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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时,孙文并非在丹佛打工


作者:封从德




一个流行的错误认知

现在很多人误认为,孙文(孙中山、孙逸仙)在武昌起义时,人在美国丹佛打工,所以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没有直接关係因此贡献不大。笔者最近发现孙文在武昌起义当天的一封亲笔信,可以纠正这一流行的错误认知。

所谓辛亥革命,是指发生於中国传统纪年辛亥年间,即西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从狭义而言,辛亥革命的高潮是自1911年10月10日(夏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从广义而言,辛亥革命亦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一连串革命运动。本文取其本意,即辛亥年间爆发的全国性革命。

武昌起义本来定於1911年10月6日中秋起事,后因故推迟到16日。但到9日,孙武(起义指挥部参谋长)製炸弹时被炸伤,全城戒严,数名革命党人被捕杀,起义被迫提前。10月10日晚间八时许,武昌起义发出第一枪,大部分新军响应,黎明前佔领了总督衙门。此后,各地纷纷响应,不到半年,清廷逊位,二千多年皇权专制结束。


武昌起义时孙文不在丹佛,也非“企枱”

本文要讨论的是武昌起义时,孙文在哪裡、又在干什麼。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当时孙文穷困潦倒,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的一家中餐馆打工做“企枱”。作者最近发现孙文在武昌起义当天的一封亲笔信,表明实情远非如此。

在美国西部时间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中国时间10月10日,孙文在犹他州盐湖城边一个小城市Ogden的一家名叫Marion的旅店内,用旅店的信签给美洲同盟总会会长李是男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不久前(8月30日)他应黄兴要求让洪门筹餉局电匯至香港的一万港币,说并不够,希望再筹足一万寄去【见插图】。这时的孙文,正带领两位洪门筹餉局演说员(信中名为杰亭、菊波),忙於奔赴美国各埠,四处演说,筹募革命资金。当时美国华侨在孙文等革命党人的长期宣传鼓动下,革命热情已经非常高涨,孙文信中说“所经各埠,见得人心渐有可为”。有史料记载,这次孙文共筹款得14.413万美元,创下歷次在美筹款的最高记录。此前,7月21日洪门筹餉局决定派出南北两路人马前往105埠筹餉,9月2日孙文等三人从旧金山出发走北路。三人抵达Ogden之前,先往北加州十餘埠,包括西雅图。Ogden之后二天,也就是美西时间10月11日,他们才抵达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Denver,当时按粤语称“典华”)。

由此可见:(一),武昌起义时孙文并不在丹佛,而是在犹他州的Ogden;(二),当时孙文正忙於四处演说筹集革命资金,且卓有成效,既无閒心也无必要在中餐馆打工做“企枱”。


Ogden的Marion旅店


Ogden 是盐湖城边的一座小镇,人口现约八万。1846才开始有白人定居於此。1869年,美国大陆横断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联通,Ogden成为西部铁路南北干线与东西干线交匯点的枢纽城市,由此繁荣了好几十年。当时有一句名言:“不到Ogden,哪也去不了”(you can't go anywhere without coming to Ogden)。后来,汽车、飞机取代了铁路成为美国主要的运输工具,Ogden的地位才又降低下来,但从很多纪念网站也可看出它昔日的辉煌(如 ogdencity.com, historic25.com)。如今,从旧金山开车去Ogden,大约需要12个小时。

Ogden 这家旅馆(The Hotel Marion)建於1910年,孙文等人入住时刚刚开张不久。1976年被列入美国国家史蹟名录(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至今还在营业。这是Marion Hotel现在的Google街景照片【见插图】,位於194 25th Street, Ogden, UT 84401,是该市的地标性建筑,位於该市繁华的25街,离火车站仅200米。Ogden的25街现在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歷史景点。可见,当时孙文及其革命组织并未陷入山穷水尽穷困潦倒之境,至少还支付得起三人行旅的费用。


“武昌起义时孙文在美国丹佛打工”一说的来源

那麼,“武昌起义时孙文在美国丹佛打工”一说,究竟是为什麼流传如此之广呢?原来,这是著名的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提出来的。唐教授在美国执教多年,著述盛丰,是口述歷史方面最权威的一位学者,也是笔者极为景仰的史学大家。不过,其“丹佛打工”一说,笔者认为不甚严谨,体现了口述歷史的一种困境。

在唐德刚教授的名著《晚清七十年》的最后章节中,专门有两节处理“丹佛打工”说。他在【从「企枱」到「总统」】一节中写道:“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枱’(粤语茶房)。…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著,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可谓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接著,唐教授在【科州卢家的故事】一节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情节的来源。他说,在八十年后,“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軼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枱’,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可谓有名有姓,有根有据,但不一定“真实性相当高”。


口述歷史的困境

就笔者的经验,口述歷史有一种莫大的困境,就是当事人口述的可靠性。笔者曾做过几十位“六四”当事人的口述歷史,收集整理过成千上万份“六四”史料,包括很多当时的记者报导和当事人回忆,其中包括两年后十七位流亡学生集体核对了八天的巴黎会议(后整理成书《回顾与反思》)及四十多位十几年后的口述歷史(见“六四档案”网站),发现口述与转述的可靠性都有诸多问题:一、当事人的记忆混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等等都可能张冠李戴;二、有些人还可能刻意夸大、掩盖、扭曲甚至偽造;三、一般而言,转述尤其是拐了几道弯的转述,比当事人自述更不可靠。因此,口述歷史必须和歷史文物相互参照,仔细考订其真实性,才能作为有效的史料。“六四”后出版了大量书籍,我看大多都有这方面的严重缺陷。

回到“丹佛打工”一说,唐德刚教授的依据是“卢家的故事”,而且是八十年后卢家后人说的故事,这就很难避免张冠李戴甚至夸大扭曲的嫌疑。孙文曾四次驻留美国本土,虽然也可能有穷困潦倒之时,到餐馆打工积攒一些钱用於养家也不是不可能(我们看见他有多次求助友人和组织资助家用以解后顾之忧的举措),但在1911年10月初,根据上述提供的资料和分析,这种可能性极小,孙文当时正忙於四处演说大规模筹集革命资金,筹到的金额也不小,何况在武昌起义时并不在丹佛城,而过了两天后到了丹佛,立即得知武昌起义成功,於是即可啟程回国,留在丹佛卢家餐馆打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如果孙文打过工,也不是一件羞耻需要避讳的事,这一点笔者非常认同唐德刚教授的说法:“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只是,以“武昌起义时孙文在美国丹佛打工”来作为“孙文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没有直接关係因此贡献不大”这样的说法的根据,是靠不住的。——这不是唐德刚教授的推理,却导致了很多人的误解,构成对歷史的扭曲与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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