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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与宋彬彬-符号的意义



作者:文军


读罢“祭园守园人”的这篇文字,我顿时无语,心头有点堵,千头万绪却不知从何说起。

卞仲耘是一个符号,是那个时代“被迫害致死”的符号。这个符号似乎很平淡,既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这个死亡并不具有教育意义,于是媒体本能地加以封锁,而人们对此更是早已麻木不仁了。这个符号不同于张志新,批准杀她的人属于“四人帮”一伙,需要一根棍子打击他们,至少可以算“再踏上一只脚”吧!也不同于王申酉,他是被“两个凡是”派杀的,于是投鼠忌器般不宜张扬。而卞校长之死,是文革暴力的符号,属于最初的受害者之一,作为符号,它代表文革中死于非命的成千上万各阶层民众。

徐唯辛画展上的卞仲耘和丈夫王晶尧 女附中校庆纪念册之一页


“宋要武”则是另一个符号,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符号。这个符号经“伟大领袖”赋予神圣意义,各种媒体大肆宣传,顿时涂抹上了惊世骇俗的色彩。它一经确立,举国上下都发疯了。要命之处在于,这个符号是在打死卞仲耘之后走红的,说话听音,锣鼓听声,它意味着“伟大领袖”支持这个暴力,而且还不够,“要武啊!”按照当年“一句顶一万句”的逻辑,这个符号就是掀起杀戮狂潮的符号。

两个符号组成一对矛盾,相反相成,加害与被害的和谐:加害者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受害者忍气吞声冤沉海底,这种和谐构成了毛时代那种“莺歌燕舞”。其实,又何止于此?自打“反AB团”开始,受害者自认倒霉,加害者弹冠相庆,已经成了惯例。尤其是那次“反右派”,这个民族最后一点思维能力也被绞杀殆尽,国民全体堕落成权力的奴婢。本来,倘若改革开放果真如邓公所说是“第二次革命”,那么首当其冲应该彻底清算“反右派”的罪行和它的危害。然而,留下四位死者与一位生者“不予改正”,不仅证明“第二次革命”只是说说而已之外,还充分显示了权力之傲慢。“扩大化”竟至十一万倍之巨,除了蔑视全人类的智商之外,没有其他解释。

“死者长已矣”。卞校长被她教育出来的学生一拳一脚地打死,而且凶手都是些花季少女。这是需要足够的兽性的,比本·拉登那些“革命烈士”瞬间引爆炸药包需要更多兽性,否则不可能对朝夕相处的师长折磨致死。如此教育制度之神威可见一斑,什么样的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如此丧失人性呢?当然只有剿灭人性的教育体制,而这个体制是否受到反思并脱胎换骨?我们只能各执一词了。

“存者且偷生”。没有人去追究“宋要武”的责任,她本人以及那些同情者都有说道,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应该由她背负一生。这使我想起纳粹头号电影宣传大师里芬斯塔尔那句著名的辩护词:“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就否定我的一生!”里芬并没有动手杀人,宋彬彬也许同样没有;里芬用她的艺术宣传鼓励杀人犯,宋彬彬则用她的权力纵容了杀人;里芬被盟国军事法庭判刑四年,“宋要武”则一路青云,享受着绝大多数中国人无缘享受的待遇。里芬是认罪的,虽然只认了七个月的罪。“宋要武”却连一个“对不起”也不用说。

这个符号的代表意义,我们借韦君宜先生的评述:“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自愿变作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还是不够。”当然,所有这些,都不能同学生打死校长的始作俑者相提并论的,但我们是否在选择遗忘、拒绝反思方面有相同之处呢?

这个符号又是有大环境支撑的。众所周知,当初最高层将文革定性成“十年浩劫”,邓公并明言否定文革之举为“第二次革命”,可见其深恶痛绝的程度。然而奇妙的是不准探究。我们看见,所有那些遭遇批判的、身陷囹圄的、驱逐出境的文化人,例如最近逝世的包遵信先生,都是不听禁令深刻反思文革的主。

此次,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重新标榜“宋要武”的举动,其实只是国内一系列复辟举动中一朵浪花。若不是“宋要武”当年太有名气了,简直是震耳欲聋的名气,根本不会引起网上的轰动,不愿意“且偷生”的那些人表示了他们的愤慨。当然只是熟知这个名字的那些人,对于年轻人而言,谁是宋彬彬,谁是“宋要武”,已经不重要了。

当国家经济取得较快速的发展时,一种复辟的暗流也在涌动,这就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为“宋要武”立牌坊的缘由。现在看文革,除了批斗老干部属于“浩劫”之外,其余的基本都翻案得差不多了,例如曾经控诉说“举国上下只剩下八个样板戏”,而今高唱不衰,甚至连国家歌剧院首场试演就是“样板戏”。有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文革时根本不存在的“毛戏”,如今愈演愈烈了。正是有这样的大环境,“宋要武”也按捺不住浮出水面跻身名人行列,并且不是以她的事后业绩,而是依仗当年的“革命行动”。

多余的话似乎不必再说,我们并无能耐改变什么,只有靠着互联网这个平台,发发牢骚便罢。但这牢骚至少可以抚慰那些亡灵,以及我们自己的良知。


摘自《多维新闻网·论坛》




附:《宋彬彬成母校“荣誉校友”,校友视为“校耻”》

  多维社特约记者易师钟/如果要评选“中国最佳中学排行榜”,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肯定可以名列三甲。但是这所著名中学现任领导在90年校庆的喜气洋洋中,发现自己正面对“校耻”的谴责风暴——该校公布的“荣誉校友”90人中,列入“文革”中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该校《辉煌90年》画册中,将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和同年8月5日被该校红卫兵打死的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并排置于第66页和对开67页。

  该校校友对多维社记者细说原委。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北师大附中,在“文革”前叫北师大女附中,“文革”中一度改名150中学,改为男女合校至今。由于其地理位置邻近许多中央机关,1949年以后,许多中央领导都将孩子送来这里入学,学生中高干子女比例奇高。就从这次校方最后圈定的90位“荣誉校友”的名单中可以看出,高干子女占了很高比例,其中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儿媳邵华(其父是革命烈士陈振亚),邓小平的幼妹邓先群、女儿邓楠,陈云的女儿陈伟力、陈伟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怀的侄女彭钢,聂荣臻的女儿聂力,陶铸的女儿陶斯亮……

  北师大附中《辉煌90年》画册中,将宋彬彬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和被该校红卫兵打死的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对页放置。

  “荣誉校友”中为大家所熟知的各界名人还有:外交界女才子唐闻生,社会学家李银河,画家周思聪,《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陈鲁豫,诗人汪国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剧作家何冀平……

  “荣誉校友”中绝大多数人在各个时期和各个行业作出了成绩,并未受到强烈质疑,只有一人除外——这就是该校1966届高中3班毕业生宋彬彬。国内“搜狐”、“凯迪网络”、“关天茶舍”、“篝火文丛”、“豆瓣网”等许多网站和海外一些网站的博客、论坛上,大量登出抨击校方将宋彬彬列为“荣誉校友”的文章《宋彬彬入选“知名校友”是实验中学之耻》、《北师大附中校庆中的最无耻记录》、《2007年的八一八》……言辞尖锐,态度激烈,跟帖附议者众多,批评校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该校网站(http://www.sdsz.com.cn/)上详细列出了宋彬彬入选“知名校友”(“知名校友由校友推荐提名,最后校方从中圈定90人为“荣誉校友”)的资料。一个名叫陈征的人推荐宋彬彬,推荐词如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

  在“个人简介”中写道: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

  网页上介绍宋彬彬的教育背景是:

  1960-1966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

  1972-1975长春地质学院岩矿鉴定专业学士

  1978-1979中国科学院高温高压岩石学专业研究生

  1980-1983美国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

  1983-1989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专业博士

  工作履历是:

  1968-1975内蒙古锡盟阿巴嘎旗牧民

  1975-1978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助理

  1989-2004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环境分析官员

  “校友详细事迹”一栏,是宋本人第一人称的自我介绍:

  在MIT攻读博士时,我的多篇论文(关于中国汉诺坝岩浆岩的研究)在国际上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我的导师,中国地质界的老前辈张文佑教授推荐我考MIT国际地化权威Fred Frey的研究生。我在Boston College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以全A系里第一名的成绩和优秀的论文被BC的教授们推荐给MIT。1983我虽成为了MIT地化专业第一名大陆研究生,但刚入学后,Fred Frey和其他教授们都明确地表示了对中国大陆学生能力的怀疑:若第一年我的数学不达标,若我不能在二年内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就请走人。据我所知,他们并没对美国学生做这样的要求。但我不仅破格一年就通过了资格考试,且毕业时我导师说我是他最值得骄傲的学生。我没给中国人丢脸……四年里,我在仪器旁不知傲(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而把七八岁的儿子留在家里。……

  宋彬彬还说:“照顾92岁的老母是我退休后的工作”,“母亲是长征时中央纵队30位女红军中现在硕果仅存的三位之一。”“父母的正直,廉洁,谦虚,朴实,任劳任怨,不讲代价,永远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宋彬彬第一人称的“校友详细事迹”长达千言,为所有被推荐的“知名校友”资料中最详尽者之一,该网页还附上了七张照片,配以洋溢着自豪的照片说明:“在阿巴嘎旗插队时骑马照”,“和我的导师,国际地化权威Fred Frey合影”,“我是MIT地球行星科学系的第一位大陆女博士”,“在MIT读研时用质谱仪测量中国地幔岩浆岩年代的照片”,“在Massachusetts州环保局大气监测站的工作照”等等,照片之多,所有被推荐的“知名校友”无出其右,足见宋本人非常急切地希望争取母校赋予这份荣誉。

  单看上述介绍,宋彬彬被推荐为“知名校友”、校方定之为“荣誉校友”,似乎也当之无愧。但批评者对多维社记者指出:宋彬彬回避了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自己参与其中的“文革”血腥历史,当年负什么责任,今天抱什么态度?

  关于北师大附中在“文革”中发生的暴行,该校许多校友都是亲历者、目击者,记忆犹新,终生难忘,留下大量回忆文字。

  有北师大附中校友认为,校庆主办人之所以将宋彬彬向毛献红卫兵袖章作为该校荣耀宣扬,是因为官方多年来三令五申阻止揭露和研究“文革”所导致的惊人的无知;但更多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情,这一行径表明了校方参与掩盖历史的企图

  这次也被推荐为北师大附中“知名校友”,但没有入选“荣誉校友”的王友琴,12年前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中,记录了当年血淋淋的一幕: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发起“打黑帮”。被打的“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很多学生来参加。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给他们戴高帽子,在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红卫兵继续打她和踢她。后来她被置入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停放在校门里侧。两个小时后她被推入马路对面的医院。在医院里,她被发现已死亡多时。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引文完)

  卞仲耘是“文革”中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而中共元老之一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当时是高三学生党员,该校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任和红卫兵的领导人。师大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她和另外两个高三学生贴出。该校另一位校友、旅澳作家陶洛诵2007年回忆,校园血案发生时宋彬彬在场:“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13天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对她说“要武嘛”。此事经新华社、《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布,《光明日报》登载了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的署名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要武”成为领袖鼓励殴打、杀戮无辜民众的最高号令,大规模的群体暴力迫害在全国上演,8月18日大会以后,20天里,根据官方内部统计,在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在师大女附中化学实验室里,“宋要武”担任负责人的红卫兵又把附近饭馆一个18岁女服务员绑在柱子上打死。所以,提到“宋彬彬”“宋要武”,“文革”亲历者想到的是以“革命”名义的疯狂和残忍,想到的是祸国殃民的动乱和迫害。

  宋彬彬2004年在卡玛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蒙面”出镜,自我申辩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

  卡玛2004年6月在回答多维社记者高伐林采访时指出:“我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即“宋彬彬没有参予”打死卞仲耘的暴行。她还说:“在红卫兵暴力确实蔓延全国情况下,‘宋要武’成了一个‘合成人物’符号,什么坏事都安在她身上,她变成‘文革’中红卫兵暴行的化身。这对于宋彬彬来讲,不公平。”

  但是王友琴对这一说法强烈质疑。2004年7月在回答多维社记者高伐林的求证时,否认卡玛在制作这部影片时问过自己任何问题,并反问记者:你觉得可以说宋彬彬“没有”“参与”吗?

  应该指出的是,卡玛的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并未获准在国内公开放映,宋彬彬在影片中的澄清和表白(包括她说的“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以及卡玛和王友琴先后回答多维社记者专访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国内民众都未必知晓。

  不少该校校友和其他网友并不认为宋彬彬当年与校园血案毫无瓜葛,今天可以只字不提。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分析说:“当年职责所系、当时灵魂的位置、草原生涯与彼岸教养应该早已明确地提醒过她(宋彬彬)”:这次校庆她应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有网友说:作为整个中国红卫兵“要(耀)武”精神的形象人物,作为早已融入西方文明的中国红卫兵当年那样显赫、如今理应觉悟的一员,“毋容置疑的是:如果说宋彬彬四十年来对文革血史铁紧石严的沉默,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冷血;那么借九十校庆张扬那血染——嗜血的风采,就是在鞭笞与挑战整个中国良知”。

  一篇被多家网站论坛辗转贴出的文章指出:虽然将她说成“女魔头”“杀人狂”的传说不足为凭,但是,很明显,宋彬彬更喜欢新的名字“宋岩”,她自荐词和照片说明的语气颇为炫耀,表达了她极想借评选“知名校友”来洗刷恶名、摆脱“宋要武”纠缠的心理。

  这篇不知名作者的文章写道:宋彬彬“对卞仲耘所承受的历史竟然没有说出半句体现人性与良知的话来”。在卞仲耘被打死41年后,在宋彬彬的内心里,“仍然不以为打死卞仲耘是一项重大的犯罪,她仍然想不到自己狂热参加的革命有多么邪恶,她仍然想不到在自己面前倒下的血肉之躯,她公布自己与母亲其乐融融的照片,告诉人们‘照顾90岁的母亲是我退休后的工作’时,仍然想不到自己参与的暴行对另一个家庭的伤害”。“卞仲耘如果活着,和她母亲一样的年纪,她的粉墨登场是对卞仲耘的冒犯”。

  多维社试图联络宋彬彬和有关人士,未果。

  众多网友更将抨击矛头指向北师大附中主持90年校庆的校方领导。

  在这座号称“示范校”的学校里,9月9日立起一面“知名校友”宋彬彬的展牌,展出那张“8.18”献红卫兵袖章照片,解说文字是:“宋彬彬,曾用名宋岩,1960-1966年就读于师大女附中,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戴上红袖章。……”

  网友激愤地鞭挞说:“什么样的势利、虚荣、浅薄才会把宋彬彬8.18献袖章的照片当作荣耀正面供奉啊!什么样的无知、麻木、冷漠才敢扶起宋彬彬来玷污卞仲耘们的鲜血啊!……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把满园学子教育得对这面展牌无知无觉、麻木不仁啊!什么样的课程才能把一代青年培养得对国耻、校耻一无所知啊!什么样的行为才叫做无耻,什么样的罪过才叫做渎职啊!”

  北师大附中《辉煌90年》画册中,将宋彬彬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和被该校红卫兵打死的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对页放置。有网友认为,其说明词经过精心推敲以回避要害。

  有该校校友认为,校庆主办人之所以将宋彬彬向毛献红卫兵袖章作为该校荣耀宣扬,是因为官方多年来三令五申阻止揭露和研究“文革”所导致的惊人的无知,是“没脑子”“宁愿相信母校的工作人员是糊涂的”;但更多校友、网友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情,这一行径并非出自无知。在该校《辉煌90年》画册上,左边宋为毛献红卫兵袖章照片的说明是:“我校学生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右边卞仲耘照片的说明是:“1966年8月5日下午,书记卞仲耘被打致死”,都有明显回避,前者省略了日期,后者回避了凶手。这是无意的疏漏吗?主办人是有意不去准确说明:“1966年8月5日下午,书记卞仲耘被红卫兵打致死”;“1966年8月18日,我校学生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如果这样写了,才会呈现打死卞仲耘的凶手不但没有受到追究反而在13天以后荣登天安门城楼受到鼓励的历史事实;不这样写,本身就表明了校方参与掩盖历史的企图。

  北师大附中现任校长袁爱俊女士9月9日在建校90周年校友返校活动中致辞:“……九十年的实验中学能保有一份高尚,是因为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把使命、境界、灵魂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实验人’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可以没钱但不能没格,由代代届届‘实验人’营造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仍然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实验学子。”

  对照该校将“校耻”当作光荣的事实,该校校友说听了这番话,哭笑不得。他们想起了学者朱学勤的感慨:“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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