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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星的“文革”编年史



作者:潘葱霞、谢海涛


  “如果做一部个人生活的编年史,我会选择‘文革’十年。我常常想:如果不是这样畸形的十年,我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这十年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完成了青春期,这期间我写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没想到,这封情书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

  历史真的被遗忘得很快,
  这个社会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只用了几十年,
  就把人从以前的“革命者”
  变成了“消费者”。

  1972年,一个16岁的北京少年,第一次写了情书,给一个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女孩。

  情书的字里行间里,没有多少卿卿我我,更多的是这个饱受精神煎熬的少年对眼前现实的怀疑和追诘。

  这封情书让同样单纯的女孩陷入了迷茫和恐惧,最后,她决定把它交给自己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接下来的结果便是,少年被公安局抓走关了起来。

  30多年后,女孩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一同回忆曾经的“文革”编年史。

  2008年2月19日晚7点,上海。曾经的青涩少年此时正坐在一间小型放片室里,黑暗的周围是一张张平静的脸:大学教授、电影工作者、记者、大学生。56人的房间座无虚席。

  在公众的视野里,这个已经52岁、叫徐星的作家,是一个温和的愤青。1985年,曾是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勤杂工的徐星,其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这一次,作家徐星被关注的是拍了一部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在中国内地,“文革”依旧是历史的禁区。大众传媒、大中小学教材,鲜见其踪影。上世纪80年代,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至今未获官方回应。由于题材的敏感性,《我的文革编年史》注定是一部不能在电影院公映的纪录片。

  在这部80多分钟的纪录片里,徐星的初恋故事只是一个切入点。影片按照从1966年到1976年的顺序,用一个个发生在“文革”中的事件贯穿了全片,把观者带入40年前那段不堪的岁月。徐星既是一个自述者,讲述自己在十年中的遭遇,以反思被扭曲的人性;又是一个寻访者,以拍片者的身份回访“文革”事件,以唤醒被掩盖的公众记忆。两条线索在影像里并行而交叉,照见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里浮沉。


  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

  “1966年,我刚刚十岁,记得那年夏天,天气炎热,阳光刺眼,生活一夜间全变了……”

  随之而来的,是跳忠字舞的红卫兵,除四害时一车一车的麻雀……一个异样的年代扑面而来。

  “随着暴力的升级,父母们开始不允许孩子们到街上去玩儿,可是我看到的这些,即让我恐怖又让我觉得新奇,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在。”

  “1968年,父母为了我能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把我从他们的下放地送回到北京,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

  “从12岁时开始,我有了一个让大多数孩子羡慕的机会,每年两次单独上路去看望远在甘肃的母亲,很快我就迷上了这种路上的生活,学校再也不能吸引我了,与父母的愿望相反,我不仅没能好好上学,几乎成了一个流浪儿。”

  1966年的中国,正发生着刚满10岁的徐星无法理解的事情:批斗、大字报……那时,他的父亲是中国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后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医生,随医院迁至甘肃,姐姐在内蒙插队,哥哥在怀柔,一家六口,就他一个人呆在北京。

  每年两次去甘肃的一路上,徐星看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火车里挤得和罐头一样,跟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孤独,使得他从12岁起就是一个怀疑论者。

  少年时的经历在徐星的印象里是如此强烈。长大以后,他慢慢懂得一个道理:暴力——无论是实施者还是旁观者,它都会像毒品一样,足以使人上瘾。20年后,这番经历最终化为他记录历史的作家梦,又10多年后,化为拍纪录片的动力。

  “四十多年后,我知道对于我和很多人来说,这些并没有过去……为了童年的记忆,我找到了一个个默默记录着当年那些血腥的地方。”

  徐星是2006年开始拍片的。这一年,“文革”结束30周年,他把多年的思考写成了剧本。

  最初,他试图复原一些红卫兵的记忆,“我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2006年春天,他带着法国摄影师去了哈尔滨、重庆、南京、韶山等地。但他很快发现,很多普通人不愿意面对镜头。

  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徐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这种遗憾的感觉,在他采访卞仲耘事件时最为强烈。


  被遗忘的公共记忆

  “校园的一角,一锅炉工推着的平板车上,马桶盖下露出了一双脚,身上流出的粪便沥沥拉拉流在车下,我认出了是校长……”

  片中,当年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冯敬兰讲述着她目睹的卞仲耘被打死后的场景。

  画外音则介绍,“这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校,有非常好的老师和教学传统,学生中大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国家领导人也把子女送到这里。4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人站出来说一声:当年是我打的人,我错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面对徐星,悲愤交加:“(学生打死老师)这是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她的死拉开了“文革”中“红八月”杀戮的序幕。

  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祸不单行。1966年8月4日至6日,王晶垚三天内失去了世上最亲近的三个人:爱人卞仲耘、他们夫妇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原《大公报》名记者、中宣部国际司干部刘克林是8月6日傍晚在中宣部跳楼自杀的。

  纪录片里,作家、诗人刘自立回忆父亲自杀当天的情景:

  “父亲中午临上班前,将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我,这个举动不同往常。我在家里并不管钱……。”16岁的刘自立觉得有些意外,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直到傍晚,同楼的邻居敲开家门,对他说“你爸爸死了”……

  刘自立再次出现在纪录片里,是在1968年1月的批判会上。当年的校友、作家徐晓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戴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批斗结束后,刘自立在校门口被押上囚车。

  纪录片没有介绍刘自立当时的思想转变过程。

  2008年2月27日,面对记者,刘自立说了许多:当年,父亲的“叛党自杀”,并没有影响自己的“革命”热情,他的立场并未完全转变,与父亲“划清界限”和对父亲的刻骨怀念,双双并存。但很快,他因质疑“血统论”,攻击领袖罪,于1967年8月身陷囹圄。

  在监狱的10个月,他学《毛选》,背诵《矛盾论》、《实践论》,对于批判,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但1968年1月的那次批判会,却深深触动了他。触动他的,并不是批斗本身,而是一种亲情的负累。

  批斗结束那天,他默默地望着姐妹追随囚车的身影,不敢喊出声来,怕连累了她们。车越开越远,她们消失在远处,他收回视线。这段记忆,始终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他说不清楚,这种感情震撼是怜恤还是后悔,是自责还是愤恨。

  多年后,刘自立在评价徐星的这部纪录片时,充分肯定它侧重普通人受难的叙事角度。刘说:“普通人是‘文革’最大的受难者。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无辜死亡。这是用民疯代替民主的革命!”

  在刘自立看来,纪录片没有触及悲剧发生的深刻原因——何以那个社会突然之间陷入疯狂和暴力?

  这个过去40年的历史,在此后的社会中并无反思和发掘: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十年的文字和研究,一直凤毛麟角。

  在这部纪录片,没有讲到刘自立和徐晓以后的命运。大概在1969年或1970年,出狱后的刘自立,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那些对于民疯和纳粹的批判——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确立了他今后观察问题的角度。

  徐晓也在经历着很多事情:地下阅读、被诬入狱……慢慢开始了反思。“文革”结束后,她和刘自立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今天》相遇,曾经的“阶级敌人”成为朋友。


  两个故事两阵苦笑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们到李子林投奔亲戚。上午11点左右,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席庆川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处于武斗的环境里,加上人年轻,反应比较快,赶紧喊卧倒。这时,第二枪响了,就听见母亲‘啊’的一声倒下去了,痛苦地捂着胸部,我扑到母亲身上,看到鲜血从她衬衫渗出来,我马上撕下自己的衬衫去堵伤口,血不断往外涌,母亲绝望地望着我,我大声地狂叫妈妈妈妈。但她的眼睛定住了,死死地看着我。这时,对方又朝我们开枪。我站起来,狂舞白衬衫朝对方大声喊:我们是老百姓。但是对方又用机枪扫射过来,我扑倒在田埂下,子弹打在周围‘噗噗’作响,枪声一停,我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1968年,重庆“8·15“与“反到底”两大造反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位带着两个幼小男孩的母亲,在避难的路上被造反派开枪打死。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席庆生、席庆川兄弟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惨剧。

  重庆沙坪坝公园,中国唯一现存的红卫兵墓地门口。那里的野树残碑间,葬着500多名因武斗而死的青年。一堵墓墙上写着:谁家孩子长眠于此。

  席家兄弟讲述惨剧场景之后,纪录片里的镜头转向墓地门口,一群市民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现场看片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

  席家兄弟后来的命运,纪录片没有讲述。实际上,即使40年后,席庆生的心灵创伤仍未平复,他把母亲的遇难称为“国恨家仇”,电话里他情绪依旧激动:“为什么无辜者被枪杀,为什么一个靠卖血养活5个子女的伟大母亲被当作活靶活活打死?”

  年复一年,席庆生和弟弟来到公园扫墓,反思。同时,仇恨也在他的心里燃烧着。

  他向记者说:当年,通过调查了解,得知杀母仇人苏某某,是个孤儿,当过兵,与母亲同属“八一五”造反派,“文革”后期被抓,后保释就医。席庆生迅速制定了复仇计划。当时,他26岁。

  那是1978年的一天,席庆生刚刚有了女儿。那天中午,他化装后穿着白色警便服,从重庆宽银幕电影院偷来一辆吉普车,计划在中午11点40分到12点,趁医生护士出去打饭的时间,把仇人带出去勒死,连人带车甩进300多公里外的乌江。但万万没有想到,11点50分,席庆生赶到医院时,那个房间已经空了。从此以后,席庆生再没有打听到仇人的消息。

  一直到现在,席庆生还是不能原谅苏某某,他始终忘不了母亲遇难时那种绝望、愤恨、痛苦的表情。

  多年后,席庆生在电话里反思这一代人:如果在“文革中,我们能多受点正常教育,也不会这样子。事实是,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一种英雄教育、战争教育,战争在当时就像一场游戏,对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那种情绪一旦有机会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片子缓缓地流动。观众的又一阵苦笑,来自一个老人回首监狱生涯的感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能站在这里。”但很快,笑声被另一种残酷的感情代替。

  老人讲到他在枪毙反革命现场的见闻:“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上头有个圆环,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着圆环将棍子旋转,每枪毙一人,警医上去摸脉搏,用听诊器听心跳,如发现有脉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进枪孔中使劲搅动直到犯人死去。我在监狱中经常吓得大喊‘别杀我!别杀我!’”

  1969年,这个叫任毅的南京知青,因为创作了传唱全国的《知青之歌》,委婉地表达了对故乡的留恋、对前途的莫测,被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逮捕,历经上百场批斗、一次次陪绑枪毙、9年劳改之后,才活下来。

  拍片前几个月,任毅和两个难友到当年的监狱旧地重游,三个人整齐地站在警戒线前3米,像从前一样,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报告班长,犯人进去。那一瞬间,三个人心里都是无比悲凉。

  当初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面对记者,任毅说,我突破了那个时代的底线,说了100%的真话,而遭受了彻彻底底的摧残。

  “对于过去的苦难,保持沉默,就等于白受了。我们就是告诉人们那一段历史,不能够再重演。”任毅曾经给中学生作报告,讲他的经历,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学生从来没有听得那么认真过。

  但是,后来的效果却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孩子在发表感言时,讲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生活在你们那个时代,该多好啊!没有人管,可以造反,到农村去……


  忏悔和宽恕

  “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来了……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大两个年级的姑娘。”

  徐星犹豫了很久,提笔写了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那是1972年冬天,在北京××中学,他16岁,上初三。

  与刘自立的觉醒相比,少年徐星在激昂高亢的革命声浪中,开始了初恋。初恋的感觉幸福而晕眩,却是见证了那个年代人性的扭曲,与宽恕的力量。

  情书寄出去了,他等来的不是革命时期的爱情,而是公安局岁月。

  片子里,那个叫颖韬的姑娘,30多年后,特地从美国赶回来,讲述情书的故事:“那是一封发自内心的,很大胆的匿名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文革’的不满。”

  “我当时特别害怕,把信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由于父母不在身边,颖韬不知所措,她最后把信交给班主任,一个从公安局下放来的教师。班主任一点表情也没有,再后来,他用胜利者的神态,告诉她:我们把他抓住了。那一刻的颖韬,心如刀绞:我们这样信任老师,他却利用了我们。

  “从公安局出来后,我成了不良少年,出于对社会的失望,我在学校里混日子,后来到了陕北,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纪录片没有具体介绍徐星的蒙难,它以上述画外音结束了对情书事件的叙述。

  徐星告诉记者,30多年后,自己才从颖韬处得知,班主任用鉴别笔迹的方法,最终找到了他。接着,公安局的人把他从家里带走,要他交代反动思想的来源,这以后,他被关了四十多天。

  情书事件以后,徐星再也没有找过颖韬,他觉得自己看错人了。1975年,他高中毕业,然后插队,入伍,1981年复员回京。再见到颖韬时,已是十多年后,她在教书,他在写小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轨迹里。直到2007年,拍完纪录片,即将回美国的颖韬在机场,对徐星说出压在心底的忏悔:“这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原谅自己”。

  离开学校以后,徐星再也没有见过当年的老师。拍片时,徐星曾经想找到他,但是没有找到。在徐星印象里,他今年应该70多岁了。在当年的全班照片里,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照片在纪录片里放出来时,为了保护肖像权,他的面部打了马赛克。

  “我一点也不恨他。在我看来,他是个不错的老师,也是个受害者,当时两个小孩子把烫手的山芋抛给了他。在那种环境下,他也只能这样做。”徐星说,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人性被扭曲被伤害,是非常残酷的,而展示自己的黑暗过去,正是对自己人性的审视。

  关于人性的扭曲,徐晓在接受采访时称,她有时也在想,如果再回到当年的批判会,自己会不会打人呢?她觉得也很难说。“当年批判人,所有人都要参加,个人完全没有判断力。至于社会上忏悔者少,我想,可能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觉得是个人问题。具体到个人,我会觉得当年很荒谬,我很可笑,但是没有个人的羞耻感。”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

  这部片子,徐星已看得有些麻木了。

  2007年底,拍了两年的片子杀青时,他心里一片茫然,曾经的伤痛让他沉重。这沉重,使他在上海的放片会上遭遇质疑。

  那是影片结束时,掌声和灯光一起降临,1米88的徐星,站起来答观众问。

  在一些观众看来,这部纪录片不是一部“伤痕纪录片”,它并未继续1980年代“伤痕文学”式的控诉,在揭开“文革”这道中国人的伤痕的同时,更像是一部思痛录与忏悔录。上海一位大学教师说,影片的示范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文本价值。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梳理自己的历史,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文革”。

  不同的声音仍然存在,一位学者质疑徐星的“文革”叙事过于主流。一个80后的姑娘徐星:为什么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呢?

  徐星说:不知道过去,就没有未来。

  姑娘问:为什么不能轻松一些呢?

  这让徐星感到非常悲哀:历史真的被遗忘得很快,这个社会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只用了几十年,就把人从以前的“革命者”变成了消费者。

片子在北京放映时,一位老先生说:“我问过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四人帮吗?有人说‘知道,就是马恩列斯。’也有人说‘是香港的四大天王’。”

  刘自立认为,对于历史的无知,源于某种强迫遗忘症。他说,人们既要对现在社会上不幸的人有恻隐之心,也应该对历史上无辜死难的人,抱有是非感和同情心,否则,我们将无异于禽兽。

  “文革”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也触动了观映的年轻人。一位80后的青年,在博客里写道:对于我们这一代80后的人来说,“文革”是尘封的历史,它充满了神秘色彩,吸引着我们的好奇。它也许是《青红》里的悲惨世界,又也许是姜文所描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位电影爱好者,受徐星的启发,准备买部DV,把父亲的“文革”岁月拍出来。


摘自《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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