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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四”网文两则




一、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作者:王奇生



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开始纪念“五四”。此后,“五四”的纪念几乎年年进行,不曾间断。近百年来,中国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从发生的第二年就开始纪念;也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并且持久而不衰。

1920年李大钊在纪念“五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90年来,“五四”纪念也确如李大钊所期望的,一直都在与时俱进,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义”。结果,纪念越久,追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五四运动的本相却越纪念越模糊。最初只是纪念学生爱国运动;后来渐渐将“新文化运动”也作为“五四运动”的一部分来纪念;再后来,纪念“五四”,主要纪念新文化;纪念新文化,又主要纪念“民主”与“科学”。

其实,五四运动是两场“运动”的组合:一场是政治运动,亦即学生爱国运动;一场是文化运动,习称“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突发性的,急风骤雨,暴起暴跌,前后持续不过一个多月;后者是渐进性的,其兴也缓,其衰也慢。笔者主张将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 1915~1918年为酝酿期;1919~1923年为鼎盛期;1924~1927年为后续期。


【《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是如何“混为一谈”的】

1918年以前,《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或者说,它所提倡的“新文化”,还没有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实际上,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时,很难说有多么高远的理想,杂志最初也只是一个面向青年,提倡“德智体”,要青年树立正确人生观之类的一般性刊物。鲁迅就说过:《新青年》在开始的两三年里,“不但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他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

杂志主编陈独秀,开始时也谈不上有多大知名度。这里可举一例: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担心陈独秀的资历和学历不够,怕教育部通不过,于是在申报时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经担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最初一两年,《新青年》的作者大多是陈独秀的一批安徽老乡,而且名不见经传。每期只印一千本,出版商赚不到钱,几次想中止出版,陈独秀好说歹说才继续维持。

一些学者认为,《新青年》创刊不久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结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还有的研究者说,《新青年》有一批很有名气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者最初并不有名,是后来才有名的。比如毛泽东在1917年给《新青年》投过一篇稿,当时毛只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

《新青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这本身就是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分量,可引胡适的话为证。胡适分析“五四”文学革命为什么能够很快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文学革命的主张一下就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陈独秀到北大以后,拉了一批北大教授为《新青年》写稿,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这样一来,《新青年》由一个以安徽读书人为中心的地方性刊物,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后来吴宓等人在东南大学办《学衡》杂志,想和《新青年》抗衡,但搞不过《新青年》。他们对《新青年》很不服气,认为《新青年》之所以“暴得大名”,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这块招牌。


【陈独秀怎样炒作《新青年》】

除了北大这块招牌,陈独秀为扩大杂志影响,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些做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炒作”。怎么个“炒作”法?

第一招是文章“故作危言,以耸国民”,语不惊人死不休。

第二招是自己骂自己。编辑部假冒读者名义,写一封骂自己杂志的“读者来信”,同时又写一篇文章加以批驳,两文同时刊出。虚拟的正方和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骂的人百般挑衅,批驳的人淋漓刻薄,非常具有戏剧性和观赏效果,激发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第三招,挑衅竞争对手,拿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东方杂志》开刀。

《东方杂志》是综合性刊物,创刊于1904年,老板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在当时的都市文化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民国初年,读书人几乎人手一册。《新青年》要扩大影响,首先面临《东方杂志》的竞争。陈独秀一直在寻找打压对手的机会。

1918年的某一期《东方杂志》转载了日本的杂志的一篇文章,文章引用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而就在前一年,辜鸿铭参与了张勋的复辟活动。陈独秀以此为借口,发表文章攻击《东方杂志》为“复辟”张目。当时国人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记忆犹新且深恶痛绝,陈独秀的文章一出,《东方杂志》声望大跌,销量也大受影响,很多老读者、老订户转而订阅《新青年》。商务印书馆只好降价促销,最后不得不撤换主编。《新青年》很快取代了《东方杂志》在全国知识界独占鳌头的地位。

除了“自我炒作”外,还有一件事,也大大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

这件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夕。当时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叫林琴南,思想相当保守。他对《新青年》的激进言论十分看不顺眼,于是想方设法攻击《新青年》。最初写小说讽刺,后来直接写信责骂。由于林琴南名气很大,他这一骂可不得了,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媒体竞相报道的结果,是《新青年》越挨骂越出名,销量迅速攀升。新文化也开始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新青年》影响扩大,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赶上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里仅举白话文为例。

胡适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杂志自1916年就有意主张白话文,但白话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1919年以后。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办了约四百种白话报刊。这样一来,《新青年》提倡的白话文,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并且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

可见,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才应运而生。

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文化运动”为“新思潮运动”,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笔者另外想谈的一点是,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展,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区要滞后一些,比如福建。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及接触新思潮。1922年北大入学考试,国文题目有两道,其中一道是作文,题为《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没想到有不少外地的中学毕业生竟然不知“五四运动”为何事而缴了白卷。


【“民主”与“科学”:挡箭牌还是具体主张?】

最后,笔者想谈一下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三年前,有人送我一套《新青年》杂志的电子版。它的最大优点,是可以进行主题词检索。于是我首先检索了“民主”与“科学”这对主题词。

检索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一点,也不过五六篇。

考虑到谈论民主和科学的文章不一定标明在标题上,我又检索了“民主”、“科学”两个主题词出现的频度。结果,“民主”仅出现了260次,“科学”的频度高一些,也只出现1907次。在总字数多达540万字的《新青年》中,“民主”和“科学”出现的频度都相当低。我也检索了“民主”和“科学”的同义词、近义词,检索结果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很纳闷: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

反复寻找之后,我发现,几乎所有教材和研究论著中,凡谈“五四”新文化运动,必谈《新青年》;谈《新青年》,必提“民主”与“科学”;提“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答辩书》。

该文并不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刊词,也不是杂志发表的一篇宣言,实际上是陈独秀为回应当时反对《新青年》杂志主张的人而写的一篇答辩书。后来被历史学家反复引用的,是下面这段约200字的话:

本志同人(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作者——作者注),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如何解读陈独秀的这段话呢?

《新青年》创刊后,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非常激进。这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为了回应那些人的批评,就写了这篇答辩书。答辩书中,陈独秀必须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以抵挡对方的攻击,于是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1923年,胡适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反对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那些批评《新青年》的人“叫板”说:

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民主与科学,才算是好汉!

所以,“民主”与“科学”更多地是充当陈独秀的挡箭牌,而不是《新青年》具体提倡的思想主张。早在清末,“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就得到知识界的反复倡导,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了。《新青年》如果仅仅是老调重弹,就不会惊世骇俗。所以《新青年》很少发表文章讨论“民主”与“科学”,也就在情理之中。


【很多话题并非预先设计】

实际上,《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涉及很多思想流派和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比如讨论过孔教和家族制度,讨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过白话文、世界语,讨论过妇女问题、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工人问题,讨论过俄罗斯、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事先并没有总体设计,也没有料想到四五年后会引发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所以《新青年》的很多话题,并非预先设计好的。杂志中的一些主张,在今天看来很有意义,当时却没有产生多大反响;相反,有些在今天看来已没多大“现实”意义的主张,在当时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守旧派对《新青年》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白话文运动;一是反对孔教。当时中国新闻媒体对《新青年》的关注,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新青年》提出的其他思想主张,很少受到媒体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讲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人们眼中的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差距,几乎只剩下“民主”与“科学”,白话文运动和反对孔教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总之,《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新文化”也不是一开始就声势浩然。《新青年》从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人们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很少注目。“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的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各有不同;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





二、陈独秀的几件小事


作者:刘仰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新青年》杂志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被后人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表现出无所顾忌的战斗精神,“打倒孔家店”、“取消汉字”等等激烈的言论都出自那个时期。《新青年》的战斗风格,除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认识上的不同判断外,还有一些客观上的因素,也推动了这种文化交锋的极端化倾向。这个现象与陈独秀个人性格也有一定关系。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便向出版商汪孟邹提出要自己办杂志,汪孟邹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几年前在陈独秀的建议下,到上海办了亚东图书馆,但是经营情况不算很好,汪孟邹便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陈独秀。考虑到陈独秀需要养家糊口,他向陈独秀推荐了他的两位朋友陈子沛、陈子寿。陈氏兄弟在上海开了一家群益书社,汪孟邹介绍双方见面后,陈氏兄弟表示同意合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新杂志为月刊,不管销路如何,群益书社每期支付稿费、编辑费共200元。1915年9月,16开本的《青年杂志》在上海问世,发行量1000余册。《青年杂志》创刊早期,大多都是陈独秀自己一个人写稿,这可能也是他后来养成独断专行风格的一个原因。

1916年初,上海青年会找到群益书社,要求他们的《青年杂志》改名,因为上海青年会比群益书社更早办了一份《上海青年杂志》,而且发行量较大,两份杂志名称雷同,上海青年会指责群益书社的《青年杂志》有“假冒名牌”的嫌疑。陈氏兄弟害怕打官司,不得不劝说陈独秀尽快改名。陈独秀性格倔强,他说,本人连暗杀团都参加过,大牢也坐过,好几次差点被杀头,难道还怕打官司?陈独秀坚决不肯杂志改名。陈氏兄弟毕竟是出钱的投资方,生意人不愿多惹麻烦,软硬兼施地劝说了几个月,陈独秀终于同意改名字。在杂志的新名字上,陈独秀再次显示了倔强的性格,他将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摆出一副要与《上海青年杂志》叫板的架势。停刊半年,改名为《新青年》后,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名字开始出现。

汪孟邹见陈独秀一个人写稿、编稿很辛苦,便写信给远在美国念书的安徽同乡胡适,希望胡适能寄点稿子来。胡适当时在美国正与几个留学生争论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话题,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观点,被几个留学生批得体无完肤,说胡适写的东西,就像乞丐要饭的“莲花落”,用今天的话说,类似“梨花诗”。收到汪孟邹的信,胡适并没当回事,连思想开放的留学生都不赞同他,胡适认为,他的观点在国内更不会有赞同者。汪孟邹多次给胡适去信,还寄去《新青年》。差不多将近一年后,胡适才终于回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胡适指出《新青年》刊登的一首文言长诗质量很差,他不明白陈独秀为何在按语中对这首文言长诗评价很高,同时,胡适还提出了他关于白话文著名的“八不主义”。虽然这首文言长诗的作者是陈独秀的老朋友,但是,陈独秀立即将胡适批评的信件原信刊登。

这封批评《新青年》杂志的书信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反响,它使陈独秀意识到,引起广泛争论是提高发行量的重要手段。此后,制造话题、制造争论的手法被陈独秀经常采用。当然,胡适的这封信也让陈独秀开始关注“文学革命”的话题,引发了后来的白话文运动。

1916年底,陈独秀和汪孟邹一起来到北京,为亚东和群益两家书店的合并募集资金。由此发生了《新青年》和陈独秀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不久前,原北洋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被内定为北大校长,蔡元培还没有上任便开始招兵买马。其中,文科学长(类似今天的文学院院长)的人选难以定夺。在留法同学汤而和的家中,蔡元培看到了沈尹默转来的《新青年》杂志,这也是蔡元培第一次见到《新青年》。蔡元培原先组织暗杀团的时候就认识陈独秀。此刻,担任北大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大力推荐陈独秀。正巧陈独秀又到北京来募集资金,蔡元培、沈尹默等人便登门拜访,邀请陈独秀到北京来任职。

陈独秀不愿放弃《新青年》,对于来北京十分犹豫,甚至还推荐了胡适回国来担任文科学长,以求自己解脱。但是,蔡元培对于胡适一无所知,没有答应。蔡元培后来的一番话,终于使陈独秀动心。一是,蔡元培切中陈独秀《新青年》的要害,他说,北大要找一批有新思想的教授,陈独秀来了之后,这批人都可以帮助陈独秀写稿;二是,蔡元培给陈独秀开出的薪水是每月300元,比群益书社每月给陈独秀的办刊费用高很多。陈独秀终于答应先试干三个月。

陈独秀来到北大之前,蔡元培就已经发表了人员任命榜。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遭到北大很多老派教授的反对,其中包括当时号称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其实也是陈独秀早年的同事。他们说陈独秀只会写一点笔记性文章,没有像样的文科著作,如何能当文科学长?但是,蔡元培力排众议,陈独秀终于登陆北大。然而,这场上任前的风波已经造成双方的敌意,陈独秀一到北大便摆出了不屈不饶的战斗架势。对方批陈独秀说没有文科的著作,陈独秀反过来说你们那些文科的东西都是垃圾。

《新青年》被陈独秀带到北京后,陈独秀已经不用靠稿费生活了,因此,撰稿的队伍越来越大,为了扩大发行量,陈独秀最早采取了今天被称为“炒作”的手法。《新青年》反对传统文化的特色引起了很多老派教授和文化人的反对。1917年,林琴南写了两篇小说,没有指名道姓地暗含了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批判,主要意思是对《新青年》同仁“打倒孔家店”的不满。由于林琴南的小说不是发表在《新青年》上,为了树立一个批判的靶子,陈独秀让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一篇赞成林琴南观点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然后又让刘半农写了一篇批驳“王敬轩”的文章,同样发表在《新青年》上。这一自己制造的争论,引来很多不明真相的读者来信,其中有支持压根不存在的“王敬轩”的文章,陈独秀又将其登在《新青年》上,做成下一轮的靶子。

为了这场论战,陈独秀索性将明清以来领导文风的古文大家称之为“十八妖魔”,其中一个派别是以安徽桐城人为主的,号称“桐城派”,林琴南也算桐城派的余脉。钱玄同毫不客气地将他们称之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可见,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赞同林琴南的文章,完全是今天“炒作”的祖师爷。

所谓“选学”指的是《昭明文选》列出的古文经典,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年轻的时候最爱读的古书便是《昭明文选》。但是,为了论战的需要,互相指责骂人已经蔚然成风,骂人的言辞也很极端。对此,李大钊、胡适等人曾表示过反对,认为对于不同的意见应该采取争论的态度,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一味地谩骂。稍后参与《新青年》的鲁迅,对于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演出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但是,陈独秀回答胡适等人说,“对于违背常识,闭眼胡说的妄人,不屑与辩,唯有痛骂一法”。陈独秀的观点在激烈的论战中当然很有效果,但是,也造成不好的后果,一是上纲上线、用词极端地骂人,成为一种战斗的标志;二是把自己变成真理的化身,容不得批评。

鲁迅参与《新青年》是在1918年,当时,远在上海的发行人要求陈独秀尽快提高发行量,陈独秀不得不寻找更厉害的写手,钱玄同便介绍了周树人。陈独秀与周树人见面后,当面告诉他发行压力很大。与陈独秀见面后,周树人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终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清明节前一天,周树人熬了一个通宵,把自己一个得了精神病的远房亲戚的故事,写成了《狂人日记》,第一次署上了“鲁迅”的笔名,赶在出版截稿日之前交给了钱玄同。从此,《新青年》的撰稿人队伍中,又多了一位笔锋如刀的狠角色,而且,深得陈独秀的赞赏。

然而,陈独秀的好战风格渐渐发展成新思想和旧思想拥护者无所顾忌地对骂,最后走向人身攻击,令陈独秀自己也摔了大跟头。林琴南等人开始了各种反击。林琴南的一个学生在北大上学,这个学生在其他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因为过激言论,被北洋政府辞退了。这个消息当然属于造谣,但是,陈独秀的反击更绝,他除了发表辟谣的文章外,还鼓动蔡元培将这名学生开除了。

1919年初,五四运动前夕,反对者又把矛头对准了陈独秀的私生活,陈独秀逛八大胡同狎妓的事情被闹得满城风雨,弄得蔡元培极为被动。当初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的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便劝说蔡元培解聘陈独秀。汤尔和还说,解聘陈独秀还可以给胡适一个警告,因为这两个安徽人已经让学校遭受了太多的非议。面对激进派和保守派的两面夹击,蔡元培不得不同意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务,但继续留在北大当教授。胡适后来说,这个决定导致陈独秀越来越偏激。否则的话,陈独秀不至于在五四运动期间自己上街撒传单,结果被逮捕。

对于陈独秀狎妓问题,一般正史都简单地说是无良小报的恶毒攻击,事实上应该是存在的。陈独秀一生风流不断是一个事实。早年陈独秀在父母包办下,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妻子,说是感情不好,但陈独秀与第一位妻子还是生了一个女儿和3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刚出生的时候,陈独秀便与原配妻子同父异母的妹妹同居了,这就是高君曼。高君曼给陈独秀生了一男一女,与陈独秀生活了20年。在北京以及后来在上海期间,高君曼多次与陈独秀吵架,原因就是陈独秀沾花惹草。在上海担任总书记期间,陈独秀还与一个女医生同居,导致高君曼和两个孩子被抛弃。陈独秀被撤掉总书记后,女医生也跑了。陈独秀晚年一直与一个比他小30岁的女工同居。陈独秀最后一次坐牢的时候,曾经对牢友说,在做总书记之前他确实比较风流,做了总书记后,就基本老实了。可见当初反对者挖陈独秀的私生活,也确实挖到了致命的疮疤上,连蔡元培也无法继续护着他。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不光没有检讨自己,而是把在蔡元培身边“煽风点火”的人都当成了自己的敌人。

陈独秀的好战作风为自己招来一大批敌人,自己生活上的不检点又被对方死命攻击,陈独秀不得不以更严厉的、坚决不服输的方式进行反击,狠话、绝话脱口而出,言论主张无所不用其极。陈独秀的极端个性,逐渐造成《新青年》内部的不团结。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开始形成另一个圈子,双方发生了几次内部或公开的争论。陈独秀离开北京后,还发生了《新青年》应该继续在北京办,还是回到上海办的权力较量。最终陈独秀以“北大空气不好”为由,坚持自己在上海掌控《新青年》。在这场关于《新青年》命运的争端中,另一个重要的笔杆子鲁迅站在了陈独秀一边,也是陈独秀最终获胜的原因之一。而且,鲁迅也是最直接地继承了陈独秀好战风格的人。

早年与陈独秀有较多接触的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个“不羁之人”,还有人说,平时爱与别人唱反调,做事爱走极端是陈独秀的一贯作风。“五四运动”过后,陈独秀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对昔日的战友蔡元培、胡适等人也照样开骂,他把蔡元培说成是“罪大恶极”,还说要像防止鼠疫、霍乱一样,防止蔡元培等人的错误思想。陈独秀还随意将自己对他人的不满扩大化。泰戈尔来华访问的时候,胡适作陪同,陈独秀便将泰戈尔一起骂了进去,说“泰戈尔是什么东西”。相比之下,蔡元培、胡适显得大度得多,即使陈独秀这般开骂,在陈独秀入狱的时候,他们还是多次尽力营救。只不过后来大家很少来往了。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在《新青年》周围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后来除了鲁迅之外都改变了自己年轻时的姿态,对于不同的文化转而抱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客观上说,《新青年》时期的社会局势确实需要大声呼吁,需要鼓舞打倒军阀政府的士气,需要为战斗者提供思想武器和弹药,需要用比较刺耳的声音唤起人们对旧思想的反省,但是,这种一时之需不应该成为对待传统文化长期的态度。当年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自己对传统文化都有较高的素养,说一些过头的话,只当是自我批判,自我检讨,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在现代化面前重新平衡自己。如今很多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年轻人,如果只看到他们战斗檄文式的口号,就很容易产生对传统文化的误解。

陈独秀在《新青年》中表现出来的偏执性格,后来逐步形成了一言堂、家长制作风。张国焘作为北大学生会主席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也是陈独秀最钟爱的学生之一。张国焘后来继承了陈独秀的偏激,将其发展成小集团、小宗派和教条主义。对与陈独秀、张国焘两人的错误,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批评。

今天看来,陈独秀的个性造成他当年在新文化运动中说了不少过头的话,发表了不少偏激的观点。出于政治的需要也许可以理解,但是,出于文化研究的目的,陈独秀的很多言论则显得过分极端。陈独秀的这个性格也影响了一部分《新青年》的撰稿者,更主要的是,很多《新青年》的读者,把陈独秀等人故意偏激的言论当作了真理。这一现象是我们今天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应该引起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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