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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



作者:许文霞


我的父亲许如辉,曾用名许如煇,水辉,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位重要音乐家。父亲集演奏家,指挥家和作曲家于一生的传奇经历,历史迟早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父亲遗留世上愈三百多部音乐作品,涉及中国早期流行歌曲,中国有声电影,重庆抗战话剧音乐,以及祖国戏曲音乐等众多领域,其中不乏大量重要和经典作品。我已在七万余字的《寒夜闻柝》长篇回忆文稿内,对父亲,音乐家许如辉,作了全面介绍。本文披露四十年代,父亲居住在抗战大后方重庆时期,主持著名国乐团体《大同乐会》的一段史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最具规模,叱吒风云的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被日寇大火烧尽,不得不关门歇业。父亲时任明星影片公司基本作曲,在公司内谱写了《姐妹花》,《劫后桃花》,《女权》,《兄弟行》等众多名片音乐,此刻与公司共存亡,无奈何地结束了长达八年,极为锺爱的电影作曲家生涯,一九三七年底,随原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钱智修,谢阿娥一家,舟车劳顿,抵达大后方重庆。(1) 几乎同期,久负盛名的原上海《大同乐会》创办人,中国著名国乐大师郑觐文先生之子郑玉荪,也随他任职的南京导淮委员会迁址重庆,与我父亲在山城不期而遇,异地重逢了。

此后不久,许如辉与郑玉荪联手,在重庆谱写了中国音乐史上一段重要章节:他们秉承郑觐文先生的理念和精神,高举弘扬中国民族音乐的旗帜,在战时的重庆恢复了名闻遐迩的《大同乐会》,参与重庆抗战音乐活动,前后历时七年。期间,我父亲与郑玉荪先生,除了继承上海《大同乐会》的优良传统外,还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开创性工作。例如,通过举办大量国乐演奏活动,绍介中国古典名曲;自设工场制作古今中国乐器,深入社会基层谱及民乐知识;兴办战时难童音乐教养院,难能可贵地培养儿童国乐演奏人材;成立《大同剧社》,积极投身重庆如火如荼的抗战戏剧运动。

在主持重庆《大同乐会》时期,我父亲再次回归作曲家生涯,创作了不少重要的歌曲,严肃音乐和戏剧音乐作品,如《大同之声》,《孔子记念歌》,《国家典礼乐章》,《木兰从军》,《棠棣之花》,《董小宛》等。父亲的作品,一般由《大同乐会》首次演奏。间中,他还不时邀请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与《大同乐会》同台演奏。重庆《大同乐会》的消息和动向,不时见着报端,在战时的陪都影响很大,并波及全国,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不可抹煞的一段光辉。

叹时下国内音乐界对重庆《大同乐会》着墨不多,对重庆《大同乐会》的历史评价,仍欠公允。有鉴于此,我根据父亲遗留的珍贵手稿记载,与八十余高龄的母亲谈话,以及原重庆《大同乐会》会员刘志坚先生提供的极重要的资料,特记下本文。


一:与郑玉荪先生联手,恢复著名《大同乐会》

父亲一到重庆,便积极归队。他联络了电影导演应云卫等友人,设法重返电影圈或音乐界。因为交战,日寇实施经济封锁,胶卷奇缺,无影片可摄,父亲欲重拾电影作曲家生涯的机会不大,遂放弃了。后经原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音乐科同仁贺绿汀先生内部推荐,又通过陈济略等君的正式面试,应考后,父亲最终成功进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谋事,职位是古筝演奏员兼作曲,俸禄不错,月薪二百,生活稳定,这是一九三八年八月的事了。

此刻,在重庆导淮委员会述职的郑玉荪,薪金比我父亲还高。照说,持此份人人羡慕的美差,郑玉荪更应无甚忧虑,做个朝九暮五逍遥上班族可也。然而,适得其反,郑玉荪踌铸满志,满腹忧患意识。盖源于他的先父郑觐文突发脑溢血,于一九三五年在沪去世后,给时称国内最大的国乐团体,上海《大同乐会》的运作,留下无限遗憾。再则,自二十年代起,郑玉荪长期跟随其父,打拼,磨砺,可说与《大同乐会》感情深厚,已结下不解之缘。他不愿郑觐文的事业,就此了结。受蕴埋心底一股强烈使命感的驱动,郑玉荪立志在重庆恢复《大同乐会》,继承先父未竟中国民族音乐事业。

郑玉荪是制作乐器的高手,精通技艺,也懂乐理。可惜,除了古琴外,他不会演奏其它乐器。如今,甫低山城,人生地不熟,郑玉荪深谙,若起另炉灶,让自己的宏图大志付诸实现,道路崎岖坎坷,能否成功,前景并不明朗。

孤掌难鸣,郑玉荪便跑到上清寺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向我父亲尽诉肺腑之言。郑玉荪极力游说我的父亲协助他,在重庆恢复《大同乐会》,并希望并我的父亲出面,主持《大同乐会》所有乐理工作。

我父亲是上海《大同乐会》早期会员。一九二五年,他年仅十五岁,就成为郑觐文先生的入室子弟。在郑老先生的悉心调教下,天资聪慧的父亲,很快便精通了古筝,琵琶,扬琴,二胡,箫,笛,埙等几乎所有叫得出名字的古今乐器。外出演奏时,他一直担任民乐大合奏:《国民大乐》中的打击乐手,以及筝,埙独奏等。

一九二九年,父亲已在上海《大同乐会》春华秋实,五度锤炼。他成功转行,从演奏家变为作曲家。当时,父亲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子夜乐会》,谱写时代流行歌曲。最后,父亲许如辉成为与黎锦晖先生同期的中国流行歌曲的先驱者之一。父亲撰词作曲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声情并茂,催人泪下,感动过数代。人们至今无法忘怀的有《永别了,我的弟弟》,《卖油条》,《搁楼上的小姐》,《回忆慈母曲》等名曲。今年年初,《解语花》一书的编者,吴剑女士问黎锦晖的夫人梁惠芳女士:“当时在上海,创作流行歌曲的,除了黎先生,还有谁?”,梁女士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还有许如辉,他写的《永别了,我的弟弟》当时很流行。

父亲对恩师郑觐文先生,可说一世崇敬,终生毋忘。直至晚年,父亲仍口不离郑觐文,直尊其为先师,是自己童年音乐启蒙老师。

父亲与郑玉荪,早在二十年代,就相识于上海《大同乐会》。父亲和郑玉荪为人均十分平实厚道,两人意气相合,极为投缘。郑玉荪对我父亲,可说万般信赖。而父亲出于对先师郑觐文感恩图报,为弘扬中国民族音乐,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放弃他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稳定工作,助郑玉荪一把。约一九四零年,父亲与郑玉荪联手,在重庆恢复了著名的《大同乐会》。

刚开始时,父亲与郑玉荪先生仅利用业余时间筹建《大同乐会》。父亲当时还处单身,我的祖母远在浙江老家;而郑玉荪则年届五十,眷属滞留江苏;两人的至亲都被夹在沦陷区内。在那“烽火连三月,家书柢万金”的战争年代,他们想接济家人,因交通阻塞,通讯中断,与亲友失去了联系,只能作罢。父亲与郑玉荪便沈下心,干脆在重庆以事业为重。他俩不分彼此,将各自工资悉数投入,使《大同乐会》得以启动。最后,我父亲的工资最先告罄,积蓄全部用尽。

面临既无资金,又无物力,乐器短缺的种种困难,父亲和郑玉荪不得不求助原上海《大同乐会》的名誉会长,亦到了重庆的上海名人王晓籁先生。三十年代,父亲首次对外担任埙独奏,地点在上海广东路,延安路交界处一幢建筑物的三层楼面上,王晓籁出席了那次演奏会,对我父亲的埙独奏,顿感新鲜,印象非常深刻,两人后来略有交往。王晓籁见我父亲连工资也无着落,而辛苦筹办《大同乐会》,甚为感动。他知会了国民党元老,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潘公展先生,希望落实经费问题。潘公展和他的夫人都很崇尚儒家学说,酷爱民族音乐,因此答应拨款,让父亲先挂名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干事一职,领了九个月的工资,实为《大同乐会》工作。而后,父亲又在民众教育馆领取了三个月工资,父亲将这些钱都投入《大同乐会》。而郑玉荪则更为幸运,获准继续留任导淮委员会,支薪,为《大同乐会》工作。

最后,经社会部批准,重庆《大同乐会》于一九四零年二月正式成立。后来,会所设在会府曹家庵十六号内。该宅是原经济促进会会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先生的房子,《大同乐会》被安置在二楼。因与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共占一楼,潘公展,陈立夫等要员经常到访《大同乐会》,而一手促成政府资助的王晓籁先生,则颇滑稽地从未登门《大同乐会》。据重庆《中央日报》报道: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大同乐会》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总干事郑玉荪作了研究制造管弦乐器的配音方法的讲座。(2) 父亲和郑玉荪又在重庆报刊上登载招聘启事,广纳音乐贤才,这样,颇具规模的重庆《大同乐会》国乐团最终成形。父亲生前珍藏有一张他与重庆《大同乐会》会员的合影照。照片已泛黄,经推断,这张重庆《大同乐会》合家欢照,应摄于一九四五年以前。因《大同乐会》工作日趋繁忙,一九四一年初,父亲正式辞去了重中央广播电台的职务。

我母亲回忆道:一九四二年,她经友人介绍,按图索骥,在一条深巷,找到《大同乐会》地址。原先还误以为去荐一份”大同药店”工作,闹了个笑话。那天,和蔼可亲的郑玉荪先生亲自面试,我母亲作为一名文员,当场被荣幸录用。开初一段时间,她职责范围之一,是去社会部领取《大同乐会》经费。每次领来一袋钱,放在桌子上,许如辉和郑玉荪都不甚理会它。我母亲目睹他们为振兴民族音乐,忙不开叠,至废寝忘食之地。后来,改由邮局寄来支票,我母亲便不再去社会部领款。《大同乐会》的经费,来之赈济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文化委员会,社会部等政府机构。许如辉和郑玉荪用这笔钱,添制乐器,应付日常开支,提供会员膳食,张罗演出活动,兴办音乐学校等。除郑玉荪从上海带来一部分乐器外,《大同乐会》的绝大部分乐器是在重庆购置的。为省钱,他们跑遍当地旧货店,能买到二手乐器,就不买新的。大小乐器,后来都悬挂在《大同乐会》会所内的墙上,会员写张便条,就可以将乐器扛回家去练习。后来,《大同乐会》又自设工场,研制大量乐器,这样,外出演奏的乐器品种更为齐全了。

我母亲记忆中的郑玉荪先生,沈默寡言,埋头苦干,是一位十分称职的事务管家。大多数时间,郑玉荪已形成一种既定工作模式,他坐在桌边,左手托头,右手比划,整天伏案,刻蜡纸,写公文,撰报告,发请帖,送戏票等。许如辉则更是个大忙人,负责乐团排练,张罗演出,对外文化联络事宜。许如辉还身兼《大同乐会》难童教养院的院长,得不时从城内曹家庵启程,赶到城外土桥子墩,给儿童上课。《大同乐会》的会员和教养院的学生,对许如辉心悦诚服,十分肃然起敬。会员们还摸出规律,如果一个星期打不着许先生照面,他一定在外面闭门作曲。

当时,倘若没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出面,凡事很难进行。因此,重庆《大同乐会》会长为王晓籁和潘公展(挂名),事务总干事为郑玉荪,乐务总干事为许如辉,会员有孙培章,刘志坚,张宁宇,文家棠,刘文华,朱协中等二十余人,均为重庆邮局,银行等处供职的爱好民族音乐人士。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一些演奏员,如杨兢明等,后也加盟了《大同乐会》。而重广电台音乐组组长陈济略,指挥甘涛,作曲黄锦培先生等,经常客串《大同乐会》的演出,或作为音乐专家,为《大同乐会》难童音乐教养院学生讲学。


二:继承郑觐文遗志,弘扬中国民族音乐

《大同乐会》成立后,父亲许如辉与郑玉荪,携同会员,积极投身重庆音乐活动,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各类纪念音乐节,音乐月,艺术节,国庆节,劳军,赈灾等大型社团活动,为宏扬中国国乐,可说不遗余力。重庆《大同乐会》踪迹所至,活动简讯,频频见诸报端,在抗战时期的山城享有盛誉。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父亲(许如辉)参加了重庆音乐节期间举办的文艺界座谈会。会议由胡一贯先生主持。父亲与老舍,金律声等人士在会上发了言。我父亲致词认为"中国国乐在世界音乐中最合乎中庸之道"(3)《大同乐会》对外经常演奏的曲目,既有名曲,如《霓裳曲》,《塞上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湘江曲》,《将军令》等江南丝竹,古典曲和粤曲等;也有我父亲创作的新曲:《寒夜闻柝》,《国家典礼乐章》(4)和话剧音乐等。父亲一般亲临排练指挥,有时则跑下乐池,担任打击乐手,或演奏空篌,排箫和埙等。

《寒夜闻柝》这首器乐曲,颇为有名,是父亲尚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任职时谱写的。父亲离开后,电台音乐组仍经常演奏此曲。四川重庆市郑体思先生给我的信中说到:“《寒夜闻柝》此曲很有特色,当年电台音乐组排练过,演出效果不错,我与令尊大人算是先后同事,但我考入音乐组时,他已离开音乐组,此后他一直专门承担《大同乐会》的业务领导,负责排练和演出工作。”

而寓居加拿大,在温哥华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黄锦培先生给我的信中,更提供了《寒夜闻柝》的开头数段旋律,他还告诉我:“你父亲写的音乐,顺口易懂,甚为人喜欢的。《寒夜闻柝》被收录在台湾黄体培先生主编的《中华乐学通论》一书中。”《寒夜闻柝》,以及父亲在电台谱写的另一首器乐曲《原野牧歌》,后成为重庆《大同乐会》的保留曲目。

父亲除了率《大同乐会》演出外,还经常担任独奏。父亲的弹奏艺术,造诣很深。聆听过我父亲演奏,今已八十五高寿的重庆《大同乐会》刘志坚老先生回忆道:"许多音乐爱好者在台下欣赏过你父亲的演奏,你父亲一曲琵琶独奏《十面埋伏》,有口皆碑,台下掌声雷动,颇受欢迎"。今年四月四日,操着一口四川方言的刘老先生在越洋电话中,再次对我说:

“我们对你父亲很尊敬。你的父亲不单是一位演奏家,他还是一位作曲家。他当年在台上琵琶独奏《十面埋伏》,演技非常精湛,我们坐在台下聆听,大家都鼓掌了,非常欢迎,那时没有录音机,现场录下来,很可惜。我后来参加军邮去了,临行时,拿了一个本子请你父亲签名留念。你父亲题词:‘投笔从戎服务军邮,光明之行也’。可惜,这个记事本在文革中被弄没了。不过,我还保留有你父亲作曲的曲谱:《寒夜闻柝》,《大同之歌》,《木兰从军》,《国家典礼乐章》等。《国家典礼乐章》是你父亲亲手刻写的油印本,是很珍贵的哟,有正反两面,你父亲分别用简谱和工尺谱写的。”

刘先生的一席话,让我百感交集,欣喜若狂,如此重要的音乐史料,我父亲自己都没法留住。数年来,我寻访良久,毫无着落。不期,刘老先生竟冒着危险,保存了六十余年。

继《大同乐会》在重庆恢复后,父亲接着便筹建儿童国乐团。

约一九四二年六月,父亲专程到重庆上清寺战时儿童收容所等地,挑选了十五名男孩和十五名女孩,成立了大同难童国乐教养院。这些儿童均为战争离散孤儿,父亲诚如当初郑觐文悉心指导他般,精心培养这批儿童,他主教乐理,又聘请其他老师教文化课目,父亲还不时邀请重庆音乐界知名人士,给这些儿童上课。如黄锦培先生,数次为难童教养院的学生讲过学。没多久,这批对乐理一无所知的的儿童,成了虎虎如生的国乐演奏员。在陈济略先生的支持下,父亲带领这批初生牛犊国乐演奏员,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作首场演奏。随后,《大同乐会》和大同难童国乐教养院国乐队,经常在文运会场等处同台演出。成员中的魏春生,吴奇南,后来成为解放军中的文艺骨干。另一些成了广播乐团或杂技团的演奏员。

下面,尽可能按年表,介绍几场重要的演奏活动。

一九四零年,父亲住在重庆上清寺时,从一位名字也叫胡蝶的四川女歌手处欣闻,电影明星胡蝶到了重庆。胡蝶是我父亲在明星影片公司的同事,三十年代她主唱的影片插曲,几乎都由我父亲谱写,胡蝶一直尊称我的父亲许如辉是她的音乐师。这次,父亲为影星胡蝶谱写了最后一支歌《满江红》。《满江红》是父亲根据一首古调重新编配而成的歌曲。后来,在文运会堂,为欢迎胡蝶举办了一次演唱会。胡蝶以《大同乐会》的名义,演唱了这首《满江红》。那次台下坐满了人,我的母亲担任了司仪。

一九四二年春,重庆国泰剧场上演张瑞芳主演的《屈原》。幕前为难童募捐,胡蝶以《大同乐会》的名义,又演唱了这首《满江红》。同场,胡蝶还引吭高歌了我父亲早些时间作曲的另一首歌,《大同之声》。这场演出,由《大同乐会》演奏。

从一九四一年起,父亲率领《大同乐会》参加了每年三月五日至四?月五日举行的陪都音乐月活动.(5)。

一九四三年八月,国民政府代主席林森先生在渝逝世,《大同乐会》会员,着中山装,接连几天,去林森告别灵堂奏哀乐。后来,还拍摄过一部林森纪念影片,该影片由我父亲许如辉作曲,《大同乐会》国乐团伴奏。

一九四三年十月,大同难童国乐教养院国乐队,在重庆某空军基地,参加了中美空军混合团司令部成立一周年庆祝音乐会。(6)

一九四四年六月,为纪念著名的四川音乐家,在德国病逝的先哲王光祈先生,父亲率大同难童教养院国乐团,参加了王光祈纪念音乐会中的儿童国乐演出专场,地点在重庆沧白堂。会后,王光祈基金会负责人,这场音乐会的主持者,原四川省银行总经理刘泗英,特赠送了一笔款目,表彰许如辉和大同难童教养院国乐团,为振兴中国民族音乐所作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十月,蒋介石和毛泽东代表国共两党在重庆会晤,谈判结束,毛泽东主席即将飞回延安,蒋介石主持了著名的重庆告别晚会,父亲(许如辉)应邀登台琵琶独奏,弹的曲目正是演奏精湛,脍炙人口的《十面埋伏》等古典乐曲,演奏完毕,蒋介石先生特起立鼓掌,而毛泽东则与许如辉亲切握手致谢。我母亲回忆道:“告别晚会结束,你父亲回家后非常高兴,那次演出,他好像还用古筝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

此外,重庆《大同乐会》还演奏了我父亲谱写的多部戏剧音乐作品,如《屈原》,《棠棣之花》,《董小宛》和《木兰从军》等。关于我父亲的作曲部分,我留待下一章节再谈。

为普及民族音乐,父亲还在重庆《大同乐会》内举办过两次二胡训练班和琵琶训练班。如同上海《大同乐会》,他们还研制,制作乐器,如竹笛,二胡,中胡,大胡,低胡,板胡,双清,三玄,琵琶,中阮,大阮,扬琴,古筝,箜篌,埙,排箫,箫笛等,配以云锣,木琴,锣鼓,铃,浣等打击乐,举办了多场国乐音乐会。(7)

郑体思先生亲眼目睹过这些自制的乐器,他撰文介绍道:“虽不够美观,但音色,音量都还差强人意。都为自行设计制造,特别是排箫,埙,箜篌等古乐器,失传已久,能够按图索骥,战胜资金,技术,物质条件等的重要困难,自力更生地制作出来,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抗战胜利后,这些乐器一部分无偿赠送给南开中学正声乐社,其余的陆续作价处理留给在重庆的会员。刘志坚先生的家里,至今仍珍存有当年自制的二胡,琵琶,古筝等乐器,可为历史见证。”(8)

一九四四年,当时的教育部举办过一次《国民教育用品展览会》,长达三周,主持该展览会的是教育部次长顾毓绣。父亲许如辉和郑玉荪代表《大同乐会》参展,陈列了他们研制的改良乐器,并由大同难童教养院国乐团的学生在展览现场亲自讲解,当场试奏。父亲则从旁鼓气,指导。这些信心饱满卖力演奏的学生,给参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重庆《大同乐会》立足全民,普及民乐,一直采用公开演奏和开门办学的方针,在重庆名气很响。根据记载,父亲专程到重庆沙平坝南开中学,为该校的正声乐团进行过辅导。并率《大同乐会》和难童教养院国乐团,举办国乐演奏会,激起南开中学学生对国乐的浓厚兴趣。“大同乐会的负责人许如辉,郑玉荪等人,还代表《大同乐会》,赠送了一批军笛和其它乐器致该校。”(9)


三:回归作曲家生涯,投身抗战戏剧运动

功不可没的郑觐文先生,他麾下的原上海《大同乐会》国乐团的成员,后来都成为大师级的演奏员了。而我的父亲许如辉,除了是一位出色的演奏员外,全方位出击,身兼音乐活动家,指挥,教学多职。更重要的是,他是从上海《大同乐会》培养出来,唯一一位以作曲为主要生涯的音乐家。

  由于父亲天资聪慧,刻苦好学,他几乎能弹拨演奏上百种中国民族器乐。又因为他自小接触过大量传统经典曲目,随上海《大同乐会》参加过无数次演出活动,耳熟能详,全面掌握,充分吸收了中国古典曲风的精髓和底蕴。父亲对中国古典民族音乐的研究,造诣很深。最后,这些音乐典藏,全溶化在他三百多部音乐作品中,遗留人间。父亲的音乐作品,细腻,流畅,庄重,叙事。无论是流行歌曲,电影音乐,或他晚年以笔名水辉创作的戏曲音乐作品,如回归人性的音乐宏篇:《为奴隶的母亲》,《陈化成》等,无不散发出浓烈的泛中国古典民族味的独特风格。

父亲四十年代在重庆,以及主持重庆《大同乐会》期间,交出了许多漂亮的音乐作品成绩单。除不时被人提起的《寒夜闻柝》,《原野牧歌》,《大同之声》,《满江红》外,他投身波澜壮阔的重庆抗战戏剧运动,谱写了多部话剧音乐。

父亲应好友,导演应云卫,陶金之邀,为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如《屈原》,《棠棣之花》等,写过音乐。他还为史东山导演的《东亚之光》,袁丛美导演的《董小宛》谱写了音乐。

以话剧《董小宛》为例。一九四三年元月二十五日,重庆的四大名旦之一,秦怡主演, 钱千里,杨薇,王珏参与演出的话剧《董小宛》,在抗建堂公演。父亲是该剧的作曲。(10)《董小宛》的编剧是冒舒烟。冒舒烟先生的好友,名记者陆铿在其传记《陆铿回忆录与忏悔录》书中提到:“舒烟所写《董小宛》一剧在重庆上演时,陪都为之哄动”(11)正印证了这段史实。《董小宛》的导演,是原联华影片公司的袁丛美。父亲特为《董小宛》剧中人物谱写了四首秦淮风味的插曲。《董小宛》首次公演,约二十余天。可惜,我尚未找到我父许如辉作曲的《董小宛》曲谱和那秦淮风味的四首歌。重庆郑体思先生观摩过《董小宛》的演出。郑先生回忆道:“一九四四年, 《大同乐会》曾为四幕古装历史悲剧《董小宛》配乐伴奏,由许如辉音乐设计,选用四首国乐曲烘托剧情,悲欢离合,古朴典雅,优美动听,增强了演出的艺术效果,大受欢迎。”(12)。

一九四四年,父亲又完成了四幕七场音乐剧《木兰从军》的剧本,交重庆《兄弟出版社》出版发行,经广泛徵求意见定稿后,《木兰从军》于一九四五年初投入排练。这样,前后筹备达半年之久,全部耗资近三百万,父亲编剧作曲的《木兰从军》,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号正式在抗建堂公演了。(13)抗建堂是当时山城重庆最新型的大会场,一九四零年建造在中一路纯阳洞上。《木兰从军》公演后,日夜两场,欲罢不能。重庆的春夏之季,闷热难忍,演出时,剧场需自备发电机,以免停电之虞,尽管在浩暑下观剧,观众热情丝毫不减,后因租约期满,《木兰从军》又从抗建堂移到银社继演。当时,重庆的话剧舞台,一出戏的周期约十天半个月,而《木兰从军》总共连演三十三天,近五十场次,誉满山城。《木兰从军》的演出实况曾被拍成电影胶卷保存。

父亲在重庆推出他自编自曲的抗战音乐剧《木兰从军》时,动员,团结了重庆文艺界很多著名人士加盟该剧。例如,原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苏怡是该出舞台剧的导演,副导演请的是好友陶金,这这位陶金先生,是著名演员,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男主角,张忠良的伴演者。音乐顾问是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组长陈济略,配器是黄锦培,指挥是电台的甘汉波(甘涛),甘涛后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教授,舞台监督是苏丹,伴奏为《大同乐会》国乐团和大同难童教养院国乐团,父亲工作过的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还支援了不少演奏员。花木兰由电影演员杨薇饰演,杨薇现为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其他演出人员还有韩南侠,罗扬,田琛,李健予等。为这部有歌有舞的新兴话剧,抗日音乐剧助力的还有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蔡香泉,王瑞麟,中央电影摄影厂罗学濂,中央青年剧社,奴吼剧团以及潘公展,王晓籁,朱学范,王冠英,许静仁,潘世经,洪兰友等重庆知名人士。

此外,父亲许如辉在主持重庆《大同乐会》乐理工作期间,还谱写了许多严肃音乐作品,其中颇重要的一部是《国家典礼乐章》。

父亲谱写《国家典礼乐章》的缘由,起于一九四二年冬。那年,第八次音乐教育委员会,假教育部所在地,重庆远郊重镇青木关召开,顾毓□先生是大会主席,父亲和郑玉荪代表《大同乐会》出席。在"提倡古乐,恢复礼乐"的宗旨下,这次大会作出决定,要编一部《国家典礼乐章》,由国立礼乐馆牵头,郑颖荪先生(非郑玉荪)负责。大会还决定由《大同乐会》编曲和试奏。至此,为《国家典礼乐章》谱曲的重任,实际上已落到我父亲许如辉身上。而国民政府编制《典礼乐章》的真正目的,是准备一套完整的器乐曲,用于日后不同场合的庆典活动。

父亲手稿中记载:次年春天,也即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国立礼乐馆的负责人郑颖荪先生亲临《大同乐会》,送来一套印刷材料。父亲接过文件细看,是一些经过选编的古诗古词,约数十首,每一首古词上均已冠有标题:《接总裁》, 《接元首》, 《孔子纪念歌》,《国父诞辰歌》,以及《婚礼》,《丧葬》,《庆寿》,《喜乐》等。不久,父亲(许如辉)将这些古诗古词谱成曲子,郑玉荪刻写蜡纸,印成册子,最后成为一部众所周知的《国家典礼乐章》。《国家典礼乐章》由《大同乐会》内部试奏,后来在重庆文运会堂和新运广场公开演出,影响深远。潘公展,陈立夫,顾毓□,郑颖荪以及重庆不少音乐界人士都聆听过。《国家典礼乐章》在文运会堂试奏时,潘公展与我父亲均发了言.《国家典礼乐章》在重庆新运广场公开演奏实况,由当时的中央通讯社作过报导。

顺便提一下,这位原民国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先生,正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教过江泽民主席运算微积分课的老师,今已是百岁老人了。数年前,江泽民主席顺道美国费城拜访过他。而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晚年潜心研究儒家学说,今年年初以百岁高龄在台湾故世,海峡两岸同致悼念。潘公展先生抗战后任上海《申报》主笔,后去了台湾,亦已作古。

曾经参与试奏的刘志坚先生从大洋彼岸告诉我:

“你父亲谱写的《国家典礼乐章》,有二十余章节,曲调非常庄重,《大同乐会》在演奏时,速度很慢,整段曲谱化一个小时才演奏完毕。”

刘先生还寄来了我父亲亲手刻写的《国家典礼乐章》原始曲谱(工尺谱和简谱两种)。郑体思先生撰文认为:《国家典礼乐章》除《欢迎》,《欢宴》,《凯旋》等章曲调稍为轻快活泼外,其余几乎都是庄严,肃穆,景仰的缓慢曲调。(14)

我父亲扎记中提到:他作曲的《国家典礼乐章》,是由郑玉荪先生刻写的。而刘先生提供的版本(主旋律本)是我父亲刻写的,我设想(有待考证):抗战后期,是否还有一部我父亲谱曲后,交由郑玉荪刻写的《国家典礼乐章》总谱遗留世上。


结 语

我父亲许如辉和郑玉荪主持重庆《大同乐会》,目的是想继承上海《大同乐会》的精神和传统,振兴中国民族音乐。然而,重庆《大同乐会》的运作远比上海艰难,因为许如辉和郑玉荪完全靠白手起家,不如在上海能得到很多知名人士的鼎力相助。幸好王哓籁,潘公展喜欢民族音乐,潘公展的夫人会弹奏古琴,琵琶,重庆《大同乐会》才得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大同乐会》比上海《大同乐会》更具创意和开拓精神,重庆《大同乐会》不仅演奏古典曲目,还演奏我父亲许如辉创作的许多新曲目,创办了一所儿童国乐团,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此外,还成立了大同剧社,推出抗战音乐剧《木兰从军》,投身热情高涨的重庆戏剧运动。父亲主理所有重庆《大同乐会》的乐务工作,郑玉荪则负责文宣和对外交流。两人珠联壁合,相得益彰,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文艺界开创出一片天地,许如辉和郑玉荪先生对重庆《大同乐会》所作贡献,是应该记入中国音乐史册的。

因众所周知的两岸政治原因,由于王晓籁,潘公展的参与,致使重庆《大同乐会》在国内长期蒙受莫须有的恶名,我父亲后半生历尽坎坷。此外,原上海《大同乐会》成员对郑玉荪先生一直耿耿于怀。我想,郑玉荪作为上海《大同乐会》创始人郑觐文的儿子,因一九三七年上海沦为孤岛,振兴中国民族音乐无望,渴望在大后方重庆继承父业,弘扬国乐,实也无可非议吧。

抗战胜利了,被困在山城的各地精英纷纷离去,返回上海,北京和其它城市,刹那间,一度喧闹沸腾的重庆又恢复往日的平静,变回一座寂寞的孤城。父亲在重庆所开创的事业不得不撂下了,一九四五年底,他和郑玉荪相继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大同乐会》同仁,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和南京。而留在重庆的会员们,坚持活动,直到一九四九年,重庆《大同乐会》才不复存在。会员们有的回到内陆,有的去了台湾,更有如孙培章先生,远走高飞到了美国。但是,无论他们居住在海峡两岸,天涯海角任何一方,无论他们面临何种艰难曲折,都始终如一地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演奏重庆《大同乐会》的保留曲目,令人敬佩。

一九四六年,我父亲和郑玉荪又在上海重逢了。他们时常聚首我家,谈天说地,两人友情老而弥坚,直至六十年代中期国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印象极深的郑伯伯突然在我们面前消失。在此敏感时刻,我父亲已深为自己冤枉官司所埋,不得不与郑玉荪切断联系。

其实,郑伯伯亦于文革中去世,此是后话了。我母亲每回首重庆《大同乐会》往事,总念念不忘厚道的郑 玉荪,她对自己不知郑玉荪先生何时故世,没能为郑玉荪先生送上最后一程,时至今日仍遗憾不已。

祖国对外开放后,一九八七年夏,我家收到一封信。信中提道:许老师,你的作品仍在台湾演奏。这是寓居美国佛州,原重庆《大同乐会》的孙培章先生,风尘仆仆,不远万里,欲看望我父亲来了。孙先生停留北京时,从中央民族乐团秦鹏章先生处探得我家地址,先期来信,好让我父亲有思想准备。遗憾的是,我父亲未能读到孙先生这封感情真挚的来信,已于年初去世了。

重庆《大同乐会》落幕了。父亲许如辉与郑玉荪先生,高风亮节,鞠躬尽萃,不为钱财,只为理念,联手主持的这一影响深远的抗战音乐团体,为提倡中国本土音乐,弘扬祖国高雅文化,成绩斐然,历史会添上这一笔文化遗产,人民会铭记他们的功勋。

更引以自豪的是,凡与我父亲许如辉共事者,无不对其人品赞不绝口。亲睹我父亲主理重庆《大同乐会》乐理事务的刘志坚先生,在其《忆许如辉先生》一文中,对我父亲高度评价,即为一例:

“许如辉先生助人为乐,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一丝不苟,严谨有嘉,令人景仰……,许先生堪称一位作曲家,演奏家和指挥家。”(15)


  参考文献

(1):许如辉手稿 (文内其它未注明处,大部分录自许如辉手稿)
(2):重庆《中央日报》,"山城语丝",1940年3月21日,上海图书馆近 代文献馆馆藏
(3):重庆《中央日报》,1943年4月6日,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馆藏
(4):郑体思:"重庆大同乐会",《北市国乐》,台湾台北市立国乐团主编, 111期,1 995年9月,第62页
(5):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3月5日,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馆藏
(6):重庆《中央日报》,1943年10月8日,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馆藏
(7):同(4),第62页
(8):同(4),第62页
(9):郑体思:“重庆大同乐会”,《沙平坝文史资料》,第16辑,2000年10月,第71页。
(10):重庆《中央日报》,1943年1月25日,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馆藏
(11):陆铿:《陆铿回忆录与忏悔录》,时报文化出版社,台湾,1997年7月,第621页。
(12):同(9),第71页
(13):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5月1日,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馆藏
(14):同(4),第63页
(15):刘志坚:"忆许如辉先生",(待发稿),2001年5月


(原载《音乐探索》,成都,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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