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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洗铅华不洗愁
  ——写者、编者谈《往事并不如烟》




作者:章诒和、王培元


  写缘与编缘

  王:在我的近20年的编辑生涯当中,还从来没有一本书,像这一部这样,整 个编发书稿的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魂灵的震悸、泫然的泪水,哀痛和幸福的情 感交汇在一起,荡涤着我的身心,仿佛经受了一场精神洗礼。鲁迅说,从水管里 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觉得,这部书,字字句句都是从血管里喷 涌出来的。可以说,这是充满着血泪的、“撄人心”之作。

  世事沧桑,历史如烟如梦。几十年逝去了,史良、储安平、张伯驹、潘素、 康同璧、罗仪凤、聂绀弩、周颖、罗隆基,当然还有作者的父亲章伯钧、母亲李 健生,这些作者所熟悉的、已经走入历史的人物,作者至今依然无法忘怀,笔酣 墨饱地把他们叙写出来,折射出整整一个时代的风光云影,读来不能不令人感慨 系之矣。

  章:我写这几篇文章的动机,如《自序》中所言,是为陷入绝境中的我,寻 找一个继续生存的理由和支撑,以拯救自己即将枯萎的心。还有一个远因——我 在入狱前,是接受了父亲撕心裂肺般的重托的。具体情况,我以后会讲述,如果 我的条件也容许我讲述。


  命名与叙述

  王:梅志写过一本叫《往事如烟》的书,黄秋耘也出过一本书,书名和这一 部完全一样,一字不差。“往事”二字,何以使三位作者如此“钟情”?恐怕原 因在于,在他们看来,曾经亲历的往事,那些熟悉的人物的歌笑悲哭、哀乐离合、 生活命运,风烟散尽、已然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历史,是刻骨铭心的、决不能忘却 的。鲁迅曾痛心于、悲愤于中国人的麻木、健忘。这种写作与命名本身,就已具 有一种抵扼遗忘的意义和努力。

  从历史记忆到历史书写,不仅需要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还需要历史叙述的 独特方式。在章诒和的笔下,历史是真切的、形象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时代、 社会是人物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场景和舞台。她刻画的历史人物,人人有血有肉, 个个呼之欲出。正由于作者每每以她所擅长的以个性化的对话和生动的细节,来 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灵魂,这部书的很多地方,即使并未描写人物的外貌, 却可使读者看了对话和细节,便好像目睹了谈话与行动着的那些人,可谓“如临 其境,如见其人”。

  着力写细节,写颇具戏剧性的场景,甚至会让人读来有看小说之感。其实, 这恰恰是司马迁开创的中国史传文的优秀传统。然而,作者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继 承,又决不仅仅是叙事方式、写作技巧层面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 唱,无韵之离骚”。正像郭预衡先生所说,鲁迅之所谓“绝唱”,主要是就扬雄 《法言·重黎》所称的“实录”而言的(《中国散文史》第1卷295页)。班固在 《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 服其善序事物,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 之实录。”《往事并不如烟》(以下简称《往事》)虽不是《史记》那样的体制 完备的正史,但是“不虚美”、“不隐善”的“实录”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 刘知几说过,“史之不正,代有其书”(《史通·曲笔》);又说,“世途之多 艰”,“实录之难遇”(《史通·直书》),诚哉斯言。叙写历史者,敢于秉笔 直书,敢于“实录”,殊为难得,极其可贵。章诒和致力于此,她对自己的描写 对象,不为尊者讳,亦不为亲者讳,并未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友人、是自己的亲人, 就回避其性格、为人等方面的弱点,如“坦荡荡之君子”与“常戚戚之小人”集 于一身的罗隆基的刻画,便是如此。


  回忆:“唯一”的生活

  章:关于记忆,我只想说明这样一个情况:1957年以后的我,过着没有同窗 友谊、没有社会交往、没有精神享受、没有异性爱情的日子。再以后便是被孤立、 被管制、被打斗、被判刑,且丧父、丧母、丧夫……数十年间,我只有向内心寻 求生活。内心生活为何物?那就是回忆,也只有回忆。特别是狱中十年,我是靠 不停地翻检记忆,获得灵魂的呼吸,抚慰飘摇无着的心。20世纪80年代,我重返 社会,即开始了对回忆的记录。从狱中故事到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的第一稿, 均写于1980~1989年之间。某些草稿保存至今,纸都脆了。何况,那些纷纷离我 而去的人,是那么的美丽,想忘都忘不了。而记忆是必须包括细节在内的,只知 道个大概,还叫记忆吗?我现在还清楚记得35年前——宣判公审大会上悬挂的十 条巨幅标语,判刑后第一天清晨从铁窗外看到的天空颜色,在劳改队过第一个春 节时的菜单,等等。

  王:当然,如作者在《自序》里所说,《往事》只是“对往事的片断回忆”, 并不是“完整的回忆录”。这是作者本人的历史记忆,是她个人化的历史书写, 是事过境迁之后,透过茫茫烟云,穿越历史时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新 打量、追忆和叙述。它不但使我想起以“实录”而为“绝唱”的《史记》作者司 马迁《太史公自序》里“圣贤发愤著书”、“述往事,思来者”的说法;而且让 我也想到了鲁迅的关于历史的若干议论,如:“历史(指官方之史——王注)上 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 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 太摆史官的架子”(《坟·忽然想到四》)。自然,《往事》一书,野史而已。 它让你感到沉痛,感到悲怆,感到苍凉,心潮滚滚涌起,久久难平。而鲁迅在他 著名的《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中,就这样说过,“俞正燮看 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义愤填膺的人。” 野史之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章:我是个绝对悲观主义者,想得最多的是关于死亡;最大的快乐是到天国 与父母团聚。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多大志向,深知自己几斤几两,既 不懂外文,也不通古文。至于现代作家的种种手法,别说学,我连看都看不懂。 再说到了这把年纪,学什么都晚了。我不是作家,也不想当作家。朋友看了我写 的东西,称赞自己,那都是鼓励,怕我一个人活不下去。

  王:说起回忆录,我还想到了两部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的著作,不能不提, 一是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 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两者都既真实地再现了作者亲历的往事,成为一个 时代的有力见证,又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众多同时代文化名人的肖像和个性。类似 于小说的精彩片断,在书中亦随处可见。看来,浓烈的文学色彩,不光是中国史 传文学之特征,外国作家的此种佳作也有相似之处。这种文字,这种历史叙事方 式,不但可以“启人思”,而且能够“增人感”(鲁迅语),自有其独特的优长。

  有看过《往事》的朋友说,作者的记忆力实在令人惊叹,几十年之前的事情, 竟记得如此清楚!说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龚自珍《己亥杂诗》有云:“少年哀 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章诒和早慧,小时候就对大人们的事情,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年幼的她,过早地进入大人们的世界,感染父母及其友人的忧愤和 焦思、痛苦与无奈。书中多次提到,家里来了客人,她也喜欢往客厅里凑。父亲 有时训她,“小孩子不要听大人的谈话!”于是,她就悄悄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 后面,偷听偷看。她说:“对我来说,听他们聊天就跟读书听课一样。”书里多 次出现的这个躲在玻璃隔扇后偷听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特殊 的人生阅历,对她几十年后撰写《往事》,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准备和积累,成为 一种精神宝藏。

  章诒和的记忆力确实惊人。70年代末,她和母亲去拜访聂绀弩,还一清二楚 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莫斯科餐厅见到聂,他当时说的两段话。而有意思的 是,章诒和又总是说自己记性不好。人的记忆,大约是有选择性的,有的事铭记 心头,有的事则忘得干干净净。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章诒和出狱回京后,第一 个夜晚,与母亲、女儿,三代人共眠一榻。母亲讲述父亲之死的每一句话,她都 “死死记住,记到我死”。我把作者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视为对价值理想、 对文化传统的无比珍爱,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格外尊重。


  关于“贵族精神”

  章:文化上的事情极复杂,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传统不是你想抢 救,就能抢救的;作品不是你评为经典,就是经典。而且,动机和效果常常相悖。 就拿我所熟悉的中国戏曲来说,“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好,在官方诸多的文艺方 针政策里,这个方针可能是最正确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谁也没想到“推陈出新” 的最终结果,是凋敝、衰败和灭亡。举个简单例子,袁世海会四百出戏,如今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会的戏也只有十几出。所以,在文化上,今人未必胜古人, 现在的杰作未必超过了前人的著述。我正在阅读沉樱,她的散文简约纯朴,感情 真挚,不眩惑于奇巧华丽,不刻意追求艺术特色。我能学到她的一半,便满足了。 可能一半也学不到。文学艺术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有主流,有支流,也有 逆流。在一段历史时期,主流盛行,支流枯竭,逆流消失。但无论什么样的文化 流脉,它们所蕴涵的精神价值都会沉淀、积累下来。即使消失了的,其中有价值 的那一部分,也终将被重新开掘出来。

  王:一位友人认为,无论《往事》的内容,还是其文字,都具有一种“贵族 精神”。我很赞同这个看法。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呢?因为作者所写的人物,几 乎都是现当代中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的诉求与失败,他们的 喜忧与哀伤,他们的人格与遭际,通过作者的史笔,绘声绘色、惟妙惟肖、酣畅 淋漓地表现了出来,使全书从字里行间蒸腾起一种高层次、高格调的文化气息。 像持守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世原则、侠骨柔肠的康同璧、沉迷于琴棋书画生 活中的、散淡的张伯驹这样的文化名流,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遗闻佚事,对 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大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表现出的贵族精神及其文化气息, 在我们的文化和文字中,似乎是久违了。作者以凝重而又优雅的文笔,细腻而又 润泽的语言,极富表现力地展示了上述人物鲜为人知的独特人生和卓异个性,栩 栩如生地刻画了他们的人格尊严、高贵心灵、渊博学识和优雅风度,极大地满足 了读者了解其人其事的强烈愿望和浓厚兴趣。

  譬如,作者把张伯驹对传统文化的痴迷、对旧戏曲的珍爱,以及他的精神的 落伍与孤独,他的人生态度的泰然、淡然和超然,写得出神入化,读者也由此而 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真切地感受他的文人气节的人格尊严,犹如一曲中国传 统文化的挽歌,如泣如诉,余声袅袅不绝。解读了张伯驹这个人物,恐怕也就理 解了章伯钧说的一句话:“最优秀的,往往是最固执的。”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书写历史、回忆人物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多角度的大 视野观照,有一种超越性的襟怀与气度,不光是写了人物与政治的纠葛冲突,而 且更写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透视出人与时代、性格与命运的繁复错杂的 互动关系,让你既感到沉重,但又不压抑,意蕴丰富深厚,韵味绵长。


  关于批评

  章:关于批评。我一向认为,各种批评的最大差别在于和意识形态发生的关 联上。说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关联,并非是讲批评代表着某个政治观点,而是指它 是一定意识形态氛围下形成的,批评主体(即批评家)又是受到一定社会文化模 式的支配。比如,一个北欧的文学批评家,看了《斯人寂寞》后的感想是:好汉 无好妻。这让我哭笑不得,但这个“哭笑不得”又极能说明问题——即对作品的 臧否褒贬无不是批评家自己经过思考作出的。但他们的意见,其实都是各自所属 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产生的种种意见当中的一种。所以,面对一篇文章,众说纷纭, 才是合乎常规、符合常态的批评现象。我这个人的大半辈子是在被批判中过活, 很习惯。

  王:对于《往事》,印在封底的龚育之、严家炎、孙郁诸位先生的评语,从 各自不同的视角,或整体宏观、或深入细致地进行了简练、精辟的评说,亦可谓 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每位读者读了这部书,恐怕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吧。

  章:一个作品写出来,作者就和它没什么关系了。写作的冲动、愿望、目的、 成败、意义及其想要达到的效果,都靠作品本身来判定。所以,我反对作家自己 跑出来大谈创作感受和经验,更觉得那些用别人的钱来研讨自己的举动和场面, 更是庸俗,甚至卑劣。

  2003年12月12日-2004年1月22日,于北京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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