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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还是不笑?这是个问题

作者:贝苏尼





二OO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丹麦《周末报》(Weekendavisen)载“被诅咒的微笑”(De fordømtes smil),作者 Jens Anker Jørgensen 在漫长暑假里的一个雨天带着孩子到附近一座古老的教堂去。“这些人看上去很不高兴啊,”孩子看到那里著名的中世纪壁画后说。

俗话说,童言无忌,宗教画上的人物愁眉苦脸,确实是一个成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在早期罗马风(约一千年前后)壁画上完全没有微笑或大笑的面孔。人们或许以为,上帝在看到自己创造的世界一切都很好,应该微笑;圣母抱着怀中的耶稣,应该露出骄傲的笑容。然而都没有。在中世纪晚期的哥特式教堂壁画上才能看到少量小心翼翼的微笑。

然而在末日审判题材的壁画上却能看到微笑和大笑。一幅十五世纪壁画上永远堕入地狱的罪人的裸体群像都面带笑容,魔鬼拿一根绳子捆住他们,拉着他们走向地狱之火,其中有国王和教皇(新旧教两重天,教皇在一边出售进入天堂的门票,在另一边就得下地狱!),一个小人儿在他们之间露出脸来,面带恶意的微笑。披头散发的女人咧开嘴笑。教皇离地狱之门最近,他的光脚一定能感到毒火的热力,但他仍然咧开嘴,愚蠢地笑着。他们的笑容不能引起人愉快的联想或者赢得信任,而是让人感到厌恶。这是什么意思?



中世纪的圣母与圣婴




文艺复兴时期的同题绘画


其实,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希腊罗马雕像是微笑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是微笑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题材作品很多,人物却恢复了微笑。到了十六世纪,更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出现了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喜剧天才。哲学家不甘人后,笛卡儿、斯宾诺莎、霍布斯、孟德斯鸠……人人都对“笑”有一通说道,讽刺大师伏尔泰和戏剧理论家莱辛自不必说,就连以艰深枯燥著称的康德、黑格尔也对“笑”给出了严格的定义。这个传统延续到二十世纪,柏格森有名为《笑》的专著问世,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张闻天在家赋闲时穷极无聊,将其翻译为中文。林语堂看了George Meredith 的 An Essay on Comedy,触动灵感,洋洋洒洒发挥成一篇幽默小品,遭到鲁迅的迎头痛击。二人正吵得不亦乐乎,比他们都年轻的钱钟书出来,古今中外掉了一通书袋,其中心思想竟然是“幽默不能提倡”!这真是一剑封喉了啊。

不过,热闹归热闹,在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之间存在着一个“马鸣萧萧”(钱钟书语)的阶段仍然是不争的事实,给本来已经很黑暗的中世纪又抹上了浓重的一笔。二十多年前的电影“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十三世纪意大利北方的修道院里发生的一系列神秘死亡,究其根本(凶手是谁我不会说),是为了隐瞒图书馆里珍藏的亚里士多德论喜剧的孤本,不让人笑!



《玫瑰之名》剧照,他们笑,还是不笑?


法国中世纪历史学家Jacques Le Goff 就中世纪的笑和喜剧性写了三篇短文,收入德文版《中世纪的笑》(Das Lachen im Mittelalter, 2004)一书。他认为,在“笑”的领域,集中了那个时代最激烈的冲突:哲学与神学的冲突。在哲学里,亚里士多德是大权威,他关于笑的理论见诸“人”的定义:人是会笑的动物,homo risibilis,正是笑的能力,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而在神学里,根据对《新约》的研究,耶稣从来不笑。基督徒的生活应该以耶稣为榜样,所以不能笑。哈哈大笑也就在许多修道院里,同沉默、谦恭、贬斥肉体等要求一起,明文加以禁止,其理由也可以在《旧约》里找到不少根据。

笑的心理学基础是,突然发现在应然和实然的世界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距离。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这种观点假定人类具有判断力,具备“为自己立法”的能力。然而根据基督教的世界观,人类是上帝所造,律法乃是上帝的话语,人类的理性也是上帝的恩赐,因此必须保持谦恭,而笑,则是对造物的不敬,尽管世界在人类堕落之后不再完美,但也没什么可笑的。

初看上去,禁止笑——不要说喜剧性——这样的本能反应似乎很不近情理,然而,本能恰恰是危险所在,因为这意味着意识对身体的失控,任凭身体被邪恶力量所支配。

然而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又是中世纪的最大权威,教会没有理由说亚氏不对,折中的办法就是掩耳盗铃,假装亚氏并未说过这些话。谢天谢地,亚氏关于喜剧和喜剧性的主要作品失传了。人们仅仅通过其他古代作家知道有这些论述,所以用不着禁,也用不着谈论它,就像亚氏的其他与神学冲突的作品一样。然而事情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在人类理性和神性启示之间不应该有分歧,最好能在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之间找到和谐。

深入了解一下基督教就会发现它并没有完全放弃幽默感,《新约》中固然没有笑,《旧约》里有,即90岁的撒拉在门背后偷听,神说她将生一个儿子,她忍不住笑了。还有圣Laurentius被处决的时候是放在火上烧烤,他对行刑者说,“我已经熟了。”

幽默被允许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促使人们将笑分为两类: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和不道德的,令人作呕的。后者就是前述邪恶的种种,而前者多半是微笑。微笑在方济各会不仅得到允许,而且被当作一种理想,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词,快乐的面容(hilaris vultus)。然而,在两种笑之间划清界线毕竟是很困难的,人们在这困难中坚持到文艺复兴,才能开怀大笑,文艺复兴也因此而获得了“笑的文化”之称。

上面这些话,有的是 Jens Anker Jørgensen 说的,有的是转述Jacques Le Goff 论文中的观点,综合起来似乎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两大传统——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当中,前者认可笑的积极意义,后者则否,但也不绝对,还是给“笑”保留了一些地盘,因此,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过程中也为自己保留了地盘,避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人们常说,西方的历史就是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两大传统斗争和妥协的历史,在应不应该“笑”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呜呼!

走笔至此,忽然想到近年来再度流行的“红色经典”们,正面人物除方海珍等少数例外,大都是双目圆睁,咬紧牙关,所谓“仇恨入心要发芽”也;而反面人物则不时爆发出得意的狂笑。还有“十七年”里各株毒草塑造的女特务形象,除了穿戴时髦,面容姣好,身材苗条之外,多面带微笑,那是“糖衣炮弹”最形象的写照。这样说来,“红色经典”竟不是“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更与“民间艺术”无关,而是西方中世纪传统潜流的显现。交响乐、芭蕾舞等西方艺术在“样板”上的应用,毕竟是形式,是“瓶”,其内容,“酒”里也掺了白兰地、威士忌,并非纯正茅台五粮液!这也是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在深入探讨之前,先哈哈大笑三声。


  原载《独立评论》


附图:

《海港》方海珍 《红灯记》李铁梅 《奇袭白虎团》 《红灯记》李玉和 《红色娘子军》吴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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