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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怀吾师



作者:唐逸


人生本无坦途,于坎坷道上,念念于怀的常常是良师益友。赋宁先生不仅是我的业师,也是传道之师和做人的楷模。先生并未标榜什么儒家,却于日用常行之中履践出忠恕之道的谦谦君子。儒者,柔也,能安人,能服人。衣冠中,动作慎,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忠信以为宝,多文以为富。这不正是先生的形象么?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追,过言不再,流言不极。这不正是先生的行止么?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博学以知服。这不正是先生的品德么?同而进,不同而退,相下不厌,闻流言不信。这不正是先生的待人之道么?一个人的人格,不是言辞标榜出来的,而是终其一生如何对待人交接人评价人的自然流露。我所敬重于吾师者,以此。

可惜我不是好学生。心向往者,多不能至,虽欲寡过,而未能也。每聆教言,常有疑问,世事既未洞明,人情复不练达,可谓惑矣。在六十年代,我竟然对先生坦言,我不懂(中国政治)是非,而且引用Godwin的“No man is good enough to be another's master.”以及Shaw的“The worst slave is the master.”可见其鲁钝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先生亦不忍深责,宽容如此。1964年,“四清运动”来了,驱使“知识分子”下乡,去整顿那些要求承包以免继续饿死的农民。我因胃溃疡病发,不能下乡,大概“态度”欠佳(恐怕平时“表现”亦欠佳),乃被北大党政部门开除公职(也就是清除出大一统体制以外没有饭吃的意思)。此后也就与先生失去联系。1977年,我有幸(由我的老同学白洁玺的妹夫沈志坤先生介绍)在学部作临时工,先生闻之,便主动写信给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希望收留我。不久,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副所长赵复三先生(通过蒋忠新先生介绍)算是录用了我。此时我才去拜访阔别十数载的赋宁师。先生已白发苍苍,还领着我去拜见党总支书记,意思是希望更正64年对我的“过度处理”,以便恢复我此前(52年至64年)十几年劳动应得的工龄。然而北大人事部门坚持原“判”(以致我至今因工龄被剥夺而不能领取全部退休金)。往事俱已矣,而先生的敦厚仁慈,我何敢忘怀。不敖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尧舜之用心也。

先生之教诲,知与行一以贯之。先生之学,博雅而近人,勿做homo unius linguae乃先生之常言。先生既专精英国语言史及中古英语,而又广涉西方文学。于清华研究院之学位论文乃法文撰写之《论莫里哀喜剧》,更赴耶鲁研究中古英语文献。所开设之课程如“英国文学精读”“欧洲文学史”“中古英语”“拉丁文学”等,嘉惠学子,代复一代,桃李满天下。先生之学术思想,重功力教养而不津津于貌新实旧之理论,从不与日日翻新耳食之徒争一日之短长。宁步古典之坦途,不涉无源之魔沼。美学思想则重言志而轻载道,delight before didacticity,盖美学活动之纯正趣味与深湛教养,实即真价值也。讲解西方文学,未尝标新立异,曲为奇技巧说,而引导学子鹄举远飞,步入正途。此与先生雅好巴赫之古典对位形式之美,实亦相通,学者悟此,或于先生之学,其殆庶几乎。今日讲坛,滔滔背诵者有之,鹦鹉学舌者有之,洋人理论入乎耳出乎口者,亦代不乏人,而醇深雅正休风有容如先生者,何复可得。宗师既去,薪燃已烬,文化火种,其传诸何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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