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戆大,司徒雷登



作者:京城孤魂




有幸能被伟大领袖御笔点入文章标题的洋人,全世界也就只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和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区区二人。借老人家的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两位也就成了中国大陆上颇具知名度的洋大人。医生和传教士都是以救人为己任的天使,穿白衣的救人肉体,穿黑衣的救人灵魂,本质上无甚区别。可在领袖的笔削褒贬之下,一位被加冕为“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一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表人物”。在笔者看来,司徒雷登之所以被主公(田家英起用的称谓)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了青面獠牙的恶鬼,纯属此人自找。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整个一超级国际“戆大”。

“戆大”是上海人用于称呼那些不知好歹、一根筋认死理、拿着棒槌当针(真)认的人名头,发音很近似“港督”,意思有些近似北方人的“傻X”。不过“戆”字毕竟比“傻”字还含有一丝“戆直”的褒义,故此借来形容司徒老先生。

说司徒老先生是戆大,绝非有意贬损,各位看他行事即可知笔者所言非虚。

司徒雷登祖上是颇有来头的,祖父是亚伯拉罕·林肯夫人的表兄。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林顿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1868年,新建立的南长老会海外执行委员会将他和另外两位同伴作为第一批传教土派往中国。经过五年持续不断传教的劳累、奔波和生活的煎熬,他生病了,被送回美国休养。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并娶了玛丽·霍顿做了他的妻子。约翰·林顿·斯图尔特偕同新娘于1874年夏天乘船回到中国,定居杭州,前后在那儿传教达46年之久,直至去世。斯图尔特夫妇在杭州生了四个儿子,司徒雷登是老大。司徒雷登11岁时随休假的父母返美国(实际上是“去”美国),并留在美国求学。1902年司徒雷登自神学院毕业后,被封立为牧师,并被派出担任华盛顿第一长老会堂牧师。1904年司徒雷登与路爱玲女士结婚,同年受南长老会派遣来华当传教士,于年底到达中国。这年司徒雷登的年龄是二十九岁。司徒雷登复习了一年汉语,就开始在杭州附近的水乡开始布道。1907年美国南北长老联合会在南京创办金陵神学院,司徒雷登于翌年到该校任教,讲授基督教义,长达11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司徒雷登父子两代“戆大”为了自己的信仰“献了青春献健康,献了自己献后代”。他们放弃了相对来说安逸舒适的美国生活,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在荒凉的乡间传播“上帝的福音”,砥节砺行,也算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难得的是,司徒雷登竟然对当时某些传教士利用特殊身份,假“教”济私的作为深恶痛绝,洁身自好,一心奉教。说起来,这种奉献不过是受天父的感召,还算不上“戆”。戆就戆在这爷俩奉献到最后闹了顶“帝国主义宗教侵略份子”的帽子戴,这就戆大发了。

从根源上讲,佛教与基督教都是舶来品,佛教源自古印度,基督则来自巴勒斯坦;两个教派的教义在劝人为善,皈依佛祖(或天主)方面并无大差别(只是牧师可以结婚生子,和尚却要禁欲,因而倒是基督更多一些人性)。但佛教的祖师爷释迦牟尼是含着银匙出生的王公贵族,耶稣基督则是生在马槽里的贱民。如果按照成分论来看,基督教应该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出身;佛教的出身则应归入封建贵族“黑五类”属于革命对象扫地出门一类。可中国的革命者们偏要把具有人性,出身革命阶级的基督教的传入斥为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而对源自封建贵族的佛教的流入却视为文化交流的进步。这似乎有些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了。

为了引进佛经,唐僧披荆斩棘,历尽艰辛,跋山涉水,方才求得真经回中原,成为千载传颂的传奇人物。而佛教也在神州大地发扬光大,气势恢弘,兴旺程度远超其老家印度。反观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含辛茹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基督教义带到穷乡僻野;本以为中国人那么艰难地去为佛祖顶礼膜拜,求取佛经,必定是天下少有的虔诚宗教信徒,如果自己把基督圣经送到中土人士面前,省却了信徒们远涉重洋,犯险排难地去取“真经”,还怕人们不恭迎耶稣,山呼“阿门”?

然而中国人千百年来信奉的处世哲学是“便宜无好货”。因而,由于佛经是历经千难万险,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得来的,当然是传世真经无疑;而圣经则是一班蓝眼黄毛的异邦鬼佬送货上门,还往往附带救贫物品,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必是“假冒伪劣”产品!主公就谆谆教导我们说:“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见:别了,司徒雷登)货色既假,卖货的那还不非“谍”即“奸”?没说的,捉了!

到此就看出司徒们的“戆大”之处了,他们不知道在中国要想传教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传教(好别扭啊!)。非等中国派出个什么“唐教士”、“明牧师”去下西洋取“圣经”时,还要让他尝尽人间苦难,战罢妖魔鬼怪,才让他捧回什么“新约”、“旧约”,这才是基督的大器磅礴之日。司徒们非要越俎代庖,替中国人“送经”,非但自己落得身败名裂,还连累得耶稣基督在中国至今也没缓过气来,这个“戆大”当的可真是名副其实啊




在1900年“扶清灭洋”运动中,各地的神学院厄运当头,大多屋毁人亡。劫难过后,利用庚子赔款,各教会学校重整旗鼓,再现江湖。北京的基督教差会开始商议,趁此良机联合办一所高水准的大学。华北教育联合会(North China Educational Union)就是适应这一形势而建立起来的。北京的两所神学院,汇文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也借此机会,谋划并校发展。但由于缺少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军人物,在一些鸡毛蒜皮问题上争执不下,旷日持久。尤其在学校的命名问题上,更是各执己见,势同水火。直到1918年底,教会指派司徒雷登出任联合大学的校长,采用圆滑和软硬兼施的协调手腕才成功地实现了合并。司徒雷登在当时被认为是出掌这所即将成立的大学的最佳人选。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Robert E。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司徒雷登不但成功地运作了汇文和协和大学,还就势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华北协和神学院也吞并了进来,在1919年初成立了不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在国际上也曾享有盛名的“燕京大学”。(今日提起“燕京”时,人们大多只会想起口味淡淡的啤酒了,惜哉!)

当时组成燕京大学的计有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四所教会学校:

一、卫理公会的汇文大学,英文名称Peking University(有些对不住北大的学子们了,不光现在这北大的英文名称是从汇文那里“拿”来的,连北大的校园以前也是别人的。其时北京大学的英文名是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前身是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戊戍变法的仅存硕果。1912年5月由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改称北京大学)。它的前身是1870年创立的美以美会男塾,1890年正式在美国纽约州注册为Peking University,包括文理学院、卫理神学院和医学院及一所预备学校。

二、长老会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大学,位于离北京不远的通州。前身是1867年建立的潞河男塾,1889年改为潞河书院,1904成为华北协和大学。

三、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起源于1864年建立的贝满女塾,位于北京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1895年改名为贝满女学堂。1904年正式成立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自从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后,燕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男女同校学习生活的现代高等学府。多有人把此荣誉归于为北京大学,证据是1920年3月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十号登出的三名到北大女学生查晓园、奚浈和王兰的照片。可是这三位女生仅仅是英文系和哲学系一年级的旁听生而已,并非正式注册的学生。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共学在北大还要等十年以后才能实现。

四、华北协和神学院。系由1893年成立的戈登纪念神学院演变而来,隶属于基督教华北教育联合会。

燕京大学刚一呱呱坠地,就碰上了“五四”运动。据说就是这场运动给中国请来了“德、赛”二先生。按无神论者看来,作为传教士的司徒雷登理应惧怕“赛”先生,但司徒氏太“戆”,竟然支持燕大学生参加运动。当时徐大总统围捕了数百学子,其中有不少燕大学生,关在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对学生审问拷打,不给饮食,也不准人送食物。司徒雷登派出好友,燕大美国教授博晨光(北大著名的“一塌糊涂”中的“塌(塔)”即为此人叔父捐建,故名“博雅塔”)与其他大学代表一起前往探望。看守军警蛮横阻拦,不许入内,博晨光大怒,硬闯门禁,马述伦先生紧随其后,两人冲进北大三院,慰问了被关学生。迫于各方压力,徐大总统不得不释放了被押学生。司徒雷登在燕大学生获释的次日就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进步行为表示由衷的同情。“九一八事变”时司徒雷登“戆”到不顾传教士不得过问政治的训诫,不但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大骂日本帝国主义,还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亲自带队上街游行示威,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1985年8月第1版,第474页)

由于司徒雷登的默许态度(如果算不上“支持”的话),燕京大学中外教员中都有一批同情中国革命的正直人士,燕京大学学生在北京学界爱国运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青年学生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不幸遇难的魏士毅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纪念碑从1927年3月起就耸立在燕园,默默向人们证明着那段燕大的历史。

在日据期间,司徒雷登采取“易帜”的手法,在燕大改挂美国国旗,使得燕大暂时躲过了日本占领军的管制,得以继续为不甘心接收日伪教育的青年们提供一块难得的“绿洲”。燕大内的燕南园更被冠以“根据地”的头衔,因为在许多老师家里,同学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提到燕南园,索性多说两句。燕南园并不大,总共只有17幢住宅。然而,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这里居住的差不多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比如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生物化学家张龙翔,化学家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真可谓国宝云集!)

抗日前期,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延安去学习、工作,司徒雷登不仅资助路费,还要设宴为他们送行。“珍珠港事件”后,日寇逮捕司徒,逼问为何有此“抗日”行为,司徒辩曰,校长有义务帮助无法求学的学生出行,但没权利过问学生的去向。就此答话,似乎司徒并非一“戆”到底。




燕大属私人教会大学,从建校起就没接收政府的资助,除小部分学费外,全部资金来自私人捐助。以1933年为例,当年燕大学费收入约为十一万元;当时在校学生共七百八十八人平均每人约交纳一百四十元,伙食费等都不计在内,如果加上伙食一年最低限度要二百元,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昂的。该校当年经费支出为八十三万元,可以看出,私人捐赠占了学校支出的约85%。为募集到足够的办校资金,司徒雷登不得不放弃自己就任校长时立下的不负责学校经费的条件,专程返美化缘十多次;利用其独有的个人魅力和说教,为燕大从不同渠道募集到数百万美金的经费。在七八十年以前,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最大的施主是铝业大王霍尔遗产捐款,一九二一年为五万美元,一九二六年为二十四万八干五百美元,一九二八年为一百万美元,同时从哈佛燕京学社拨款五十万美元(也是霍尔的遗产)。另一个大户头洛克菲勒财团,每年拨给燕京大学十余万至三十余万美元不等。这两大施主均是司徒雷登费尽心机,经过长时间不懈的公关努力,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巧取豪夺”得来的。司徒雷登回忆起那些艰难的“化缘”时光时,曾感慨地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

这个洋“叫化子”不能不叫人联想到中国的武训,然而他们的办学经历几乎都被人遗忘了。在那个时期,司徒雷登被这种低三下四的“乞丐”生活折腾得患了神经衰弱,但是只要一返回中国,脱离了“化缘”的行列,病痛就不治自愈了。说司徒老儿“戆大”,到不是说他去当高级“叫化子”,而是说他竟然“戆”到化到了那么大数额的银子,居然没给自己留“养老金”!这位世界首富国家的驻外大使,返国后穷愁潦倒,几无安身之地。幸亏他有一位中国“义仆”傅泾波,把他收留在家中,才不致流落街头。司徒雷登自创立燕大后,每年的6月24日都要在燕大和校友们一起渡过自己的生日(42年到45年在日本人监禁下不算),49年本打算也返校过生日的,可惜未能成行,遗憾的不仅仅是司徒错过了生日party,可能还错过了化解此后的数十年的中美交恶戾气的最后机会。50年以后的生日,就在美国由燕大的校友发扬老司徒的“光荣传统”依靠“化缘”来举办了。据燕大校友徐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谦之女)回忆,为司徒雷登过生日所用的钱,她每年都在纽约向燕大校友们募捐。孔祥熙是燕大董事会的董事长,他有时能拿出100美元。那时,100美元就是个不小的数目。其他校友每人出个一元二元聊表心意也算可以了。不知今日中国是否还会有这样的“戆大”,自己经手“化缘”了按现价算至少数千万甚至上亿美金的金钱,还曾以大使之尊,掌握数亿“美援”的分拨大权、蒋介石的“太上皇”(毛语)临老居然连过生日的银子也要靠“化缘”!这“戆大”可真大啊!

司徒雷登为燕大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选定了今日被称作“燕园”的校址(即是今天的北大骄子们引为自豪的“一塌糊涂”(一塔湖图)的校园,那可是司徒老先生的杰作)。当年为了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司徒雷登骑着自行车或者颇具中国特色的毛驴走遍了北京近郊,看了不计其数的荒岭野坟,最终选中了圆明园旁勺园和淑春园旧址的这块宝地。虽然当时该地与圆明园一样荒败不堪,但也一样曾有着不俗的历史。

勺园是明朝米万钟建造的一座南方风格的园林式庭园。米万钟,字仲诏,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曾任永宁、铜粱、六合等县县令,后又任廷评、工部郎中。“勺园”取“淀之水滥觞一勺”之意。明代诗人袁中道描述勺园道“到门唯见水,入室尽疑舟”。《天府广记》中说:“海淀米太仆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廊,高柳掩之,一望弥际。”米万钟是明朝末年驰名的大画家,为勺园亲笔画了一幅长卷,叫《勺园修楔图》,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米万钟后来因为得罪魏忠贤而去职。传说是因为他爱石成癖,看中了房山产的一块大石头,出资欲运至勺园,耗尽家财,以至败家,故此石又曰败家石。后来由乾隆皇帝运至清漪园(颐和园)乐寿堂前,取名“青芝山由”。崇祯元年,魏忠贤被处死,米万钟复职,任太仆少卿,祟祯四年(1631)病故,葬米家坟,就是北京大学燕南园西北角。满清入关,勺园日渐荒芜。由于其风水位置好,便划归清皇室,在勺园故地建造了一座弘雅园。嘉庆六年,弘雅园改为集贤院,作为大臣退值休息之处。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焚毁了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集贤院也一并化为灰烬。

淑春园是乾隆皇帝赏给宠臣和珅的皇家花园。和珅原来只是给皇帝抬轿的,不知走的什么狗屎运,得到乾隆的赏识,飞黄腾达,跃居首辅之位。他的府第和花园建造得艳美绝伦,淑春园是最为华贵的一个,当时被称为“京师第一名园”。据《庸庵笔记》记载的查抄清单中说:“钦赐花园一所(楼台六十四座、四角楼更搂十二座、更夫百二十名)。”“钦赐花园”就是淑春园。从楼台六十四座,更夫一百二十名,不难想像淑春园的规模是多么宏巨。道光年间淑春园旧址赐给了摄政王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仁寿,故又有睿王园之称。“睿”字满语为“墨尔根”,所以此园又称“墨尔根园”。此名一直延续到1921年燕京大学购此地为校园新址时止。清代末年,睿亲王的后代有个叫德七的继承了这座园子,其时这园子也和八旗子弟一起变得破落不堪了。德七不仅拆房卖林还曾一度租给农民户耕种园地。民国初年,地方军阀,陕西督军陈树藩以二万银元把未名湖到燕南园一带从德七手里买下,改称“肄勤农园”,在上面修建避暑别墅和家庙。

为买下此地,司徒雷登不辞辛劳,先乘两天火车,再由督军卫兵护卫,骑马一周,穿过土匪出没的险恶地带,亲赴西安与陈树藩当面谈妥了土地交易。司徒雷登又一次展示了他的说教本领,陈树藩这个旧军阀竟然同意将卖地款的三分之一,2万银元捐给燕大。后来,大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了2万银元。这些嗜财如命的旧军阀竟然肯听洋教士的劝教,捐资助学,可见司徒的口才确实了得。其后,司徒在附近又买了些荒地,奠下了今日燕园的基础。

地址确定之后,司徒雷登聘用了毕业于美国有名的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负责主持燕圆的规划和建设设计,要求他既要按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以体现燕大的办学宗旨是要尽量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又要推陈出新,超越前朝,如此方能钟灵毓秀,才子才女,代有辈出。亨利·墨菲以巧妙的构思和完美的设计把司徒设想变成了现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博雅塔”的设计。高耸在未名湖畔的这座十三层仿古燃灯塔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又展示了青年一代刚正不阿,崇尚自由的阳刚之气,与塔下未名湖水的阴柔之美构成了千古绝配;不知给多少文人骚客、热血青年或热恋情侣带来无尽的遐思,产生了多少述怀佳作,至今仍是燕园的“南波万”(No。1)风景点。可谁又能想到,这座以“一塌糊涂”(一塔湖图)而闻名于世的“博雅塔”只不过是当年为燕大使用地下水而修造的一座水塔!

燕园里具有民族特色和历史负重的建筑比比皆是:圆明园劫后余生的翻尾石鱼、何珅僭侈逾制的石舫、安佑宫前的华表、巧绘校景的翼然亭、遗迹尚存的娄兜桥、御诗碑……中国恐怕找不到第二所包涵如此深邃的历史文物和气息的高等学府了。作为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如果不“戆”,怎么在其治下搞出了这么些比中国人还中国的名堂来?

1926年海淀新校建好,迁校在即,司徒大喜。俗话有云,乐极生悲。司徒夫人奉上帝召唤,驾鹤先行归西,成为燕园墓园的“南波万”新居民。曾为孙中山主持葬仪的燕大博士刘廷芳为司徒夫人主持了殡葬仪式。后来司徒老先生临去见主时,留言要与夫人合葬燕园。不知何故,耶稣迄今也未照准。愿代司徒氏求祷上天主事之神:司徒虽“戆”,中土有容。魂兮归来,呜呼尚飨。




在司徒雷登49年离开中国之际,伟大领袖在为其送行的文章中教导我们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一部分人“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读此真如醍醐灌顶,原来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贫苦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根源却在“帝国主义”身上!但是今天的“帝国主义”仿佛还在继续着这种“不等价交换”,无怪乎领袖英明地预见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更可恶的是,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给中国造就了“数百万”“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企图从心灵上奴役中国,是可忍孰不可忍!

司徒雷登一类传教士们是怎样为了侵略“造成了数百万”“大小知识分子的呢?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侵略”历史,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文化侵略”工作,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为掩盖其“侵略野心”,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富家子弟大多信奉孔孟,不屑“洋夷”说教,学校“迫不得已”招收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R。S。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司徒雷登故乡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必然推销“精神鸦片”——宗教教育(如此类推,佛教应是“冰毒”)。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为使学生打入上流社会,学校也讲授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校还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相当的启蒙作用。幸亏传教士们够“戆”,没看到这一点,反而为中国的教育进步做了贡献。这在领袖看来,应该算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吧。

为“侵略”中国,美国传教士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外留学先河。1846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将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带到美国求学。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可惜,今日看不到这么“戆”的传教士了)后来黄胜因病回香港,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1870年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千祈诸网友分清邓小平先生鼓励留学的政策和传教士送学生出去有着本质的不同,且莫混为一谈!

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摺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教育。从那时起,留学余毒绵延至今,愈演愈烈,戕害国人至深啊!

1908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这就是伟大领袖所说的,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友谊”,还是侵略?》)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在十九世纪。最早的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则成立于1889年。

庚子年后,帝国主义加大了“精神侵略”的力度。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改名为沪江大学。1910年,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会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1924年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到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南方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被司徒雷登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男女同校的大学。这些大学都是帝国主义“精神侵略”的生力军。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办学经历中“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主要手法如下:

1、 逐步增加燕大的“国产化”比率,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它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将学校最终办成为一所中国人的大学。燕大设立文、理、法三院,司徒雷登延聘中国人做为校长;燕大毕业生自1926年起领取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美国纽约州颁发的双份文凭(听说今日北京某大学也颁发类似学位,可见司徒雷登阴魂不散)。与此同时,燕京大学于1928年增加了中国人在校董事会中的比例。司徒雷登还主持制订了《燕大中国教职员待遇细则》,规定中国教授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方面与外籍教授亨有同等待遇。这一虚伪手法一时使得许多有名中国学者麕集燕大。1921年,司徒雷登按西籍传教士的薪金水平聘任留美归来的中国学者刘延芳、洪业来燕大工作。次年,又宣布正式实行中西籍职员均等待遇,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择、陈垣、顾颉刚等纷纷来燕大任教。

2、 为了更深地隐藏“精神侵略”意图,在司徒雷登指使下,燕大于二十年代初取消了宗教仪式和宗教必修课。同时,加强了国学方面的课程,规定学生必须修满一定的国学课程学分才能毕业。“戆大”司徒雷登以为如此就可“迷惑”中国人民,但却迷惑不了英明的领袖。

3、 为了毕业生就业需要(可见80多年前就有了大学生就业问题,今天的大学生大可不必怨天尤人),司徒雷登根据就业市场需求,先后在燕京大学设立了制革科,家政学系及劳工统计调查科,医学预科(与协和医学院挂钩)、教育专修科、农学专修科、宗教事业与社会服务科等。司徒雷登自我美化说,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使燕京大学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使之成为对中国和学生最有用的学校。

4、 为便于更好地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从20年代开始,司徒雷登便提出要让学生确实生活在讲两种语言的环境中,并且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并注意营造西方文化的环境(这不成了“与国际接轨”的祖师爷了?)。

5、 为更好地进行“与国际接轨”,192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普林斯顿大学合作成立了“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双方进行人员互访和学术交流。1928年春,在司徒雷登的大力活动下,燕京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创办了有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利用西方的科学方法以及仪器设备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便利,并帮助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该机构在不长的时期里迅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至今仍是研究东方的重要机构。该学社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现在仍在运转,并已成为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哈佛燕京学社在北京的机构自1952年后就与燕大一起消失了。(2003年4、5月份,北大校长访问美国,被哈佛校长以“非典”为借口拒之门外,据说部分原因就是要报当年”燕大兄弟”被北大借院校调整之机“鸠占鹊巢”的一箭之仇。)此外,燕京大学还和世界各国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英国牛津大学帮助燕京大学试行过“牛津导师”制,法国政府向燕京大学赠送过图书,意大利政府向燕京大学提供过研究生奖学金。燕京大学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卫斯理女子学院、密苏里大学订立过交换学者、留学生计划,也曾接受过来自世界各地华侨和少数外国留学生的入学。1934年,燕京大学与密苏里大学成立了“合作基金委员会”,陆续延聘一些美国著名教授和记者到燕大任教,将西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方法系统地介绍进中国。

司徒雷登及其同伙们,就是利用上述手法在中国造就了“数百万”思想反动的“大小知识分子”。值得警惕的是,今天的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实行了这种“精神侵略”,并且还附带了经济侵略:要我们那些去接受“帝国主义”教育的青年们支付大笔的银子做学费!看来像司徒雷登之类自掏腰包来“侵略”中国的“戆大”已经绝迹了,而轮到中国“戆大”自掏腰包去接受“精神侵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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