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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饥荒时苏联到底逼债了没有


作者:佚名




大饥荒时期,大批南方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逃港风潮



我们大队饿死的大多是中壮年。那时候庄稼广种薄收,没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种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里得病的得病,庄稼熟了也没人收。……我知道我们全队中壮年死了有一半,有几百人……”这是一个叫罗明泉的四川农民对三年大饥荒的回忆。

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那时候还是困难时期,没有精力做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对死亡人数的统计,大都是后来学者的估算,3000万以上,是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比较可信的数字。

这三年饥荒,给中国人留下了最惨痛的灾害记忆。饥荒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按照过去的说法,我们一般把账算在苏联人身上,要不是“苏修”很不地道地逼咱们还债,我们咋能饿死那么多人!

苏联人逼债的说法已经流行了几十年,可当我们遍查史料,希望找到苏联逼债的“罪证”时,却发现压根儿没这么回事。中国欠苏联债是事实,勒紧裤腰带还债也是事实,偏就这个“逼”字不是事实。


中国欠了苏联多少钱

虽说中国后来跟苏联闹掰了,但甭管怎么说,他们确实是帮了咱不少忙。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苏联不管是军事上、经济上都给了中国很多的援助。

先说斯大林时期。1950年2月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在朝鲜战争中,苏联交付中国使用的装备,总共装备了64个陆军师与22个空军师,其中除22个陆军师的装备和375架米格15,是苏联无偿提供外,其他都是中国向苏联贷款购买的。

斯大林死后,轮到了赫鲁晓夫掌权,这个被我们视为“逼债”的罪魁,恰恰是对华提供援助最多的。在他当政时后,苏联对中国开始了全面援助。到1955年前,中国接受苏联援助的贷款一共12.74亿卢布。按照苏联官方的汇率计算,这笔钱大概合3.24亿美元,要分2到10年还清。1956年,中国和苏联又续签了若干援助协定,苏联包括设备、工程设计和其它援助,总共为25亿卢布,约合6.36亿美元。苏联对中国援助总值约为9.6亿美元。

除了援助,苏联还派遣了11000名专家来华援建。专家不能白来,为安置这些专家,中国政府得支付搬迁补偿费,总计381万美元到509万美元。这些人的工资也得由中国政府出,而且是他们在苏联工资的5倍。

到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还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卢布,折合人民币52.9亿元(数据来自周恩来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毛泽东为“争气”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中苏关系破裂。那时,饥荒的状况就已经出现,一时间,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烟酒糖茶酱油醋,凡是跟吃有关的东西都没有了。此时的苏联,并没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落井下石,逼中国还债。

在1961年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我们能发现,苏联在撤走专家后,并未提出过还债的问题,反而体谅中国的农业状况,提出1960年当年的贸易业务中,中国对苏联的欠账可在5年内分期偿还,而且不计利息。

还有,在1961年中国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那时中苏已经不再友好,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在当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中,还对苏联的帮助表示了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

既然苏联没逼中国还钱,毛泽东为何要冒着饿死人的代价偿还贷款?据吴冷西回忆,就在苏联召回全部专家两天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开始大谈自力更生问题,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最快也得十年。

十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

这样看来,不是苏联要求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想想也对,既然跟苏联翻脸吵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毛泽东就是要争这口气,哪怕再困难,就算饿肚子当裤子也要将债还清。

就这样,周恩来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元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元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元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到1965年10月,中国又还清了苏联的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完全还清。这年底,外交部长陈毅在接见日本记者时,骄傲地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谁该为三年大饥荒“买单”

在1964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报告,在总结三年饥荒时明确指出,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属不可抗力,但人祸显然指的不是苏联。

在1958年,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大跃进”。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仅河南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公共食堂,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

“大跃进”最要命的是放“卫星”——各地开始吹牛虚报粮食产量,最高的居然亩产有13万斤。地方上吹牛,中央可真信,既然产量高,那就多上交点吧,于是开始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基层干部只能从农民碗里夺粮。

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1959年征购又高了,达1348亿斤,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1959年11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就笼罩了全中国。

刘少奇用“人祸”来形容这三年饥荒确是恰如其分,既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50年过去了,我们反思的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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