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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狗”百年:怀念我的父亲


作者:颜超




「龙,虎,狗」一节,也是现代神话;颜君的英语很好,万君(指曹禹)别擅才华,当时尚未露头脚呢。——钱钟书

我的父亲颜毓蘅是一位读书人。他3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回国后一直追求施展才能报国的机会。1948年他到天津南开大学任外文系教授。转年天津战事结束,他以为从此能够静下心来从事心爱的事业。然而好景不长,在1951年开始的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经过长时间的“反省”,转年他的“检查”还是没能通过。尽管他倾注全力于工作不求回报,1955年却仍未躲过厄运。从未曾参加任何党派的他被定为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使他的一切梦想被重拳击碎。当时,我正在东北读大学。他是怎样倒下去的,我不知道。只能从他的同事巫教授的回忆中看到那令我心寒战栗的一刻。

巫宁坤教授早年留学美国。1951年,这位青年学者怀着对祖国的挚爱归来。他写道: “1955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但并未上课,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谁料到我竟中了头彩,当上了头号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和外文系三名同事在文学院的教师大会上被揪了出来。积极份子一个接一个发言,声势汹汹,如临大敌。开学三周以後才上课。但是,英语专业却停办了,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 。” 1)

图书馆前的水塘是南开大学校园中的马蹄湖。这个黑绿的水塘以荷花月色而闻名。

这位资深教授就是我的父亲颜毓蘅。当时,他年仅45岁。

南大负责人在事后的一封给家属的公函中写道:“在此次肃反运动前和运动中,我们陆续收到对他的检举材料,学校决定进行审查,以便把问题弄清楚。审查方式是三人谈话,并未在小组会上提名斗争。谈话共进行五次,时间最长的为二时半,短的不过四十余分钟,谈话态度系很温和,…”。

“温和”,但是不能接受。父亲以“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进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届处不淫,其饭食不褥,其过失可微词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2),用生命做出回答。

父亲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学位。在二战前,父亲有一位长他六岁的诤友,是英国知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收藏家爱克顿爵士(Acton)3)。他于1932年至二战前在北大教授英国文学。在父亲的相册中,有一张爱克顿年青时的大像片,背面题词:“You are my very mirror(你简直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在父亲的藏书中,还有爱克顿亲笔题赠的他1930年代初发表的名著《最后的美狄契王朝》(The Last Medici)。的确,父亲不仅醉心于文学,也和他同时代的学人一样,对历史,哲学,政治学等有着广泛和深入的涉猎。除精通英语外,父亲还掌握日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他不断地涉猎群书,作了大量读书笔记。这些笔记所用的语种,大部分和原语种一致,有大量英语的,也有用希腊语和意大利语书写的。父亲一生的研究心血,几乎都在这些笔记之中。

父亲还喜欢收藏珍本、古本书籍。在旧书摊、旧书店里探宝是他十分喜爱的休息方式。父亲的藏书中,有许多国外出版的文学,语言,政治,哲学和历史名著的珍本。他曾用几年时间在不同城市搜集到全套十几册的古版牛津大词典。他也珍藏过莎士比亚逝世后不久出版的珍本莎翁全集。父亲以作学问为人生最愉快事。每有心得,欢快雀跃如稚童。

1951年大学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他回到家里常常苦恼的讲起积极分子对他严厉的揭发批判。在父亲的心目中,共产党有极其崇高的威信。他诚挚地希望能够改造好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事与愿违,在他去世后的“组织结论”中说:“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虽交待了一部分问题,但不彻底,未被通过。”他多年的老朋友李霁野先生,虽然1949年才从台湾归来,却没有受到审查。不久成为南开大学“中国共产主义者同情组”组员并接着入了党,兼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李先生在会上曾批判父亲是“带病菌的老鼠”。这“病菌”大抵是由于父亲深陷西方文学中毒太深而来。父亲成了老鼠,要改造这种讨厌动物的本性该有多难!十几年后在文革当中,李先生自己却真正被放进了红卫兵的牛棚,体验到被当成有害动物的个中滋味。兴许他在牛棚中有了新的感悟,后来才对当年得意时对老朋友的践踏私下表示歉意。

1953年父亲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稿约,开始主译马克吐温名著《镀金时代》。此后,出版社的稿约接踵而来。他开始进入黄金创作时期。他也开始制定将过去的研究心得整理出书的计划。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多以后一场运动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父亲锺爱孩子。父母加上七个孩子组成了一个热闹和谐的大家庭。另一方面,抚养这麽多孩子成了父母的一个很重的经济负担。在当时南开大学的教授圈子里,我们家的经济窘迫是尽人皆知的。而我们家小孩在学校个个品学兼优却也是有口皆碑的。两个姐姐以同等学历考进大学并多次获奖。两个妹妹在南开女中多次获得优等生的奖励,等等。这些成绩和父亲的教育子女有方是分不开的。父亲为每个孩子创造了尽可能自由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一有时间就坐下来给我们讲故事。故事的延伸,往往是一部部的文学名著的书名和作家的生平。对于较深奥难懂的经典著作,他也尽力寻找适合儿童或青少年阅读的版本。这样就养成了我们自幼爱看书的习惯。我们每到学期末都要拿回分数单给父亲过目。对于好的成绩,父亲总是郑重地加以鼓励,希望今后保持。而对于不好的成绩,父亲从不加以指责。总是勉励孩子今后自己努力赶上去。

父亲常说,“穷教授”只是挣钱少,乐趣可不少。最大的乐趣就是为年轻人工作。和年轻人一起,自己也会感觉到青春活力,不断鞭策进取。父亲备课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不但对于同学提出的问题认真对待,有问必答;对于来家访问的同学也从来都是放下手头工作,立即接待解疑。有一位新同学来家向父亲抱怨说,图书馆找不到适合初学者的课外读物。父亲叫我拿出自己的几本英文书给这位同学挑选。那同学挑了一本“伊索寓言”和一本“英国的故事”借去。都是我非常珍惜的带插图的精装书籍。后来我想把书要回来,父亲却说,学生经济不宽裕,他也没地方买这种书。人家的学习是为了将来找工作谋生,比你看看课外书重要。这书还不还由他去吧。

他爱生如子,细心关怀着每位学生的成长。他的一位如今已经年过七旬的学生李湖帆先生回忆道4):“一九五一年,刚到外文系学习时,自己的英语基础知识,说老实话,是一穷二白的;…差距之大真有天壤之别!我心急如焚,后悔不该报考外文系。...正当山穷水尽疑无路,处于转系改学别的专业与准备打退堂鼓的关键时刻,我壮着胆,求助于颜先生。没成想,颜先生却欣然伸出热情真挚的手,为我指点迷津、排忧解难。他鼓励我,为我树立信心,...。颜先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终生感谢颜先生! 颜先生是我的恩师。师恩将永远铭刻于我的心中! 我永远怀念颜先生!”

父亲生前曾多次告诫我要向他的学生于业海学习。于业海出身贫寒,精于学业,待人谦虚诚恳,尊师助友。因为学习刻苦,他在学生时期已经遍读许多原文经典著作,在口语方面,也有长足进步。于业海来家请教,好几次父亲都把我叫来旁听。讲过问题之后,父亲常会和他展开热烈讨论,师生亲密无间,我听的非常入神。到了盛夏,许多南大师生在六里台校园和平湖中划船游泳。于业海也是其中一位活跃的体育健将。大学毕业后,因为出身,业务双好,于业海曾被选拔作为毛泽东随员访问苏联。1955年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亲自去天津郊区北仓的荒野去寻找父亲的坟冢,并多次来家慰问母亲。这在当时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这种情操和勇气,使我终生感佩。前几年姐姐曾托人在北京全国总工会查寻,被告知于业海先生已经去世。

父亲出生在封建官僚的大家庭里,有同母所生弟妹二人。姑姑颜一烟(原名颜毓芳)自幼反抗封建家庭对女孩子的歧视,自己奋斗到日本留学。在姑姑的娘家人里,父亲是与她关系最近的亲人。姑姑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奔赴延安。父母亲没有二话地解囊助行。1950年代初,姑姑穿着一身戎装,带着警卫员从东北解放区凯旋归来到我们家小住。父亲对姑姑悉心照顾,每天早早起床亲自到外面去给姑姑买早点。我到北京工作后,周末常去北京师范大学姑姑家,对姑姑和她的一家才熟悉起来。姑父在北京师大执教,姑姑就近在北影演员剧团上班。姑父高羽早年参加革命。因为有过一段被捕入狱的历史,延安整风时受到审查,党籍一直没有得到恢复。所以进城之后,也没能从政。据姑父说,姑姑在延安整风时也曾遭到长时间的审查和监禁。我想也许这段经历给姑姑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思维和心灵创伤。她思想十分激进,在每次运动及至文革期间她都站在“革命左派”的最前沿,而在家庭生活中却心地狭窄,亏待姑父因参加革命而失散的前妻的女儿。

姑姑1980年代初回顾自己奋斗一生创作了一本充满革命批判激情的自传体小说“盐丁儿” 5)。兴许为了强化“阶级教育”的作用,在书后面的“代跋”文字中竟然逾越创作小说的常规,宣称那书中反面角色就是父亲。进而由兄妹不同生活道路的对比提供警示: "一个是贵族家庭的宠儿,…,一个是家庭的弃儿…,是共产党把她从九死一生中挽救出来,…,只这样简单对比,就有力说明了一个问题,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在美国看到过一份家谱。因为是用满文书写的,一点也不懂。而姑姑的这本“阶级教育读物”问世后,为了介绍作者,报载资料留下了有关我的家庭身世的文字记录。父亲的“先祖为满洲正黄旗。属于雅兰西楞地方的颜扎氏。高曾祖舒明泰与道光年间帮助过林则徐的陕甘总督布彦泰都是僧格之孙。他家世袭骑都尉。”他的父亲“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民国初年在国政商榷会工作。尔后在东北兴业银行任理事,在中东铁路担任襄理等职。日本投降后闲居。大陆解放前寄居台湾。”父亲的生母陆海笙是他“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外祖父陆钟琦,浙江肖山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宣统元年任江苏布政史,宣统三年升任山西巡抚。到任不到一个月辛亥革命爆发,…,陆钟琦及妻唐氏被杀。”

我的祖母陆海笙去世后,祖父再婚。文载,父亲的继母“是爱心觉罗氏。系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奇格的后裔。为曹雪芹好友敦敏玄孙吉堪之女,姓金名熙,字少宁,相当于毓字辈”。这位继母生有一男二女。为了确立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也为了使自己的亲生子女受到更多的照顾,继母处处刁难父亲兄妹。但父亲对待同父异母的弟妹一视同仁,爱护有加。丝毫没有因为受到继母的薄待而将委屈转嫁于他们。父亲去世20多年后,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刚刚开放,旅居美国的继母所生的两位姑姑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打听到我们的下落。联系上之后,她们首先表达的是对父亲手足之情的思念,并代已过世的她们的生母向我们后人致歉。

父亲小时最亲近的还有一对表兄妹。表妹叫陆士嘉(原名陆秀珍)是知名流体力学专家。表哥陆体乾深谙国学,从小带着父亲背诵古文,讲故事。陆大爷和陆大妈有一段传奇历史。当年陆氏夫妇生有三子。两个儿子在中学就参加抗日斗争,并加入了共产党。他们早在40年代就先后失踪,大概已被敌人杀害。二老沿儿子的足迹投身于革命。根据地下党指示,陆大爷放弃了心爱的国学研究,在旧政府里作幕僚掩护革命同志。他们家也成了地下联络站。老两口特别是陆大妈为革命同志放哨送信,吃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危险。1949年建政以后,当年的地下党同志都在北京或中央身居高位。陆氏夫妇却拒绝了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特殊照顾和经济补贴。陆大爷年事已高,不适合正式工作。最后安排老夫妇俩看管街道的少年辅导站,以此微薄收入为生。

自从我1960年代初毕业分配到北京,母亲就多次催促我去拜望陆体乾夫妇。母亲说,他们夫妇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小人,我不必担心因为自己出身卑微而遭到他们的冷遇。于是我来到东单北大街后身洋溢胡同33号陆大爷的住处。二老见我,格外高兴。他们关心地详细询问家母以及姊妹的情况所表达的亲情,是我很久没体验到的。陆大爷提起父亲的往事恍如昨日。我说,听说运动中并没有把父亲揪出来公开批斗。是一位助教在食堂里当众指斥父亲要老实交待问题。而这位先生是过去父亲曾经帮助过的学生地下党员,对父亲是很大的刺激。他感叹说,“你父亲受的是旧教育。只懂得仁义道德,知恩图报;不懂得阶级斗争,大义灭亲。你父亲学业有成,像他这样不懂政治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却和反革命沾上边,实在难以理解。也好,不然就算过了55年的一关,57年反右的一关也未必过得去”。

听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最谈得来和联系最多的老同学和同事有万家宝(曹禺),徐祖正 (语言学家,北大),王宪均 (逻辑学家,北大),王竹溪(数学家,清华)和许宝騄 (数学家,北大)。1960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北大,与这几位先生住处近在咫尺。母亲曾嘱咐我前去拜访。我想到父亲戴罪的名声,没敢贸然拜访给这几位老先生再添尴尬。等到形势允许,却因他们年事太高或已经过世而不可能再去见面。我记事之后,印象最深和交往最多的几位父亲的知交有他中学时代亲密无间的同学俞启威(黄敬),留英同学挚友万异(音)(曾任中长铁路理事长,50年代因历史反革命罪送茶淀长期劳改,80年代释放后,逝世前被告知拟选其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南开大学的同事,诤友王逊(哲学家,中国美术史教育奠基人,反右,文革中受迫害,终年54岁)。

1985 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黄克先生的大作“龙的飞舞” 6) 。黄克先生自称五十年代曾在天津南开大学求学。这篇文章是借清华大学学生“三杰”的传说倾述他对钱锺书的一片“仰慕之情”,发出了读罢钱著,有神龙飞舞略现鳞爪之赞叹。这“三杰”是193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求学,同为1910庚戎年出生并属狗的钱锺书,颜毓蘅和万家宝(曹禹)。据说,当时这三人在清华曾经被比拟为北洋军阀中的“龙虎狗三杰”。黄文中写道: "外文系颜毓蘅教授不幸逝世,南开园里痛失人才。有云颜教授就读清华大学时乃同窗三杰中被戏称狗者。一时遂有狗尚如此,何况龙虎之雅谑”。此文发表后,有舒展先生的“钱锺书谢绝龙喻” 和“钱钟书怎样对待「钱钟书神话」”分别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7)和北京日报8),内云: “钱先生见了此文后,给我寄示一函曰‘有关我的那一篇,使我面红耳赤;尽管我知道作者一片热心,但吹捧气氛笼罩该版,我终觉惭惶。「龙,虎,狗」一节,也是现代神话;颜君的英语很好,万君(指曹禹)别擅才华,当时尚未露头脚呢。此事无须考订确凿,告你供一笑’”。

听母亲说,当年父亲也是清华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并和钱锺书一起考取了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資格。在清华同班同学中,父亲和万家宝(曹禺)最要好。这也许因为他们同是封建官僚家庭出身,同在南开中学上学,又同在北方长大的缘故。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们家搬到南开大学校园西柏树村16号的一座小红砖别墅。一天早上,曹禺专程从北京来天津家里看望父亲。那时父亲正处在思想改造运动的重压下。这次来访使他分外高兴。从客厅里不时传来两人畅快的笑声。长谈之后,父亲又陪曹禺看望住在隔壁的他们的中学校友杨善荃教授。父亲去世后,母亲先后两次听说,曹禺借来天津学校的机会曾经询问,希望来家看望,均遭接待人员推辞拒绝。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和父亲其他好友一样的一位非常朴实和善良的长者。后来等我长大在北京工作,念及小时相见的情形,很想前去探望。但那时曹禺名声显赫,听说要经秘书方可约见。我恐怕被误认有高攀之嫌,终于没敢求见。我看有关曹禺生平的许多记述文字,从来没见提到父亲。我能理解他不对别人提起有过这样一位不光彩老同学的理由。大抵他和陆姑姑这些党内知识名人一样,为了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经历着精神世界和价值观“脱胎换骨”的痛苦转变。

父亲去世后,他的痕迹也随之在一切地方被清洗。他生前领衔翻译的马克?吐温名著“镀金时代”在他去世后分别于1962年和1979年在上海再版。唯一改动的地方是去掉了父亲的名字,取而代之领衔署名并侵吞全部主译稿费的是过去经常向父亲谦虚求教自称晚学的年轻同事,后来晋级教授并当选为1959年天津市劳模并在南开大学被誉为‘南开楷模’的‘著名翻译家’的李宜燮先生。父亲去世时,除两个姐姐刚参加工作,我刚刚考进大学外;留下了母亲带着四个未成年而无助的妹妹。除了经济拮据,更为艰难的是接二连三的对每个孩子的政治株连。嗣后,为了清算父亲“畏罪自杀”的弥天大罪,在十一年后的文革初期,在南大附中上学的小妹妹作为反动臭老九子女被班上的红卫兵批斗。会后红卫兵小将又来家扫荡。他们将母亲为父亲精心保存的一大箱遗稿,笔记,信件,清华大学以及国外留学的毕业证书,学位文件等在校园里堆成一座小山,放了一把大火完全烧光。父亲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去程乘船直接到达英伦。回程经欧洲大陆德,法等国和苏联回国。带回枕头大小的厚厚两本相册。每本相册里都有成百张的黑白照片。一本相册收集家庭以及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时的照片,另一本收集父亲旅欧各国采集的照片和明信片。这两大本相册也在那次革命行动中化为灰烬。

据南开大学负责人说,父亲死后被埋在天津郊外的北仓。母亲以及他从前的学生于业海按他们所给出的地点去寻找过。那里是一片荒野,从来没能找到坟冢的踪迹。

在父亲去世后,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汪金鼎先生出示的上级党组织给父亲做的“结论”中就指控他“有反动言论, 如:以拉丝吉9)学说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反革命罪状(1979年的“结论”已改为:“在文化革命前后,我校所写证明材料中,有关颜毓蘅问题的提法与上述结论不符者,应予更正,并消除影响。”)。50多年后我读到一段文字,对照这段结论,不禁感慨系之:“何清涟先生的一段言说可以为许多无力兼济天下者悬之座右:任何学者都没办法超越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限制,这实在需要生存智慧与技巧,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一点却是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即与政治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某些人对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的理解很奇怪,总以为在支持还是反对两者之间,非此即彼。他们没有想到还有一种‘费边社精神’,即不合作,不激烈对抗,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政府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责任。要容忍文化的多样性,也要容忍学者治学方式的多元性。我们仍然缺乏这种精神。” 10)

父亲年轻时所处的知识氛围和精神气候和今日国内大学多麽的不同:“那时清华的周末,在全体师生参加的“同乐会”上,王国维一字不漏地背诵《两京赋》,梁任公整段整段地背诵《桃花扇》,赵元任用各地方言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到西安、到成都、到重庆、到昆明、到广州、最后到上海,每到一地均说当地方言,无不惟妙惟肖、令人击掌叫绝),学生们或用英语表演《王宝钗》(薛平贵、王三姐都以英语道白、对唱),或身着纸条做的“草裙”,围着篝火大跳火鲁奴奴土著舞......想一想,当时的清华有着何等的生气!因为有如此博学的大师耳提面命,有如此活跃的文艺同侪熏染,清华后来又相继出现钱钟书、万家宝、颜毓蘅这样的“三杰”组合,钱钟书、夏鼐、吴晗这样的“人文学院三才子”,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这样的“清华园四剑客”......等等众多人文豪俊。” 11)

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父亲留给我的仅仅是一些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逸闻趣事。我能从中汲取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他们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朋友之间不掺杂世俗利害的真诚关系。如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作古。他们发自生命的创作和自由思考纵然随之广陵散绝,他们留给我们后人的精神遗产和人生教训却永存于世。

深夜,皎洁的月光洒满了窗外南开大学西村沉寂的柏树林。我好象听到父亲在吟咏“死亡的胜利” 12)告诫我说:

No longer mourn for me when I am dead, 我死去的时候别再为我悲哀,
Then you shall hear the surly sullen bell 当你听见那沉重凄惨的葬钟
Give warning to the world that I am fled 普告给全世界说我已经离开
From this vile world, with vilest worms to dwell: 这龌龊世界去伴最龌龊的虫:
…… ……

When I (perhaps) compounded am with clay, 那时候或许我已经化作泥土,
Do not so much as my poor name rehearse; 连我这可怜的名字也别提起;
But let your love even with my life decay. 但愿你的爱与我的生命同腐。
Lest the wise world should look into your moan, 免得这聪明世界猜透你的心,
And mock you with me after I am gone. 在我死去后把你也当作笑柄。


附注:

1)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巫宁坤 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四月号
2)《礼记·儒行》,译文为:“ 儒者可以亲近而不可威胁,可以接近而不可逼迫,可以杀害而不可侮辱。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奢侈,饮食不丰美。对他们的过失可以委婉地批评,却不可当面指责。他们的刚毅就是如此。”
3)爱克顿爵士全名Sir Harold Mario Mitchell Acton, 生于1904年。1994年病世于坐落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15世纪建成的拉芘特腊别墅(Villa La Pietra)。
4)忆恩师颜毓蘅先生 外文系55届 李湖帆 2004年南开校友通讯,及http://ks.cn.yahoo.com
5)盐丁儿,颜一烟,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4月
6)龙的飞舞 黄克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9日
7)「落索身名免谤增」--钱锺书谢绝龙喻 舒展 人民日报1986 3月27日 8)钱钟书怎样对待“钱钟书神话”舒展 北京日报 2002年6月3日
9)拉丝吉,通译拉斯基, Harold Laski (1893-1950),英国20世纪知名思想家,政治理论家。自1926年直至逝世任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简称LSE) 教授 。著作有“政治语法论”,“现代国家中的自由”,“卡尔 马克思”等。拉斯基也是英国“第二代”费边社的活跃思想家。费边社是二十世纪初英国的一个工人社会主义派别。其传统重在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费边主义者排斥马克思阶级斗争及激烈革命的观点,主张研究社会实况,以民主渐进温和的手段,透过选举投票来解决问题。在上述过程中,费边社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团体的独立身份,没有沦为帮闲文人,也没有成为幕僚。有资料说,“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王造时、吴恩裕、徐志摩、金岳霖、张君励、张奚若、陈源、萧乾、龚祥瑞......他们都曾经在LSE求学。1920至1940年代,拉斯基的说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学说。这些LSE的弟子们回到中国后或组党或办报,力求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费边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在1957年,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悉数被打倒。LSE连同费边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几近消失。”
10)余杰的疏误 李江峰 《书屋》2000年第9期
11)清华人文欲卷土重来 杨生恒 木子书屋 大学广角
12)The Triumph of Death,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71首。


摘自《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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