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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儿子王丹丁

作者:邵宁

一九九三年初,在莫斯科东南部一个训练场里,一群俄罗斯青年在中国民乐声中有板有眼地练着太极剑。他们的教练,是一个中等个子、身材瘦削的中国人,穿一身黑色中式服装。这个典型的中国人却说一口纯正的俄语,向学生解释着中国武术最深奥的学问。

这个中国人就是王丹丁。我的俄罗斯朋友在武术班学习,介绍我认识了他。他继承了父亲不高的身材和有神的大眼睛。他用中文对我说,他出生在延安,1956 年随全家移居苏联时还不到十岁。三十多年乡音未改,王丹丁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只是稍有点慢。当时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不多,王丹丁见到我非常高兴,他邀请我到他家作客。

当时王丹丁住在距市中心不远的一个住宅区。他的住房为一室半,房间很宽敞,客厅按俄罗斯习惯铺着漂亮的地毯,墙上的中国画和满架的中文书又显示着主人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润。墙上还挂着一幅上了色的大照片,看上去年代已很久远。王丹丁说这是他父母的合影,照片上的王明还很年轻。

王明是中共第一期留苏学生,一九二五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一九二九年三月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建国后,王明多次赴苏养病。最后一次赴苏是一九五六年,一直到一九七四年在苏病逝,其间没有再回过中国。

王丹丁说他原来在莫斯科远东研究所工作。这是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及远东诸国文化和问题的机构。王丹丁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这所学院以培养外交官著称。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王丹丁在远东研究所干了十几年,后来下决心改行,辞职办了中国武术中心。

王丹丁说,他母亲就是一位中医,也会一点武术,而王明在莫斯科的那些年身体不好,经常有些中国医生和武术师来为他治病,他们成了王丹丁的老师。

尽管王丹丁传授的是中国武术,但他仍掩盖不住思想的锋芒。王丹丁谈起政治来乃如其父,还是挺有见解的。他在谈到斯大林时说:斯大林当然有严重的过错——他杀了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是,现在为之平反的布哈林就那么好吗?整知识分子是从他开始的,搞党内斗争他是行家里手。谈到毛泽东,王丹丁说:“毛泽东还是一位伟人,他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对他这种超越了个人恩怨的政治观点极为赞赏。王丹丁颇不赞成当时俄罗斯的种种“激进改革”举措。他认为这等于将俄罗斯投入了一场战争,并且战败了,这场战争的赢家却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

王丹丁的武术中心办得很有成效。他带领学员在莫斯科的奥运村和外地的许多体育馆举行过表演,被莫斯科不少报纸和对华广播报道过。王丹丁将中国传统音乐、舞蹈、医学融于武术之中,向俄罗斯观众传播中国文化。他将自己的武术中心命名为“天光”中国文化中心。学员经常去他那里聚会。有一次,王丹丁请我去他家参加他学生的生日晚会,令我惊讶的是,他的学生们弄出了一桌“全素席”,连俄国人经常吃的中亚风味的“抓饭”,也是用葡萄干、杏干等配制的。他的学生告诉我,他们练中国武术后,有的跟王丹丁一样,基本食素,然而仍精力充沛,练功不断。

王丹丁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姐姐叫王芳妮,生在苏联,长在苏联。她不会中文,从未回过中国。她的俄文名字叫季米特洛娃。我问王丹丁:你的姐姐为什么叫“季米特洛娃”?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九三七年父母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时,没有带走大女儿王芳妮,而是交给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作养女。因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惟一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就把王明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王芳妮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王丹丁还有一个哥哥,名叫王丹芝,也是一句五六年随全家来莫斯科的。王丹丁告诉我,他的嫂子也是俄罗斯人。

王丹丁自己却一直没有结婚。一九九四年初,王丹丁搬了家,他说已搬过好几次家。父亲在世时,全家住在一套设施俱全的别墅里。王明去世后,别墅被国家收回,王丹丁跑到莫斯科市委“要”了一套住房。这套住房在底楼,俄罗斯近年来治安状况大不如前,底楼不大安全,所以王丹丁决定搬家。他搬到了莫斯科东边比较偏远的西尼契金街一幢高层住宅的七楼,房子只有一室,比以前小了许多,但一个人住也够了。

王明的身后颇为寂寞。王明去世后被安葬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里,墓碑上刻着一行用俄文书写的名字。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一九八三年九月去世后和他合葬在一起。伴随着他们的是苍松翠柏和教堂里传出的悠远的钟声。每逢清明时节,王丹丁总是孤身一人,来到新圣母公墓,献上一束鲜花,默默地凭吊他的父母亲。

摘自《重返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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