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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娘:“挨不住,就跳河吧!”



作者:思亲


一九七四年夏天,学校里还住着军代表,老师们过着“走钢丝”的日子。

一天中午,传达室的王老头来到我的窗下,小声招呼我说:“李先生,有你的电话,是从美国打来的。”我脑袋轰的一下,好像被人打了一槌是的,昏昏的几乎跌倒,“什么?什么?老王,你别开玩笑了,我这个‘特嫌’就差美国关系了。”在走往传达室的几分钟里,我脑袋里立刻浮现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逼无奈的交代:“解放后失掉联系的三个兄弟可能是去了台湾吧!”就这一个“可能”,我们全家遭难,上至父母,下至子女,我立刻成了莫名其妙的特嫌。如今这突如其来的美国电话,岂不是祸从天降?

用颤抖的手拿起电话筒,对方说:“喂,二姐吗?我是小亮。”我已木然,真是大弟的声音。那是抗战时期,大弟十五岁离开北京到后方去上学,我们分别已三十年。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可松访华后,才有了卫星电话,可是民间通话,却是件希奇的事。对方却真是大弟的声音,我本应高兴,可是我怕啊,怕极了,我的心在流泪……

“二姐,你好吗?生活怎么样?你怎么不说话啊?”小亮,我想你,你的声音这么清楚,是不是在北京呢?当时,我多么希望这声音来自北京。

“我在美国,是在纽约家里给你打电话,咱娘呢?她好吗?”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抽泣。

“娘不在了……”

“什么?什么?什么时侯去世的?得的什么病?坟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声音嘶哑的大弟哭了。

“是心绞痛,坟在老家……”我还能说什么呢?大弟哭的更厉害了。

“怎么会在老家?在北京咱们土生土长的,怎么会埋到老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回答他呢?在为难中,我编出了谎言。

“在北京,人死了只能火葬,到农村可以土葬,娘怕火葬,所以早已安排去世后葬于农村。”我们姐弟隔着太平洋痛哭失声。我脑海中又映出文革中的悲剧,一幕,一幕……。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一群红卫兵来到我家,抄了家,给娘剃了头,当时就逼着娘回农村劳动。娘呆呆的,没有眼泪。我给娘戴上头巾,拿了两件衣服。当时娘已经七十多岁,我写了张小纸条,塞在娘的口袋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希望好心人在发现意外时,费心给我稍信儿。我又小声跟娘说:“如果在路上挨打,受不了,你就跳河吧!”这就是平素最孝顺的女儿给母亲的临别赠言。

母亲出发时,后面跟着一群红卫兵,他们是学校工友的子女,还有一些是老师的子女,因没考上我们学校而到外校去上课,对学校怀恨在心,如今是报仇的时侯了。

学校离开火车站有二十多华里,一行人全不许坐车,母亲虽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一路上仍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我陪着娘走,我的背也被宽皮带抽的血水、汗水、衣服都沾在身上,火烧火燎的痛啊!路上围观的人很多,这群刽子手更得意了,大声的狂吠着:“他们是李鸿章的后代(乱扣帽子),该杀!”我耻笑这群魔鬼,我们什么也不是,只因祖父是前清翰林,出身书香门第,没有一亩地却被诬为“地主”。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你们不是叫她下农村劳动改造吗?就让她上车快走吧!”谢谢这位好心人救了娘和我。上了公共汽车,有坐位不许坐。到了北京火车站,那里是人山人海,剃了光头的、挂大牌子的,到处是血淋淋。还有拖着打死的人,往地下室扔。我带着浑身血汗排队买了票,送娘上了车,娘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掉眼泪,可是娘身上的血汗湿透了衣裳。上了车,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心如刀割,娘终于脱离了这魔窟,娘啊,祝你一路平安。

没多久,我收到电报:“汝母已故”。冒着与“阶级敌人”不划清界限的罪名,我赶到两千里以外的老家,娘躺在一个柏木棺材里,那是土改时真地主的寿材,如今给了这个假地主。

农协主席一位老农说话了:“当年他祖父在世时,可没少给咱们乡里办好事,老人们都没忘记,如今咱们要帮助他们。”村里出坟地、出车、出劳力挖穴!我感激农民的纯朴,感谢他们的无私情意,就这样,娘安息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永远忘不了娘的最后一面,是慈祥、无怨、无恨与无奈。

这些事只能闷在心底,这是文化大革命,是社会问题,是中国事。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我不能讲给大弟听。

“二姐,我想跟爸爸说话,他还健在吗?”

“爸爸活着,可是他聋了,听不见,不能接电话”,

“为什么?为什么聋了?”

“人老了,一点也听不见,他住在我这里。”

脑海里又浮现了悲惨的片段,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军人,敌伪时代留在北京赋闲在家里,不肯为敌伪作事;解放后在家里安享晚年。文革风暴来临,历史是抹不掉的,不管有无罪恶,一律是“反革命”。父亲喜欢的古玩、字画,破四旧时遭一扫而光。挂牌游街,最后红卫兵逼他喝下“敌敌畏”。当我到家时,他已被打得皮开肉绽昏倒在地,伤口上还被撒了盐和烟灰。我忍着悲愤,借了手推车,把爹推到部队医院。医生先问:“什么成份?”

我说:“成份不好,请您本着人道精神救救他吧!”灌肠后,我又把他推回家中,从此,他再也不能发声,耳朵也聋了。

一个夏日的早晨,一位好心的工友偷偷的对我说:“你父亲还在屋里呀?今天红卫兵在先农坛开会,学校里走得没人了,你还不赶快把你父亲送走。”感谢他的提醒,我赶紧把父亲送到两千里外的老家。这些事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弟弟。

电话里我和大弟相对哭泣。

“二姐,你有几个孩子?他们在上学吗?”

“我的儿子六六年大学毕业,分到大山上,和工人同吃、同住、劳动。女儿六六年初中毕业,到黑龙江参加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学本领。”

“好哇,到农村去学本领,太好了,不会再象咱们小时侯,韭菜麦苗分不清,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大弟还真开明,终于给电话监听得人一点安慰。

他又问了许多亲戚的近况,我还是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一一回答,因为我知道说多了对自己无益。

最后,“二姐,我要给你寄钱去,我在美国一家航空公司做事,已经作了十几年,我会寄钱给你。”

这下子可把我给吓坏了,接受美国的寄款,岂不成了特务经费?恐惧心理使我说话也语无伦次。“不要,不要,千万别寄钱,我生活很好,不愁吃,不愁穿。真的用不着寄钱。”

我每月七十八元工资,六口之家,勉强维持,比起当时常说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我满足了。

四十五分钟的电话挂断了,我带着喜悦而又沉重的心情,来到驻军办公室找军代表汇报。“老杨,我接到弟弟从美国打来的电话,我的社会关系又转到美国了。”

“好哇!你可以给他们写信,谈谈你的幸福生活,别谈政治。”我感谢他的“宽大”,可是我心里还是揣着一块石头。

中美建交了,改革开方之后,使我有机会于八十年代两次赴香港与哥哥弟弟们团聚。又使我在九十年代两次赴美探亲。在国外我游历了许多地方,使我大开眼界现在我已到了当年娘的那个年龄,比起二老,我的老年是幸福的。每年我都会到二千里以外的老家,去探望二老。但往事怎堪回首?


摘自《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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