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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录取中的阶级路线——文革根源浅析


作者:杜钧福


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几乎所有党政部门都被冲击。在文革开始就首当其冲而后来又被彻底打倒的,是所谓“三旧”: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此外还有高教部。

根据我的研究,除去意识形态的问题,北京市委、高教部,也许还有中宣部,它们被打倒,有一个要害问题是高等学校录取的阶级路线问题。这个问题说大了,就是“革命事业”由谁接班,或者说,若干年后,由谁继续掌权的问题。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列出文革前九年全国高中毕业生的数量、高等学校录取人数,以及录取比例。其中有的录取比例高于百分之百,是因为包含往届毕业生和同等学历者。

年份 高中毕业生人数(万人)  高校招生数(万人) 录取比例(%)
195719.410.654.6
1958219.926.5121.0
195930.027.491.3
196029.032.3111.4
196137.916.944.6
196244.110.724.3
196343.313.330.7
196436.714.740.1
196536.016.445.6

(周贝隆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国情·需求·对象》,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按照录取情况,这九年可分为三段。在一九五七年和此前,高校录取比例较低。这在当时并不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原因是相当多的家庭因经济困难不能支持孩子继续求学或需要他们挣钱养家。当时各项事业发展,高中毕业生甚至初中毕业生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业并不困难。我的两位同学,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升学,一位被新华社录取,负责处理人民来信;另一位在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找到一份工作。如果他们继续求学,毕业后未必能找到这样理想的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并不认为中学毕业后一定要上大学深造才有前途。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O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高等教育急剧扩张,成立了一些新的学校,产生录取率高于百分之百的局面,更不存在竞争的问题。

三年饥荒以后,国民经济凋敝,各项事业滑坡,一九五八年新成立的高等学校纷纷撤并,而高中毕业生数目由于惯性不降反升。从一九六O年代初开始,就造成了升学的竞争局面,高等学校录取率低于百分之五十。由于中苏交恶,高中毕业到苏联留学的路也关闭了(一九六五年为最后一批)。另一方面,各行各业紧缩,精简人员,下放农村,就业的路子窄了。在很多高中生看来,升大学成为唯一的出路。那么,究竟是谁应该通过这独木桥进一步深造,谁又应该成为普通劳动者?

我国从一九五二年起建立了高等学校入学的统一考试制度,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审查制度。这一制度的演变过程可见《中国考试》二OO九年第一期上宋长琨的文章《文革前高考权利主体的演绎——一九五三—一九六五年的高考政审制度》。本文一些资料引自该文。但该文主要根据文献来叙述,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执行上的趋势。

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政审制度并不严格,对绝大多数考生未发生实际影响。反右斗争运动后,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起,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加强政治审查,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优秀高中生失去升学的权利。这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家庭出身不好”者,其代表为遇罗克;二是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不好”者。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各地很多高中开展“整团”的运动,整了一批学生,使他们从一进入社会就背上历史问题的包袱,影响了他们一生。而在四川这样的地方,更是在中学里开展了不叫反右运动的反右,打了一批不叫反革命的学生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改。(王建军主编《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纪实》,二OO七)

大饥荒以后,政治运动降温,政治审查制度有所调整。根据我的记忆,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三这几年,高等学校录取情况比较合理。一九六二年,出台了一项新的政审标准,对过去规定有所放宽,但只执行了一年。

八届十中全会后,重提阶级斗争。这种极端的阶级斗争理论在一九六四年的高考录取上表现了出来。在这一年,“出身不好”的高中生几乎全不被录取。而同年送了一批高中毕业生去西欧留学,几乎全是高干子女。但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在中国政坛上发生了许多事。这些事,宏观看来,是极端阶级斗争理论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所谓不稳定,是指领导所制订的政策及所依据的理论在执行过程中引起执行者或涉及的社会阶层的互动,以党内斗争形式表现,并反过来影响政策的制订。

从一九六三年起,先在农村后在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农村的四清运动中,无论是执行前十条或后十条时期,都重建阶级队伍,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作为依靠力量。一九六四年开始的北京大学四清运动,工作队进校后也执行阶级路线,依靠出身好的师生。在一九六四年前后,这种极端的阶级路线,不仅表现在高等学校入学标准上,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一角落。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北京的中学里爆发了所谓“四六八学潮”。一九六三年北京市的一些重点中学开始了四清。在这些学校的领导层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激烈的清理,在学生中也展开了贯彻阶级路线,清理白专学生的运动。一些学生已经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学生以阶级出身划线,分为三六九等,一批人整另一批人;学校引导学生,特别是家庭不好的学生自我批判,大胆暴露各种错误思想,愈来愈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凶险。” (裕雄《良知与责任——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炎黄春秋》,二OO六年八期)

在当时的形势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女为主,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有两条:一条是希望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要求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第二条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认为它是在鼓励学生为分数、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

这一学潮称为“四六八学潮”(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八),是极左思潮在青年学生中引起的一场骚动,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同一时期,宣武区的北京师大附中的8名高干子女认为党支部烂掉了,校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活动被北京市委支持的学校当局压了下去。

和以前的“右派”不一样,这样的学潮是一种“左”的学潮,为共产党执政以来首次发生,也迅速被瓦解,而且要在三所中学里各抓出一个“反动学生”来。一些参与学潮的出身不好的学生就成为批判的对象,虽然这样的学潮所代表的是高干子女的利益。

实际上上面所说的进言书的内容中,只有成立共青团以外的类似贫协的“阶级组织”是有悖于当时的政策的。很多学校进行了教育改革,一些学校里搞了四清运动。一些中学里的干部子女则已经秘密成立了类似农村贫下中农协会的组织,被当时的北京市委作为非法组织取缔。这些组织,实际是文革中红卫兵的雏形。

可能是对这样的学生运动的一种反弹,认为这样极左的阶级路线不符“重在表现”的政策,北京市及教育部门的领导在一九六五年对升学问题又有所调整。在这一年的政审文件中,明确规定不能搞唯成份论。像北京八中学潮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父亲死在劳改农场的查建中居然能在这一年考上清华大学。(晚晴《查建中:留住真诚》,人民网,二OO四)

北京市和教育部门在一九六五年对“阶级路线”有所调整的另一背景是党内斗争。一九六五年初,《二十三条》公布后,对北京大学原工作组的路线进行批判,就包括阶级路线在内。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在给北大四清工作队的报告中要求认真检查唯成份论问题。六月二十九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对北大党员干部和工作队员做报告,讲了八个问题。第七个问题,就是“重在表现”。他说:“过去我们提团结百分之九十,现在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是把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子弟包括进来,这是个战略方针。”而蒋南翔在清华还提要团结百分之百,真发现敌人再处理不迟。

比较来说,当时北京市委和教育部门对政策的纠偏更为合理,也代表共产党的长远利益。但是许多领导干部作为家长,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孩子能不能考上北大清华的现实问题。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措施引起干部子女及其娘老子的严重不满和对抗情绪。日后北京市和教育部门的领导都为他们的作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上述将入学政治标准问题和文革在北京市和教育部门发动联系起来的说法,当然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是文革开始时从报纸、工作组和红卫兵,都对彭真的“阶级路线”进行了清算。从对待中学红卫兵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些高级干部如何评价教育部门现状和他们的立场。

在研究文革开始阶段的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时,往往着力于分析红卫兵成员的思想轨迹,而忽略他们作为十几岁的少年所受他们的家长的影响。不久以前公开的宋柏林日记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转引自《乐趣园》,二OO七)。

例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的日记中说:“上午与爸爸谈了学校的事。爸爸很支持我们,并答应明天到我们学校去看看,并说:‘有必要时,我也可以给你们贴一份大字报,支援你们嘛。’爸爸听说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很气愤,说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他的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宋维栻。后来红卫兵对文革前学校的看法实际上是一些家长的看法。在红八月里,一些干部子女仇恨、虐杀老师,和他们家长灌输仇恨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

六月五日的日记中说:“上午爸爸和伍秘书、小陈一起来到我们学校,对我们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凡是找到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他所说的熊钢,是熊向晖的儿子。六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说:“我们得到那么多老干部、各校干部子弟的大力支持与鼓励。”

这几位老干部不是很大的官,但都掌握着要害部门。据说在一九六五年底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打倒彭真。那么在后面一段时间,这样一些高级干部是否在毛泽东那里给彭真及北京市委和教育部门上过眼药,下过菜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我提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过分。但是我实在难于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毛泽东如此相信北京会发生政变,以至要到南方避难,还叫叶剑英到国外给他买尼龙避弹衣。(戴晴《我的义父叶剑英》,炎黄春秋网,二O一O)

宋柏林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说:“爸爸特地打电话叫我回家谈谈。回家与爸爸谈了许久,爸爸说: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可能不太适当吧。并说那些右派学生如果捣乱,就应敲打。但还是要注意,主要是夺权,是打当权派。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地改造。并说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当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号召团结大多数,受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强烈反对与批判,并催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著名大字报。后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及串联时期,不少学校的红卫兵将出身不好的同学送到农村劳改。清华附中红卫兵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以及相应行动,和宋维栻的这一指示精神是符合的。

七月二十七日,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刘晋到学生宋柏林家,想通过宋的父亲宋维栻做红卫兵的工作。当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回京后的形势,也想不到他的话还没讲完,宋维栻就打断他的话,神气十足地说:“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刘晋《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炎黄春秋》,二OO八年五期)可见,反对工作组的,不仅仅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

宋维栻在他的谈话里提到对“右派学生”要“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乃是问题的要害。正如上述宋长琨文章所说:“对高考权利的垄断心态,被包裹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外衣;阶级斗争的话语诉求,掩盖了内心深处的独占欲。”他们所希望的,当然是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实行这种极端的阶级路线,使之成为一种集体权力传承的种姓制度,但首先急迫的是从高考制度开始。

反右以后执行的政审制度剥夺了一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升学机会,符合他们的利益。然而他们发现这样的政策仍不足以保证他们的子女能顺利地升学,仍然要和那帮“狗崽子”在考场上竞争,因而需要更左的政策。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极左路线和政治运动符合他们的这种愿望。但是北京市委、高教部,或许还有中宣部在一九六五年的政策调整遏制了这一倾向,理所当然地在文革的第一波中首先被打倒。这是文化大革命从北京市和学校里开始的深层原因。

本文在阐述文革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时候,当然不排斥其它文革根源的分析。应该指出,文革当然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在党内存在广泛的思想基础,说从文革开始时就受到广大干部的反对和抵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此外,在探讨文革成因时分析党内不同观念和路线的分歧以及派别斗争当然是有益的,但是不同阶层间为其现实利益而进行的博弈乃是推动社会运动的根本动力。


摘自网刊《记忆》第四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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