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



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


作者:杨逢彬



杨树达、张家祓结婚照,摄于1921年6月4日,北京。


(一)

我父亲的堂姐,我称为“九姑”的杨德庄女士曾告诉我,杨家的事情,足以写好几部《家》《春》《秋》。此言不虚。有一位表姑——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有她的照片——就曾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部反映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运动的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祖父的《积微翁回忆录》也至今为学界津津乐道。我未能躬逢其盛,又乏生花妙笔,只能围绕着1956年2月祖父去世后发生在长沙杨宅的琐碎小事,记流水账般写几笔。同年7月,我出生在长沙河西至善村5号杨宅;因为记事甚早,又长期承欢祖母膝下,这个话题还能说个子丑寅卯。

杨树穀、杨树达兄弟的儿子共九人(大排行);其中二、五、六、七、八、九是杨树达先生的儿子;而七、八、九以及他们的两个姐姐是我祖母张家祓所生。九人中,杨伯峻(德崇)先生为老大,同辈称之为寿哥,我称之为寿伯伯;我父亲德嘉为老九,哥哥姐姐和学生称之为九弟。七伯父由于是右派,八伯父由于有肺病,都结婚甚晚,所以我得以成为祖母的长孙。当年,祖父的追悼会刚开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麟(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跳楼自杀)就召集祖父儿子中的四个党员文玄(德鑫,六)、德豫(七)、德庆(八)、德嘉谈二姑父的事情:“周铁铮隐瞒反动历史,本应严肃处理,看在你们父亲的面上就不处理了。”其实二姑父是个献身学术不问政治的学者,抗战时,曾经追求过他的某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会性质的“健新学会”,仅此而已。

丧事办完,紧接着开家庭会商量如何处理祖父的藏书——有好几万册,其中不乏善本。一边倒的意见是,全部捐献给祖父最后供职的湖南师范学院。会上,抗战时曾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大姑德娴怯生生地提出想保留一套《李太白全集》作纪念,解放前夕担任地下党清华中学书记的八伯马上正色操着京片子道:“我们喝劳动人民的血已经够多的了!”大姑于是噤口不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亲见八伯为此向大姑道歉。父亲的兄弟姐妹因为出生成长在北京,相互间都说一口京片子;我母亲是北京人,父母之间也说北京话。

祖母按照旧社会的规矩,认为人都死了,还住单位的公房似不合理,就加紧物色合适的宅子。这样,我出生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杨家便举家从岳麓山腰的至善村,迁到长沙市北区兴汉门的湘春中路36号——安庄。这是用祖父毕生积蓄的一半——六千元人民币买下的,这宅子占地约四亩,是有着前、后院和菜园的洋房;浓荫蔽日蝉高鸣,葡萄架和桑树上硕果累累,凉亭依偎在池塘边。这在经过文夕大火之后的长沙,已经是座“豪宅”了!一位抄家无数的红卫兵后来说,这是当时长沙最大的三座宅子之一,其余两座是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住宅以及先是何键后是程潜的蓉园,蓉园后来成为毛泽东的住所。

洋房两层,坐北朝南,大门左右各有几间平房。厨房在后院靠西,厕所在后院靠东,分男女厕,都是蹲式抽水马桶。住的人除祖母外,就是我父母和我,尚未结婚的八伯,已经和上海大伯(大排行老二)离婚的大伯母王舜芝带着祖父的长孙逢甲,大姑家,二姑家,保姆何月英。还有空房——即原有的图书室、儿童活动室、储藏室等。刚收拾停当,居委会出面了。他们毋庸置疑地说,很多人没房子住,你们却有空余,因此必须出租;租金每户每月为一元。这样,一下子又搬进来几户。住在大门左右平房的是小崔、小李,住二楼的有一户汉口人、一户上海人。小崔、小李都是青年工人的家眷,为人极和善,见到祖母就毕恭毕敬称呼“杨老太太”,老家捎来的土特产也必定送给老太太尝尝。小崔的儿子叫“小狗子”,比我小,成天跟在我后面。我读大学时他妈和他还来看过我,请我到他家吃饭。楼上的两户经常干仗,每次争吵,楼下基本上只能听到汉口女人的大喉咙;不用说,她总是胜利者。她有两女一儿,儿子最小,唤作“苕货”,又白又胖,成天在院中裸奔。为裸奔配乐的,就是他妈妈拖长声音的大叫:“苕货!苕货!”这一奇妙音乐每天在花园洋房上空回荡,至今还萦回在我脑际。

洋房原本是一位刘姓资本家的,大约估计迟早不保,于是趁早卖掉,远走香港。据说改革开放后,他成了化工部顾问。他开的是一家安装公司,所以这个宅子取名“安庄”。洋房正面有一排高高的梧桐树,刘先生在其中一棵刻上:“别了,安庄!”1964年元月一日,一年级的我在这四个字下面刻上了“元旦”。后花园西边有小门与安装公司的铁工厂相通,东边与木工厂相通。大跃进时,我曾亲见铁水奔流,钢花飞舞。休息时,工人们来到后花园聊天喝茶。有一位名叫顾自栋的男技术员,上海人,总爱抱着我玩,我因此称他为“顾妈妈”。热闹归热闹,有件事可苦恼了我——很多人没有便后冲水的习惯,后花园厕所里屎尿横溢,无法下脚。小小的我,每天都为排泄发愁,又羞于对大人说。那时是用煤、黄泥和水搅拌成糊状做燃料烧火做饭,好几次内急我将大便解在燃料桶里并与燃料搅在一起,以为掩饰,结果可想而知。以后多少年长辈谈起这事时,都说我小时如何调皮恶作剧,在此我要郑重为自己平反昭雪!

不知什么时候,渐渐感到吃不饱饭了。肚子一饿,就喜欢往厨房跑,发现蒸饭的锅变得奇大——先在锅里放上水,然后放进许多装着米和水的搪瓷杯;吃饭时,每人一杯半干半稀的饭。我那一杯很快吃完了,祖母就从她杯中赶出鸭蛋大的饭给我;牛奶订不到了,她便在湘春街一家奶羊场给我订羊奶。当地人称这一时期为“过苦日子”,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一天,祖母花一百块钱从某人手里买下一大钵猪油。做饭时,保姆在厨房大叫,原来那是一钵石膏!我爸爸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听肉泥罐头,加上许多白菜,让我妈妈包饺子,那一顿至今让我齿颊留香。

1957年,老大伯峻、老五德骧、老七德豫和我父亲都成了右派。我父亲在新湖南报社工作,省委顾虑到祖父与伟大领袖的关系,改为留党察看,降工资三级。而在北京工作的老大、老五以及在广州工作的老七就没有这份运气了。两个姑父也成了历史反革命,终究是“严肃处理”了。

祖母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毕竟是家庭妇女,没经过“洗澡”,不懂得“划清界限”,还经常带我去看她的亲家周娭毑。周娭毑生活虽然异常清贫,但非常整洁,一尘不染;也丝毫不减礼性,除了泡茶,还要摆上两碟点心。祖母显然也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严肃性,每次走访后,都嘱咐我不要说;她甚至对七伯父发表错误的政治见解,说治理国家还是国民党强些云云。

有一段祖母恹恹然卧病在床,这时一位北京中国书店的人来家收购祖父的遗稿。祖母见来人持有祖父老朋友马宗霍的推荐函,就让他自己到楼上储藏室去找。那人将收集到的东西装满一担,列了一纸清单,请祖母过目签字;祖母未暇细看,就签了字。后来,其中的《积微居日记》四十九册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买走,另一种重要遗稿被中央民院图书馆买走,而凝结了祖父毕生心血的《文字形义学》定稿则不知所终了。杨伯峻先生知道此事后,曾试图挽回。那人拿出祖母签字的清单为证,伯峻先生无可奈何,多年后还埋怨婶婶。《积微居日记》尚遗留两册在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使这份珍贵的近现代史资料成为完璧,杨家无偿将它们捐给了中科院图书馆,只是索要了这两册的复印件。近年来,不下七八家出版社对我说很想出版《积微居日记》,最后都未能如愿。我曾建议有的出版社不妨先将这两册(第46册:1948年底-1949年9月;第50册:1952年底-1954年三月)付梓,以为引玉之砖。

祖母用钱是大手大脚的,儿辈所寄赡养费每月约七十元,似乎总是不够。人们常说她老有福气,每当经济上紧张时,就有一笔稿费来。稿费一般是祖父的,如《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等;也有七伯父的,如《朗费罗诗选》。“苦日子”过后,祖母又恢复了上街购物的习惯,我都有幸陪同。如路途稍远,必定乘三轮车,风雨无阻。去得最多的是“沙利文”食品店,买新出炉的面包和蛋糕。这时,必定给我买一包牛肉干。各食品店的营业员全都笑脸相迎,服务周到。祖母表示感谢时,他们总是说:“您是毛主席的师母,这样做是应该的。”

杨家又经常高朋满座了,尤其是过年期间,来看望祖母的人络绎不绝,一般都是祖父的学生、生前友好和他们的晚辈。有位个头不高白白胖胖毛线帽上有两个小球的柳伯妈笑声爽朗,极为健谈。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伯祖父、祖父一生至交好友李肖聃先生的女儿李淑一。我还记得她挽祖父的下联:“大师捐馆舍,相见何悭一面缘。”是说1956年春节她正要来拜年,祖父就过世了。据说她的健谈救了她。1957年,她供职的长沙十中已内定她为右派,只等宣布了。周日,师范学院几位学生来看她,她便谈到毛主席最近寄给她的那首《蝶恋花》。几位学生回去后,马上就把这首词发表了,一时十分耸动。十中党支部便悄悄撤下了李的材料,这事直到“文革”档案外泄才“东窗事发”。她老真是“福从口出”啊!1980年暑假我到北京,还在三里河她家见过她老一面。

每到春秋佳日,我们还一大家子同游岳麓山。先乘轮渡到水陆洲,过了浮桥到潆湾市,一行人迤逦往二里半而来。来到师范学院传达室,守传达室的李惠慈是祖母的表妹夫。土改时,祖母的表妹沈立君从宁乡逃到长沙杨家,住了下来,祖父忧之:万一自己不在了,表妹将何所托乎?何况姑娘年龄不等人。于是祖父找到了出身贫农、老实忠厚的李惠慈……1954年,他们的儿子出生,请祖父取名。考虑到沈立君多病,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便取为“定萱”——萱草代表母亲。沈立君多病,李惠慈忙里忙外,虽然工资不高,却把个家打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祖父坟墓上的柏树,也是李惠慈种的。李定萱1977年考入师院外语系,后来到美国去了。他虽是我的长辈,小时候却是一起玩的。闲言少叙。在李家稍坐,便到至善村——师院教师大多住此。祖母人缘极好,各家都争着抢着请她老去坐坐,杨家其他人则去给祖父上坟——山高路陡,祖母有心无力。坟上完后,即从至善村斜插到爱晚亭,然后白鹤泉、麓山寺,直到主峰顶上的云麓宫。大家坐下,吃热包子,喝茶。那时购买力低下,游山的人极少。包子吃完,年轻人即去看飞来石,谒黄兴墓,中老年人则陪着祖母在云麓宫一边喝茶聊天,一边极目远眺:岳麓林海之东,湘江宛如一条碧绿的腰带,迤逦北上,再看过去就是市区的闾阎十万了。1955年6月20日,祖父与毛泽东、周世钊、程潜等人同游岳麓山,毛泽东有《七律》记游:“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周世钊也有句云:“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可见云麓宫确实是个观景的好去处。



杨树达及家人的生活照,摄于1931年,北平。后排抱小孩者为杨树达先生,所抱者为老八杨德庆;与杨树达并排站立者为其岳父张训钦先生;中排抱小孩者为张家祓女士,所抱者为老七杨德豫;与张家祓并排坐者为其同父异母的妹妹;前排左为大女儿杨德娴,右为二女儿杨德纯。
(二)

“苦日子”结束到“文革”开始那几年,杨家还比较平静。安庄已年久失修,洋房外墙一层层地脱落,露出红砖;花园长满了杂草和蓖麻,成了黄蜂的领地,我就因为擅自入侵被蜇了几次。保姆在后花园种了好些菜,用有机肥浇灌,我们吃上了绿色植物。一人合抱的大桑树上结满了紫红的桑椹,只有汉口女人的大女儿能爬上去,一会她就摘下满满一篮,也分给杨家一点点。小崔、小李家就在葡萄藤下,她们的丈夫摘下葡萄后,总是全部送给杨老太太,自己只肯拿一点点。漫长炎热的溽暑,蝉娘子单调的叫声如雷鸣一般。

1965年春,斜对面长沙北区区委看中了安庄,便找八伯和父亲两位党员商量,要他俩听党的话:“我们给你们另外找了一处院子,你们搬走后,还会有所补偿的。”很快,杨家举家迁往不远处蔡锷北路上学宫街一条巷十四号,恰好在华昌百货公司后门处。补偿款为数百元。

这处宅子总面积约相当安庄的五分之一,也有前后院,不过很小。洋房一层,后院有平房几间,可充作厨房,也可住人。因为面积小了许多不够住,几年后大伯妈王舜芝只好搬走了。那院中还住着凌户籍(长沙称警察为“户籍”)一家,他就是本辖区的民警。厕所在后院角落,就是一个坑上安个木头架子,夏天气味难闻。最麻烦的是没有自来水,要从两百米外的水站买水。后院和连接前后院的走廊各有一株葡萄藤,浓荫蔽日。前院栽有石榴、夹竹桃、腊梅和一株巨大的广玉兰;我曾在浙北南浔见到两株供人参观的大广玉兰,也没那棵大。

这宅子的前门在前院,出门即是上学宫街一条巷,后门对着华昌百货店后门。不知何故,杨家一直都是“走后门”,来往最多的就是紧挨着的成家了。“成”姓长沙话读“常”,户主人称“常胖子”,是一家大饭店的经理兼主厨,他最得意的经历是为周总理做饭;他太太人称常娭毑,经常到杨家串门,顺便上厕所——公厕要走好几百米。

祸福相倚。有人分析说,幸亏杨家搬走了,否则“文革”时期该豪宅目标过大,似乎难以避免被冲击的命运。然乎?否乎?但毕竟这是“出于乔木,迁于幽谷”,可是祖母依然那样气定神闲,未见丝毫牢骚与怨气;只是不久后一次与故人的偶遇,使她老陷入深深的不安中。就在学宫街上,她遇见了曾在湖南大学任教的董每戡教授。董对她说,这宅子解放前是一国民党军师长的私宅,董家从广州迁往长沙后,一直住在这里;前不久北区区委才把他家弄到学宫街上两间旧瓦房内……祖母顿时觉得是自己亏欠了董教授。董教授是浙江永嘉人,1953年从湖南大学调到中山大学教书。他怎么又回到长沙来了呢?“文革”后期,由于姑父自杀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大姑,在街道图书室任管理员,和董夫人胡大姐——一位著名湘剧演员——成为好朋友。据胡大姐说,反右后期,董教授即将成为右派,由于他早年曾为党做过秘密工作而遭国民党通缉,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陶铸想要保他,前提是要作深刻检讨。但董教授认为自己没错,坚持不写。他对胡大姐说,不让我当教授了,大不了卖文为生嘛!结果夫妻双双成为右派,投出去的稿子也如泥牛入海。眼看坐吃山空,胡大姐提议不如回到自己的故乡长沙,好靠亲戚朋友照应……“文革”时,我们那街道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每当宣读毛主席最新指示,总让董先生等几人弯腰弓背站在台上;平时,也经常看到他在扫街。

八伯参加了“四清”运动,一天他从农村火热的阶级斗争前线回来,看到祖母房中挂着四幅泛黄的古代花鸟工笔绢画,觉得格格不入,马上愤怒地扯下,点火就烧;祖母抢救下其中一幅。这几幅画是1956年我外公为祝贺祖母乔迁之喜,从北京寄来的;他上世纪三十年代从宫中太监那儿购得。余下那幅1978年经徐邦达先生鉴定为明初古画,因没有题款,并不值钱。

很快,“史无前例”开始了。街上的喧天锣鼓,居然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祖母也吸引上街了。看着满街的毛主席像,听着洋洋乎盈耳的“万岁”声,祖母脱口而出一句:“毛胖子如今真时兴啊!”这话可把我吓得不轻,拖着她就往回走。她却不紧不慢地说:“不要紧,他还欠我一床被子没还呢!”原来,祖母1906年以第一名考入周南师范第一届,1911年底以第一名毕业,校长朱剑凡亲笔书写了该校“第一号”毕业证书;旋留校任教。祖母在周南的班主任始终是徐特立先生。后徐特立办了所幼师性质的“稻田师范”,请祖母出任附属幼稚园主事;同时她在第一师范任课,成为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经常去稻田找徐特立谈天,往往通宵达旦。有天晚上,毛泽东持徐写的字条到祖母处借了一床被子,后不知何故没有归还。祖父与徐特立是老朋友,“五四”前后,他俩与陈润霖、朱剑凡共同发起了湖南教师的进步团体“健学会”,倡导新文化运动。那时祖父也经常去稻田找徐特立,祖母也见过他,但没料到几年后竟然会在北京结为连理。1955年祖父母在北京去看望徐特立,徐高兴地说,你们两位,一个是我的朋友,一个是我的学生,竟然走到了一起,太好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紧接着的许多事让人啼笑皆非。1966年天气渐热,祖母上街买了一瓶花露水。八伯回家见到这种资产阶级的货色,怒不可遏,就把它全洒在粪坑里。以后的几十天,后院里弥漫着一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味。紧接着就是抄家的危险降临,我已在《丹书铁券》中叙述过了,可谓有惊无险;否则无书可读,我恐怕也无机缘写作此文了。一天,我和祖母各自拿着一本小人书在看,来了一对中年夫妇。他们都是祖父的学生,男的叫李祜,是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女的叫罗琪,中文系教师。他们面色凝重,说了几句寒暄的话,留下两包点心就告辞了。他们走后,祖母拿点心给我吃。过了两天,祖母对我说,那天送点心的两个人自杀了!祖母介绍说,李祜家是祁阳大户,姐姐叫李祁,诗词写得极好,一生未婚,后来到美国去了。又说祖父死时,罗琪极为伤心,边恸哭边说有年没钱交学费,正发愁要退学时,总务主任告诉她,学费遇夫先生已经代交了。祖母还说,是李祜先上吊死,而平时忙里忙外都是李祜,罗琪顿时感到天都塌了,也就步了丈夫后尘。关于此事,湖南师大退休俄语教授李蟠先生写有《一根绳子,两条人命》。

很快“武斗”就开始了。出门二三十米来到街上,到处可见腰间挂着手枪的人。一天,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出去一看发现杨家后门处枪走火,一颗子弹伤了三个人——穿过两人身体,又从常胖子小女儿耳廓边擦过去。

我父亲1957年任新湖南报社农村部副主任,因办报理念与省委不同而被定为右派。他认为应该多以党的思想政策教育农民,而省委发来的稿件多是冗长的诸如定额包工和双季稻栽培技术的文章,读之使人昏昏欲睡。这时对照“文革”精神,觉得自己当年并没错。恰好有几位在衡阳的编辑部右派朋友来串门,鼓动他“翻案”。开始父亲并不想参加,他想这些人要是弄成了,自己也有份;弄不成,自己是党员,每月工资有八十多元,也算不错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忽然觉得这样想想都很可鄙!于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毅然决然参加了。他当过领导,组织能力较强,后来居然成了“翻案”集团的头头之一。那些朋友来找他时,我在衡阳;后来到长沙“策划于密室”时,我又在长沙。只见我二姑的那间房里,长辈们来来往往,大声讨论,热闹极了。

一段时间后,我又到了衡阳,那天正到母亲单位地区森工局食堂吃饭,发现吃饭的人比平时多多了,大概各县局的人都来了。从他们的议论中,知道大伙是刚从“广场”——衡阳最大的群众集会场所兼体育场——开会回来,与会者多达十万,批斗六个人。我聚精会神听着。他们先说到五个人,都是地区和市里的大干部,如陈祥聚、张维新、杨兴洲、岳剑飞等,然后他们说:“杨德嘉真是狗胆包天,还敢组织右派翻案!”我一听就懵了!吃了几口就走。刚回家,还没来得及禀告母亲,就听她说:“你今晚到长沙去吧!”

这时,长沙也已风声鹤唳,杨家一向低调,此时更是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原街道居委会的陈主任、穆瞎子等一见到杨家的人,一张脸马上拉得老长,还经常深更半夜查户口,“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我户口在衡阳,家里只好把我送到保姆何月英的老家——宁乡花明楼戚家山她妹妹家放了半年牛,还参加了春耕和双抢。

有道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又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地下党书记出身的八伯似乎熟门熟路;不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两场“自卫反击战”就是在此情况下发动的。一天,杨宅前院的围墙突然被推倒了,紧挨围墙的一大丛夹竹桃也被砍掉,紧接着,隔壁开始了建房施工,他家墙基向杨宅前院推进了一米。八伯忙去交涉,一个黑大汉跳将出来,破口大骂:“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如今是我们工胖子的天下……”我也不知道这之后八伯做了什么,反正几天后黑大汉过来赔礼道歉了,已经砌到一米高的墙也拆掉缩回去了,只是夹竹桃没有了,未免可惜。

凌户籍白住着杨家的房子,杨家并不敢奢望他会搬走,和他老婆孩子相处也算融洽。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凌户籍开始四处张罗,要赶走杨家,好独享这一宅院。他找到原北区房地局娄某,共同炮制了长达九十多页的材料,力证杨家都是些牛鬼蛇神,不配住这么高级的“甲类住房”。他们将这些材料寄给杨家所有成员的单位,如我表哥所在的化工机械厂就据此将他整了一回。这可真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了!八伯于是写了一份材料,附以毛泽东写给祖父的三封信的照片,请周世钊交了上去。当时湖南省革委会主任为华国锋,省军区司令为杨大易。信转到了杨大易那里,杨派省群工组负责人刘国强处理此事,刘派来了两人,其中一人曾为群众组织“高司”的负责人。来人态度恳切,问杨家有何困难?有何要求?就这样,凌户籍被迁走,并调到另一派出所去了;陈主任、穆瞎子等拉长的脸又缩了回来,春节时还提着酒来嘘寒问暖。

八伯认识的人极多。如周世钊,从1969年直到周1978年去世,来往都极其密切。周是民主人士,“文革”前当过副省长。一些人以为他如今成了走资派、死老虎而时不时踩上几脚。他们哪里知道,周是毛泽东湖南一师的同班同学,“五四”运动前后毛在长沙活动时,一有困难就到周那里又吃又住,如同亲兄弟一般。赶走凌户籍之前,一次八伯联系周某日到他任教的长沙一中讲毛主席青少年时的故事,恰好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卜占亚的儿子在该校念书,这事就让卜知道了。卜大发雷霆,说怎么还让走资派出来放毒?不久,毛接周到北京叙旧,问卜表现如何?周如实说了。那天凌晨毛周会谈后几小时,即上午十点,卜还给长沙湘江大桥剪彩;不久,就到桂林某步兵学校当政委去了。周返湘后,来探望祖母,说毛曾问起杨家近况,周说他美言了几句。这事对八伯鼓舞很大,后来对黑大汉凌户籍之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大概与此有关。



1947年夏,杨树达与家人摄于长沙岳麓山,左起:袁自强(杨德娴大女儿)、杨德娴、杨德嘉、杨树达、杨德纯、张家祓、周硕朋(杨立)、周铁铮、杨德庆。
(三)

长沙杨家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算是缓过一口气了;但是在衡阳,我父亲这一房的日子可是很不好过。从1968年9月13日“广场”十万人批斗开始,我父亲就身陷囹圄了。坐大牢八个多月后,转移到三塘学习班;这里关了一年多,又转到铁路边的地区卫生防疫站。我是1970年春节后到的衡阳,三塘去过几次。防疫站因为离家近,便经常去送东西,但必须经过门房检查,寄来的信件也须他们先看。其中有封信,我事后读过,一猜就是八伯起草让祖母誊抄寄出的。信中煞有介事地斥责父亲“忘了本”,说什么“你忘了吗?在辰溪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戴着斗笠在厨房做饭……”当然,这些话是写给检查者看的。祖父虽然抗战前还算宽裕,但属于“自由职业”,和中农相等,不是“剥削阶级”。给父亲罗织罪状的人当然明白这点,他们闪烁其辞地说什么杨某某“出身豪华家庭,兄弟姐妹都在海外为美蒋效力”。“戴着斗笠在厨房做饭”,确是抗战后期教授家庭的真实写照,而“兄弟姐妹都在海外为美蒋效力”,则完全是杜撰,捕风捉影都谈不上。

父亲直到1972年才“解放”。他写有《遭遇“革命”——我和我的家人》,网上可以看到。

那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他们的名字从报刊书籍上彻底消失,他们的著作在书店和图书馆里无踪无影,因此,一旦某人的名字出现在报端,他的家人和亲戚便高兴极了。如果某人的著作居然解禁,那就更是喜事一桩。倘若承蒙伟大领袖眷顾,问起某人或某人家属的情况,那简直就像过节了。因为如果出现上述情形,日子必定会好过一些,甚至大为改善。上一篇说到毛泽东曾跟周世钊问起杨家近况,使得杨家在反抗黑大汉凌户籍的斗争中没吃大亏。“文革”中,家里还发生过几件“高兴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些书籍解禁。解禁书目为白封皮,十六开,大约两毫米厚,其中有祖父的《词诠》。这事着实让家人兴奋了几天。

“文革”后期,章士钊衔最高当局之命,赴香港对台湾蒋氏父子实行统战,结果一病不起。因章与毛泽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早先还资助过毛三千大洋,又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所以他的追悼会规格很高,报道版面很大。那几天,我在长沙听见长辈纷纷议论,《人民日报》报道章的“生前友好”名单中赫然出现了“杨伯峻”,他们都很高兴,这说明杨伯峻已经“解放”了。


杨树达去世后,湖南省政协抄录的毛泽东发来的唁电。
四人帮倒台前后,美籍华人梁容若先生回国,许多高官接见,引起相当重视。一天,《参考消息》花了几乎整整一个版面登了梁先生的《从鲁迅先生读小说史》。他说大约在1924年时,还是北师大国文系学生的他,受系主任杨遇夫先生之托,到鲁迅先生家请他填表。先生本不愿填,但看到“杨主任”工楷代填的各项,才收下表格,并与梁先生聊天。从此,梁开始从鲁迅先生读小说史云云。这篇文章里,祖父的名字不单出现而已,还有具体情节,这在当时分外难得,亲戚们都找到这天的《参考消息》,珍藏起来,至今我父亲处还有一份。

1975年,杨宅因为葡萄藤长年累月在瓦上爬,引起漏雨。八伯那时听祖父好友、《三个火枪手》的译者李青崖先生的女儿李敏求说她父亲的房产经周恩来批示落实了政策(李先生在法国时与周熟识),就通过海军政委苏振华的女儿将一封信交到了总理那儿。总理作了批示后转交华国锋办理。很快就有人来修房:砍掉了葡萄藤,修整了屋顶,将后院铺上了水泥,并把后院的小门改成大门;安装了自来水管,从此不用再到水站挑水了。从这时起,省委统战部每月发给祖母四十元生活补助,直至她老去世。八伯弄到了一套煤气灶和煤气罐,据说全省只有四百套。祖母吃一种香港买来的胶囊补药,精神好了很多。

“文革”后期我已下放衡阳地区的衡南县,事先已经说好只要满两年,就可招工当兵或上学,大家都充满期待。一次到公社听宣读中央文件,说有几位老知青走访了陕西许多知青点,发现人去楼空,都已招工上学去了。他们觉得刘少奇“下乡镀金论”遗毒还没有肃清,就通过副总理吴桂贤的丈夫转交给中央一封信,提倡“扎根农村六十年”,得到“中央领导”的嘉许。回家路上,知青们都默不作声,心想这下完了!我那几年与李亚光合住一室,他叔叔在北京某部队,消息灵通。他告诉我江青到大寨胡说,受批评了。不过那些年“城头变幻大王旗”,大家都麻木了,也就听听罢了。不久后我在山坡上守花生,听见远处地区农科所广播传来低沉哀婉的声音,我想大概又有人作古了,便竖着耳朵细听,原来是毛主席去世了。不久后又去公社听区委宣传部长作报告,他反复说了好多次毛主席“结细以后”如何如何,大家不知所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台下一片嗡嗡声。我想了一会,作出解释:原来他将“逝世”读成了“折世”,本地方言便是“结细”。大家大为叹服,没想到后来我竟然研究起语言学来。有天回家,父亲颇兴奋地告诉我,“四人帮”倒台了!我说刘少奇、林彪接连倒台了,那又怎样?他说,那不一样!往大里说,国家可能从此走上正轨;往小里说,我的“文革”问题、右派问题可能从此能够解决。等着看吧!果然,不久,他的“文革”问题解决了,当上了地区水电局副局长;1978年底,右派问题也解决了,当上了地委农办副主任,不久,调为地委副秘书长。

可是就在1978年初,身负“历史反革命”十字架的我的二姑父周铁铮,却因半身不遂动弹不得,家中失火烧死了。一两年前,同为右派的七伯父在回农场之前,在街上遇到正在扫街的二姑父。七伯掏出仅有的十九元钱给了他,后来再从祖母处拿钱买票。更早些时,周娭毑死了,我和表哥去看过二姑父的;后来,我又替表哥送过四十元钱给他。我去时,他正往一口煮着清水的锅里下湿面团,加上几片菜叶就是一餐;眼镜腿早掉了,用麻绳代替,系在白发苍苍的头上。而早在“文革”之初,一天大姑接到大连来的电报,走到堂屋对着大家幽幽地说:“袁久坚自杀了!”大姑父袁久坚也是所谓“历史反革命”,罪名是抗战期间湖南大学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举行驱逐新来的校长同时也是化学教授李毓尧的运动时,他站在了校长一边。到了这时,在大连的表哥表姐要求组织给个说法,领导说,党委书记被揍得死去活来都没自杀,你爸爸挨了两个耳光就自杀了……

而对于我,最影响命运的,就是1977年的高考了。

我的曾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在水口山矿务局做过职员,在夫人孔氏的兄弟家设馆授课,同时培养自己的儿子。在家族中有这么个传说,曾祖父找过一位风水师看坟,这位风水师为杨家找到一块坟地后打包票说,若葬在此处,子孙必大发达。曾祖父许诺说,如果子孙发达,必酬以千金。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祖父已在北京任教授,伯祖父是省议员。这时风水师的后人找来了,伯祖父为兑现诺言,给了他们一千块大洋。又有人说,祖父在岳麓山的坟地风水极佳,可保佑后人几十年。杨树穀、杨树达兄弟的第三代,“文革”前凡是参加高考的,没有一人落第。到了197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祖父这一房,只有我一人考取湖南中医学院。伯祖父一房,据我所知,至少四人考取:杨伯峻先生第四个孩子数学一百分,入中南矿冶学院数学师资班;第五个孩子考上北大学国际政治,第六个孩子在同济大学学桥梁工程。另外一位堂姑的女儿考到河北大学学日语,后来到日本去了。我考得不甚理想,主要是因为走了一条“扬短避长”的路线——不考擅长的文科,而考相对较弱的理科。“文革”开始,我即在长沙家中读书,可谓无书不窥,自然考文科把握较大。可是,家里不大赞同报考文科。他们拿五伯父和七伯父为例来开导我:两人都打成右派,五伯是水泥专家,工资一分没减,全国到处跑,解决各水泥厂的技术难题;七伯的中国古典文学、英美文学如何了得,却被发配到大通湖农场教书。“文革”中挑砖上窑跌断了手臂,工资减了一大截,最惨时,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还患上血吸虫病……后来,我的数学分数在誊抄时又被少算了二十分,虽然总分超过重点线几十分,却被分入中医学院学了五年医,又干了一年多临床,在省委党校当了四年文史编辑,才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总算转了一大圈又回来了。

到1979年放寒假,刚好读了一年。我已买好去衡阳的车票,行前去看祖母。时值隆冬,又是阴天,朝前院的窗子敞开着,炭盆里只剩下一点火星,我冷得瑟瑟发抖,把手伸向炭盆。祖母问:“你冷吗?”我反问:“您不冷吗?”“不冷!”一丝不祥之感掠过我心头:“难道这就是所谓‘虚阳外越’吗?这对高龄老人可不是好征兆啊!”马上我又安慰自己,前不久我的同学,出生中医世家的黄一九还说她老脉象平和呢!何况我才刚刚学医,也不太自信,但心中总想着这件事。刚过完年,在衡阳的我听见门外邮递员大叫:“杨德嘉接电报!”心里大叫不好!一会,看见母亲哭着进来了。当时就去买火车票,我和爸爸赶往长沙,只见祖母躺在她房间的担架上,面容安详,仿佛睡着了一般。这天早晨,住在隔壁的大姑听见祖母房中一响,好像重物倒地的声音,敲门不开,搬个椅子到前院垫脚,从窗户看见祖母倒在地上,手里拿着一块蛋糕……当晚,父亲决定和我就睡在祖母床上,大家都来劝止。父亲说:“她是我妈妈,难道会害我吗?”两人遂安然入睡。第二天办丧事,常胖子自告奋勇来帮忙。办豆腐席那天,他在后院架起一口大锅,炒起菜来。到底是给周总理做菜的大厨,自然不同凡响,真个是色香味俱全。这时,有一清癯瘦小的老者提着两包点心来给祖母拜年,大姑介绍说,他叫范自学,住麻园岭,是祖父的私淑生。祖父在世时,他曾来请教过几次的,以后年年都来给祖母拜年。饭前在堂屋开追悼会,何申甫(泽翰)先生宣读了自己撰写的悼词,祖父在长沙的学生到场的,还有易祖洛、易仁荄、廖海廷等。这时正值右派改正,牛鬼蛇神纷纷出笼。那天来参加追悼会的有沈立人、彭艳姣等。沈是抗战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某抗敌演出队的队长。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就是以这些演出队员为题材的。至于彭,我开始以为是位女士。彭写的悼文挂在堂屋,写得像散文诗一样。第一句是“杨师母,你是中国妇女的楷模”,署名“彭艳姣”。大姑告诉我,在街道工厂做事的彭是抗战时成名的诗人,后任湖南大学、湖南师院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成为“胡风分子”。他本姓陈,笔名“彭燕郊”。彭五十年代与祖父时相过从。我在网上看到,彭曾对人谈及祖父在1955年6月20日与毛泽东、程潜、周世钊等人同游岳麓山时,毛讲到反胡风问题。我所听到的,与彭所说小有不同。毛说:“最近出了个胡风集团。”杨问:“他们做了些什么?”毛答:“反对我。”杨问:“他们有多少人呢?”毛答:“几百人。”杨问:“您准备如何处理他们呢?”毛未作声,右手掌心朝上从右往左一挥。这事是我大姑杨德娴和祖父的学生廖海廷曾在不同时间、地点告诉我,他们说得可是一模一样。



1953年5月31日杨树达与家人摄于岳麓山
(四)

二姑父死于1978年初,没等到平反昭雪;祖母死于1979年初,那时五伯、七伯和我父亲等都已“改正”,总算没有抱憾而去。那几年还是有些好事的。如七伯改正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室工作,他编辑的第一部书是王金陵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炮走红;紧接着自己译的《拜伦抒情诗70首》也出版了,共印了几十万册。卞之琳先生撰文说该书和查良铮某译作的出版,标志着“译诗艺术的成年”。后来又以《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荣膺首届鲁迅文学奖彩虹奖第一名。论者称誉他和傅雷的译作都达到了“化境”。

约在1983年,西区房地局的一个亲戚告诉表哥杨立,最近国家下发了一个文件,要落实政协委员房产政策;而祖父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特别邀请人士),当时的政协主席是周恩来。表哥和我商量后认为,为了趁热打铁,不必请示长辈,我俩这就干起来。于是我起草了一个报告,陈述杨宅以大换小的经过,要求落实政策。表哥将报告交了上去,大半年后,补了两万多元钱。八房均分,我父亲用这笔款子买了一台冰箱。事后得知,政协主席邓颖超在报告上作了详细批示,大意谓,我没见过杨树达,但听恩来说起过他;报告所言如果属实,应尽快予以落实政策。因此,当时湖南是将杨宅列为应予落实在湘全国政协委员政策名录第一位的,位于名录第二位的是张孝骞(医学泰斗)宅。结果张宅退还给了张家,杨宅只是补了钱,那是因为安庄这时已被拆除了。

1984年,我和表哥杨立将祖母的骨灰埋葬在祖父墓侧,湖南师大请人在祖父墓碑“杨树达教授之墓”旁刻下“夫人张家祓一九八四年附葬”,二十八年之后,老两口在惯居的岳麓山来了个“小团圆”。

我爱人小荣的养父在不懈努力十几年后,终于给她弄到了一个入沪指标,1984年初,小荣进了沪上某船舶设计院。我因思念她,又怕从此失去她,一闲下来就心烦意乱,只好不断奔波,以求度人度己。一来二去,我因给人跑“落实政策”而小有名气,除了上面这件事外,办成的还有我姑妈入省文史馆的事、周曼如入文史馆的事,还帮助台湾师大杜松柏教授找到了他战友邓笃光失散多年的弟妹;以至于鲁实先夫人写了个《授权书》给我,让我给她办一些有关鲁先生台湾版权的事,那却是我鞭长莫及的。

为跑大姑进文史馆的事,我去找了堂兄逢甲的岳父文于一先生。因为他是省参事室副主任,而参事室和文史馆一道办公,一定可以给我提供主意。果不其然,他建议让大姑先写一个报告,提出理由,然后将此报告交给省政协主席程星龄先生,他也会相机跟程老说说。按照文老提供的地址,我到了教育东街程老家,跟他说明来意。程老接下报告,淡淡地说,我去试试,但不敢保证办得成。

在此之前,祖父的学生,社科院语言所的王显先生回湘看到大姑生活无着,又听说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黄甘英是大姑三十年代在北平念小学时的同学和好友,回京便给黄大姐写信;经黄斡旋,祖母去世后停发的每月四十元仍由省委统战部按月发给大姑。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十元只能勉强够用,一旦生病,就不敷支度了。一天,大姑到统战部领钱,出纳对她说,下个月,您就不用来领钱了。大姑听了不禁一怔。忙找领导去问,才知道自己成了文史馆员。

事后,我们并没有对黄甘英、文于一、程星龄诸位表达任何形式的感谢,现在说声“谢谢”显然太迟了!王显先生和他大学同学任建纯结为伉俪,是祖父介绍的;任早逝,王先生将她的大照片挂在床头(我亲眼所见),独自拉扯两个女儿成人,依然孑然一身,后来竟因一场感冒去世。

文于一先生1937年任胡宗南第一师上校团长,淞沪抗战时左腿受伤,人称“文跛子”,所以一直以自行车代步,直到八十岁。1947年,刘勘率整编二十九军进攻延安时,文任参谋长。文对我说,刘勘被打死时,他正有事外出,否则可能也死了。文曾告诉周世钊,说他得到情报,带着好些人在一个地方搜索毛泽东,结果一无所获。周到北京问毛,毛说我们一百来人就躲在那里,他们走路声说话声都听得到。“硬是一堆猪!”周回长沙便将毛所说告诉了文,却没说毛骂了他。这些话是周的女儿传出来的,周的女儿女婿及女婿的弟弟弟媳都是我父母的同事兼难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经常对人说,胡宗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否则中国历史将要改写。文说陕甘宁边区有个突出部,他建议先解决这一突出部,胡却没有采纳。1948年底,文因父病返湘,不久出任陈明仁第一兵团参谋长。1949年6月,白崇禧令陈明仁将参加“湖南军人民主促进社”的宪兵十团团长姜和瀛等七人逮捕法办,陈明仁交文执行。文恳请陈向白为姜等缓颊,白遂将手令收回,后姜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成为省参事室参事。姜的儿子是我儿子的姨父,故我有所耳闻。

刘勘的弟弟是少将,去了台湾。他女儿老挨整,便说,要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去台湾呢!这就成了反革命。她丈夫和她本人都是我七伯和父母的朋友。前些年,她是湖南省舞协副主席。

程星龄先生是程潜的族弟,也是毛泽东第一师范晚两届的同学。他1957年也未能幸免,曾想把女儿介绍给七伯父,心想我俩都是右派,谁也别嫌弃谁。可七伯父并不这样想。后来程的女儿也进了文史馆,与大姑同事。

“文革”之前,杨家在办理学宫街杨宅产权时,将地契遗忘在房产局。约在1991年,长沙市北区国土局将它弄到手,宣称杨家已将产权出让,办好了将杨家地产划归该单位名下以建造宿舍楼的手续。1992年初,有一帮人突然排闼而入,强行入院内打桩,杨家人才恍然大悟。后来,房子被拆掉。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我以“豳风”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投稿台北《湖南文献》,于1994年1月刊出,标题为“杨遇夫教授私宅被长沙市北区国土局强拆之经过”。该刊“按语”写道:“本文投稿人‘豳风’是笔名,稿从武汉寄来,另有真实姓名,向本社负责”:

从此,杨家人宁静的生活被打碎了。一方面,北区国土局委托北区城建综合开发公司的人轮流上门催逼,搅得杨德娴、何月英两位年过七旬的独居老人寝食不安,血压上升,心悸怔忡,夜晚时常被噩梦惊醒;一方面,开发公司的人又不断飞赴上海、北京、沈阳等地,向遇夫先生的其他子、媳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所幸大家能互通声气,这一手段终未得逞……

如果此次是国家大规模建设或成片开发,杨家自能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利益;退一步说,如果国土局与开发公司能就近安排面积与卫生条件相当的住房,杨家亦能忍痛搬出;因为四户当中,有两户是行动十分不便的独居老人(杨德娴七十有二,子女远在大连;何月英七十有八,丈夫儿子均过世),而积微居距市立一医院、省中医院、菜市场、百货公司都十分便捷。但是,国土局却要把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安排到北郊远离医院、市场,垃圾成堆,污水横流,蚊蝇成群的陈家湖,这无异于置老人们于死地。又,遇夫先生的外孙杨立夫妇上班远在南区金盆岭和冬瓜山,迁往北郊,上班将十分不便。基于这些原因,杨家拒绝搬迁,理所当然。

北区国土局原位于北郊竹山园,只有六七个年轻人;而北郊尚有大片空地尚未开发,自可大兴土木。而此数人为了进城纳福,竟不惜将七旬老人逼往黄泉,心肠何其刻毒!

1992年8月20日,北区国土局的上级单位长沙市国土局发表了所谓《裁决书》,限令杨家四户迁往北郊陈家湖,但只安排2室1厅、1室1厅各一,此外尚需“找补”北区国土局18300余元人民币。如杨家不愿缴纳此款,则将杨宅积微居作价23500余元收购。《裁决书》谓“如你们对此裁决不服,可在接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搬迁也不起诉者,将由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裁决书》下达后,由于市委书记夏赞忠批示“妥善解决”四字,国土局暂未敢有所行动。1993年初,夏调往北京任新华社副社长,国土局又开始催逼。3月1日,北区法院在积微居门首贴出了限令3天内搬出,否则强行拆除的布告,两位独居老人一筹莫展,茶饭不思,血压上升,心脏病发作。在此情势下,杨家不得不忍辱含垢,与国土局订立城下之盟。数日之后,为海内外学人所景仰的积微居——即使在“文革”浩劫中,周恩来还曾指令华国锋拨专款予以修缮的一所建筑——訇然倒下,片瓦不存。

读者不难看出,文中所言“积微居”不是事实;将杨宅称为“积微居”,是想扩大关注度。除此之外,全是实录。我父亲能找到夏书记作批示,是因为他担任过几年省出版局副局长,而夏在任长沙市委书记前任省委宣传部长,是父亲的老上级。父亲将报告交给夏书记,夏在天头批了“妥善解决”,告诉父亲持此报告去找长沙负责城建的高官罗高俅。高俅一见到报告,就屁眼里起漩涡子风,朽里朽气地说:“你们这些人就会无理取闹!”父亲愤不能忍,跟高俅吵了起来。最后还是由于夏的过问,国土局在拆房后将条件放宽,给了杨家十来万元,一套两室一厅(陈家湖);并许诺国土局大楼盖好后,安排两位七旬老人住进去养老,但无产权。大楼建设期间,我大姑杨德娴被子女接到大连,何月英老人则被安置到上大垅一间逼仄潮湿无厨厕的小房,生活就医极为不便,1994年12月31日去世。

我的文章1994年初刊出,同年被《新华社内参》转载,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作了重要批示。北区国土局局长被召去谈话,回来后长吁短叹,惶惶不可终日。1995年,大楼落成。每层两户,各两室一厅;只有第二层为一户三室一厅,一户一室一厅,这样大姑便和国土局局长成了邻居。国土局郑重承诺,虽然杨家无产权,大姑可以终身住在这里。局长对我大姑亲切地说:“有什么困难只管跟我说,千万别再写什么了!”大姑并不知道我写文章的事,茫然地说:“我并没有写什么呀!”不久,局长忧虑过度,得了肝癌,搬进新居刚半年就见马克思去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新华社内参》转载的事,我表哥是后来听他集邮的朋友,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孙炜剑说的。我们是直到最近才知道。

我在文章中说:“国土局以区区两万余元强行收购积微居,是否真的筑办公楼与宿舍,抑或另有图谋,欲高价卖出,牟取暴利?”这话不幸也言中了。1999年,北区国土局又在某处盖了新楼,便将旧楼卖给一个体老板。直到国土局搬家,杨家都浑然不知。国土局返还一点钱给老板,算是大姑住在那里的租金。该老板于是上门评估大姑的健康状况,见面后大呼上当,说这老太太一下还不会死,收这点钱算是倒了血霉!大姑听了这话,当即表示不食嗟来之食,要求国土局另外给她找个地儿。年末,住在某老人院一间朝北终年不见阳光无厨厕单间的大姑因感冒并发肺炎;2000年1月1日凌晨1点,在医院去世,总算跨世纪了。

为杨家最后这点产业,当时惊动了李锐、楚图南(祖父的外甥女婿)、费孝通(祖父的清华同事)等,终归没有保住。2001年初,八伯去世。随着杨宅的消失,和长期住在这里的最后一位长辈的去世,我这篇小文也该收笔了。


——转自《东方早报》



《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