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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痛录》成书始末



作者:杨团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从美国归来。下飞机刚进家门,端端正正摆放在书桌正中的《思痛录》样书一下子跃入眼帘,心蓦地狂跳起来。啊,终于出版了!我把这本薄薄的小书宝贝似地捧在胸前,深深地呼吸着,只觉得油墨的芬芳沁入心脾,眼前又浮现出病榻上的母亲紧眠着嘴唇,悲哀地望着这个世界的面容.....不觉得眼眶湿润了。妈妈,我亲爱的妈妈,您20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何止二十年,是整整半个多世纪,您和您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啊!


  一、初识《思痛录》

  《思痛录》在成书前有一段难忘的口述史。

  记得那是文革中期,一九七三年,我刚从云南陇川农场转到张家口聚氯乙烯厂当仪表修理工。三年零七个月,我在远离北京的大西南,和在河南的父亲、湖北的母亲、北京的弟弟天各一方。自一九六六年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家被抄,东西砸烂了,房子没了,全家离散整整七年,到一九七三年才重新聚首,我怎能不格外珍惜这劫后余生的团聚。那时我常常在周六早晨上完二十四小时连班(化工反应釜需要仪表持续监测,仪表修理工每值二十四小时班可休息一天),觉也不睡,就搭乘京沙线,来回颠簸整整十三个小时赶回到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那两间狭小简陋但是温暖的小屋里。

  当时我真像母亲在《当代人的悲剧》中提到的,开始从自己和家庭的伤痛中走出来,弄了一脑子的问题。在外面不能问,只有回到家里问,有时想不通就和父母争辩。当时我最想不通的就是:毛主席不是一直说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那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多好人都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右派搞多了还要摘帽,打了这么多走资派为什么七、八年了还是这个样子?父母告诉我:1943年在延安就有过那么一次,毛主席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结果成千的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又坐过敌人监狱的,无一例外都是被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原来那时就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说。我听了还是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敌人越多党就越安全吗?”

  记得有一次,不知我哪一句反驳的语言惹恼了母亲,她愤愤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团团,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卖的。”这话一下子震惊了我,迄今我还记得她当时脸上的表情,记得我那莫名的惊诧。我的妈妈呀,竟会怀疑她的女儿会出卖她!自然,后来我就努力多听、多想,插话也大都是问情况的了。我就是这样听到了所有后来被母亲写入《思痛录》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故事越讲越长,从打“AB团”,延安审干开始,讲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延安的“轻骑兵”,解放后的肃反、打老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等一系列曾经冤枉过人的运动,也包括大跃进中的荒唐和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种种。让我听了震惊甚至恐惧的还有斯大林的暴虐和苏共二十二大,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斗争,以及中苏两党在整人上的惊人的一致和从建国前就存在着的矛盾。说老实话,我的真正的大学是在那四年(1973-1976)完成的。如果说文革头七年的遭遇和磨难是锻造我意志的铁砧,那么,后四年的家庭讨论会则是开启我心灵的钥匙。我至今怀念那四年白天盼着天黑,吃过晚饭就拉紧窗帘,关上大灯,一家人围坐在一盏台灯前,同志加亲人的热烈而又有点神秘的讨论。它真的使我受益一生。

  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萌生了要写一部书的念头。她当时常常对我讲,你们太幼稚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的多灾多难,交到你们这一代手里怎么得了。而父亲对母亲说:这是我们的不对,是我们过去什么也不让他们知道。其实,父亲早在文革初期就对我讲到过延安审干运动,告诉我他曾被戴上特务帽子遭批斗的情景。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为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在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在学部抛出了“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母亲当时在河南安阳四清。五月下旬的一天,我下学回家,父亲神色严峻地说:“你怎么才回来,我等你好久了。”然后他竹筒倒豆子,把学部当天所有的情形都对我这个当时才上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统统说了。我那时傻傻地看着他,怎么也不懂昨天还是老革命的爸爸,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但是父亲接下来的一段话却像刀刻一样此生此世铭记在我心里了。他说:“团团,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以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你这一代再也没有苦难了。我只给你讲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让你知道党犯过的错误,党内斗争很残酷、很坏的一面,其实我们这个党从来就不纯粹。你以为道路笔直,党是永远不会错的,跟着党走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别人一句都批评不得,一点委屈都受不起,是我让你变得这么简单、幼稚,我怕你经不起今后的生活打击啊。”接着,父亲讲了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审干运动中的经历。他曾经被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一年多,其间向毛主席上书,直言:“毛主席,我不是特务,请你派人彻查”也未获结果。后来由彭真同志出面谈话才算摘帽平反。

  我当时缩在宽大的藤椅上,两手抱着膝,睁大了眼睛听那可怕的一幕。我开始相信,这绝不是诳言,1943年共产党就能把才二十岁就毁家纾难,动员一家老小变卖家资、七、八口人奔赴延安的爸爸打成特务,那么今天学部的事一定是真的了。我那幼稚的心里已经模模糊糊意识到大祸临头了。当时父亲在堂屋里走着走着,忽然指着头顶上的吊灯说:“那时候有一回挨斗,我突然想一拳头把屋里那盏吊灯砸烂,可是再一想,我一定不能动手,一定要忍住,不然,我就真的疯了。我是拼命抑制自己才没有变成疯子啊。”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就禁不住双泪长流,因为随后不久在学校斗我这个未满十七岁的“校领导的红人”,“反工作组的黑崽子”时,我也曾有过与父亲一样的念头。我虽然挺过来了,但我亲爱的妈妈,却由于年轻时有过精神创伤(她的第一个爱人,清华同学孙世实在抗战时期牺牲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她从河南四清前线刚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不让回家被拉走批斗而精神失常。她患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整整三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认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杀.....

  就在那一晚,父亲告诉我,这一次运动来势凶猛,估计比延安抢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他的问题至少要三年才能解决。结果,连他自己也未料到,这一次的平反竟拖了整整十二年半。到他拿到平反结论时,当年那个壮健的中年人已经变成说不出几句话也走不了几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了。而当时的我,突然遭遇这一切,一下子懵了,哭着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哭着哭着绻缩在藤椅上睡着了。

  现在想来,父亲之所以在那一天夜里一下子谈这么多,这么深,完全是因为他对形势的估计非常险恶。他唯恐第二天就会被关起来,从此几年不见家人面,再也来不及做任何解释。他唯恐他最宝贝最心爱的女儿会真的以为他是反革命。后来的事情证明,他什么都可以忍受,只有这一点是他最最忍受不了的。所以,当时他几乎是当做遗言在讲。到了1973年全家重新聚首时,父亲讲述这一切已经没有了文革初年那悲壮到极点的气氛,可以理性地分析和探讨了,而我的认识仍然幼稚之极。也许正是从我那些幼稚的想法中,母亲和父亲一样,痛切地感受到了对年青一代“愚民教育”的危害。为了免除子孙后代因无知、盲从重蹈他们那一代的苦难,为了让普通老百姓了解和记住那一段痛彻心脾的历史,为了让后人在痛定思痛时,从史实中追索产生这种一整代共产党人历史悲剧的真正根源,如实记录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人的想法在她脑海里成形了。


  二、母亲写《思痛录》

  《思痛录》大约在什么时候开始动笔的,据我回忆,是在政治空气极端恶劣的那一段,即四人帮粉碎之前,周总理逝世的前后。

  当时母亲虽然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但是军宣队还在,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平日里工作很忙,又经常出差,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写作。偶尔写一点她也从来不收拾,草稿撒落在桌子上哪里都是,而且经常随便拾片纸就写,还特别爱用那种没有格子的最便宜的宣纸。可是,有一段我却发现她写东西有点不同往常。她写在16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迭稿纸上,每逢吃饭,出门都把稿子放在书桌旁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次出于好奇,我伸手去抓那稿子,被她一把推开。问她写什么她也不说。母亲写东西如此保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的。记不得过了多久,也记不清是她先告诉我还是被我自己翻到了,我知道了这就是那篇“抢救失足者”,后来被收入《思痛录》作为第一篇。

  四人帮粉碎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十八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是,写出来却绝不可能发表。到这稿子真能发表的时候,国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她还对我说:“我活着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写完了你一定要给我好好保存,等到真能发表的时候再拿出去。”这话她千叮咛万嘱咐了好多遍,总是不相信,怕我马马虎虎,直到我赌咒发誓才作罢。我于是明白在她心目中,这稿子比她所有的作品,甚至所有的工作都更加要紧。

  一九八六年初,已经六十八岁的母亲才离开工作岗位,开始了她的离休生活。每天忙忙碌碌的她突然一下子闲下来。她似乎有些接受不了自己退出社会主流生活的事实,整天还在盘算要到哪里出差,要做些什么事情。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四月间的一天上午,当她在作协召开的一次文学作品评论会上发言,手伸向茶杯正要举起喝口水的当口,突然茶杯哗啦一声砸在桌上,她两眼一闭,人事不省了。等我赶到协和医院,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她已经被送入病房紧急抢救,仍然未醒过来,被大夫诊断是脑溢血。她的出血部位是在左脑,CT片子上核桃大小的出血痕迹赫然可见。后来大夫告诉我,这个部位出血,况且又有这么大面积,一般情况下必死无疑,她能活下来,本身就是奇迹,而她居然恢复到能走路、说话,甚至还能写作,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医学上无法解释。如果要解释,只能说她是作家,终日用脑,所以大脑功能被破坏后的恢复和一般人不同。

  当夜我一直守在她身旁,到夜里12点多钟,在药物的帮助下,她那顽强的生命终于苏醒过来了。她微微动了动眼皮,一定是听见了我在她耳边拼命地叫喊,努力撑开眼睛,认出了我,然后艰难地卷着舌头翕动着嘴唇。我竭力分辨那模糊的发音,她是在说:“我完了,我不行了。”我一下子哭出来:“妈妈,你总算活过来了。”

  三天后,当她完全清醒了,就立即开始了那顽强到残酷程度的自我训练。每日记着数刻版地练习抬手、抬脚、握拳。为了能再继续持笔写作,她让我买来小学生用的格子本,说“我要从一年级上起”。她僵直的手指完全握不住笔,第一天练习可谓一笔上天、一笔入地。不过练习极为见效,那四个被她在封面上填上一至四年级的练习本,是她恢复书写能力的见证。第一页上满是歪歪曲曲的笔道,以后就像一两岁小孩画画,再以后就勉强可以辨认字形,最后的几页甚至于可以看出一点昔日的笔体了。那本子上写满了唐诗宋词,而且居然一首都不重复。一个月后,她开始下地练习走路。三个月后,大夫就说可以考虑找个康复院练习功能了。我们实地去调查了一阵,最后与母亲共同商定,选择了北京郊区新开的一间民营康复院,把她搬了过去。她到这间康复院大约在8月间。入院的第一天,她就把所有的功能训练器械统统尝试了一遍。拄着拐杖在楼道内咚咚地急迫地走着,不让我扶她,那情势好像她的心跟着拐杖把步子先于自己的脚迈出去了似的。在这间康复院她一直住到冬天,直到天太冷取暖设备差不宜再住才离开。后来,她写出反映她在康复院生活的散文──《病室众生相》。当我读到这篇散文时,真的大吃一惊,我惊异劫后余生,重病在身的母亲居然能如此迅速地恢复了脑力,这一篇的笔力与她病前作品的差别,不很熟悉她的人几乎看不出来。


  三、母亲的遗嘱

  一九八六年深秋,一次,母亲从康复院回来(她在康复院时每逢假日我们都接她回家),坐在书桌旁对我讲:“我不行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完了。我要立遗嘱,你拿纸笔来给我记录。”她那时的身体状况比刚进康复院时差一些,又犯过一次病,使她几乎失去了恢复的信心。当时我知道她心里很难受,不愿这样委屈地活着,就与她乱开玩笑,怎么也不肯照她说的做。直到被她厉声呵斥才不得不拿出两片纸,一边听她讲话,一边打岔:“你就会杞人忧天,你命还长着哩。”我龙飞凤舞地把她的话记了下来,除了遵她之嘱给她念过一遍外,根本未交给她,自然更想不到要她签字。可是,人的一切有时的确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的。我怎能料到,我这玩笑似的记录下来的她的话,居然真的变成了她的遗嘱。她现在已经瘫痪到连舌头的肌肉都强直了,再也不能言语了,耳朵全聋了,身体也完全不能动了,只靠鼻饲维持着生命,但是眼睛依然清亮。每次见她,我只能从她悲哀的眼神里感到她的大脑还活着,也许还在思想。

  这两片纸被我好好地保存着,看到它,我就觉得人生无常,人事无常,不觉悲从中来。母亲的遗嘱分为“我的作品”和“我身后事”两个部分。作品又分为“我的小说集”、“散文集”、“杂论集”和“我的回忆录”。今天可以告慰母亲的是,她当年所有的愿望,如今大都在她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实现了。特别是在八七年后,她不仅又写了十余万字的散文随笔,还以病残之躯,完成了“抢救失足者”的姊妹篇 十余万字的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并先于《思痛录》于一九九四年出版。

  关于《思痛录》,遗嘱是这样记录的:“我的回忆录只差最后两章。我本来希望无论如何把最后两章完成,现在不行了。有一章在抽屉里未发。《山西文学》和《当代》(发的)散在外面,《新文学史料》有一章即登,纪念李兴华的插在中间,按时间排序,共十四章。还有两章纪念周扬,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住手写不出了。在黑柜子里有两个小口袋,一个手稿,一个抄稿,最后的几章未装在口袋里。”

  从母亲立遗嘱那天起,原来由她自己承担的《思痛录》以及小说集、散文集的编辑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小说集和散文集收集完作品后,很快转到了出版社编辑手里,只有《思痛录》不可能给任何人编辑。我开始一遍遍地翻原稿,找出她未发表的文章,按时间排序并与她蹉商每一章的名子,以及给全书命名。关于全书,她起过几个名字,我以为《思痛录》最好,最简洁,最能引起后代人读懂全书后痛彻的共鸣。所以在1997年当林文山同志拜托我告诉重病在床的母亲出版社希望改换书名时,我当即申明她不会同意。果然,母亲不但不同意,而且还说:“内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我当时从黑柜子的抽屉里翻出母亲说的那两个小口袋,里面放着《思痛录》中最珍贵的前八章,从“抢救失足者”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这就是母亲从七六年就开始写起,大约在一九八三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视为宝贝的八章。抄稿是我那在一九六六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两整天未归家的疯弟弟杨都都写的。当母亲病好了恢复工作以后,自感平生最内疚的一件事就是对不起弟弟。在遗嘱中“我身后的事”整个讲的是他。为了弟弟,母亲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迄今一想起来就令我既心酸又敬畏──我自知如果我是她,肯定做不到这些。她曾为了给弟弟补习初中课程──因为他只上到小学五年级文革就爆发了,之后得了精神病再也上不成学了,居然有一段时期每个星期天都跑到外交部街的小图书馆和东城区图书馆翻书、借书、备课,回来再讲给弟弟听。就这样母亲居然把历史、地理、数学、语文几门初中课程都给我这个傻弟弟补完了。而这一切,还都是在她离休前那繁忙的工作期间完成的,这需要多么博大的母爱和多么顽强的毅力啊。当弟弟抄稿时,我曾问过母亲,“这些稿子不能传出去,他要说出去怎么办?”母亲沉吟了一下说:“不会,他的脑子没有好使到那个程度。”的确,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

  编辑《思痛录》,我尤为认真。每一篇都读,有时会讲点感想给母亲。那八章以外的各章,哪篇宜放入,哪篇不宜,也进行讨论。自我上大学后,母亲已经完全视我为朋友,除个别篇外,所有作品全向我开放,甚至在发表前专门听取我的意见。我有时戏谑地说:“我既是你的第一读者,又是你的业余编辑,你得给我发津贴呀!”《思痛录》现在出版的本子,除出版社认为非做不可的篇目删节和字句改动之外,保持了原样。

  记得《思痛录》的头几章也是经过了修改的。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刚大学毕业,孙友余同志要我向当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同志引见一机部派出的中国第一位留学哈佛的法学硕士。由此有了我和母亲与这位唐先生的交往。母亲后来帮助他解决了被人冤屈的事。交往当中,这位唐先生曾亲口告诉母亲和我,他在美国曾遇到很多位华裔美国教授。不少人是当年清华北大的学生。当谈到那一段历史,一位教授告诉他,他们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算二流的学生,真正一流的,在学校拔尖的全都投奔了共产党。而且当下就真的点出几个人来,说是这些人如果来美国发展,那一定会有辉煌成就。唐先生走后,母亲和我谈了很久。她谈到她的父亲──我那曾经第一批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革命的外祖父。他坚持认为他的这个长女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母亲赴美深造。这机会被母亲弃之如敝屣,她义无反顾奔向了延安。谈到我父亲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就立志写中国社会发展史,而且已经列了研究计划,写出了若干篇章,但为了跟随共产党抗日救国,他“已悔名山不朽业,志坚意决报邦家”;谈到他们的许多“一二九”老同学,早年牺牲的黄诚、王文彬、纪毓秀,还有文革中被逼自杀的孙兰(韦毓梅)----那个被母亲称为“我们的阿平”的敌占区红衣女县长。最后母亲竟唱起了当年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与唐先生的谈话及母亲的感慨后来被添入了《抢救失足者》一章。


  四、未收入《思痛录》的痛思

  在编辑《思痛录》时,母亲教给我许多编辑的知识,选稿的标准。我提出既然选入了李兴华的那篇《一个普通人的启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选入另外两篇写人物的,为什么要添上“取经零忆”等等。她的回答我以为都很有道理,自然照她说的做。但是,唯有一件事我与母亲争执不下。而当她已经不可能再自行管理自己的作品,必须由我处理时,我违背了她的意愿。我真正行使我的代理权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母亲写于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那首诗拿出来发表。

  那首诗是在她重病以后,我为了整理她的所有文稿,彻底清查文件柜时翻出来的。它夹在父母从解放区带出的报纸杂志里。居然能逃过文革多次抄家的浩劫保存至今,简直是奇迹。不过,我以为这批材料早就被抄走过,是一九八五年中央办公厅清查文革旧档案,特别通知家里去领父亲的材料时退还的。诗被母亲用蝇头小楷竖写在延安出的马兰纸上。那纸不算薄,暗灰色的一卷,叠成三十二开大小的五页,周围已经磨起了毛边,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母亲的一卷诗里还夹着一张薄薄的似乎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黄纸片,上面也是一首诗,有红蓝两种钢笔字,可见书写时的局促。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父亲的字迹。第一次读到这两首诗,是在1986年冬天。屋里生着暖汽,外面刮着寒风,读着读着,我的心被攫住了,颤抖得像寒风中摇曳的枝丫,待我镇定下来,已经泪流满面了。

  八年来/对人说/这儿是我们的家/可是/如今在家里/我们却成了外人/那好比一个暖热飞腾的梦/(可怜那个糊涂梦)/北方十二月雷霆/给我们/闪一条迸火花的路径/前门大街抢水龙/门头沟去宣传矿工/眼盯着人家头上绑的小灯/心里想......这上头就点着光明!/忘不了的是年青朋友/忘不了生物馆里的雄歌/生 活像泥河一样流。/忘不了第二院庄严的宣誓/我从今天起....../嘴里一字字念响,/心头掂到那份斤两

  也曾从风里进/雨里出/也曾躲过刀枪绳索/并不爱这头颅/(那时人是年轻/这句话可不年轻)/也不是不知道/平安岁月/锦片前程/眼前放着/想拿就行/可是老高说的好:/我们/是自觉的/给我们的阶级挖坟.../三七年七月芦沟桥/这声大炮来得正好/甩脱了家庭学校/信仰呵!/你叫我们上哪儿去/我们就那儿都好!/.../七年!/八年! .../为信仰受人迫害/是当然/尽管他风吹雨打啊!/我们可有个家/家在陕北黄土高原/温暖的声音向四方召唤/为有这个家/爹娘跑一万里来找我/我连娘的面都不愿见/尽管这家/少的是繁华/多的是风沙/我们爱她/没到延安就指着清凉宝塔/看哪/红日青天/够多灿烂的新天下!/ 看那少年人来/我想/“你也到我家来啦!”/看那年纪大点的来/我想:/“咱们一同回家啦!”

  这一串/都不能再想/想起来/热泪望笔端直淌/家啊!/你对我们/就是这般模样!/究竟谁是手足!/谁是仇人?/谁是亲人/谁是奸臣?/光明的世界里/却搅在一团糊打混/我们如今成了外人/有辱骂/有冷眼/有绳索/有监狱.../半夜里睁眼/我追想这八年/这是什么世界/天翻到地/地变成天/这本是我们的家呀!/我惭愧了/这八年/槌碎了胸腔/把记忆从头铲/是和非从今都不算/咬紧了牙关/看那些冷眼/世上人有什么肝胆?/八年只算个飞腾的梦/梦醒来/高原的老北风/吹得热身子冰冷/把心撕碎放在牙缝里咬/看还知道痛不知道!/不该哭/本该狂笑但我刚甩开笑纹/眼泪就顺它流下来了

  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世界/人生/革命/学来好大个聪明!/如今/已变成无家的流民/夜晚寻不上宿头/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你听/站在旷野里/呆望着/最远的星星...

  如果说母亲的诗已经让我痛苦不已,那么父亲的续诗就像暴风雨前从遥远的天际隆隆滚来的闷雷突然在我头顶上炸响,我被打闷了,一九六六年五月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不管家里把我们当作外人/我们也是家里的人/就是死了也愿意──葬在家里的地/就是变做杜鹃/也住在家里的屋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家──唯一的家/无论遭到怎样的摧残/怎样的迫害/不论被践踏得有如粪土/有如草芥/我还依恋着家/尽管被当作狗似的乱棍打出/我还是要进家门来/因为打不掉也抹煞不了的 ── 一颗共产主义的心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地顽强、这样地坚定,这样的不顾一切虽九死而犹未悔啊?你们让你们的后代怎样去评说这段历史啊?

  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青年时代的梦想,谁都希望成就一番事业,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痕迹。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在他们才二十多岁时,在他们曾经日思夜想、为之奋斗,无比崇敬的自己的“家”里,是怎样地强忍住内心最大的悲愤,是怎样地以宁可化自己为乌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为乌有做代价,维护了这个“家”的呀!而且,这个代价不是付出一年、两年,而是整整一生!这种牺牲难道不是比牺牲生命来得更加艰难吗?心灵一生都在痛苦中煎熬,还得被自己亲手捆绑起来,哪怕在深夜扪心的呻吟中,还要虔诚地自我讨伐......活生生的心灵呀!被石碾子千万遍地碾过,难怪要变得麻木了,僵硬了,甚至冷酷了,坏死了。可是,难道这种日子是人过的吗?难道这种心灵的重负是人的生命能够承受的吗?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人生的苦难了。我终于懂得我所经历的那一切比起他们不过是附着在苦难之舟上的几个小小的贝壳罢了。我终于懂了,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我的父母亲那一代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虽有刀锯鼎镬,甘之如饴,那并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比起这些后来经历了无数内心痛苦的幸存者,早年怀抱理想慷慨赴死的老同学才是真正幸福和幸运的。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都已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穷尽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奋斗,换来的究竟是什么?当她重温年青时的理想,当她不能不承认后来牺牲一切所追随的,都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仿佛绕地球一圈又回到了原地,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彻骨髓呢?

  从我第一次读母亲这首诗到现在,又是十三年过去了。我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也到了母亲遭遇文革的那个年龄。但是,当这首诗辗转颠沛,九一年在母亲不同意收入《思痛录》,被我夹带在《思痛录》原稿里送往国外保存,而今天又将其要回来再次展读时,我禁不住读一遍哭一回,在电话里念给编辑听时,也含着热泪。是岁数越长越脆弱吗?不,那是我灵魂深处父母亲泣血的心灵诉说在流逝的岁月里累积、膨胀、发酵,引发的震聋发聩的共鸣。

  母亲在给父亲的悼文《当代人的悲剧》(写于一九八O年十月)中写道:“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人们常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有一条沟,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

  是的,世世代代的牺牲中,这是用心灵血迹谱就的旷古罕匹的浩歌。


附记:《思痛录》写作及出版大事记

1976-1986年初写作;
1987年-1988年增补、编辑;
1989年初寄给出版社;
1989年6月,从出版社要回;
1989年7月-1989年11月增补、修改;
1991年4月全书交给魏萃一(韦君宜的妹妹)──带出国译英文;
1992年被林文山、邵燕祥要去看,之后在未发表的前8篇中邵燕祥选了3篇推荐发表在《散文与人》、《精品》等刊物上。
1996年12月杨团代母写委托书交李辉(林文山介绍)负责出版,未成。
1997年11月25日,在文学界为韦君宜祝寿会上杨团说明,出版《思痛录》是母亲此生最大心愿,但此愿至今未遂。会议提出,大家一定共同帮她完成这个心愿。会后林文山持稿子再找出版社。
1998年5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书,其中一部分暂不发表。
自2000年,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楠原俊代女士逐章翻译《思痛录》并在日本发表;
2000年9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思痛录》海外中文繁体字版,增补若干内容。


1999年11月25日初稿
1999年12月6 日定稿
2000年9月27日再修订
发表于大型文学期刊《当代》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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