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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暗夜独行军──台籍前国军战俘、中共侦察兵陈永华忆戡乱与韩战



采访人:林金田
受访人:陈永华
记录者:王则文
时 间: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
地 点:高雄县大寮乡


我的本名不是「陈永华」而是「陈燕盏」,现在这个名字是我在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人在大陆的时候自己改的。我生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年底,但是户口比较晚报,所以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登记是一九三O年(民国十九年)一月二十日。我老家是在台南,家里靠养牛和帮人驶犁为生,家境并不好。我们一共四兄弟,我排行老么,在小脚腿国民学校-就是现在的重溪国小-毕业以后就没能再念书,留在家中帮忙放牛、割草。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来接收的时候,有两支部队接来负责,嘉义以北的是七十军、以南则是六十二军,来台后纷纷召募兵员。我看62军开出来的条件是:一个月两千元法币的薪水(台币约三十余元),外加四斗米的配给。我想如果能拿到这样的待遇,老人家就可以比较轻松的过生活啦!基于改善家中经济的动机,我就和同村里的连水河、郑英士、还有一个忘了姓名的,总共四个人一起去报名。不过这件事情我是瞒着家里,没让他们知道的,那时候报名要三个人盖章:家长、邻长(就是原本日本时代的甲长)、里长(原本是保正),我父亲的印章要怎么弄到手,这是最困难的。我知道他把印章锁在桌子抽屉里,钥匙都随身带着,就找了个铁丝,慢慢把那个锁给撬开,偷拿章去盖,这才顺利入伍。

我们这些入伍的新兵先在台南的一处国小集中,等到他们人数揍足了才带到台南防守飞机场。我的部队番号是九十五师二八五团三营七连。我们这群台湾菜鸟到底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很平均的分散在每个班,大概各两、三个。虽然干部管理上对我们没有不公平,不过一开始难免被大陆的「老芋仔」欺负。像吃饭的时候,台湾兵都很老实,就一口一口慢慢的吃,大陆来的老兵第一碗饭却都只添半碗,然后浇上汤汁,狼吞虎咽一下子就灌到肚子里去了,然后去盛第二碗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不但尖尖满满的一大碗,还把它压得密密实实的;结果等我们台湾兵吃完第一碗要再去盛的时候,才发现饭早就被他们抢光啦,一粒米都不剩,只好饿肚子。几次以后学到教训了,我们也想说:「要比抢饭吃谁不会。」跟着他们抢,台湾兵也未必抢输。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老兵欺负我们,本来军队就应该供给足够的伙食嘛,只是上面把钱都贪污走了,下面没东西吃只好抢。我们那时候流传说「一年连长可以娶三个细姨」,你就知道上面贪的多严重。

刚进去的时候我们也听不懂国语,因为那时候台湾人都是受日本教育的,只会说台语跟日文,军队里大陆兵讲的话我们都「听拢咽」(听不懂)。后来为了沟通没办法,就硬是学,从讲「洋火、香烟、吃饭、谢谢你」这些开始慢慢练习,那时候也没有人教过我们「ㄅㄆㄇㄈ」,像现在孙子上小学念书时拿注音符号来问我怎么念,我都只能摇摇手说:「阿公没学过,不会念啦!」

在台南机场驻守了约二到三个月以后,我们被调去台东训练,在这里就有风声传出来,说可能要去大陆打仗。有些人害怕上战场,先逃走了,像我们同村不是四个人一起去吗?就先走了两个,剩下我跟同团八连的连水河没跑。我跟他说:「逃回家去大家都知道你是个逃兵,这样也很麻烦;更何况回家后又没有工作可以做,还是留下来吧!去大陆就去大陆,没什么好怕的!」我们两个人就坚持留在营中。后来要上船前,我的班长叫陈金贵,是江苏人,待我很好,就问我要不要回家,还说想回家的话可以替我出旅费,我还是回绝了他的好意。

其实为了防止台湾新兵逃亡,军中也有所应对,我们都有外省籍的老兵监视,而且印象里站哨从来不给台湾兵站,就是怕你藉机跑掉。台东训练完成后,全军先带到花莲进行整编,整编完成后就到基隆等上船,在基隆就管得更严格,如果没有班长带领,绝对没有离营的机会。

我们是坐货船前往秦皇岛的,船上除了人以外,还载运有马和炮车。航程里没听说有人跳海逃兵这种事,倒是路才走了三分之一就碰上苏联的船只,长官下令把军火全部搬出来,全船都陷入紧张戒备的状态中,还好后来避开了,没真的在海上就先打起来。快到秦皇岛的时候美军有派战斗机来护送,所以全船都安全登陆。之后就由火车运送到北平南方的一个大营区,那里大概可以容纳一师的兵力吧!在营里休息一周不到,因为收到共军的情报,所以我们马上奉派到前线去剿匪。

那时候国军的武力比共军来得优势,以武器来讲,我们用的是「中正式七九步枪」,一次可以连打五发子弹;而共军用的是土制步枪,一次一发,那时候共军看到我们根本都不敢打,马上就逃跑了。他们为了方便这种游击战术,还在村庄里四处都布满地道,被包围时候就用来脱逃,而且地道的出入口很难察觉,有时候你到民宅的院子里,看到很普通不起眼的水缸,其实搬开来后底下就一个洞。我们曾经尝试过在洞口烧稻草,想用烟薰的方式把敌人给逼出来,可是烧了半天都没有反应,然后才发现远处的麦田里冒出浓浓黑烟。可想而知他们的地道通气口很多,又四通八达,人逃进去之后根本不知道跑道哪里去了。

在华北我们主要是跟共军的第五纵队对战,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初,来到河北省胜方镇外。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共军正在镇中集结,排长为了拟定进攻计划,令我担任侦查兵,去探查地势。胜方镇这个地方三面环水,只有一面是陆路,那时是初春,水面正在化冰,温度低得不得了,我为了混进去探查详细情报,在那种水温里泡了好几个小时,等到他们戒备略松散时才进镇。浸水的时候其实还不算真正的冷喔,最可怕的是出水的那一刻,北方的寒风又这么一吹,那种痛苦是没办法形容的,全身皮肤都被冻到流血、流脓的。我把侦查的任务完成,回去向长官报告结果以后,心想都已经这么累了,总是要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吧!结果我在暖炕上才刚要入睡,他们居然叫我起来站卫兵,因为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当天晚上我就乾脆逃营了。

我依靠北极星指引方向,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直走,赶了一夜的路,结果撞上了同属62军的另一师部队,被他们抓到营里去。这支部队几乎清一色都是广东人,都讲粤语哇啦哇啦的,没有一句听得懂。反正就先给他们关了三天,之后放出来叫我帮忙扛子弹,是一个很沈重的工作。我看这样下去也不行,语言无法沟通、工作又累人,于是我又开始观察逃走的机会。有一次快要移防了,我见机不可失,趁大家忙于整备的时间,看准一间柴房,翻墙跳了进去,顺手抓起乾草把我全身都盖得密不透风。那时候大概是五月天,天气正在渐渐转热当中,那间柴房里居然还养了牲口,卫生环境很差。我被草盖住全身,又闷又热就算了,还有很多的蚊子,咬得我浑身发痒,可是又不敢去打或抓,只能用口轻轻的去吹,希望能把蚊子赶走。这时候就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了,虽然说什么我听不大懂,但是大概知道就是说部队要移防啦,叫我赶快出来。我理都不理,反正他们部队要赶路的,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就延误出发的时间。果然不久后人就走远了,我这时才悄悄从草堆里面爬出来。

我要先稍微解释一下:那个时候兵籍制度其实是很混乱的,逃兵是常有的事情,长官也不怎么管,反正人逃走以后他还是可以照样算人数报主副食费,多出来的钱就可以中饱私囊。逃兵在外的人如果要投靠别的部队,也是只要长官同意,就可以任意收留的。我第二次逃营以后,就是有一天恰好碰到九十四军的班长在市场买菜,就上前探询是不是能够让我加入他们的军队。那个班长带的是师部担架连的卫生兵,带我去见江苏籍的排长,排长点头同意我可以留下,派我去担药箱。这个工作就轻松太多了,从小务农担的东西都比这个小小的药箱重上好几倍,对我来说这是个凉差。不过后来因为跟班长间起了龌龊,「奇檬子歹」(心情不好),所以又再次离营逃兵。

这一次我搭上运煤的火车,一路来到东北的抚顺,到那边时已经是一九四八年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去,一切都是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心理。在东北我加入了青年军二O七师,在师部中的警卫连。我们大部份时间都在抚顺驻守,只有一次去渖阳,而且不是去打仗,是去招兵的。

东北这里的共军是林彪率领的东北第四野战军,他们靠着接收大量日军撤退后所留下的军械,跟国军之间有了对抗能力,几次会战打下来都是共军占了优势。辽渖的戡乱情势对国军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国军有意撤出东北以保留实力。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下半,我们就移师到营口,准备转入华北,结果在铁西(渖阳市附近)碰到共军的骑兵旅从中拦截,走在前面的部队都顺利撤走了,包括我们二O七师的罗友伦师长在内;至于后半部的部队就没办法了,只能束手就擒,成为共军的俘虏。

我们被俘虏之后全部关入大牢里,好长一段时间既不审问,也不放我们走。在牢里面的伙食很差,就给你高粱米配豆办酱而已,然后卫生也很糟糕,不能洗澡。熬了好一阵子后终于重见天日,共军把我们放出来,接受半个月的「思想训练」,就是找指导员来给我们上课,内容当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洗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控制了整个东北,连平民老百姓都被他们列入组织当中,所以不怕我们这些俘虏逃跑,因为逃了之后没什么地方可以去,很快就会被抓回来。受训期间,我们依旧有出操、站哨等任务,有时候还要作战术的演练。

解放军的治军比国军严格,绝对禁止抢劫、扰民,而且每次进入村庄以后,还会派士兵挨家慰问,帮忙担水打扫,服务的表现列入每天晚上检讨会的考评之中。所以共军比国军还要得民心,到后来轻易的就可以动员大量的民兵进行人海战术,或是协助物资补给。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年底,共军发动平津战役,我就跟着他们从东北入关,先攻塘沽,再攻天津,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占领天津,一方面继续对北平展开围攻,一方面策动当时驻守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投降,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九日,傅派代表与中共的代表签订「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二十二日,傅部陆续出城,被整编,共军于23日正式进占北平。我刚加入部队的时候,国民政府军六十二军九十五师七连的那个连长这时候也在津沽这里,后来国军战败以后跟着撤退回台湾,还干到澎湖的团管区司令才退休。

我们一路往南打,走过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一直打到镇南关。这么长的路全程都是用走的咧!哪里有车给你坐啊?其中走到湖南这个地方的时候,有遇到宋希濂、黄杰、白崇禧的兵团,双方打了一场激战。我记得这是最后一次跟国军的正面交锋了。虽然对面的敌人都可能是昔日的同袍,但是根本没机会去想这件事情,要是命令下来的时候稍有迟疑,马上先被四周的士兵给逮捕了。而且共军每天晚上都会开所谓的「检讨会」,检讨每个人思想、行为上的表现。若是将来想要入党,表现好不好可是审核的重点之一,表现不好的不要说是入党,搞不好还送你去教育改造。所以每个人都是乖乖听话力求表现,不敢想得太多。回想起来,黄杰、白崇禧的兵团过去多半是在江南活动,台湾兵七十军或六十二军都是调往华北、东北,应该不至于打到过去熟识的战友吧!

部队追击到镇南关时,国民政府的势力已经完全撤出中国大陆,战事告一段落,所以一九五O年(民国三十九年)我就随着共军回到河南练兵。那年六月二十五日韩战就爆发了,我以「志愿军」的名义被调往东北备战。九月时因为美国、南韩的联军北上攻破了北纬三十八度线,给了中共出兵的藉口,发起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第一批约二十六万人的解放军,包括我所属的第四野战军在内,渡过鸭绿江与美交战。

第四野战军在韩战大概投入了四个军的兵力,我记得有三十八、三十九两军,另外两支番号忘记了。那时候美国有制空权,我们为了减少被飞机轰炸扫射的机会,白天都躲在山林里面很少行动,夜里才行军攻击,而且一切行动都不打灯,不然暴露了行踪马上就会引来空军的攻击。共军是从北韩的新义州往南推,那时候打法就是「人海」对「火海」:火海是说美军那边,他们武器设备比较精良,而人海当然就是指解放军,用源源不绝的大军向前冲锋硬拼。一九五一年(民国四十年)二月十七、十八日左右吧,我们已经推进到汉江左右。

共军这种作战的方式看了就让我害怕,每一次人海战术一下达,马上就是尸横遍野的场景,谁知道哪一天会不会轮到你去送死?所以我那个时候才会想到逃走,当然逃兵要是被抓到也是死路一条,但是逃也是死不逃也是死,乾脆拼看看。一九五一年(民国四十年)二月二十七日,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一一六师师部侦查连接到命令,要去四周侦查地形,那个时候我就是在侦查连里面当组长。我们行动的时间是在深夜,然后地点又是附近茂密的山林,我那时候就想:大概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了。所以行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四周的形势,就看到满山都是长得很高的松树,枝桠交错,整个天空都盖起来了,是个很好的掩护。那时候上面派了一个张参谋跟我们一起出任务,其实主要就是要监视你,我就跟张参谋讲说要去上大号,徵得他同意之后就躲到树的后面,然后一看他没在注意就赶快跑了。不过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也没办法跑很远,就是藉着茂密的林木东躲西藏。不一会儿张参谋大概也感觉事情不对劲,开始四处找我,一直喊我的名字,说:「任务完成了该回去啦!快点出来呀!」我当然是不理他。等到收队的时间到了,他们只好放弃搜寻,回营覆命,我听他们脚步声去远了,才真的放下心来。

在到达美军阵营投诚之前,我就靠着四处和民家讨饭,来撑过整整一个月的日子。韩国泡菜够辣,真的好吃!我大概都是白天藏身在树林里,晚上才出来活动,慢慢的向南走,终于在一天夜里摸到一条河边,河畔就看到有南韩军队设下来的岗哨,大概是到了北纬三十八度的边境。我看那个南韩的卫兵正在打瞌睡,所以就直接混过边境,继续南行。

不久之后我看到美军的营区就在前面,里面的美国大兵正在赌博,看了一阵子之后,我想想还是不要进去,再四处观察好了。又走到旁边,看到一台美军的MT60型坦克车,体型巨大,比一个人还要高,车顶上有个美国大兵。那时候我一句英文也不会,但是碰到人要叫「哈罗!哈罗!」。我一叫,那个美国大兵看到我之后,转身往车里面叽叽咕咕讲了一大堆,当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啦,只知道车里还有一个人。过一下子车里面的人也钻出座舱,手上还拿了一把手枪,都上膛了,枪口就对准我,我赶快就把双手举起来,表示要投降。

那两个美军把我带到长官面前,因为言语不通,所以没有进行审问。只是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看到军官的桌上正摆着罐头水蜜桃,忍不住一直盯着看。那个军官大概看出来了,就指了指罐头问「You want it?」-他也不一定是讲这一句啦,因为当时我也听不太懂他讲什么,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比手划脚沟通以后,那个军官不但把罐头拿给我吃,还叫人搬了整箱乾粮出来送我,真的很够意思。那时候待在美军阵营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黑人士兵站哨,真的是全身都黑黑的,只有一嘴牙齿特别白。那个士兵人也很好,请我抽「白吉士」香烟,这种烟当时并不多见,大部份士兵抽的是同公司另外一种牌子的「红吉士」。

投降之后的第二天,我就被转送到大邱集中营,整营区里就我所知,只有我一个是台湾人。大邱集中营的物资很不足,吃饭的时候连碗都没有,就直接拿帽子来装。一周后转送到济州、巨济两岛的集中营去,那里孤悬海外,又以两层楼高的铁丝网围住,很难逃脱,所以美军只有在外驻守,战俘营内部是交由战俘们自行管理的。战俘当中有一部份是跟我一样,本来是国军,因为被俘才变成共军,又被送上朝鲜战场的,我们就联合起来成立了反共的地下组织,每个加入的人到在身上刺青以明志。另外也有一批是中共刻意派过来投降做俘虏的人,他们就在集中营里游说战俘回中国大陆。

我们这两派人马明争暗斗,到了一九五一年(民国四十年)年底终于爆发冲突,整个俘虏营都暴动起来。美军出动坦克将个俘虏营包围起来,才强压了这次暴动。不过从此以后我们「反共派」就取得优势,从地下组织转为公开的活动。那个时候要是给我们抓到共产党那边的人,我们会对他用刑处罚;比如说用木板绑住小腿,再用力向下压,这招叫做「坐吉普车」;或者直接一点就在他额头上刺上「反共抗俄」的标语,这样子他们就没有办法回大陆去了。

后来我又被转送至中立区的板门店俘虏营,在这里的生活就是白天出公差,晚上从事我们的组织活动。我的语言天份还不错,用日文拼音很快就学会简单的英文,所以美国人要找公差都会先来找我,然后跟我说了个数字,这样我就知道要点多少人头给他们。做美军的公差是很受欢迎的事,因为工作时管理很人性化,他们没有给战俘上脚镣防止逃亡,伙食又特别好,可以吃到难得的牛肉罐头,所以大家都争着做。不过也没有人为了出公差特别来贿赂我啦,顶多就是分配到面包房的公差,会藉职务之便拿回来一些起士、牛奶什么的,自然会分我一份,这只是代表战俘之间互相扶持的一种感情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我在战俘营待了三年,每天早、晚各搬一百个沙包来锻练身体。一九五四(民国四十三年)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战俘营中的俘虏全部被释放,其中包括我在内,一万四千人搭船自基隆上岸,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

我们这些人后来被政府称为「反共义士」,不过传闻中说我们都有黄金可领,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哪有可能?别傻了!我们回来之后就是先安排环岛的访问行程,那时候很多报纸都会对我们进行采访报导,我都还留着这些剪报。环岛的行程才到云林,我就先被召回国防部去,原来军方是希望我当代表,到日本出访,行程一个月。回来以后我们由当时有成立的一个「反共义士辅导委员会」安排,进入林口反共义士战斗团训练,结训之后编入「心战总队」,到金门湖井头大陆进行播音战。

一九五五年(民国四十四年)的时候我又随团出国访问一次,这次去的地方有香港、泰国、印度、希腊、土耳其、义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最后从阿拉斯加返国。那个同行的翻译人员就是钱复,后来当过外交部长,不过那时候他还是台大外文系的学生。

一九五七年(民国四十六年),我二十七岁,刚好过了当时规定中军人可以结婚的年龄,所以正月我就透过媒妁之言和妻子张静缘结婚,生了二子二女,现在我的长子也踏入军职,已经当到陆总部的上校科长,在成功岭服役。

我是一九六三年(民国五十二年)退伍的,退伍前国防部还派了一个中将特别前来访问,之后一个月大概有几千块的补偿金,最近已经调到两万多了,不过我还是四处找工作,养过猪,没有让自己闲着,我对政府所给的待遇觉得很满足了,没什么更特别的要求。倒是我女儿一直说要帮我把一生的故事写成一本回忆录,只是到现在还没有要动笔的迹象。


摘自《博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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