字,《学衡》发表谈甲骨文的文章,引起外国学者的注意,很认真地写信来请教,这让吴宓感到很恼火,因为他理想中的《学衡》,应该是“有关国事与时局”,应该担负维护中国文化优秀传统之大任,而不是旧派学人的自留地,整日来几首小诗几篇游记,玩点考证索引,大谈文章义法。旧的沼泽地里折腾不出新名堂,玩物丧志是吴宓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学衡》给读者留下太深的陈旧印象,真发表了有观点的好文章,实际上也没什么人愿意读。

一百年前,一个美国学者预测未来的发展,认定中国会发生激烈的革命,古老文化传统很可能被毁灭,孔子的偶像将不复存在。这个忧心忡忡的美国佬就是吴宓的恩师白璧德,他的焦虑传染给了他的学生,结果吴宓的一生,都取保守姿态,以维护中国文化传统为己任。除了保守,吴宓信奉好好主义,对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都敬若神明。他画了一个简图,把苏格拉底,耶稣犹太,佛陀印度,以及中国孔子,概括为人类文化的精华。世界的文明大厦靠这四根柱子支撑,缺了任何一根都可能倾斜,基于这样的观点,吴宓打算写出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这本书没有写出来,也不可能完成,因为基本的观点并非吴宓独创,他志大才疏,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学生,一生都在宣传老师的观点。

吴宓出过一本诗集,自恃很高,给学生上课,常以自己诗歌为例。他成不了哲人,也算不上一个优秀诗人,中国旧诗太伟大,出人头地十分困难。吴宓的弟子郑朝宗先生曾说吴宓的诗,“限于天赋,造诣并不甚高”,但是他的诗集长短都收,优劣并存,还配有插图,加上注,更像一部有韵自传,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就是这种风格。吴宓一生并不满足于诗人称号,他更大的理想是当一名小说家,写一本能和《红楼梦》媲美的小说《新旧因缘》。在吴宓目记中,常提到某人某事可入《新旧因缘》,毛彦文和朱君毅分手,把自己时一大摞情书奉送给了吴宓,供他日后写小说参考。可惜这部小说压根没动过笔,他总是说要写,或许计划太庞大,结果也就是说说而已。

吴宓一生,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无论潇洒的新派作家,还是风流的旧派文人,在花心方面都无法和他相比。他一生都在强烈追求异性的爱,和死心踏地维护旧道德一样,这种过分的冲动,很容易被人造成误解。况且,保守和浪漫本来就尖锐对立,很难想象两者会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一九二一年八月,留学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见陈心一。自订年谱中,他又对这次见面,做了一番极具戏剧性的描述。到了陈家,稍坐,从未谋面的陈心一被引出来相见,大家默默相对,“至多十五分钟以后”,毛彦文来了,“神采飞扬,态度活泼”,说要去北京上学,正好路过,没想到遇上了他。吴宓在年谱中,故意淡化了陈心一,说那天她无多言语”,主要是毛彦文在说话。不午四点钟,毛告辞,吴宓紧接着也告辞,当天就返回上海。十三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结婚。

这是一部爱情小说的开始,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是吴宓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女人,陈为吴宓生了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知道吴宓身世的人,读到这段文字,肯定会有所感叹。不过,这文字做了手脚,事实是,吴宓当天并没有离开杭州,而是留了下来,一待就是三天。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他五日回国抵达上海,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次日回家看父母,八日去了杭州。日记中和陈心一的见面是这么写的:

最后心一出,与宓一见如故,一若久已识面者然。宓殊欣慰,坐谈久之……四时,岳丈命心一至西湖游览。并肩坐小艇中,荡漾湖中。景至清幽,殊快适。

在“一见如故”和“殊欣慰”下面,吴宓都加点表示注重。第二天,两人一起游了西湖,乘小艇,湖中一日,涉历名胜地方多处,吃茶数次,又在壶春楼午饭,并且“一切均由心一作东”。

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吴宓日记中,此三日无一字谈到毛彦文。跟据他的风格,如此重要之事不会不记,因此毛在自编年谱中的出现,很可能是杜撰。吴宓一生中,最喜欢和别人诉说与毛彦文的爱情故事,说多了,难免加工,临了,自己也会被加工的东西所蒙蔽。吴宓一生都在唱爱情高调,稍不仔细,就会上他的当。以今天的观点看,吴宓当年的婚姻态度很有问题,既迫不及待,又敷衍了事。一九一九年三月,正在美国留学的吴宓,因为看见玻璃橱窗上的裸体美人招牌,和陈寅恪等一起“共论西洋风俗之坏”,谈到“巴黎之裸体美人戏园”,第一次听说“秘室之中,云雨之事,任人观览。至于男与男交,女与女交,人与犬交,穷形尽相”。这番议论,当然带着批判,然而内心深处对异性的渴望,也跃然纸上。当天的日记中,经过批判,吴宓笔锋一转,振振有辞地写道:

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大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夫情欲如河水,无所宣泄,则必泛滥潰决。如以不婚为教,则其结果,普通人趋于逾闲荡检,肆无忌憚。即高明之人,亦流于乖僻郁愁,abnormal perversion……

宓更掬诚以告我国中之少年男女,曰公等而欲完贞德而求乐生也,则毋采邪说,及时婚嫁,用情于正道。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离婚断不可为训。自由结婚,本无此物,而不婚与迟婚,欺人行事,志廉耻,更不可慕名强效。

日记中的洋文是“性反常行为”,吴宓虽然是外国文学教授,日记中的洋文并不多见。他不可能像郁达夫那样直露地表达性的苦闷,爱情这两个字,也暂时想不到。有朋友寄照片来,托他在留学生中寻找佳婿,他竟然自荐,吓得对方连声说不,觉得他“思想甚多谬误,望速自检查身心”。这个细节说明了身在异乡的吴宓魂不守舍,这种心情下,也是留美的陈心一弟弟为其姐择婿找到他时,他显得有些心急,好友一番“回国后,可恣意选择对象”的劝阻也顾不上,毫不犹豫答应下来。成为爱情至上主义者是后来的事情,此时的吴宓对婚姻听天由命。一方面他慎重地转托友人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在国内打听陈心一的情况,毛和陈是同校同学,当时并非知友,毛很认真地探听了消息,对陈进行了一番考察,然后通过未婚夫向吴宓汇报,大致意思是人还不错,交朋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没有这种必要。另一方面,吴宓又很草率地诀定先订婚,好友陈寅恪的观点似乎影响了他的婚姻态度,陈寅恪觉得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这是很可耻的,大丈夫娶妻不如人,又有什么难为情。

既然如此,不就是找个老婆,何苦顶真。吴宓评价自己,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结婚七年以后,吴宓突然忽发奇想,开始大谈爱情,他决定和陈心一离婚,开始对毛彦文的漫长追逐。毛是他朋友的未婚妻,是妻子的同学兼好友,吴宓和陈心一结婚以后,毛是他家的常客。朱君毅和毛彦文后来闹翻了,死活不肯和毛成为夫妻,给毛造成了很大痛苦,吴宓最初作为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救火,临了,却引火烧身,把自己烧得半死。吴宓是在一种很尴尬的状态下离婚的。陈心一不能接受娥皇女英的暗示,这种大小老婆的如意算盘,也不可能为毛彦文所接受,在一开始,毛只是一位被动的第三者,吴宓郑重其事地表达了爱意,毛毫不含糊地一口拒绝。在男女问题上,吴宓始终自以为是,改不了一厢情愿的老毛病。他的离婚和结婚一样草率,也许内心深处真的是不太爱陈心一,他感到委屈,不是自己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下,而是这种拆散之后,毛彦文仍然不肯老老实实就范。吴宓对毛的追逐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场伟大的爱情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全是写小说的好材料。

吴宓给人留下了一个严谨的学者印象,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印象很可能成为一种定评。三十年代初,吴宓去欧洲进修,临行前,同人为他饯行,朱自清喝得大醉,席间就呕吐不止,吴宓于是感叹,觉得自己为人太拘谨,喝酒从不敢过分,颇羡慕别人能有一醉方休的豪情。我所以提到朱先生,是因为朱也是有定评的严谨学人,如果就此推断吴宓为人更古板严肃,毫无浪漫情调,则大错特错。事实上,吴宓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他的不安分,陈寅恪看得最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旧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吴宓和陈心一离婚,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学衡》同人一致谴责,其父怒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吴宓的尴尬在于,老派的娶妾,新派的离婚,偏偏他不新也不旧。像吴宓这么浪漫的人,注定不应该有婚姻,解除婚姻的束缚,“犹如揭盖以出汽”,和陈心一离婚以后,吴宓有过无数次婚姻机会,他不断地向别人求爱,别人也做好准备和他结婚,仅仅和毛彦文就起码有两次机会,然而关键时刻,都鬼使神差,成了泡影。吴宓一生都在追求毛彦文,这是事实,毛真准备嫁给他,他又犹豫,活生生地把到手的幸福耽误了,这也是事实。

既想和毛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使吴宓成为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矛盾是人之常情,但是矛盾尖锐到吴宓这样的,实在少见。一九九零年出版的《回忆吴宓先生》,因为是多人的纪念集,提到吴宓和毛彦文的情事,大多采取吴为了毛离婚,毛失约另嫁,吴于是终身不娶。这一说法是把吴宓的爱情故事,描绘成一场伟大的柏拉图之恋,真相却和事实相去甚远。吴宓一生最喜欢和别人谈他和毛的情事,吴宓日记中,屡屡提到和谁谁谁“说彦”,粗粗估计,不会少于一百次。任何一个与吴宓打过交道的人,只要乐意听,吴宓就会讲述不同版本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博得女人好感的有效武器,女人生来就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打动。

吴宓的柏拉图之恋在一开始就自欺欺人,离婚前有娥皇女英之戏语,离婚后,他索性撕下脸来,死缠着毛嫁给他。吴宓的胡搅蛮缠还是有效的,因为骨子里,女人总喜欢被爱,尤其喜欢吴宓那种全力以赴的爱,而且女人的爱是希望有婚姻做保障。事实是,吴宓并不是只爱毛一个人,离婚不久,他就同时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在日记中不断地比较她们的优劣,为究竟娶谁而心猿意马。在后来的岁月中,吴宓成了大观园里的贾宝玉,除了毛彦文,马不停蹄地爱别的女人,其中有结过婚的,有离了婚的,有美国人,有法国人,真所谓,见一个爱一个,年龄差距也越拉越大,从几岁到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甚至几十岁。

对异性如饥似渴,对婚姻胆颤心惊,吴宓变得让人难以捉摸。一九三一年一月,吴宓拜访了艾略特,与其大谈自璧德,然后一起散步,去大都会饭店午餐。是谁付钞尚待考证,吴宓只随手记下来两件事。艾的女秘书很漂亮,艾为他介绍了多名英法文化名人,这些文化名人成为日后讲学的重要资本。到欧洲的时间很短,但是在西风的劲吹下,他迅速欧化。首先是对毛彦文的态度开始强硬,他拍电报去美国,让毛放弃学业,迅速赶到欧洲结婚,否则从此拉倒。他动辄就向毛发出最后通牒,甚至十分恶毒地称毛为“Dog in the manger”(占着马槽的狗),这俗语正好与一句中文对应,所谓占着茅坑不拉屎。此时的吴宓充满了单身贵族的潇洒,一头一脸大丈夫何患无妻的气概,除了和毛彦文纠缠,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和一位在法留学的美国女人H打得火热。

毛彦文终于让步,决定来欧洲和他结婚,但是吴宓搭起了架子,说来欧洲可以,婚事则不急着先定下来。毛真是十分狼狈,原来是吴死皮赖脸地缠她,现在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吴宓总说毛彦文负了他,事实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毛临了厚着脸皮来到欧洲,吴宓已完全一副赖婚的架势,毛哭着说他们“出发点即错误”的时候,他竟然很冷静地说:“人事常受时间空间之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先可如何。”毛大老远地来了,吴宓竟然抛下她去别处旅游,毛此时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心气再高,对吴宓这种吃了碗里又看锅里的行为,也只能悲痛欲绝。

是晚彦谈次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前此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如果只是这一次负毛彦文,或许还有情可谅,事实却是十而再,再而三。吴宓和毛彦文的爱情故事充满戏剧性,拒婚以后,吴宓度过了一段少有的轻松时光,或许回国在即,他抓紧时间在欧洲旅游,很快又爱上了一位德国女郎:

余一见即爱之,遂与交谈(英语)......总之,两小时之中,宓爱Neuber女士愈笃,几不忍离。

水壶的盖子被打开了,吴宓的心野了一阵,终于又收回来。如果继续在欧洲待下去,他真可能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流荡子。回国之前,吴宓和毛彦文的关系又有新的进展,两入达成了谅解,再次情意绵绵,有一天,吴宓觉得对方不理解自己的心情,便以小剪刀自刺其额,“彦大惊,急以巾浸冷水来洗,且以牙粉塞伤口”。两人商定,四个月后,在青岛结婚,届时如果别有所爱,或宁愿独身,那就取消婚礼。结果大家都知道,不是冤家不聚头,吴宓此后对毛,一直是既纠缠,又每逢真要结婚就临阵脱逃。他总是不断地爱别的女人,一年内要爱上好几位,而且把爱的种种感受,写进目记,说给别人听,甚至说给毛彦文听。

从欧洲归来的两年里,毛彦皮一直在等吴宓娶她,但是吴宓花心不改。一九三三年八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藻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

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此人做过民国的总理。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能感到珍贵,她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真心忏悔。吴宓和毛彦文的爱情故事,是三十年代小报上津津乐道的话题,很多文化名人卷入到这事件中,譬如陈寅恪和胡小石,都为吴宓做过直接或间接的牵线活动。

阅读吴宓,各种各样的文字见得越多,越觉难以描述。吴宓更像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生都在努力演好某个角色。他曾比较过贾宝玉和唐·吉诃德的共同点,说他们在追求爱情和渴慕游侠时,都极见疯傻,除此之外,议论和思想,皆纯正并且合情人理。此评价也是解读吴宓最好的钥匙,否则,他很容易被误解为一个好色的老流氓,一个冥顽不化的老厌物。

吴宓日记中随处可见女人的形象,有时候是一长串名单,他总是没完没了地分析她们和自己结合的可能性。譬如有一天的日记,就赫然写着:敬精神上最相契合,绚生活上颇能照顾,铮机会最多,宪初是社交美人。这些人吴宓都爱,但是他又更爱一个叫K的女人,理由是爱K犹如爱彦,而K天真活泼又似薇。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比吴宓小十几岁甚至二十多岁,譬如宪初就是熟人黎锦熙先生的女儿。吴宓日记中,见到“一见就爱”和“甚惊其美”一类老不正经的字眼不足为奇。有人为吴宓的友人介绍一位年轻美丽而有巨额财产的寡妇,友人大怒,认为是侮辱,吴宓听了“深切悲叹”,觉得友人太傻,说自己若不是因为还爱着毛彦文,一定毫不犹豫地“往而求之矣”。

难怪李健吾会写三幕剧《新学究》讽刺挖苦,而沈从文则写文章开出一剂救人药方,劝他赶快结婚,让情欲的发泄有个正当渠道。很多人眼里,吴宓实在不像话,成天追女学生,请女学生吃饭,约女学生散步,给女学生写情书,为人师表弄成这副腔调,有伤风化,成何体统。为讨好女学生,吴宓不惜帮着作弊,替女学生做枪手翻译文章,然后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其发表出来。在法国巴黎,在陪都重庆,吴宓都曾因为看见别人老夫少妻,感到既羡慕又妒忌。二三十年代,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谈到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姻时,他酸溜溜地说:

许广平(景宋)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伺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既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吴宓一生都在追求女子的爱,他随处用情,自称以“释迦耶稣之心,行孔子亚里士多德之事”。《红楼梦》是他最钟爱的作品,这位当代贾宝玉很认真地出过一个考题,试问“宝玉和秦可卿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关系”,答案自然是否定。吴宓追求爱情,有一种宗教的热忱,“发乎情,止乎礼”,根据日记记载,他似乎,真是好色而不淫,始终坐怀不乱。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在隆隆的炮声中,为是否该追一名女学生,吴宓很认真地虔卜于《易经》,闭目翻书,以手指定,结果得到“不能退,不能遂”几个字,大叫“呜呼,宓苦已”。一个星期以后,随着战事一天天激烈,亡国压迫下的吴宓开始真心忏悔:

宓本为踔厉奋发、慷慨勤勉之人。自一九二八年以来,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以致身心破毁,性行堕废。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不救药之事。

四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吴宓又有一段差不多的检讨:

宓近年读书作文,毫无成绩,怠惰过日。复为性欲压迫,几不能一日安静。

一篇取名为《吴宓先生,一位绅士和傻子》的英文文章,当年曾有过广泛的影响。吴宓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然而用“绅士和傻子”来形容,不能不说是个极好的概括。吴宓为女人耗去了太多的心血,在追求女学生遭到拒绝时,吴宓总是痛苦地自问自责,或是逮住了别人共同研究,分析女方的拒绝,是林黛玉拒宝玉,还是凤姐拒贾瑞,如果前者,爱情是好事美差,自当有此磨难,如果后者,便太让他伤心,因为贾瑞之追求凤姐,只是出于欲的驱使,和宝玉的那种爱相差千万里。

无论对女人之爱的执着,还是对中国文化坚定的保守,吴宓的做法都骇人听闻。对爱情,对中国的旧文化,他都太疯傻,都太不合时宜。在二十世纪,反对新文化运动,恰如唐·吉诃德和风车搏斗,意味着投入到一场必输的战斗中,他无怨无悔,负隅顽抗,坚决不投降。吴宓坚持旧文化的天真理想,或许并不全错,看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毛病,可能也是对的,但是代表这个世纪的学术水平,他的成就并不算太大。恰恰相反,对于国故的整理,倒是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功劳更大,他们所做的努力,更卓有成效。从新文学阵营中,可以找出许多研究旧学比吴宓更努力、更有成果的专家学者。闻一多研究楚辞,能够几个月不下楼,论做死学问,吴宓坐冷板凳的功夫,远不能与之相比。以研究的目的看,闻一多钻研旧学,是为了宣判旧的死刑,顾颉刚的疑古学说也是如此,这种治学方法吴宓绝对不能接受,以旧对旧,保守的吴宓远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吴宓五十岁的时候,白话文运动不仅大获全胜,而且深入人心,在一次聚会上,“宓以积郁,言颇愤疾”,竟然说“欲尽杀一切谋改革汉文之人”。

吴宓就是吴宓,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时至今日,翻案说他是自由主义战士,甚至说反对新文化运动也是对的,硬替他套上光环,显然没有必要。吴宓的保守固执和对女人的用情泛滥,客观上限制了他的个人成就,这一点不用讳言。吴宓不是什么大师,用不着神话,即使是作为外国文学教授,他也不是最出色的。今天突然觉得吴宓非常有学问,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基础,是现在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学问。吴宓的意义,在于他的坚定不移,在于他的执着追求。他有一颗花岗岩一般顽固的脑袋,二十世纪的总趋势,是适者生存,是一变再变又变,占大便宜的往往是那些善变的知识分子。善变不是什么坏事,也不一定就是好事。顽固自有顽固的可爱之处,换句话说,活生生的吴宓,在个人事业和爱情上,都是其独特的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坏,就可以草率评价。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碧树园


摘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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