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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X”社张鹤慈

作者:宋永毅


  “X”社、“X”诗社或“X”反动集团——每一个稍知中国当代思想史或地
下文学史的读者便不难记起它的名字,因为它是六十年代初北京大中学校中极少数
的异端沙龙,还因为郭沫若之子郭世英是沙龙主要成员,在文革中因此罹难,更因
为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都对“X”社一案有过讲话和批
示。

  时过境迁,“X”社已经被作为文革前异端思潮的先驱挖掘出来,有关它的记
载和回忆,在网上流传的,竟也有数十篇之多。而当年激扬文字的“X”社少年,
几经牢狱之灾后,有的已经作古,幸存者也年逾花甲,却从没有一篇认真的回忆和
访谈问世。这实在是极大的遗憾。

  两年前我应邀去澳洲参加有关文革的学术讨论会,经在墨尔本莫纳希大学东亚
系任教的好友孙万国教授介绍,出人意外地会晤了现已经定居那里的原“X”社的
主要组织者张鹤慈先生。不久,我在美国远东研究图书馆查到了一份一九六三年中
共公安部关于“‘X’反动集团”的绝密文件,便又把它寄给了张鹤慈先生。这份
当年“X”社成员都从来没有见过的文件,勾起他们对已经淡忘了的往事的强烈回
忆。以下便是我与张鹤慈先生多次面谈、通讯中关于“X”社的访谈记录。

⊙ 中共官方版——公安部绝密文件中的“X”社

  这份中共公安部绝密文件原名“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其中第一例便是“
‘X’反动集团”。文件颁发于一九六三年九月,编号为00789。为了使读者
了解中共公安机关眼中的“X”反动集团,作为理解下面访谈的历史背景,我在此
全文照录这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X”反动集团

  “X”反动集团是由反革命分子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和孙经武(军队后勤部门
某部负责人的儿子)等组织起来的。参加的还有郭世英和叶蓉青。他们原是北京一
O一中学的同学,后来分别升入北京大学、北京第二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一九
六一年底以来,他们就经常聚会、通信、传阅反动书籍、偷听反动广播、交流反动
观点。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他们共同研究决定,秘密办一个“X”杂志,从此
“X”集团就形成了。—九六三年五月“X”集团被查获后,他们交代,组织“X
”集团是为了“要求精神开放”,“要求自由”,“发泄不满,扩大影响”,“追
求绝对真理”。孙经武还说,X是俄文“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他们了扩大反
动组织,还拉拢过十九名落后青年,其中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六名,一般干部子女六
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三名,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四名。

  这个反动小集团进行了下面这些活动: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他们在张鹤慈家里共同研究,向缅甸或香港逃跑,
确定在暑假期间行动。五月七日,又第二次密谋逃跑,确定先到杭州,然后同去广
东,伺机逃往香港。孙经武曾表示,“出国是为了推翻共产党”。

  “X”杂志创立前后,他们写了很多反动文章和书信。据已经查到的就有文章
二十五篇,信件九十四封,内容十分反动。主要是:

  反对共产党。张鹤慈说: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阻碍”。孙经武说:“中国共
产党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它既然是建立在骗局上,骗局揭穿,就会结束这一切”

  反对社会主义。张鹤慈说:“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法西斯
本质一样”。孙经武说:“中国言论、出版不自由,看书、听广播都不自由”。郭
世英说:“我们的理想从来没有符合过现实……我只能向社会大叫,你们看看。这
是你们的产物”。”

  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张鹤慈说:思想改造是“对有思想、有性格的青年
的压抑”。张经武说:“大跃进与人性要求绝然违背,充满了野蛮的悲剧”。又说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表现了十分冥顽不化”。

  反对马列主义,赞扬修正主义。张鹤慈说:“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辩钲法是
胡说八道”;“战争是两支军队、两个国家的集体自杀”。孙经武说:“对于马列
主义我已找到了一切反对的理由,修正它甚至推翻它,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甚至
是新时代的历史要求”;“中国只有两个出路,或者被消灭,或者走赫鲁晓夫的道
路”。

  说父母的革命信仰不能当“传家宝”。孙经武在写的文章中,对自己的父母极
尽丑化和卑视,咒骂他的父亲是:“植物性的生命”,“头脑是一个虚伪的实体”
,“理想只是两三个空洞的教条”,说父母的信仰没有分毫价值,不能当作“传家
宝”。

  张鹤慈从小受张东荪、和他父亲张宗炳这两个美国间谍的教育,影响很深。张
东荪经常教育他:“看什么问题都要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什么主义都应该看
看,马列主义太肤浅,和别的主义比起来,象水和酒一样,什么味道也没有了”;
“现代西方的学术流派大有道理”等等。还给他讲述“人民资本主义”和“实用主
义”、“实证主义”等反动哲学。张鹤慈读了许多唯心主义哲学、资产阶级经济学
和其它反动书刊。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什么都不好,西方“文明、自由”
,什么都好,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是“政治宣传”。

  孙经武在一九五九年和张接近以后,思想就逐渐反动。张鹤慈曾经对这个集团
的成员散布了许多反动的思想观点。

  张鹤慈首先向他们推荐的是十九世纪的西方古典小说,他们被里面的“个人英
雄主义、个人抱负、人性论”所“深深地打动”。随后,张又向他们介绍实用主义
、实证主义哲学和《通向奴役的道路》、《资本家宣言》等反动书籍,使他们认为
:“人是利己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两种形式”。他们还
在一起看了一些修正主义的书刊,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爱伦堡文
集》、《山外青山天外天》等。

  张、孙经常收听美国、台湾和修正主义的广播,并向郭、叶等传播。他们认为
共产党的广播、报刊是“灌输信仰”的“政治宣传”,不合他们的口胃,反动广播
特别是“美国之音”“报导客观”,跟他们的观点一致,美国人“百分之八十有汽
车,百分之四十有电冰箱”,美国经济在发展,证明“帝国主义制度是进步的”;
美国大学生可以和主要官员辩论政治问题,说明美国有“民主、自由”;美国有各
种艺术流派,是“学术自由,重视天才”。

  孙经武交代,他从小的生活条件就很好,要什么家里给什么。在中学手表就换
过几次。在部队当兵锻炼不到—年,家里去看过几次,有时还带着高级点心、糖果
。他从小就有浓厚的优越感,总想作个大人物。

  对这个反动集团的成员,现在已经分别作了处理。张鹤慈、孙经武二人已被送
去劳动教养。

⊙ “X”社:一群探索中的热血青年

  围绕着这一官方的描述,我随张鹤慈重返历史的风风雨雨,谈了如下的一些问
题。

问:从中共的绝密文件来看,你们“X”的起名似乎与赫鲁晓夫有关。不知道这是
  否事实?如不是,请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们当时成立这一组织初衷?
答: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下午五时左右,在北京大学中关园153号我家后门的
  一片苗圃中,X社成立。这个日期公安部没有搞错。我、孙经武、郭世英和叶
  蓉青四人姓名都对。但我们为共同发起人,而不是我和孙经武是组织者,郭和
  叶是被发展对象。当时我们商定的不过是办一个名为“X”的杂志,发表我们
  读书的体会和文学创作。大家用活页纸写好文章后集中在我处装订成册而已。
  孙经武虽然想过正式印刷出版,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实践。因而说X社
  是一个集团,实在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完全是“君子群而不党”。
    “X”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五月被捕后曾是审讯的重点。我当时是这
  样回答的:X是数学中的常用符号,表示未知数。我们用这来表示怀疑。另外
  ,X又可以看作是一个叉字,我们用来表示否定。X还可以看作是一个十字路
  口,表示探索。再有,便是4只伸出来又握在一起的手。在中共大力提倡“做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当时,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怀疑、否定和探索,已经
  是大逆不道了。但审讯人员仍不满足,在7月中旬又追问了两天。我仍然照事
  实回答。我们都看过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他的非
  斯大林化和和平共处都非常肯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出了一切为了“人”
  ,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主义和人民。但是X的起名和他没有关系。可在当时,这
  条“莫须有”的罪名可成了逮捕我们的主要原因。
    “X”杂志从2月12日成立到5月18日被捕共出了3期。上面发表的
  是我们的纯文艺的创作,主要是诗,是我们对当时流行的党文艺的不满,想闯
  出一条真正的文学创作的路来。在公安局抓我们之前,我们烧了许多其他材料
  ,但这3期刊物决定留下了。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纯文艺的东西。我们这么做无
  非是不想虚度青春年华,做一些有益的事。

问:“X”是否你们的第一本手抄本杂志?
答:其实我们在X之前就做过各种自由文学组织和出版物的尝试,如高三时我和郭
  世英想一起搞一个剧团,为此找来了几个戏剧学院的学生,但是我们谈不拢,
  因为我们喜欢的易卜生、萧伯纳,他们只听说过其名而没有看过著作,至于奥
  尼尔,梅特克林等,更是从来没有听说,我们只得作罢。我在高中时还办过一
  个离经叛道的墙报《风》,它和传统的墙报不一样,任何人可以不经过我这个
  编辑,把他们的文章贴上去,很象文革中流行的大字报、小字报。《风》主要
  有杂文、漫画、知识介绍、古画欣赏等等栏目,最后一期漫画是三张系列,一
  张是“微分”,另一张是“积分”,还有一张是一个三岔路口:一边是资本主
  义,一边是社会主义。校领导很快发现《风》的风向不对,就把它停刊了。

问:你提到你们在被捕前烧了不少东西,那是些什么?
答:主要是通讯,如孙经武到部队后我和他的通信,那里都包含着我们对中国社会
  思考的一些真实的思想。在公安部的绝密文件中指出我们间的通信共有94封
  ,那是他们对我们实行秘密邮检的拷贝件,原件都被我们销毁了。

问:公安部的文件提到你们4个成员,你是否能对你们的组织成员情况作一介绍?
答:我们当时都是北京101中的学生,这所中学当时高干、高知子弟云集。我被
  公安部文件排在第一位,当然是主要成员。文件中提到我的祖父张东荪,是中
  国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原为北大教授,目前海内外都对他有非常正面的重评,
  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早引入西方现代文明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和最著名的自
  由主义者之一。公安部文件给我加了“张东荪的孙子”这个定语,其潜台词是
  十分明显的。其实祖父无论做文做人,都非常民主,从不因为我是小辈而教训
  我,他很少给我一个答案而只是引出问题进行讨论,有一次,我和郭世英比较
  毛泽东和斯大林,发现斯大林对政敌全部处死而毛不同,当时我们认为一是为
  毛对自己的统治有更多的自信,二是许多被整的人,如胡风,对毛不构成威胁
  。第二天我们发现这两条自相矛盾:一个自信的人怎么会想到整肃对他根本没
  有威胁的人呢?后来和祖父谈到此点,他告诉我说:世界各国惯例不同,审讯
  纳粹,杀那些元帅部长等对战争负责的人,当兵的没事;而中国却只杀小兵,
  大的养起来,如军统,底下沾边的在镇反时基本杀光,而沈醉等头头却养起来
  了。对毛泽东,祖父有一次讲到毛与尼赫鲁的谈话,毛对尼说:他不怕第三次
  世界大战。中国有4亿人,死了2亿,还剩下2亿。这些都影响我对毛的看法
  。我从来不认为毛泽东的罪行是他的理论问题,他根本不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
  义者(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而是一个冷血流氓。我对祖父的文章
  知之不多,如佛罗伊德,我当时也并不知道是他最早引入中国的。对我影响最
  大的,是有一次在旧《观察》上看到祖父的〈论思想自由〉,我把它带到学校
  给孙经武看过。我在思想上受祖父影响是有的。
    我父亲张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解放后一直不
  受信任,历次政治运动受冲击。但就是这样一个完全西化的知识分子,也被中
  共洗脑,1963年我被捕前,竟然每天晚上把我叫到床前进行爱国爱社会主
  义教育。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都被洗脑,只是因人的道德而异,好的只是自我
  忏悔,坏的则为虎作伥。说他是美国间谍、对我的离经叛道“有影响”纯属无
  稽之谈。
    孙经武的父亲孙仪之是解放军卫生部部长,长征干部,将军。他作为中共
  的将门之后走上反叛之路更不容易,他从高中起就老捧着黑格尔的《小逻辑》
  ,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在自己的头脑中建立起一个小宇宙,来和真正的宇
  宙抗衡。”中学三年,我们关系一直不错,下了晚自习,常在园明园里散步聊
  天。如同那个公安部文件中所说:“孙经武在一九五九年和张接近以后,思想
  就逐渐反动”。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之子。但“X”社成员对郭沫若,无论为人还是
  为文都是否定的,郭世英本人也是如此态度,只是矛盾地说:“他是我的父亲
  。”现在外面流传的有关X社的文章,都把X社说成是郭世英组织的北京大学
  哲学研究小组,在研究西方哲学时出了轨,那是完全不对的。X社事发时,我
  们都已经从101中毕业,郭世英在北大哲学系,叶蓉青在北京第二医学院,
  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孙经武已在部队。因为离经叛道,我在中学时就是“小右
  派”,曾被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有个马克思,有个恩格斯,还有个张克
  思”。郭世英当时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但他对我的评价却很高。他当时的思
  想并不反动,但也不正统,如他有一个奇怪的理论,认为因为中国穷,落后,
  中共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牺牲少数优秀人的利益,就象草地上不允许长
  树一样。对中共的草皮政策,我俩的看法一致,即中共把亿万人都变成小草,
  只能分配到固定的阳光和雨露。但对这一政策的好坏,我们看法不同,他认为
  是为了草皮(群众),我认为是为了园艺者(中共)的集权统治。尽管如此,
  他仍然支持我和孙经武出国。当时没有“出国留学”一说,任何自己想到外面
  世界去看看的人,一概被公安机关视为“叛国投敌”。没过多久,郭世英对现
  行制度便越来越否定了,但仍很温和,套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叫“体制内的
  反对派”。
    叶蓉青加入X社,和她是孙经武的女朋友有关。她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又是上海来的。高中时便一直被视为“情调不对味”,品行竟一直被重视阶
  级斗争的校方评为“中”,对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子,这简直是个污辱。如果
  说孙经武和我是主动挑战社会,那么叶是被社会抛弃后走向“反动”。196
  3年5月28日我们四人被抓后,公安人员对叶、孙关系采用挑拨离间的伎俩
  ,他们告诉叶:孙经武还有另外的女朋友,而且关系异常。我想当时叶一定非
  常恼火。这是中共整人的惯技,先把人搞臭,这样使揭发批判者减轻了良心上
  的负担。

问:在公安部文件上,还说你们“拉拢过十九名落后青年,其中有高级干部的子女
  六名,一般干部子女六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三名,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
  的子女四名”。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怎么被公安部搞出来的,事实上可以肯定的人不会有一半
  。说到干部子弟,应当有金捷,她是当时中南局书记金明的女儿。现在有的文
  章把她的名字搞错了,还误说她去了香港(如筱白的〈X社与郭世英之死〉,
  载《民主中国》1995年5月)。她比我们都大,在郭世英和我看来很漂亮
  ,郭世英曾为她要自杀,这也是后来惊动中央,抓我们的导火索。在抓我们之
  前,公安部找了她和叶蓉青了解情况,并不让她们告诉我们,但她们都马上向
  我们通风报信。高干子女中还应当有丁映秋,也是解放军总后勤部一位高干的
  女儿,她后来成为郭世英的未婚妻。右派子女中我想应当有刘忆燕,她是我大
  学同学,父母都是右派。她思想很单纯,认为我看《资本家宣言》是好奇。另
  一个反革命子女应是曹天予,他是郭世英的北大同学,他父亲死在中共狱中,
  自己也进过公安局。

⊙ “X”:对现行制度的怀疑和否定

问:在公安部文件中,罗列你们的“反动小集团活动”有“密谋逃跑”,“反对共
  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和“反对马列主
  义、宣扬修正主义”等几条,这些是否属实?
答:我看了公安部文件后,觉得在“罪行”方面还是留情的,语气还是温和的。这
  可能和周恩来插手,为了郭沫若的面子保郭世英有关。例如,在“反对共产党
  ”这一条中,就没有列出我们直接攻击毛泽东的言论。有一次我们在孙经武家
  里找到一把女式手枪,有八颗子弹,我们在骑车进城途中便说应当分配给8个
  中共领导,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自然还有刘少奇、彭真、周恩来等。孙经武在
  语文课上公开说毛的《沁园春·雪》有帝王思想。当时我们都认为1949年
  的革命不过是农民造反的改朝换代,建立的仍然是封建王朝。我对毛泽东的反
  感源起于读他的解放前老版的毛选一卷本,那是毛与我祖父见面礼。我突然发
  现,《论联合政府》中的许多文字和新版的都不一样,尤其是提及美国的部分
  ,我当时就觉得抓住了小偷一样,修改可以,但必须要有说明。1957年反
  右期间,我在清华二校门上看到一张大字报,讲的是毛在延安就如何整肃异己
  。另外还为胡风鸣冤,说:“莫须有,何以罪天下?”这些都给了我极大的震
  撼。在“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一条中,我们目睹三面红旗搞得一团糟,
  饿死那么多的人,毛还要整肃敢为民言的彭德怀。对彭德怀,我们非但有大量
  同情的言论,当时听说彭被关在北京郊外某地,还设法去看过他几次,但每次
  都因为警卫森严而没有成功。此外,听美国之音、台湾广播等活动,在文件中
  只作为“根源”。在当时,每一件都是杀头坐牢的大罪。关于“密谋逃跑”,
  我在当时曾托北京师院的华侨同学带信给父亲在海外的的朋友,如当时任台湾
  外交部长的沈昌焕。虽说只是表示要出来读书,但在当时都算“叛国投敌”。
  文件竟然没有提及,也可能和周恩来的庇护有关。

问:公安部文件讲到了西方现代哲学和西方十九世纪古典小说对你们“反动思想”
  的影响,你也讲到X社其实只是一群年轻人求索真理的读书会而已。你能否介
  绍一下你们的精神阅读史,即读的一些书和对你们思想的影响?
答:初中的时候,我基本上什么都看。主要是中国现当代作品和大量的苏联小说,
  如《青春之歌》等。当时最喜欢普希金和拜伦。高中时选择性就强了,不看中
  国现当代作品了,开始看大量西方古典作品,如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不
  仅不看中国小说,国产电影也不看。高三时开始转而看西方近现代作品,最喜
  欢陀斯妥也夫斯基、雷马克和易卜生等。当时,在家里和一些大学图书馆还能
  找到一些内部读物,如《资本家宣言》等。但得益最多的,是我和郭世英用了
  郭沫若的内部购书证去买过许多内部书籍,尤其是新出的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
  的书。佛罗伊德的心理分析的著作,就是这样得到的。当时我提出过一个口号
  ,叫“进入二十世纪”。我发现哲学从古希腊、黑格尔一直到马克思断了;文
  学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也到了马克思为止。因而我们要多看马克
  思以后的新东西。

问:虽然X社案发在文革前,但比较你们和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的区别,似乎觉得你
  们在离经叛道上要比他们,诸如遇罗克、李一哲等,都直接大胆得多。除了文
  革的政治环境更为险恶,你觉得有些什么根本的区别?
答:我觉得根本不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当时对毛泽东,列宁、斯大林
  一直到马克思都是持的否定态度。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共同点。有趣的是:文
  革中我重新被抓,在牢里遇到“反革命”的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
  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不同上去批判毛泽东。当然,这和经过六十
  年代,中共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封锁在文革中到达峰巅也有很大的关系。年轻人
  缺乏离经叛道的精神资源,唯一可以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而我们当时
  还可以看到一些西方现代文化的著作。

问:你已经提到了周恩来以及当年公安人员对X社的兴师动众的抓捕,是否能讲得
  详细一些,还有哪些中共领导人对X一案有过指示?
答:我们因人告密,1963年3-4月就被公安部注意上了。那年5月1日据说
  毛泽东发话,说:干部子弟闹得也太不象话了,要整顿。据说和X社的材料也
  有关系。郭沫若家很紧张,他和于立群想带着郭世英和我一起南下,去参观祖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想避一避风头。孙经武当时和
  他父亲一起在杭州的军队疗养院。5月7日,我们商量过找到孙经武后下广东
  或云南出逃。这纯粹是出于面对暴政“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但没等我们
  南下,孙经武回了北京,我们便发觉被严密跟踪了。5月18日我们全部被捕
  ,共关押70多天,几乎天天被审讯。参加办案的单位有公安部、北京市公安
  局,还有解放军总后勤部保卫部。扯上解放军总后勤部保卫部是因为孙经武的
  父亲在那里工作,他的户口也在那里。所以有时审讯我们的是军人。当时都知
  道具体处理这一案子的中央领导是周恩来。最后处理,我和张经武被劳动教养
  2年,郭世英没有处理,只是被送到农场劳动,从当时阶级斗争越抓越紧的政
  治形势下,这些处理要算是轻的,这显然和周恩来的庇护有关。1964年我
  和孙经武在劳教中准备外逃未遂,审讯中传来过周恩来的又一个指示:“我不
  相信他们改造不好”。我们被延长了一年教养期。此外,据孙经武告知,刘少
  奇也在1964年的国务报告中点了X社的名,作为青年人中阶级斗争动向。

⊙ “X”案中的一些遗留的X……

问:你在前面的访谈中一再提到X社案发是有人告密,告密者究竟是谁?
答:告密者是郭世英北京大学的同学曹天予。他当时出身于反革命分子家庭,后来
  居然上了北大。他参与了X社的活动,但不久就写信给郭沫若秘书(可能还有
  公安部)告发了我们的离经叛道的活动。信到了郭的秘书手里,很快被郭世英
  和我们大家知道了。他曾哭着要郭世英给他一枪。郭世英当时对他说:“干什
  么?你进医院,我进法院?!”更为恶劣的是,郭沫若和于立群本来是准备把
  我们保下来的,因此才会有1963年5月准备带郭世英和我南下之举,但是
  曹天予到于立群处再一次告密,告诉了她我们对郭沫若和她的一些全面否定的
  大不敬的话。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5月18日公
  安部的大逮捕。曹天予在X案中没有得到任何处理。1970年我遇到一个为
  曹翻案的原农业部杨姓副部长的女儿,才知道曹很早就成了公安系统控制下的
  专业告密者。据她说曹在中学时代犯事被抓,出公安局时接受条件成了专业“
  点子”(告发者)。无论是当时的小偷小摸,还是政治言论,他都要定期向公
  安系统告密。可是,负责我们案子的公安部十四处白处长在审讯中处处流露出
  对他的鄙夷,大概他们也看不起告密者吧。

问:对郭世英在1968年4月22日之死,你的看法如何?其他人在文革中遭遇
  如何?
答:当时郭世英被北京农业大学的一批人非法绑架和刑讯逼供,主要又是为了5年
  前的X社案,要把他重新搞成反革命并追查“包庇者”。后来据丁映秋说,郭
  世英死前是被捆绑的,无法爬楼,如何在三楼破窗跳出?我怀疑是他杀,即被
  人扔出去的。因为郭世英之死也可以说是郭沫若“大义灭亲”的结果,郭沫若
  晚年才懊悔不已。天天以抄写郭世英日记表达自己的追悔和思念。文革开始,
  公安部谢富治、李震借口说原来负责此案的凌云、徐子荣两个副部长当时欺骗
  了周恩来,就又把我和孙经武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加重了处理。孙经武
  被揪斗进了“牛鬼蛇神劳动队”后,由石家庄3302厂当作“三类人员”加
  以控制。我则一直在劳动教养,于1973年劳动期满后留场就业,一直到1
  981年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总后勤部保卫部为文革中的加重处理平反后
  ,我才回到北京。为了这个X社,我从20岁到36岁,整整十六年在监狱和
  劳改中渡过。如果把重返社会比作是北京常见的等车的话,我足足等了800
  余万分钟!

问:按你的说法,X社一事在八十年代也没有真正平反?
答:确实如此。在八十年代平反的高潮中我们为此共找过胡耀邦三次:一次是新华
  社老记者戴煌写了关于X社的内参,后两次是陶斯亮带我们亲自去见。胡耀邦
  共作了三次批示,但公安部却不买账,理由是当年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又没
  有书面结论。当时没有看到这个绝密文件,加上周恩来的威望还高,便无法进
  一步争辩。结果是1981年8月31日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总后勤部保
  卫部为文革中的加重处理作了一个平反,结论部分如下: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孙经武、张鹤慈本人及家长先后提出申
  诉,要求复查。经复查认为:‘文革’前,对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的处理是慎
  重的,正确的。‘文革’中,给孙经武、张鹤慈戴上‘反革命’帽子,重新加
  重处理是错误的,这完全是谢富治、李震等人干扰破坏造成的。公安部与一九
  八零年四月给张鹤慈、孙经武正式作出了‘文革’中被错误处理进行平反改正
  的决定。并通知有关单位作出了如下处理:一,孙经武在重庆3403厂受冲
  击的问题,已经平反,有关材料均从档案中抽出销毁。孙在石家庄3302厂
  被当作三类人员控制的问题也已作了纠正。二,给张鹤慈发了按1966年5
  月原定时间解除劳动教养的通知书,对档案中与‘文革’中错误处理有关的材
  料作了妥善处理。并将张转回北京。现将此平反决定发给本人并归档存查。”

    在结束对张鹤慈先生访谈时我蓦然感到:数十年的历史风雨过去,X社竟
成了少数几个不被中共官方予以平反的异端学生组织。而在民间的中国当代思想史
上,它被官方遗留下的尾巴,却不正是它作为一个较为彻底的异端思想组织的骄傲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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