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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痛斥“文化大革命”



作者:何蜀


  著名学者吴宓,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与其他众多学者一样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还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的所谓“现行”,就是他公开或私下明确而尖锐地发表的反对“文化大革命”、斥责毛泽东的若干言论。在《吴宓日记续编》(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中,这类言论随处可见,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吴宓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光辉。


◇ 憎恶“大批判”

  “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序幕。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有关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性”言论,最早见于1965年12月23日。此前,作为四川省政协委员的吴宓到成都参加了四川省政协会议,12月10日回到在重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但此日之后至20日前的部分日记在“文革”中被抄走后失去。因此现有记载中已经是在“续讨论”吴晗遭到批判的剧本《海瑞罢官》了。此前的日记中是否另有相关文字,现已无法得知。

  吴宓在1965年12月23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续讨论吴晗1961所作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在讨论时,宓闻诸君之发言,愤怒不服,几欲发作,然能始终隐忍含默,未露形迹,幸耳。”(第七册313—314页)

  从这则日记可知,从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吴宓就是“愤怒不服”的态度。

  1966年1月13日晚间,吴宓应邀至普施泽教授家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吴宓非民盟盟员,系来宾):他在日记中记载:“座谈《〈海瑞罢官〉应如何理解?》,宓等四人先各抒己见。宓谓:宓一意恭恪服从,但恒苦不知党政每一运动中之真实意旨所在,然自1964春以来,加强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批判吴晗,评斥《海瑞罢官》,只是教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文学,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勖我们如是想,如是说而已,云云。……”(第七册338页)

  姚文元已经把吴晗《海瑞罢官》中写的“退田”、“平冤狱”都说成是影射、攻击现实了,吴宓却毫不顾忌地在1966年1月15日日记中写下他影射、攻击现实的感慨:“晚,久读《石头记》抄家前后若干回,与解放土改等比较,伤心落泪不止。”(第七册343页)

  1966年2月12日古典文学教研组会议上,讨论到“批判继承”时,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他的发言要点:“宓谓,此中有极大困难,宓不敢言。”接着以小字注:“盖谓,今日并不许人用其理智,作真批判。”(第七册370页)

  真是一针见血。吴宓在这里所说的“真批判”,指的是真正的学术批判,而不是毛泽东、姚文元那种所谓的“革命大批判”。

  1966年2月19日:“10—12古典文学教研组讨论《谢瑶环》(田汉1961依据陕西碗碗腔《女巡按》再改编的京剧本,凡十三场),宓最后始作简短之发言,表示宓接受云松文及诸同志发言之见解及主张;但暴露宓极喜悦《谢瑶环》剧中之爱情故事,不嫌其荡(关君斥为淫荡),只觉其美;且此剧文字之工,词藻之美,亦远在《海瑞罢官》以上也。”(第七册377页)

  “云松文”指《人民日报》2月1日发表的云松《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吴宓一方面表示“接受云松文及诸同志发言之见解及主张”,另一方面却又公开赞赏已经被批判为“大毒草”的《谢瑶环》的内容(爱情故事)和艺术(文字、词藻)的“美”。其天真、无畏之态跃然纸上。

  1966年3月23日:“10—12至文科图书馆读邓之诚编撰《清诗纪事》八卷二册,惜止于康熙中年。然亦可见当时政治受祸之酷,与文字科罪之严。其过程则先松后紧,与近今同。”(第七册399页)

  这个“与近今同”的评价,把“文化大革命”比之于清代“政治受祸之酷”、“文字科罪之严”的文字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少文化人还在诚恐诚惶为之欢呼之时,能有这样的洞见,是极具胆识的。

  1966年4月14日:“阅《重庆日报》对吴晗批判汇编。实则晗之所论皆宓之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无讽刺指责之私愤,亦乏谏辩箴规之愚忠耳。”(第七册414页)

  1966年5月12日:“8—6古典及现代文学教研组批判邓拓座谈会,宓首发言,其中赞美中国之王道,又谓古帝王亦有爱民而行善政者,皆不合今之说法。”(第七册432页)

  已经到了举国上下都在大批吴晗,大批“三家村”的时候,吴宓还敢作这样的发言,岂有不当“反革命”之理?


◇ 不堪“革命”盼速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宓不堪忍受这样的“革命”对精神上的折磨,多次在日记中写下“实愿速死”、“盼早日死去”、“惟祈速死”的文字。

  1966年3月4日,吴宓补记了他当天下午在古典与现代文学教研组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讨论中的发言要点:“宓发言,谓不能亦不敢与焦比较(∵非同路人)。宓今有‘生与死’之矛盾,即是‘生不如死’——盖宓之阶级生身、教育、工作、成绩 etc.(指旧时代),皆使宓成为党与人民之‘罪人’,而反蒙党与学校优待,同志们之礼遇,殊深感愧。今宓实已完全不能工作(所有宓之学问、能力、特长、创造 etc.,在今不惟无用,而且有害),反不如赖老之早日长眠地下……”

  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所说到的“赖老”,是西师中文系教授赖肃(以庄),在此前的2月17日病逝,终年76岁。

  1966年3月15日:“下午……续讨论近日师生《海瑞罢官》学习之佳作九篇其五、其六,记录粘存。中间几乎不能自持,十分气愤。此长期学习为大苦,实愿速死为佳……”(第七册394页)

  1966年3月30日:“下午……中文系教职员教学改革学习会,记录粘存。按,近年厉行阶级斗争,督促思想改造,既举中国数千年之德教习俗、学术文化,摧残澌灭净尽,已使吾侪伤痛已极,而在各种讲演报告学习、讨论会中,更视宓等老教授为阶级仇敌,反动、落后、顽固分子,冷嘲热骂,使耳聆、目击、身受者,更不能堪。宓今日下午学习会中,又起此感,惟盼早日死去,如赖老之长眠地下,真成无知,是诚幸福也已!”(第七册403—404页)

  1967年2月8日(“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除夕),当晚,孤独的吴宓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宓在世已七十四岁,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殁)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同上书第八册38页)


◇ 痛恨“破四旧”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大力提倡、鼓动下,“破四旧”之风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兴起于京城,随即刮遍全国。8月23日,吴宓记载了下午的全校大会上学生代表要求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等另改革命名字,院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院长徐方庭讲北京商店街道的改名情况等,他悲伤地写道:“知此次由毛主席之提倡,红卫兵之活动,北京以及各地之更改孔多,不但千年中国文化,而全国社会秩序亦骚乱不堪矣。”(第七册529—530页)

  8月31日,西师的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抄家,据吴宓在他那几个月日记被红卫兵搜走后所写的备忘录中记载:“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第七册532页)

  吴宓在1967年除夕的日记中补记了他给造反派组织“交待”的1966年9月2日被官办红卫兵“破四旧”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第八册38页)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教师“牛鬼蛇神劳改队”劳动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心爱的书物,他在当天日记中痛心地写道:“1966八九月之交,红卫兵抄去郑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书稿文物,均锁置于3121室中。今因需用该室,遂于10—11时,呼劳改队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来教师阅览室,堆置书橱间及地上,宓之日记及《吴宓诗集》、《学衡》杂志等全在焉。旋命诸君往扫除该室竟。最后二红卫兵(学生)来,贴封条(‘1967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队封’)书橱巷门及宓之书物上。——宓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同上书第八册124页)

  怀着这种“伤心愤恨”的心情,吴宓趁造反派组织忙于打内战,管理松懈之机,多次将自己被抄收的书物择要“偷”回(详见笔者所撰《吴宓“偷书”》,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六期)。以实际行动对所谓的“破四旧”进行了坚决的反抗。


◇ 鄙夷“教民作伪”的政治表态

  1966年4月6日上午,西师中文系召开学习解放军“三八作风”的讨论会,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宓发言一次,自己检查,虽言之甚诚,犹不合格。盖按照‘阶级观点’,则凡我辈地主及资产阶级出身之人,决不能有任何善言善行,且必不能改造。而数千年之中国,古与今之西洋,除马恩列斯及工人、农民外,亦无一好人,无一好事,无一长之可取,无一德之足记。……故学习会中之发言者,率皆依据公式、定规,而巧佞其辞,自贬自责,言不由衷。即座中听其言者,亦共知其非诚,然必如此乃可生存栖息于今之学校、社会。呜呼,是教民相率趋于作伪而已。其不合情理,强人以所难,更不待说也。”(第七册408页)

  吴宓入木三分的批评,揭露了这类“教民作伪”的政治学习的虚伪丑陋及祸害,即使今天读来,也会感到有振聋发聩之力。

  在最初的批判高潮中,西师中文系教师杨欣发遭到批判,系主任布置教师人人都得写大字报,吴宓写的大字报先是只表态“划清界限”而无内容,后是只写了一件小事而无高度,都不合格,他在1966年6月14日日记中写道:“盖今者必强以一切事归于阶级,功罪皆然。故众必欲宓承认‘宓之斗争杨欣安不力,纯由宓出身地主阶级(而非因宓今已七十三岁,年老力衰),’……若云‘实由宓曾读孔孟之书,夙行仁恕之道’,则必为诸君所更不容许者矣,故宓心滋痛伤。”(第七册456页)

  1966年7月24日,他讥讽当时一般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作伪”表态:“晚……中文系师生员工‘拥护刘少奇主席庄严声明及支持胡志明主席战斗文告大会’……诸人演说,虽旨在援越抗美,而皆力言‘必须尽情揭发,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且若以文化大革命办成即可保证抗美援越之胜利者,诚宓所不能解也。”(第七册494—495页)

  吴宓拒绝参与这样的“作伪”表态,遭到了市委工作组批评。7月29日:“工作组乙同志作总结:诸君应以多写大字报,将中文系揭发深透,完成文化大革命,实行表示热爱党与毛主席——有一部分同志,所写大字报甚少(按,宓首为其一),今后望多写云云。”(第七册500页)次日(7月30日),他在日记中即记载了他的消极对抗:“10—12命写大字报。宓自整编文件及报纸。”“夕5∶30—6∶30众写大字报,宓假寐,坐息。”(501页)


◇ 哭“黑帮”

  8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驻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两个月来,西南师范学院已经揭发出以副院长王逐萍、方敬为首的“黑帮”,号召全校革命师生继续深入揭批。吴宓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知运动转入批判斗争阶段,宓不胜忧惧。众对王逐萍及方敬皆‘墙倒众人推’,纷纷从井下石。其实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同上书第七册502页)

  方敬是现代诗人、散文作家、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三八”式干部,在西师分管教学业务,对吴宓十分尊重。因而吴宓对他的被打成“黑帮”深感不平。8月2日,吴宓在工会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被斥责为“美化方敬”、“为方敬辩护”,他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为王允所杀,宓之谓乎?”(第七册504页)

  吴宓两次使用了“蔡邕哭董卓”的典故来表明自己对“黑帮”方敬被打倒的痛心。蔡邕是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在董卓专权时,被迫为官,官至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董卓虽专横,但却很看重蔡邕的才学,对他“甚见敬重”,“厚相遇待”,董卓被诛后,蔡邕在主持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面前“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被王允斥责他“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并认为“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竟将其下狱,后死于狱中(见《后汉书·蔡邕传》)。

  8月7日,吴宓读了报上批判周扬、罗列周扬种种“反革命罪行”的文章后,不但没有如批判者所期望的那样对周扬产生愤恨之情,反而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独特的感慨:“阅报,益觉周扬尚有关心文艺、为民请命之意;此后,除歌颂毛泽东思想而外,无丝毫学术文化之存余矣。”(《吴宓日记续编》第七册512页)


◇ 痛心文化之亡

  1966年8月23日,吴宓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遭众批判斥责”,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自毛主席会见北京文化革命代表后,全国骚然,宓既心痛数千年中国文化之亡,又忧宓本人在运动中能否过关之事,于是近两日宓心神恍惚,已不能神志清明地控制指导自己之言动……”

  针对工作组奉命撤走后指派学生组建文革筹委会主持校务的现状,他悲叹:“且自学生主政,运动之期限延长,须至1967年春夏方可望结束,是则宓决难望活至运动结束之时矣。”

  在“运动之期限延长”这一点上,吴宓低估了这场浩劫的肆虐时间,他怎么也想不到竟会长达十年之久。

  1968年2月27日:“宓每日阅《新重庆报》,恒感今日中国之报纸,其中所载,无新闻,无纪事,只有宣传与教训(毛泽东思想)而已。学校中所谈所写所读者,亦惟是此种毛泽东思想之宣传与教训;至于中西古今之学术文化,已无人眷念及称道及之者矣。”(第八册391页)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吴宓在1967年11月28日说的一句话。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上午……众论运动之莫知如何‘到底’及十年后运动再来‘应是如何情形耶?’——宓插言曰:‘届时已无文化存留,可资改革矣!’(言出,又甚悔之)。”(第八册303页)

  毛泽东一再说“文化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当时许多人都曾设想、议论过下一次“文革”中自己应该如何吸取这次的教训,如何更少失误,更多胜算。然而,当诸位“牛鬼蛇神”教师在议论猜测十年后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应是如何情形时,吴宓却在一旁一针见血地插话说:“届时已无文化存留,可资改革矣!”

  文化存留都已经没有了,还谈什么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当时全国上下的痴迷、疯狂中,吴宓独自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可悲可怕的前景。他这一插言,现在读来也令人感到有石破天惊之震撼。


◇ 质疑为何搞“文革”

  1966年12月15日:“上午7∶50—11∶30菜圃工具室学习……宓首发言,提出二疑问(为宓所不能解者)乞众指教:(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何故必须有此运动?(ⅱ)此运动何故必须采取群众运动之方式?(宓言颇长,耿、彭二君为归纳成此简题)……”(第七册555页)

  这样的问题显然没有人能够回答。但吴宓却耿耿于怀。一年多之后,他再次重提这个问题。1968年3月4日,教师“牛鬼蛇神”小组上午学习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吴宓走在后面,问“组长”成文辉:“宓读《毛选》四卷,深敬佩毛主席,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则疑(不解)毛主席何以不明降惩罚于刘、邓及其党羽,而必作出此广大、曲折、繁复之文化大革命运动乎?祈有以教我。”

  “成君答曰:与公同具此感之人甚多。今欲解决此疑难,只有注意一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方能知悉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斗争是如何剧烈而久长,而毛主席独力卓识,坚强奋斗,经此运动,方得在党内、国内取得全胜,进而可以在全世界取得全胜;苟无此运动,则中国人民大众及全世界人民大众莫能获得解放与幸福——公如此去想,则庶能拥护此运动而益敬佩毛主席矣。宓唯唯,而先出,回舍。”(第八册396页)

  “成君”即成文辉,原为西师工农速成中学教员,“摘帽右派分子”,贬为中文系资料室资料员,是他们这个教师“牛鬼蛇神”学习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被造反派指定为组长。成文辉的家庭经济困难,常得到吴宓的济助,因此对吴宓比较照顾。

  显然,成君的回答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空话、套话,是不能使吴宓满意的。而且,成君并未体会到吴宓提问中已经含有对毛泽东深深的谴责之意。


◇ 痛心学生受毒害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毛泽东下令广播发表后,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纷纷仿效,一时间大字报贴满校园,20日晚,中文系主任魏兴南来访,问起吴宓对学生大字报的意见,吴宓对一些大字报中牵强附会批判教师的文字进行辩驳:“郑、荀等四人为学生写字以赠,其写‘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及‘先天下之忧而忧,……’似不为错误,前句可以毛主席当之,后句写一人之性行,非必即是忧1962中国之困迫,总之写者初未必有何深心,不当深文加谴,云云。——魏主任答:但何不写录毛主席语录或诗词,则可无讥矣。”(第七册462页)

  魏主任的这一典型的“文革”式回答,真叫吴宓无言以对。第二天,就有对吴宓“深文加谴”更加厉害的大字报出现了。吴宓日记记载:“外语系汪兴荣之揭发,多纸,章节区别,书写工整,惟如宓恨吸纸烟人一条,彼插言‘毛主席亦吸烟者’,宓实未闻知,仍续宓前言云‘欲杀吸烟人之苦我者’,今乃指判为‘宓蓄意刺杀毛主席’则太严重矣……”(第七册463页)

  从“恨吸纸烟人”联系到“毛主席亦吸烟者”(即“恨毛主席”),再进而将“欲杀吸烟人之苦我者”分析上纲为“蓄意刺杀毛主席”……后人若不知道“文革”中的诸多“反革命”罪名是怎样炮制出来的,看看吴宓这则日记就可明白大半。

  吴宓当然深知学生这样的作为是被教唆出来的。他在7月26日日记中写道:“忆1923济在《学衡》中著论,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政客)惟事鼓荡,至若辈者弱者自杀、颓废,强者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云云。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呜呼,四十年世变,至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之言验矣。”(第七册496—497页)

  1967年1月7日:“下午2—5清洁劳动;宓从成君,共五人,扫除卫生科至小校门之一段马路,连同马路两边之广场沟渠等。该处聚集外来串连之红卫兵极众,尤其红卫小兵(小学学生),奔跑呼喊,跳荡狂掷,只知游戏,食甘蔗及糖,蔗皮及糖包纸随意弃投,满地皆是。吾不知如此幼稚之人物,其到处串连果有何益哉?”(第八册8页)

  1967年3月14日:“闻诸队员述说:本队在高地所种之莲花白菜一区,有儿童三四十人,成群结队来此,各持小刀,将莲花白菜每株均割断或割裂破碎,又从地中拔出,抛掷陇畔(若辈并不偷盗菜蔬,非为好利贪私,直是有意作践、破坏牛鬼蛇神之劳动成绩而已!)。按,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小儿们无复教育,纵任其放恣横行,于此为极矣。”(第八册67—68页)

  “纵任其放恣横行”,显然,吴宓当时就已经明白动乱的责任应由那上头的教唆者来负。可叹的是有不少人至今还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 思想精神决不改

  1967年9月22日,吴宓在上午的小组学习会批判刘邓陶路线时“原拟发言,大意(1)最近学习后,始明刘邓陶之企图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之目的;前此完全茫然。(2)多年来,宓只知服从、遵行党国之一切政令及其人员(下至学校、系、组之小组长),不敢有违;又承受党国之诸多设施及条规(如《高教六十条》及注重学术、演唱旧剧等),辄喜其深合我心,因此感激党国之开明及仁惠,而不知其实出于刘邓陶等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毛主席思想者也!(3)自1966九月至1967四月初,宓写交述说、批判宓一生之‘罪行’之文章,凡数十万言,又曾重复两三次……今兹又须从头再写备交,宓实厌苦而无力为之矣!至于宓之‘罪行’,主要是顽固之封建思想,表现于《学衡》杂志中者,而与刘邓陶派实无任何牵连与关系也,云云。……然考虑之后,觉(ⅰ)今日宓尽可不发言,(ⅱ)如此言之,对宓无益且甚有损害,故决定沉默不言。”(第八册258页)

  过去感到“深合我心”的,在“文革”中都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吴宓对这样指白为黑的现实决不愿意“苟同”。他在1968年6月14日日记中又有一则类似记载。当天,吴宓读了造反派组织发下的“学习文件”《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之后,在日记中写道:“窃以为,凡当时宓等所喜悦、所认为正确、适宜之设施、文件,今皆贬斥为刘少奇路线;且中国与苏联1959或1960方失和,前此之‘学习苏联’又岂得为罪哉?”(第八册478页)

  1967年11月14日,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小组在一起杂谈中,有人“讥斥近百年中之传教士、救世堂、医院以及美国及英国庚款所办之事业如北平图书馆(清华当亦在内),又平民教育会(晏阳初主办)……”“皆美英等帝国主义豢养之走狗,以危害中国而反抗共党及解放者。”吴宓“不能复忍,乃微言……”作了简要的辩驳。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此事后写道:“按:诸君之说法,皆是‘站在正确之立场’,即是认定毛主席所主张、发动之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文化革命皆是正确而必要,不容丝毫怀疑或反抗;然此在宓之思想与感情上,断断不能接受,不能屈从与苟同。幸今日宓未再发言。今后应更须坚忍而沉默,方可免祸耳。”(第八册297页)

  1968年1月4日,教师“牛鬼蛇神”小组同仁劝告吴宓,“今兹自保、自救之术,首应与众混同,不可在服饰言动之任何小节,与一般人有所别异”,“更论思想、立场、态度,则宓必须诚心认识自己过去一切之错误……必如此,然后方能望‘走到毛主席思想路线上来’,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得免于覆亡之灾祸者也”。吴宓当晚在日记中记下此事后评说道:“按,诸君之劝告,亦是善意忠言。然若衣饰形貌之见于外者,宓尚可以改;其学术思想之在内心、精神者,宓实不愿改,且不能改也。祸福死生,听之而已矣!”(第八册345页)

  1968年1月27日:“10时休息后,众围火盆坐,谈毛泽东思想及改造问题。宓自念(1)宓不及诸君之灵敏巧妙,善于表现,(2)宓又曾闻中西古今圣贤之教,多读文史典籍,宝爱中国及世界文明,不忍见其澌灭,故不能从诸君专诚一心,接受毛泽东思想,参加阶级斗争,故宓之思想改造实难,而前途之祸福未可知也!念此,忧心忡忡矣!”(第八册365页)

  1968年2月16日,成文辉劝吴宓:“公之根本正路,只有经过学习毛主席思想,改造自己之世界观。公每日回家之后,如仍闭门离世,自读旧书,实非计之得者也。”吴宓当晚在日记中记录谈话要点后评论道:“归途自思,成君教宓之意,可感。然宓对中西古今学术文艺、道德政治之全盘思想(以及宓对天、对人、对物、对事之深固感情)焉能改造?宓在舍,得安居静处,不读旧书,则将作何事?”(第八册378页)

  1968年6月7日,教师“牛鬼蛇神”小组同仁谈如何在两派斗争中“趋吉避凶之道”,特别对平时“开口便错”的吴宓进行规劝,“贺明元君只一语:劝宓今即每日读毛主席著作,作出笔记若干条,以后整理、编辑之为一篇,供大批判时、受斗争后,发言(自我批判)之用。”吴宓记下此语后写道:“宓按:贺君所劝教,极是。然宓殊不能降心、壹志以为此,大异1952之心与境矣。”(第八册470页)

  吴宓的“反动立场”何等坚定!


◇ 直斥元凶

  在1966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吴宓就“含沙射影”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6时起。思‘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之理,古今应作何解。”(第七册489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吴宓越来越来越愤恨,他终于忍无可忍地在日记中写下了直接指斥毛泽东的言论。

  1968年2月22日:“成君述其家况之艰窘,尤因文化大革命中秩序破坏,长女在南江‘上山下乡’者,因其地骚乱,回家久居,工资未发,口粮为人取占。(贺君一子亦同)。二子初中毕业二载,迄未分发工作,皆闲居在家,故成君钱粮俱缺,赖本组同人济助,每日全家啜粥,杂以青菜,恒不能饱等情……”(第八册385页)

  吴宓在这段话后面意味深长地写了一句加在括号里的感叹——“然称颂毛主席,毫无怨言”。

  吴宓的好友凌道新(历史系“右派”教师)被罚在教师“劳改队”劳动,1968年6月1日,凌道新向吴宓诉说了被造反派“苛虐”管制的情形:“全日劳动”,“几次排队举大黑旗,敲锣鼓,游行校内及碚市”,“责令队员跪泥地上,并以钢条锄柄痛打队员若干人次,而新受打尤重且频。……更命新操杖击漆宗棠,怒其击之不重而酷打新焉。”吴宓在日记中记下这段血泪控诉后,怒不可遏地写下了自己的评语:“呜呼,人道何存?公理何在?毛主席应负其责也!”(第八册464—465页)

  真是一声石破天惊的呐喊!

  读到此处,使人不能不对吴宓这个被“革命左派”们视为“老学究”、“老废物”、“反动权威”的杰出学者肃然起敬。


摘自《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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