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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之死:闻一多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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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


闻一多,湖北浠水人,一八九九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十五岁考取清华学校(时清华尚为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二三年从父母之命回乡下与高素贞结婚,同年赴美留学,入芝加哥艺术学院攻读美术。一九二五年回国后,在教坛一帆风顺,在诗坛名闻遐迩。曾历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青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等。抗战开始,随清华南迁至昆明,担任西南联大教授。

抗战后期他一改自己向来反共的立场,秘密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共过从甚密。抗战结束后,参加和组织中共在国统区发起的"反内战民主运动",言行激烈,并在中共于"蒋管区"昆明发起的第二波"民主运动" 中,被两位国军青年军官枪杀。时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的死,为中共"反内战、要民主"的舆论攻势,牵制在内战战场上的敌人,直至打赢那一场内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政治作用。

闻一多先生生长于上一个世纪之交,长成于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变革时代。一方面,他少年的情志,在变革期时代精神的激荡之下,正渴求着生命的解放;一方面又为着因袭的传统精神,而使他不得不屈服于旧思想和旧道德的重压。然而,他非但是一个诗才横溢的才子,又出生在一个恪守礼法的世家,因此,诗人的狂放性格,必使他渴求自由的心,较其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为犹烈。反之,因袭的思想和道德重压,对他而言,又一定较之普通家庭出生者更为沉重。

这,不但为他勃发诗歌创作的才情,带来了"反荡的效应";亦使他狂放的性格,遭遇了不得不收敛沉坠的厄运。一九二二年,也就是他即将赴美留学的那一年,一纸家书,带着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寄到了北京。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要他与一个从不相识的乡下女孩结为夫妇!他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一万万个不想顺从。但是,这是父母之命,带来的更是千年孝悌传统的重压,就不说父母的养育之恩了。虽然他实在不能甘心从命。

婚后,一回到清华,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他的弟弟家驷,来"歌唱"自己的不幸了。然而,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

婚后返回清华不久,闻一多就赴美国留学去了。彼时,于家国之外,再来回首自己的新婚蜜月,回想浠水乡间那个在蜜月中被他冷落的年轻妻子,回想自己因不愿、不满和委屈,才逼迫父母同意她学文化、求知识的心态,说他是最后的反抗也行,已经成为诗人的他,便将去国怀乡之情,掺杂其中,将为他所能理解的夫妻"应有情份",和他还不识的爱情,混为一炉,然后便唱起他的"爱情之歌"来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他从芝加哥转学到了纽约,因对戏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因为亲自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戏剧活动,他从来犹如"死水"一样的感情,便在熊佛西、谢冰心、顾毓秀这些"才华正茂、风流儒雅"的一群中,起了"微澜"。

两年后,他刚刚回到国内,先在国立艺专、国立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又应邀赴青岛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长。彼时,中文系里那位名媛淑女方令儒,竟又成了他"满怀死水中的又一道微澜",这道微澜又掀起了一道横波,因冲击了他无爱的心房,于是,"出世惊奇"般的爱情诗《奇迹》问世了。只是这爱情的微澜,仅作为他诗歌创作的源泉,又只能稍纵即逝。然而,它记下了诗人闻一多又一度感情的挣扎与人性的拚搏。他输于爱,却胜于诗。对人性的天平来说,他狂悖的性格,又藉着诗情,奔腾激荡了一次。

他终于将妻子接到了身边,严防住了自己的心。然而,他真的能够防范得住自己的"性情"吗?

闻一多与他那个时代许多优秀的青年知识份子一样,因运交民国,而相当幸运。因为,中国数千年尊重知识与士人的传统,辛亥前后新时代对于富怀东西两学之青年知识份子的厚爱,初创的民国对于一批有真才实学青年的迫切需要,以及后来中学与西学的冲突、结合和发展,又更是需要一批有志气、有才华的青年学者来"集大成"。盖因民元之后,中国知识界不论是在国事安宁、还是在国事混乱之时,都能够享受到宝贵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这就不仅为他们个人成材成器创造了时代条件,亦更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与新艺术的发展,开创了此后不可再遇的优越历史条件。所以,翻开民国创建之后中国的学术文化历史,其灿若星辰的大家和浑然厚重的成就,便实在使我们这些运交"共和国"的后几代学人,深感汗颜和痛苦。

不消说,闻一多便是其中有成就的一位。他不仅在新诗界挣得了 "现代诗圣"的桂冠,与现代诗仙徐志摩共享过美好的"人间四月天",而且在教坛上成为一位著名的执鞭之人,从而"桃李成蹊"。一九二五年,闻一多一回国,便被聘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可谓少年得意。岁余之后,他又受聘于上海、南京、青岛各地担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长,已经驰名教坛。一九三二年他回到清华执教,直至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在这十年间,头几年虽然军阀未靖,然而,军阀们也没有难为过他们这样的青年才子。彼时,中国再乱,也不致乱了他们的书房和书案。其后十年,虽于外患内忧频仍,却仍然被后世史家们称为"十年黄金时代",所以,闻一多们也就在地道的"人间四月天"里,享受到了他们这批知识份子所能够享有的很大自由。

闻一多归国的时代,由于中国教授的薪资几乎与当时美国教授的薪资一样多,所以,闻一多们的生活是优越的和丰足的。闻一多这个诗人兼教授的小家庭,也就显得格外的温馨和潇洒。闻一多归国的时代,在中国的名牌大学里,教授们住的小洋房,几乎可以和美国的教授们相比美。所以,闻一多的家才会住得宽敞、明后、优雅,因而,名人们才能常常在他那里聚会。

青岛大学的海边风光,中央大学的首都气派,直到清华大学的"王府故园",这一切不仅使闻一多感受到了"象牙之塔"的优越,而且也使他明白了万事皆难如意的祖国,正在艰难中颠踬前行......彼时的闻一多,作为一位从西方归来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在对民主与自由的感受上,亦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因而他对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领袖们亦有着种种的不满。

但是,在事涉国是大局时,他非但不似他的同窗罗隆基之流,只为一己的"骂而优则仕"而横冲直撞,一副非我其谁的作派,而且目睹不断地有人制造中国分裂,他便鼓吹国家主义;特别是对于那些有背景、有黑手的所谓学运,更能够坚持直率的反对立场:"九一八"之后,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非但始终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指斥所谓的学运积极份子,甚至要求学校开除他们的学籍。如是,他才会成为"进步学生"攻击的对象,直至谩骂他是 "准法西斯主义者"。

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闻一多是爱他的民国的,是拥护当时的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的。所以他大义凛然。

直至四十年代初,闻一多仍对"天天骂民国、天天要民主、更要官做"的罗隆基之流正言厉色地指责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中华民国命途多舛。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我们的民族遭遇了又一次巨大的历史劫难,更使得已经遭遇过如许风霜雨剑的少年民国,又要遭受一次可怕的血的洗礼:刚刚获得了初步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再一次陷入了山河破碎的局面;刚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艰难进步的社会,又立即面临着令人痛心的破坏与倒退;刚刚从反叛和平叛的枪声中喘息稍定的苦难人民,顷刻之间又要被推进一场更大的战乱和混乱之中......

虽然中国国民革命军已经与他们的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战,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与决心,杀敌报国,然而,国家社会所面临的毁坏,却是难以形容和难以估量的:无数的工厂和田野,农舍和民居,被焚毁在战火之中;多少的无辜民众和他们的亲人子弟,被杀害和杀伤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中国之大,真的已经放不下一张安宁的书桌了。若不是国民政府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将千千万万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转移到了大后方,则坍塌的又岂止是闻一多们的象牙之塔?即使是像闻先生这样,代表着民族文化和国家水平的专家学者,也必然会遭遇令人难以想像的命运。而二次大战中许多参战国家──不论是打人的,还是被人打的,所已经披露出来的知识份子的惨痛命运,早已对此作出了明证。

然而,身在山外,则“横看成岭侧成峰”;身在山内,则“远近高低各不同”。许许多多因政府不懈的努力,才安然抵达大后方的知识份子,彼时彼刻,又常常会因为一己的优患,而忘记了普通民众、特别是沦陷区人民的更大苦况,更忘记了几百万国民革命军人时刻都在流淌着的鲜血。

当日寇的枪炮声已经震碎了清华园教室的门窗时,闻一多和清华的师生们一起,也不得不跋涉南迁了。而当扼中原之咽喉的大武汉,就要弥漫起大会战的硝烟时,闻一多又随着人流走过了湘、黔、滇三省,来到了昆明,成了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其间,三千里艰难跋涉,固然使他遭遇了平生所从未遭遇过的磨难;与妻子家人天各一方的无限担忧与无尽期待,更使他饱尝了国破家愁的痛苦;而突然要担负起支持全国抗战重任的西南边陲三省,就更是将一种今非昔比的贫困生活,摊开在这些过够“人间四月天”的专家和教授面前。

自小安享富有,青年出国留洋,归国便做教授,已经习惯于洋房暖身、银圆暖手的闻一多们,如今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贫困和艰难,自然会有别一番感慨、愁苦和挫折感觉。生养了八个儿女的闻先生,纵使能够在别人家破人亡和妻离子散的岁月,独能一家团圆在昆明湖畔,其心中却仍然有一个"愁字了得"。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是十分贫苦的。夫妇二人,子女四双,一家十口,靠他那一点战时的薪资,又如何能够维持?他自己刻图章以换取零钱来补贴家用,妻子则常常外出挖野菜来减少伙食的开支。那个时候,既然连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在内的教授夫人们,都用自己原来只会翻腾在麻将桌上的纤纤玉手,合制糕点,去拿到商店寄售,那么,在闻一多先生的贫苦生活里面,不也有着另一份为国家为抗战而甘守贫困的尊严吗?

何况,这是在战争岁月,是在前方的将士和人民正在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保护着后方的"战争状态"之下。须知道,在那个时候,连本土都并没有参战的美国人民,自然也包括他们的知识份子们,一天也只能喝到一杯咖啡啊!

罗隆基来了,这位多年的朋友,这个曾经骂国民党、骂国民政府、骂蒋介石骂得令他深恶痛绝的同窗,于此时此刻,终于用他那如簧之舌,摇撼了他不平的心境。吴晗来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这个竟然不知道妻子袁震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痴人,这个同样不知道妻子要他来“看望”自己老师,竟然也是受了中共委托的书呆子,居然就用他的忠厚和老实,用“红色的桃花源记”打动了他的老师;

他终于在与罗隆基、吴晗和华岗的“谈笑风生”之间,参加了地下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又秘密地参加了罗隆基们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似乎单凭着他那战时的一身贫穷,就与专门要为穷哥们打天下的共产党拉起手来了。他自然也因为对战争后期政府和执政党的不满,而突然迸发了年轻时“反抗的诗性和人性”。那一腔总是在燃烧、又总是无处燃烧的大火,似乎已经找到了它做一回活火山的时刻。此刻的闻一多,只因为已经走过了如许的人生岁月,便连他年轻时代要反叛时的战战兢兢也不复再现,竟要为着那个不仅为了“民主和自由”、而且更要为了那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主义,来奉献他这位卓荦不群者的才华和生命了。

一九四六年初,由中共首先在昆明发动的“一·二一”反内战和要民主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因战况对中共不利,而由中共发动的“要民主、要和平”的“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五月,因内战胶着,又由中共在“敌人的心脏南京”首先发动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红五月”学生运动等等,无不为“狠反内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曾为此说道:“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推向前进”。毛泽东为此则更说道:“中国境内已经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份。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人民运动的高涨。”

而闻一多们,于当时,既与策划者们一起策划,又与发动者们一起发动,而倚仗着自己学者教授的身份,"冲杀"在中共于"蒋管区"发动"反内战、要民主"的第一线。其时已经身为民盟中央执委并执掌云南支部要职的他,更以所谓"义无反顾"的胆略,走出书斋,走向社会,高举着"反内战要民主"的旗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实为一个普通知识份子和学生民众所望尘莫及。

中共首先于昆明发动"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本已有他的功劳在内。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中共因在内战中吃紧,而再度发动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时,闻一多又曾受命为之嘶叫呐喊。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李公仆在昆明的不明不白之死,非但使他义愤填膺,而且使他抓到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好时机。七月十五日在李公仆的追悼会上,他誓言"跨出了门,就不再跨回来"的豪言壮语,乃表现了他"愿意以死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他内心里面的那一座活火山,终于就要冲着“国民党反动派”惊天动地地爆发开来了。然而,命运,却使他于当晚就丧身在两位国军青年军官的枪口之下。

更何况他的死,既为多难的中华民国带来了“崩解”般的震撼,更为中共利用其死打造“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舆论,从而为中共打赢这一场内战,起到了早已为中共所估计得到的巨大政治作用。其时,利用闻先生之死,中共在全中国所制作的对国民党的舆论大战,实在较之他们那个正在席卷万里中原的“革命大军”毫不逊色。

那两位枪杀了闻先生的青年军官,遭到了公审,并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摘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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