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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作者:唐德刚



在一整部的《传统世界文化史》里面,更具体的说,也就是 20世纪以前的世界文化史里面,我们底《中国文化史》所占的分量——(且让我大胆假设一下)——大致是三分之一强,或二分之一弱。而在这撑起传统世界文明半边天的中国文明中,起栋梁作用的东方文化巨人,自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诸子百家,到中古时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际的程朱陆王,以至于20世纪的康孙梁胡,严格一点来说——也就是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来衡量——其总数大致不会超过一百人。

在这一百名的东方文化巨人中,今年刚满冥寿一百岁的胡适之先生,便是这百人中最近的一位。这便是我这个“适之先生的小门生”,开门见山,替胡老师在中国文化史中,乃至传统世界文化史中,所定的位置。为先师在历史中定位,而且定的是一个相当具体的位置,我自己承认是相当大胆的。当然这只是一种门生弟子,对业师的“私谥”,但是我个人相信这私谥距离历史事实,并不太远。在下是一个在现代西方大学本科教授世界文化史的专业教师。现在做这样大胆定位,实在也是从我的职业里,长期教学心得和比较研究之后,所得的结论。

是否有当?还要胡氏门生故旧,和亲胡、反胡,以及中间客观的“各党各派”专家学者,和贤明的读者,不吝指教。


一、“胡适的文化阶层”是什么?

先说说什么叫做“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座标”(Co—ordinates)是数学和统计学中用以规范统计数据的纵横轴。更简单的说,它就是做统计和比较的基层标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褒贬历史人物也有个起码的标准。这标准便是“郐国”——“自郐以下无讥焉!”我们今天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我个人就认为,与胡适同一阶层,或更高阶层的中国文化巨人,不超过一百人。而在这一百位巨人中,适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后的一位,却不是最低的一位。

在50年代的中期,美国的《观察杂志》,也曾以类似的标准把胡适提名为“当代一百名最有影响人物”之一。 (见Donald Robinson,“The World’s 100 Most Important People,”LOOK,Oct 4,1955 p.40)这一百人中,华裔只有两位。另一位是晏阳初先生。

胡氏当时并未以此为荣;我个人当年亦以其所举非偶,而不以为然。

可是今天我自己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认为三千年来出生于中国的文化巨人(注意:不是政治巨人)不过百人而已,那末这里推算的具体标准,又在哪里呢?这儿我们就得看看,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具体表现了。


二、一位九项全能的学人

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架槃槃大材;是一位九项全能的专家学者。我为什么不干脆用通俗的体育名词“十项全能”,而减掉一项呢?因为十项全能和“万能”一样,除在体育场之外,只是个抽象的形容词,言其百能百巧而已。而我这“九项全能”,则是经过适之先生生前自己认可的具体项目。他自己承认他在这九个项目里,都“做了一些工作”。这九个项目是:

一、哲学思想,二、政治思想,三、历史观点,四、文学思想,五、哲学史观点,六、文学史观点,七、考据学,八、红学的艺术性,九、红学的人民性。

事实上,这九项都是1954年大陆上的“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家协会”,替胡氏联合拟定的。他认为胡适这个“资产阶级的学者”,在这九项科目里都有“流毒”,所以列举出来作为全国工农兵大众和知识分子一致“批判胡适”的项目。

我记得当我把这张“菜单”式批判项目送请胡公过目时,他看了又看,不禁笑逐颜开,大为高兴。我因而问他:有没有一两件“该批判而没批判”的项目,可以加上去?“凑满”十项,岂不更好?如此,则郭沫若不就可以再写一部“十批判书”了吗? (详见“胡适口述自传”第十章)胡先生大笑说,“九项九项,九项九项!”其实那时要由我来加,我可加上第十项:批判胡适对佛教禅宗的偏见。

胡适是韩愈以后,打和尚打得最起劲的学者。他说, “个个和尚都说谎。”和尚们听了也只能大念其阿弥陀佛。所以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表现,实在是一位(他自己笑纳的)“九项全能”(其实是十项)的大专家、大学者。


三、学报性的原始贡献

胡适在上述九项(或十项)的“贡献”或“流毒”,又大致可分成三类九等。第一类或可叫做“学报性的原始贡献” (Original Contributions in General Scholarship)。胡氏治学范围极其驳杂。在上述十项之内的每一项里他都能写出极高水平的原始贡献。其深度往往在各该行二三流专家之上。从他十九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到他七十岁还孜孜不倦的《水经注》等等,数十年“拿绣花针”的功夫,都属于这一类。那是一种象牙塔内,纯学术性的工作,这也是任何学人教授、硕士博土,都应该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轻重、贡献有大小、成绩有上中下之别罢了。生为今世学人,如连这项起码的工作都不愿做,那就要变成美国学界的三字经所说的“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了。

记得在50年代的末期,有一位治“中共党史”专家的萧作樑教授,要我陪他去看胡先生。胡先生很兴奋地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共党史,使萧君大为折服。我们辞出之后,萧君向我翘起大拇指说, “胡适之在任何一行,都有他的‘高等常识’,真了不起。” 我问萧,

“高到何处呢?”

萧说,“二三流专家以上的水平吧。”细分起来,我们这个“人文科学”(胡适口头语),可不止三十六行啊。在每一行里都能考他个榜眼、探花,可就真不容易啊。

所以胡适之先生实在是个不世出的“旷世奇才”,一位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博通古今的真正的大博士。正因他博通多行,他在某一行之内,其“学”可能不及各该行的第一流专家;而其“识”则往往有以过之。“见多”始能“识广”。如此,则一些只会钻牛角的小专家,如果只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他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正因其如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也都有第一流的“劲敌”。擂台遍打、拳友如。这也就是50年代中共举国批胡的精华所在。那时大陆上的批胡学者,虽多半都是奉命作文,奉旨办事,然其中亦有好多旧仇,是藉机泄愤的。

老实说,大陆上批胡,台湾就不批了吗?非也。大陆明批,台湾暗批而已。最近去世的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一辈子。不过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至于胡氏最精彩的“西学”,他就无从置喙了。其实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整理国故”,而是他所说的“再造文明”。

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倒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所能胜任的了。这是一种“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工作。


四、启蒙性的文化挂钩

什么叫“现代化’’呢?恕我不揣譾陋,且自问自答一下。从比较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将“中”比“西”,论双方“古代文明”(比诸古埃及、苏玛利、巴比伦),中方可能略逊一筹,然亦伯仲之间也:比诸中古大黑暗时代的欧洲,则“西”不如“中”矣。可是在近代期(18世纪以后),西方文明来了个大跃进,中国文明来了个大跃退。两两相较,“西方”就变成了“先进”,我们就变成“丑陋的中国人”了。

所以近百年来我民族的文化建设,当务之急,便是:

“向先进学习”。“先进’者“西方先进国家’’也。“向先进学习者”“西方文化”也。老实说,我们从魏源(1794~1857年)的“师夷之长技”,到张之洞(1837~1909)的“西学为用”,到胡适(1891~1962)的“全盘西化”,实在是我们向先进国家、先进文明学习的三个主要阶段。我们要首先“赶上先进”,继而“超越西方”,然后才能铸造一个有自己内容的“现代化运动”。在这…-系列的“西化运动”中,胡适之先生实在是最全面、最有系统、也是最有成绩的一位倡导人。

他底工作是真正需要“中西之学俱粹”,才能得其三昧,引蛇出洞,把中学与西学挂钩。那不是小脚放大的国学大师们;更不是粗通汉学,甚或不通汉学的“假洋鬼子”们(借用鲁迅名词),所能做得到的。所以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二类,也是更高一级的贡献,应该叫做“启蒙性的贡献”(Contributions of Enlightenment)。

写启蒙性的作者和作品,在学术水平上,可能远不如、也可能远超过写第一类“学报性”的作品和作者。因为那都是一种面向群众深入浅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体(Popular Writing)或新闻体(Journalistic)很难被习于学报型、集刊型的学术圈所接纳。因此它的学术性是高是低,那就要看作者和读者的学术修养了。就以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来说吧,它表面看来是一种空泛无当,内容问题重重的社论、边(专)栏一类报纸文字(Opinionated Journalistic Writing)。今日吾人如以类似的文章投诸港台的报刊,可能都要被退稿呢。如投诸什么学报或集刊,那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次在纽约发行的《留学生季报)(四卷一号,1917年3月出版)出现时,也没哪位老几,正视他一眼。可是一到陈独秀、蔡元培诸公眼内,它就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了。

可是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那也是一部启蒙性的不世之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先秦名学史》后来衍伸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可惜作者不识时务,误将“明月照沟渠”,大材小用,把这篇光彩辉煌,有“启蒙性贡献”的杰作,误当成学报性的文章,作为“博士论文”投入哥大这个汉学沟渠。不幸五大主考都不通汉学(夏德略识汉文)、不谙精义,看不懂这篇论文,所以博士生胡适就吃瘪了。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手稿珍藏室.细玩该篇(那显然是1927年以后,哥大选为“珍品”收藏的),审查一位主考(疑是夏德)用蓝色铅笔的潦草批画,真为考生胡适不平。哥大博土出身的李又宁教授,对此比我更为气愤。她曾告我,她立志要开个国际会议,为胡适之先生“博士论文”平反。

真正启蒙性的作品,不是我辈普通学人都可以写的啊!它也不是水准不够的学者,可以随便看得懂的啊!至于有些教授和秘书们问我,胡适的论文,又不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杜威看不懂?我想这问题还是不回答的好。

所以胡氏在上述的第一类“学报性”的贡献上,大致可以说是“学重于识”的。搞“学”那是看功力的。“十载寒窗”、“三更灯火”,用功的学人,苦学自必有成:——胡适之确是我个人所知道的最用功的前辈学者之一,因此他学富五车、名满天下,实在不是偶然的。但是治学单靠用功也是有其极限,尤其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翻书”走向“电脑”。

例如胡老师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将来如麻烦“电脑”,恐怕那只是几个礼拜,甚或几个小时的事了。

可是胡氏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里,那就是“识重于学”了。“学”是可用功去学的。“人一十之己百之,人一百之己千之”,龟兔竞赛,老子非把你赶上不可,这是用功可以学得到的。乌龟尚且做到,何况人乎。可是“识”就不然了。“识”是学不到的。


五、我国圣贤的社会作用 胡适只是他们之中最近的一位罢了。

可是我们的民族却是个古怪的民族。在我民族史里面就缺少了“上帝”这个万能的东西。因此上帝爷在其他民族中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和荣耀,在我们民族里就被我们的民族英雄、圣肾、豪杰所分享了。——尤其那些无拳无勇的高知圣贤,他们杀人无力,危害不足;遗臭万年,没个资格;而他们偏又聪明睿智,能说会讲,为我们团体生活,制礼作乐。他们多半也是人品可爱、人格完美,所作所为,福国利民,所以就万民仰止,一枝独秀,流芳千古;贡献有限,而社会对他也就“报酬”逾恒了——胡适便是这项民族文化特产中,最近的例子。

我幼读《大学衍义》中之名句,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等,总认为它是宋儒“天人合一”等伟大的空话之另一章。及长历尽忧患,逋逃绝域,接触既广,涉猎亦多。午夜沈思,对少年期田园所习,竟时多反思,每觉我古圣先哲之名言,实多出于超人智慧与非常体验,不可以“伟大空话”、 “封建唯心”等伟大的空话把他们一竿子打翻。——偶思及此,愧疚之情,每至汗涔涔而下。

胡适引尼采之言曰,“重新估定(中西)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Chinese & Foreign] values)我们兼采中西之长,不冬烘、不酸腐,也非冒进、非暴力,来“再造文明”,才是正当的途径。——胡适的途径。

所以我们可以说,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三类的贡献,便是他与社会和时代交互为用的集体贡献,一种宗师型的“划时代的贡献” (Epochmaking Contributions)。他开拓了一个时代;而这时代却是历史和社会栽培他、呵护他和扶持他来集体创造的结果。很自然的,他也就变成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了。

这一阶层的贡献,实在是思想界、学术家,对民族文化和人类集体文明,最高形式的贡献——也可说是“圣贤阶层”的贡献;我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换言之,要找出个“民族共同意识” (National Consensus)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ntional way of life),上帝既然不能替我们代劳,我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自己动手”尔我均有此心而无其学;有其感而无其智。这样我们就要仰赖一些更有智慧的圣贤来替我们作发言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们经过一百年的磨练,如今才选出一个名叫胡适的国大代表,我们集体的,一天天地把他赶向圣贤之路。要他做我们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一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升华到这个最高境界,则文字的表达,往往都是多余的了。


六、 宗师形象与 “不立文字”

事实上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宗师周公旦,既无一字流传。所谓《鸱鸮》之诗,“周公之礼”等等,都是后人的附会和伪托。孔子也是“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思想主旨也只能于比较可靠的《论语》、《檀弓)二篇中,觅其一鳞半爪,而二书均为“群弟子、记善言”,非圣人手着,至于“五经”的本身,那就更问题重重了。它们都是儒家的经典。但是它们与孔子本人的关系,则是个天大的问号了。

如此说来,朋友们或者要问,则我国古圣人周公、孔子岂不都成为“白手起家”了? 斯又不然。盖他二人都是主宰我东方文明的儒教的开山宗师。他们与当时的社会与时势相互运作,奠立了我民族当时的“共同意识”;规范了我民族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儒家的生活方式”形成之初,综合既有经验,抽丝剥茧,而作其发言人,都是要言不繁,词简意赅的。《论语》《檀弓》所记,都是最好的和最可信的事例。至于后来的《五经》《九经》《十三经》……乃至经书满屋,那都是滚雪球式的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样的,我们如谈这一阶层的胡适,就不能拘于胡适的什么著作了。他已变成我民族现阶段的一个时代的“宗师” (Master of the Age)、一个“形象” (Image)。他已超脱了什么《胡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甚至有待出版的“胡适全集”。——简言之,他在我国当代历史上的“形象” “地位”(Status)和“作用”(Function),已进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脱俗的“化境”(a transcendental state)。

例如我们今日要谈“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适”。“胡适”就是“主”; “民主”就是“胡适”。二者已无法分割了。其实“胡适”并未有系统的发挥过“民主”的理论,但是“胡适与民主”这项题目,今后将要被继起的“胡适学”专家们去“发挥” (Commentaries)它一千年呢。以后的“三礼” “三传”,还多着呢。客星犯主,要言不繁的主体导论,反而是次要的了。这项发展远景,今天才是个开端。

其他有关胡适的科目,如“新思想”、 “新文学”、 “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等等,无一而不要走向这条路。其实胡适又写过几篇深入的研究实验主义的论文呢?一篇也没有嘛。但是今日又有谁能把“胡适”与“实验主义”分开呢?“胡适”就是“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就是“胡适”嘛。朋友!这就是胡适在历史和社会上的作用,也是历史和社会对胡适的栽培啊。这相互为用的发展程序,是个历史的“偶然”;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啊!

但是我个人这一看法,只能为我祖国的知者道,而不能与生长于异文化的洋人言也。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哥大时,便曾向哈佛来访的研究生贾祖鳞(Jerome B.Grieder《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的作者)作如上的解说。那时他显然没有听得进。他后来大著上那些对胡适并不太重视的评语,事实上都是中西文化隔阂的结果——不同文化的汉学家很难了解中国“圣贤”在历史上、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呢。


七、“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我在这里,把我的老师胡适之说得与圣人同列,有些反胡的朋友们,可能早就嗤之以鼻了。其实我这儿着重的也只是他在“第三类”的贡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一面。近百年来现代西方各种新制度的挑战之下,我们传统中国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们需要一个适合“现代”的新的民族意识,和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在寻觅这个新意识、新方式的无数贤达之中,适之先生实在是一位最全面,也最有成绩的,继往开来的大师。因此这个“胡适的幽灵”(胡氏生前自嘲语),今日还在海峡两岸,大显其圣。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恶魔所惧的最大神灵。对这座偶像,我们应该焚香顶礼到底。

至于胡适在“第一类”所作的学报性的原始贡献,他也不过是个戴东原、陈寅恪罢了。余英时说:“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试问在中国学术史上,哪一位考证大师的考证,是无懈可击的呢?说到胡老师那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那也只是70年前的陈枪烂袍,早该进博物馆了。我们应该承认它在历史上的贡献;我们更应该知道,那一套在现代已经大大的落伍了。何炳棣所谓“雕虫小技”也。

胡适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是惊天动地的。但是启蒙毕竟是启蒙。如只是启蒙而不臻于成熟,那就流于肤浅幼稚了。

启蒙作品是革命宣言、墙上标语。扇动性很大,时间性也很大。一旦时过境迁,则意义全非。

就说作新文学规范中“八不”的“不用典”一条吧,首先犯禁的竟是胡适之自己。他在后来写的那一篇重叙文学革命缘起的文章,其题目竟然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不是一条典故吗?在胡适那时,“逼上梁山”可能只是“不避俗语俗字”,而在我们现在,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用典”了。胡适“知法犯法”,“不用典”云乎哉?

再说陈独秀、胡适当年, 为大力推行白话文,矫枉过正,北京大学在招生考试时,考生竟不准用文言作文。那时考生人人会作文言。为提倡白话非强迫他们改变一下不可。未可厚非也。70年过去了。大学考生如今人人也都会写白话,不会写文言了。如果“文言”今日仍然是投考北大的门禁,那就岂止食古不化哉?简直是“十分混帐”了。

再说“白话诗”(今日叫做“新诗”)吧。胡适当年提倡的目的,是要它“语体”易读、易懂,“作诗如作文”。可是70年发展的结果,恐怕天下文字,没有那一种比中国目前的“新诗”,更难懂、更难读、更朦胧、更晦涩、更“不合文法”了——这也是“新诗老祖宗”胡适当年所未尝想到的罢。

所以我们研究和继承“胡学”,不能教条化,更不能食古不化。我们要掌握他历久不磨的真知灼见;我们也要练习我们自己,知昨是而今非的判断能力。我们的老师是“圣之时者也”。

适之先生生前教导我们,最欢喜征引“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师云崖和尚。于是有人问洞山, “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 “半肯半不肯。”

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就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

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之惑做起。作为本文结束,我敢大胆地说: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但是 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

——1990、12、17日胡老师百岁诞辰之夕,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收入《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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