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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白与自卫》

作者:田汉


    [新民报晚刊]编者按:田汉先生《告白与自卫》一文,旬日前中央社台北分社
    曾予摘要发表,惟略具梗概,读者咸以未窥全豹为憾。兹将台北友好寄下全文,
    特移载于左,国内关心田汉先生者,当可知其婚变颠末矣。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向日月潭开行的公共汽车里面获《读者之页》所刊林维中女士致田汉的《一封公开信》以及林女士《驳安娥》等充满泼妇骂街口吻的文字。林女士会有这一举,我是毫不惊奇的(理由见后)。颇为惊奇的却是《新生报》编者先生关于这一类牵涉颇多的个人家庭纠纷的恶意的人身攻击,竟未蒙对双方稍加询查,而仅凭片面材料,献出如此之多的宝贵篇幅。显然,编者的心是好的,必定是同情弱者而痛恨虚伪无情的吧。这样强烈的正义感,恰也是我们所共同要求的。我相信在明白了纠纷的全部过程之后,我们的想法相差不会太远。

“对林女士的恶意攻击,应不应该回答呢?”在路上我却也想过一下的,因为我钟爱玛琍,林女士好坏是玛琍的生母,我若是尽情写出,也可能对林女士不利,伤玛琍的幼小的心,但不写出无以正社会的视听。且编者既对此种已成过去的家庭纠纷感兴趣,如不把我全部感情生活的发展过程详细告白,对台湾同胞理解国内知识分子的生活及其所处家庭环境亦无帮助。林女士公开信上说:“我们就算不是夫妻也是数十年共患难的老朋友了。”不错,说到我同林女士的关系必须回到数十年前。

当我的原配易漱瑜女士以二十二岁的青年病殁于长沙之夜,我回到上海与漱瑜的同学黄大琳女士结婚,黄女士赴日留学后不幸仳离了。在这以前因曾在某周报副刊发表过悼亡的作品,林维中女士适在爪哇教书,她看了我的文章曾写信来,说她愿意帮助我“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并且使我无后顾之忧。那时我组织南国社正想做些事业,也真想有人解除我的“后顾之忧”。对林女士不胜倾慕,我幻想她真是那样一位事业心很强的女性。我们书信往来不绝。南国社成立,经我三弟借了她一点钱,后来我五弟到星洲工作又曾托她照顾,许是他们之间有所冲突吧,她忽然来信说:“你们兄弟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于今只要你把我借给你的钱全部还给我,一丝一毫也不多要。”我看了非常不愉快。我们兄弟怎样是一般黑的“乌鸦”呢?我平日不大喜欢谈到钱,尤其诧异的在相爱的男女之间会如此计较到钱,而且竟一丝一毫也记得清楚?我对她开始幻灭。正当此时中国革命潮流高涨,我认识了安娥,我转向了她。我们之间有过一个孩子。但当时我在感情上任性与寡断。我仍不能忘情于林女士,她由南洋回来,在我亲戚雷家与我流涕相见,我甚至要安娥替我租好房子与林女士结合。安娥照办了,但她一气带了孩子回北方去了。

直到一二八后安娥南归,我们又相见了。他瞒着我说:“孩子死了”。而以痛苦的心情接受了我的好友任光先生的爱。他们合作了很多歌曲,如《渔光曲》等,他的才情,世所共见,不容等闲抹杀。抗战前一年,我一度被捕入狱,知友们多方营救,林女士在此时表现尚好。虽则外边帮助颇多,她受不了什么损失,但我老母之外她也常携女儿玛琍入狱看我。后对日抗战将起,政府政策变更,政治犯多被释出,我和阳翰笙兄同时出狱,林女士奔走自亦有力,但看来她不过急于设法救出替她[ ]的养家人而已。何尝把我当作“文化战斗者”看待?不然她不会说:“现在我后悔,不该早把你从牢里救出,该让你在牢里生搭背死在牢里。”其实我在狱中并未生搭背,那是出狱后朋友们召宴,喝酒过多,背上生了一个小疖,友人胡医生原是看小儿科的,用刀割破使化脓而消毒不完全,以致扩大,遂成搭背。经南京鼓楼医院医好的。林女士此话在重庆说过多次,她甚至说要把我“再送到牢里去。”她看人看事一切从她自己利益出发,而且“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以前她是我的“债主”,因为借过她一点钱,这之后她又是我的“恩人”,因为似乎是她一手把我从牢里“救出”!

八一三抗战爆发,我从南京回到上海。因为南市陷落,上海已成孤岛,朋友们劝我走。我和三弟从金家码头搭英国船到南通。在船上我与安娥重逢。她和摄影家郎静山一家同路。一到南京以后安娥加入我们的一群,由皖南、南昌而到长沙。相携烽火之中,经浏阳,一个山头流连风景,安娥才告我“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之后我们又由长沙回到武汉。我随郭沫若兄任职政治部三厅,安娥主要为组织儿童保育会而努力。保育会的发起宣言即出我手。后来有许多人参加,组织扩大了,我和安娥之间的感情迅速复活。

但我执拗地不能忘情于林女士。我写信接她和两个孩子来武汉。我的家庭悲剧开始发展。及武汉危迫,林女士携儿女乘船西上。由宜昌先入陪都,十一月十二日夜我和三厅同人由长沙退衡阳,又奉令回救长沙大火,其后桂林一住经年。此时安娥则赴五战区老河口前方作战地记者。我因陈部长电召,由桂林第一次到重庆。又与林女士及儿女们欢然会合,一时也过得颇好。林女士自认为是她的“黄金时代”。其后安娥由老河口经汉中(她的母亲的侨寓)接了大为二儿同回重庆,我个人就开始最痛苦的生活。我长久苦闷于感情的纠缠之中,难于断然取舍。而林女士已开始其市井妇女的恶劣行动。她一闹张家花园(文协所在),再闹两路口车站,使我遭受社会非笑曾无所顾惜。我当时愤然写一信与林女士提出离异。这信先给郭沫若先生看时,郭先生恐林女士激动把信收起了。我只得暂时隐忍。无何,国内政争开始激化,文化工作者纷纷离渝。我也应约赴六战区访陈辞修先生,旋返长沙。同三弟奉老母居南岳达七月,感到创伤稍得恢复。而日寇大举犯湘北,前锋入株洲。南岳有被截断之虞。因又奉老母转桂林。居桂林期间我们过得极为清苦,但家母是对林女士好感较多的,我曾数度缄林女士南来,共承菽水之欢,甚至沿途照料我都会替她托好朋友。但她来信却拒绝了,她说:“我死也不愿离开重庆。”重庆有什么值得她这样留恋的呢?很简单,那儿政治部还有那么一点薪水、津贴和平价米,全由她一个人领取。洪深先生听说我们在桂林的苦况,一度提议每月提一百元寄给我母亲,不想却遭受这位“田汉夫人”的毒骂,说“他又不是田家的儿子,怎么会管田家的事!”

但一年后安娥在重庆因不堪压迫,到桂林来了。

我母亲原是支持林女士的,因此安娥在桂林的日子最初过得非常委屈可怜。但那时我们时常日食艰难,在生活支持上她每天由施家园多远地跑到市内朋友处借钱,又扶病在桂林市立中学教书,我母亲染霍乱时她衣不解带地日夜在广西省立医院隔离病室里看护她老人家。这样我母亲的情感才渐渐地变了。而安娥也就因过劳染上了病,特如TB性肋膜炎,卧病宜山达四月之久。等她回桂林时有名的西南剧展已近尾声了。

湘桂大撤退之役,我由衡阳洪桥前方回到桂林施家园,为清理书物装箱,发现了我大儿海男的许多信件,其中有林女士给他的一封,说她“后悔当初不嫁哈同的儿子或那位印度先生淑斯特里。却嫁给你爸爸这样全无心肝的人。”我当时看了不由不冒火,她对我的人格全无认识,她对我儿子写这样的信!她时常对人自比宝钏,而这位王宝钏却后悔嫁了薛平贵!

逃离到贵阳时我这“全无心肝的人”却也参加了战时文化人救济工作,安娥对当时受难的妇女儿童也有所贡献,她曾送救济物品直到独山、南丹。贵阳紧张时,我要三弟夫妇把母亲先送到重庆。这时我遭遇了一个大不幸,我最幼的爱子云男在重庆染肾脏炎。我多想回重庆,却又丢不了工作,后来这孩子竟夭折了,我徘徊贵水边,仰天痛哭,也曾电重庆安慰林女士,新中国剧社瞿白音氏电邀我赴昆明,四维儿童剧校加入二○七师又系我所介绍,他们还需要我的帮助,于是我们决计入滇。

在昆明住了十个月。新中国剧社之外我主要在四维剧团从事平剧改革工作。滞在曲靖适逢抗战胜利,朋友们力促我回重庆,我母亲兄弟儿子也缄催不已。在势,我必须回重庆。但回重庆必然与林女士重合,这是安娥所不愿意的。我们虽相爱不渝,现在无可如何,同意结束六年来在西南充满着痛苦与幸福的生活。我们是乘同一中航机一○四号回重庆的。飞机愈近重庆,我们心情愈沉重。

那天我在九块桥与老母,林女士,和我们子女相见。和林女士谈了几年阔别后的情形,对云男之死我们不免重复痛悼。实在说我觉得人生的可怜,原想对中年丧子的林女士有所安慰的。我的大儿子海男是亡妻易漱渝所生,二子大为是安娥所生,林女士生长女玛琍及云男,因此云儿之死她应该比我更深的哀恸,但由我老母亦得知林女士对此七十五老人侍奉不很周到。老母曾一度气得由九块桥含着老泪爬山走到观音岩中国制片厂宿舍李也非兄家。也得知云儿之死半由林女士玩忽懈怠,虽则市立医院近在咫尺,但等到送医院已经不治了。

在重庆三月我在感情生活上实际又重复以前的痛苦。几年不见,林女士殆无甚进步。而无理取闹的作风比前更甚。安娥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协,林女士几乎每晚去侵扰,挖窗窥洞无所不至,而迄无所得,史家侯外庐先生即住在楼上,屡见其黑影,相与骇怪。某日剧协在抗建堂请翦伯赞先生演说,我适在安娥处;林女士忽然偕其女友陈伊文女士,泼水大闹,我气急同她到阳翰笙家。先是在九块桥她曾向我提出离婚,我没有回答她。而林女士恶劣行为至再至三无可容忍。我因问她:“你要多少钱?”她说:“要五百万。”我说:“何必学徐××太太。”她说:“徐太太要的是美金,而我只要的法币。”我说:“我是个穷光蛋,出不起那么些,只能筹三百万,可由洪深阳翰笙两兄作保,一年交完。”后来我们言语冲突,她竟骂我“畜生”。我说:“既然如此,什么也不理你了。”

翌日文协在中苏文协开会,检讨当前文艺运动得失。林女士却在会场外墙壁上及安娥的门上大贴其传单,来开会的郭沫若冯乃超两兄先后各扯得一张交给我,说:“闹到这样子很不好。”那时她搬出住在阳家,翰笙夫妇也多方劝慰她和责备她。可知林女士的“不择手段”已不自今日始。

后来国都东迁,我也和杜国庠施复亮诸先生乘齐兰将军机复员到上海。此时我母亲已移居安娥处,行时我回到九块桥,林女士依依惜别,又送我到白市驿登机,我曾很忠恳地劝慰她,要她“把精力集中在自己所能负担的工作上。相见之日正长。”起飞前我并祝她珍重。古人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况我们究竟长期患难相从。尽管[ ]剑在手亦自有难于割舍之处。我实在是带着无限凄楚怅惘之情飞过三峡的烟云的。

我五四到上海,而在重庆五月十日那天,林女士却从阳翰笙兄手里取得安娥父亲的一百万元。这是我当时所能集中的最高数目。算是全款三百万元的三分之一。林女士的亲笔收条是:“收到田汉国币一百万元”,附有阳翰笙兄旁注说她而不愿写“赡养费”字样,和已承认此事实。这收条寄到上海,我正和友人们在三楼酒叙,我很难过,有诗写此事。末句云:“孤鸿来渝都,热泪忽盈袖。”

我没有想到林女士会真要这笔钱的。

那次我离重庆只带魏曼青兄送的两万元,我母亲回湖南只有十万元,系冯将军所赠。初回上海我住于伶兄家,其后迁高百岁家。那时上海尚一切勃勃有生气。此时林女士也继安娥回上海了。我面薄,不忍,回上海后对林女士娘家及亲友们绝不谈及此事。免得大家难过。但林女士却真是“一张嘴两层皮”,根本否认重庆之事。说她拿的是“生活费”,“你能把我怎样?”似乎我当时老母以下节衣缩食凑足那笔钱专为的奖励她的“撒泼”。她曾以“田汉夫人”的名义向当时《世界晨报》也投寄他的“可以公开的信”,无原则地骂我及安娥。说:“她应该感谢日本人因为成全她了。”姚苏凤兄曾于按语中有所劝慰。但接着她又投书到《辛报》、《联合晚报》、《文艺春秋》诸刊物作同样攻击,《艺月》发刊,她更投书《新闻报》“新园林”除骂我和安娥外又因洪深兄批评过她,更攻击到洪深先生。她哭诉于严独鹤先生要他将该稿与《艺月》同日登出。因朋友们多已深知此事,所以她都未能畅所欲言,稿子多被压置、退回,直到此次到台湾她总算如了意了。

报上攻击之外,林女士是打闹,要钱,要了钱更打,打过了还是要钱,在上海这两年间只是这两者的重复,而且她终年以此为专业,不作别事。一位姓寿的朋友,请她到南京做合作社经理,大家劝她去,她偏不去,却拿起介绍信到处炫示朋友。我给她的钱实际已超过她要求的数倍。我在上海写作收入大部分给了她,以前我每月只寄三十六万元回长沙奉老母甘旨,而她租住东宝兴路留日同学会将近一年,房租每月由六十万涨到一百六十万元,都由我负担。

我待她也算事事在尽我的心,无如她专以对我扰害破坏为事。我所受不断的精神上的虐待,朋友们多能作证。你们看她的所谓公开信,满口“寿昌”和“我的丈夫”,那样热心地争“田汉夫人”之名,你必定以为她还非常爱我,实际她对我早无所爱惜,岂止不像做过夫妻的,她早已不像个对我稍为关切的“朋友”。首先,她不爱惜我的身体,以前在重庆的痛苦记忆不去说他了。我在上海终日劳苦写作应付许多方面,而她常来侵扰,我们在江湾路神社石阶前相持于寒风中常至午夜。我见她亦缩瑟可怜,每每请她进入书室予以大衣军毯,对坐到天明。

她也不爱惜我作为一个剧作家的创作自由。还记得我出狱后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在南京演出时,她因嫉妒俞珊女士,扣去我预备给俞女士演出的剧本《晚会》,抗战中我在桂林写《秋声赋》,主要表现当时政治低潮中知识分子萧索情绪,她[ ]觉得其中女主人之一有点像写她,便坚决阻止应云卫先生领导的中艺剧团在重庆上演此剧,虽经夏衍提议负责修改,她仍向应云卫说:“要到剧场拼命。”大家不堪其扰,只得作罢。我也因此搁笔数年。她也惟恐我有较好的写作环境。远的不说,回上海以来,我在高家,葛一虹家皆间接因她而迁居,后来住永乐坊,那系剧校宿舍,安娥系剧校教员,林女士除数次打闹外,竟缄当时剧校校长顾仲彝先生说:“不应让田某开小房间。”并恫吓谓将告教育局。其“不择手段”又如此。后我又借居江湾路忠烈祠即以前日本神社的守庙的房子,她来侵扰不下十次,毁窗纱,打玻璃,剪电线,丢大小石块,积成一袋,又撕毁并卷走我五十岁生日各方友人如柳亚子,张道藩,梅兰芳,藏克家,吴祖光,方与严所赠联副,以及我自己所书条幅,又一页页地撕破八杉著《露和字典》。

最后一次,她先一日到洪深先生处领得两百万元,第二日趁我到金山湾去,竟带菜刀、剪刀砍坏我的书桌、台钟、台灯、抽屉,抛毁我的文稿,撕毁我的所藏《近代剧全集》,并将陈悲儿先生所制的三十六个平剧脸谱一一砍碎。剪破胡馨庵兄送我的台湾沙发。当时洪镇夫妇替我守屋,洪少奶奶跪着求她,额头也磕肿了,[ ]阻止她不住。可知不仅我有否“天大的学问”全不在她心上,她是要根本摧毁我做学问的工具。因此她当然也不爱惜我的名誉,她可以随意给你以辱骂,诬蔑。二三十年来你在文化上的一切追求探索,也无意理解,也无法理解,在文化运动的某些重要关头,她从她的利益出发,不惜想尽方法公开打击你,抹煞你。过去之事,已如上述,说此次吧。

她打毁了我的书室之后,有相当时候,她不好意思来找我,她又托张悲鹭兄转言要我原谅她。(以前她通过张君对我写过一次悔过的信),我仍念旧情并看在爱女份上,要她照旧到洪深先生处领取那每月百五十万元,(这是她同意过的),我又托应云卫兄另存一笔数目使她每月可得三百至四百万元的利息。(这也是她要求过的),我所能尽心的不过如此。泰山公司邀我和安娥来台湾旅行,谈过好久,十二月十九夜伏重民先生临时通知,已订好中兴轮舱位,玛琍曾和新中国剧社到台湾演过戏,热爱台湾风物,坚求同行。临时才由伏先生添买船票。

我与林女士分居已久,既无通知她也无瞒她的必要。我们动身的第二天,她到洪深先生处领了我给她的百五十万元(她对别人说是洪先生借给她的),便赶到台湾来,趁台湾社会还不明白这纠纷的经过,想来一次大大的“迎头痛击”,据说彭飞先生苦苦劝她不听,她深夜赶到报馆的,显然她的目的不在争取“田汉”,(这样的不择手段决不能争取任何人),而在毁灭“田汉”。

十二月二十七夜她写给洪深太太的信上说:“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丧尽天良的田汉,今天已送去要求报馆的编者替我发表,我实在气不过,我也顾不得一切了。”你看这位“田汉夫人”是怎样的杀气满满,她心里还有什么“二十年共患难的老朋友”!她更忘了她来台湾用的是我的旅费,她住在泰山公司也还是亏着这“丧尽天良的田汉”的老面子。

终于她的信登出来了,据说还有几位台大同学同情她,投书《新生报》说:田汉原来是这样一个言行不符的“伪君子”,于是田汉毁了,林女士目的达到了,她应该可以踌躇满志了吧。

也有人问我,林女士既然那样热心做“田汉”的“正式夫人”,必定是很守些“妇道”的贤妻良母了。我不得不再补充一点材料以供判断。就仰事俯畜说:尚忆她在阳翰笙兄家,她听说我请翰笙兄从《丽人行》剧本报酬中汇一百万元给我母亲,她赶忙跑到昆仑公司会计处将剧本费全部领去。只交回我十万元。就在那天她还当着翰笙云卫诸兄骂我母亲说:“那老太婆不是人”。请问内地和台湾同胞,你们哪一位能忍受这样一位贤德“夫人”对你母亲这样狠的心肠,这样重的污辱? 玛琍是她唯一的亲生女儿,她应该全心全力为着她的学业和将来想的了。实际上玛琍的事几乎全是我管。一个时候玛琍因学校伙食营养不够住在她那里。而林女士却因忙于对我的侵扰,终日不在家,家里无人起伙,以致玛琍时常断食。

再说到她的敌手吧。人们为爱情而争夺,以致互不相容,原是人生的悲剧。但彼此之间正如竞技场上的运动员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这许可以叫做情场的“sportsmanship”吧。无论如何蔑视其人的社会贡献,对其人作公开的人身诽谤是不容许的。而你看看她在她“公开信”对安娥的攻击。首先应该指出洪深先生是没有接过安娥这样的信的。这是安娥未发出的私信而由林女士多次侵入我书室时在我的衣袋或抽屉里擅自取去的。我住洪深家是在前年年末。那时洪先生在复旦任文学系教授住江湾[ ]山村十九号,我借居他家的三楼,一者图静,二者也是避林女士的无理取闹,其后学潮激荡,洪先生辞去复旦教职,迁居市立剧校,至今将隔一年。林女士忽在台湾报纸发表人家当时未发出的私信而加以片面的反驳,实在不知合于哪一条“理”?林女士是代表着变形期中国的某一面的女性。她也曾经因反抗家庭代订婚因而逃到湖南。但这光荣她不能享有,因她已经后悔了。她虽曾[ ]她母亲接受哈同义子的聘礼,但她又后悔没有嫁给哈同的义子。

她曾和女友们到南洋教书,名誉还好,也积了一些钱,似乎类能独立有为的新社会的女子,但一面她又固执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庸俗观点。把结婚当作唯一职业,二十几年来既不读书,又不做事,又不能做一个真正能仰事俯畜相夫教子的封建的家庭妇女。她时常夸称她是怎样多少阔人不嫁愿意嫁给一个穷人,为的选人材,但这个“人材”却又是远不如哈同义子的“丧尽良心”的人。既然人家“丧尽良心”而且她又自动请求离婚,又拿赡养费,又分居多年,似乎也心安理得的了,但忽然有“我们已是数十年的患难夫妻,无论你怎样挑拨离间,破坏我的家庭,我不离婚。”

我疑心林女士做人没有立场,就是什么对她有利就拣,而绝对不负责任,她不知道挑拨离间破坏她的家庭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她责备我的行为不能使她没有反感,却忘了几年以来她一贯的在制造别人对她的反感。她给洪太太的信最后说:“等待他们回来后我又得大骂他一顿,他要如此对我,我只有吵到死完结。”吵到何时这倒是林女士的自由,不过显然她从不想到她是怎样对别人的。洪深先生来信说她“是非不讲,利害亦不分,无论如何解决总不会算数,”她就是这样无理可喻的死硬派。

她说她不能学托尔斯泰,学甘地一样的不抵抗。当然她也不懂托尔斯泰和甘地,这种积极精神是好的。不过她好比吉诃德先生战风车弄错了“抵抗”的对象。她把田汉“吵到死”,人们不一定都会饶恕她的。她曾自比王宝钏,令人失笑。到台湾来给彭飞和“田汉君”的信她更自比《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素芬,这就更使人齿冷。她应该引镜自鉴,倘使我母亲真跟这位“素芬”留在沦陷区,她老人家不饿死也早气死了。

林女士在内地发表这类文字时我从不回答。因为晓得经过的人多,再加我也不忍给林女士过重的打击。然而这是“不抵抗”,林女士会以我为托尔斯泰甘地了,外边不察或以石子投我。我对人生有时看得颇为淡漠。我如值得毁灭,我甘心毁灭,但在这样危难的时代我能战到今天也非容易,我在此时此地如此毁灭,毕竟也是一种损失,真爱重我的朋友们,将不愿意。因此我有理由防卫自己。

林女士说我们“读书人不讲理”。我敬请《新生报》编者先生,台湾的文化界诸位以及男女青年根据双方材料给一个公平严正的批评。毕竟谁不讲“理”?

末了,我们虽然来台湾不久,而在全台旅行中对台湾职业妇女的众多,及其奋斗的姿态,致无上钦慕。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台湾五十年的经营毕竟把台湾领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妇女们以闲居无业为耻。常有出身相当富裕家庭的女子愿含辛茹苦在职业界扎争。我很希望林女士从封建自私的泥淖重复自拔,学学台湾妇女。今日重要问题尚多,她们对于实际寄生于男子的劳动上而终日不平不满向男子“寻死觅活”的妇女是不会有太大的同情的。

(1948年1月载台湾《新生报》。1948年2月5日至7日连载于上海《新民报晚刊》,该报标题为《田汉自述罗曼史 在台发表“告白与自卫”全文》,文前引王尔德语:“吾人常以误解而结婚,以理解而离婚。”所加分段标题,前后为:“三角纠纷第一章 一句‘乌鸦’ 田汉灰心 一把眼泪 田汉意转”; “安娥南归 田汉入狱”; “八年离乱共流亡”;“郭沫若压下绝交书”; “安娥渐得老人心”; “儿子箱中搜出密书 王宝钏悔嫁薛平贵”;“三百万元 议定离婚”; “林维中不择手段 文协会场贴传单”; “一江春水向东流”;“归来忽食言 林娘悔当初”; “夜深风露重 僵对坐终宵”; “破坏垂十次 书斋成废墟”;“峰回路转 太太请罪”; “大力士苦劝不听 田夫人杀奔台湾”; “老大解剖林维中 ‘变形期的中国女性’”; “寿昌论太太 她是死硬派”; “不愿学甘地 却成吉诃德”; “请大家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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