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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司徒雷登文章三篇



一九四九年八月,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回到美国。


一、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


作者:王如君


环球时报七月八日第十九版刊登的《一九四九年,司徒雷登差点到北京》一文中提到,司徒雷登晚年是由中国人傅泾波一家照顾的。最近,本报记者采访了家住华盛顿的傅泾波先生的女儿傅海澜女士,详细了解 了傅泾波一家与司徒雷登的关系以及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直至去世的生活情况。


司徒雷登憋气得了病

采访傅海澜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同事提供的惟一线索是:傅泾波的后代住在华盛顿东北区二十八街五三一二号。既没有电话,也没有邮编。记者上网查询,显示的地址是华盛顿西北区二十八街五三一二号,因为与线索不同,不得不多加打听,免得跑冤枉路,可几位当地的华人朋友都说不清楚。最后没辙,只好先拣就近的西北区找起。一到西北区二十八街五三一二号,记者远远就看到两个圆头圆脑的石狮子。这是一幢十分普通的独立房子,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正在门前草坪上拔草,记者上前问:“这是傅泾波先生的家吗?”“是的。”“您是傅泾波先生的女儿傅海澜吗?”“是的。”于是记者说明来意,好客的傅海澜女士热情地请记者进屋,边走边说:“你算找对了,司徒雷登当年就住在这里,从来就没有挪动过。”

一进屋,记者大吃一惊,这哪里是美国的住所,完全是中国人的室内布置:墙上挂的是中国字画,地上立的是秦俑,桌上摆的是中国古董、瓷器,就连椅子、桌子、柜子也都是中国古家具。也许是看到记者一脸诧异,傅海澜说:“这些可不是司徒雷登的,也不是我父母的,除了几幅字画是他们留下的外,其他绝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我曾开过二十年的古董店,先是赔了个一塌糊涂,后来赚了一点钱,最后卖不出去了,就都成了这里的家当。”

寒暄过后,记者切入正题,问起了有关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的生活。傅海澜于是打开了话匣子。

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一九五三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三万美元,买下了现在这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进去,司徒雷登当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澜两眼含泪说:“他为什么得病,是因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美国政府)不让他说,能不憋出病来吗?”

麦卡锡分子盯上了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国务院中国处的人专门向司徒雷登传口风:不要乱说话。

傅海澜说:“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傅泾波以礼相待,但客气中给他一个软钉子。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由于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傅海澜回忆道,由于傅泾波上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结交过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的不少知名人士,消息比较灵通。像宋子文、陈立夫等人就是傅泾波的好朋友。宋子文曾从纽约坐火车到华盛顿,专门看望傅泾波,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台湾方面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游说,指控傅泾波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间谍,要求驱逐傅泾波一家。这也是冲着司徒雷登使出的狠招,好在没有成功,不然司徒雷登只能去老人院了。


司徒雷登有一家中国亲戚

从血统上讲,司徒雷登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父亲是美国去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十一岁时被送回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当时住在伯父家,邻里小孩都称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直到二十三四岁时,司徒雷登大学毕业后又回中国传教。一九一九—一九四六年间,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二十七年,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一九四六年,鉴于司徒雷登能说、能写中文,学生又遍及世界,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中的大官,美国政府于是任命他任驻中国大使。

可是,司徒雷登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北京,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杰克是跟着美国亲戚长大的。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市当了牧师,收入也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惟一的指望就是傅泾波。傅海澜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爷爷)’,我们的下一代又用中文叫他‘太爷爷’。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颤颤巍巍的高个子太爷爷呢!”

司徒雷登得病后,先在海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回到了傅家。司徒雷登对康复治疗特别积极,所以半年后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从屋内走到院子里。傅泾波到美后没找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他们两人的朋友不少,来往信件特别多,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

傅海澜说:“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卓汉。”刘女士也是文化人,在中国时是个很好的数学老师。当年,傅泾波的家境尽管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一家生活比较舒适。那时家里有佣人、厨师,夫人根本不会做饭。可是随夫到美国后,刘卓汉则完全成了个家庭主妇,做饭、收拾屋子、打理草坪都是她的活。司徒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得是北京味的。刘女士就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式中餐。为了给一家人换口味,她还专门坐公共汽车去上免费的西餐厨艺课。刘女士做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每天吃完饭,司徒雷登总是要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


司徒雷登与傅家两代的交情

司徒雷登一家与傅泾波一家是患难之交。司徒雷登父亲在中国传教时,傅泾波家里出现变故,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带着儿子傅泾波,还有亲戚家的两个孤儿,生活很艰难,傅的母亲几近发疯。住在当地的司徒雷登的母亲对傅母很关心,经常拉着她的手进行安慰,给了她很大的勇气。后来,傅母神经恢复正常,与司徒雷登一家的关系自然非同寻常。

傅泾波是满族人,祖籍中国甘肃,属正红旗。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的交往缘于傅的父亲。傅泾波的父亲在一些社会活动中认识了司徒雷登,和他谈起想送儿子上大学。司徒雷登说:“好呀,我们正办燕京大学,把他送到那里好了。”于是傅泾波就进了燕京大学。曾有一段时间,傅泾波交不起学费,司徒雷登替他交了学费。司徒雷登对傅泾波很欣赏,两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师生关系。毕业后,傅泾波曾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谋过差事,但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同时也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干了半年多就辞职了。随后,傅泾波当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美国任命司徒雷登担任驻中国大使时,司徒雷登提出一个条件:要傅泾波继续担任他的秘书。可见傅对司徒雷登的重要性。


司徒雷登晚年没有多少钱

人们一般会认为,司徒雷登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但司徒雷登比较特别,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办的是教育,根本没有多少积蓄。回到美国后,与头面人物的关系不深,密切的亲友也不多,而且年老体衰,挣大钱的机会极少。

好在身边有个可靠的傅泾波,不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能帮他出出点子。司徒雷登刚回美国后,采纳了傅泾波的主意,没有辞去大使职务。当时他们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美中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一千多美元。但两三年后,美国国务院还是从多方面施加影响,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辞职后就没了薪水,美国的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给司徒雷登六百多美元的生活费。一九五四年,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五十年》的英文回忆录,内容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日记。成书过程中,也是傅泾波与他一起商量、推敲。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出书只是赚了几个小钱。


两个遗憾一个谜

傅泾波夫妇膝下育有三女一子,孩子们对父母及司徒雷登都很孝顺。傅海澜的大姐出钱给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买了医疗保险,她自己则贷了二十万美元,把父亲的房子买了下来。这样让老人们既有了保障,又有不依赖人的感觉。

司徒雷登虽然经济拮据,但在傅泾波夫妇的悉心照料之下,晚年生活得还算幸福,直到一九六二年他不幸患病,在医院去世。傅泾波对司徒雷登得了半身不遂一直有点内疚,因为他当时正去艾奥瓦州看望三女儿傅海澜了。他认为,如果自己当时在司徒雷登身边,即使得了病,也能得到更及时、更好的治疗。傅泾波于一九八八年去世。

傅海澜说:“我在中国时就嫁了个洋女婿,曾惹得母亲十二分不高兴。父亲又是个文人,总认为女婿是‘大兵一个’,没文化,对我老是不放心,所以才千里迢迢去看我,结果司徒雷登偏巧得了病。我自己心里也很不安,这是我欠下父亲和司徒雷登的一笔账。”

傅海澜告诉记者,司徒雷登很佩服孙中山,好像还认识孙中山。在他的最后十三年,也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一九四九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京(当时称北平)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骨子里还是个牧师,害怕说谎遭上帝惩罚。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中潜在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另外,《在中国五十年》写到了一九四九年,但其中关于一九四六年敏感时期的事情则没有涉及。傅海澜曾问过父亲,但傅泾波假装没听见。傅海澜推测说:“那段时期的日记也许是我父亲给烧了,这是一个谜。”据说马歇尔当年也写有日记,其遗嘱中规定五十年后可以发表,以后发表了,能否有涉及司徒雷登的事情,那就不知道了。

傅海澜最后说,关于司徒雷登的遗物,她已将很多件送回杭州和北京。现在司徒雷登、她父亲的信件还存着两大箱,她目前正在整理。“我也快七十岁了,需要抓紧时间理清楚,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告诉世人”。


摘自《环球时报》




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夫妇。




二、一九四九年,司徒雷登差点到北京


作者:张伟



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认为,如果司徒雷登当时能够成行,恐怕以后的很多历史都要改写,说不定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解放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已酝酿改变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直捣南京。

南京城破之时,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却在其大使司徒雷登的率领下稳坐钟山。

其实,美国政府此时已经对在中国内战中花几十亿美元援助扶植腐败透顶的蒋介石政权后悔不迭。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一份《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文件,文件分析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阐明了美国摆脱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性及和中共打交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也就是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北京)和平解放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了该文件。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次日,当华东野战军八兵团三十五军一O三师侦察科长沈鸿毅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行进到山西路时,一辆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戛然而止,停在了他面前。沈鸿毅还没分出究竟,就被请上了吉普车。开车的美国人用熟练的汉语对他说道:“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面对这位美国人的突然邀请,沈鸿毅想,自己并没有接到任何与外国人联络的使命,于是他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侨民。”美国人碰了钉子,只好在沈鸿毅指定的地点停下来,悻悻而去。

国民党政府已“迁都”广州,美国却让驻华使馆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而在南京故宫机场留下一架双引擎小型运输机,也留下了大使司徒雷登。美方向我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申述,司徒雷登的专机坏了,需要时间修理。管委会问要修多久,回答说大约需要四个星期,管委会同意了。按当时的情况,即使飞机发生故障,司徒雷登也可从陆路或海路离开,而这位美国大使宁肯坐等四周以待专机“修复”也不肯换乘其它交通工具离开南京,其中必有内情。


司徒雷登与傅泾波

每当人们谈到一九四九年春夏之际中美双方在南京的这次秘密外交接触,就不得不谈起当时美方的两位重要人物—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

一八七六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一九O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九一二年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以驻华记者身份到场的司徒雷登是仅有的两名在场外国人之一。一九一九—一九四六年间,司徒雷登创办并任燕京大学校务长(实际地位高于校长)二十七年之久。这期间,他曾明确支持中国人民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举行抗日大游行。一九二八年年底,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秘密筹划改旗易帜。当张学良迫于日本压力犹豫不决之际,司徒雷登亲赴东北,促成张学良下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作为“敌方人员”被日本人投入监狱。一九四六年七月,司徒雷登在美国总统驻华特使乔治·马歇尔的推荐下,经国共双方首肯,出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也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在旧中国的知识界是个颇有名望、受人崇敬的人物。曾有人这样评价司徒雷登,说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傅泾波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满族家庭,早年曾在燕京大学求学,其间为司徒雷登的办学精神所打动,立志终身追随其左右。后来,司徒雷登的母亲与妻子相继谢世,独子杰克返回美国,傅泾波便成了司徒雷登身边惟一的亲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傅泾波一家随司徒雷登远赴美国后,把司徒雷登接到家里像对父亲一样照顾他。司徒雷登没有什么积蓄,请不起用人,偏瘫十三年,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一九六二年九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在他的遗嘱中,他将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但司徒雷登的第二个心愿未能了却。


中共中央派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

得知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消息后,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派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原名王汝梅,三十年代曾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也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司徒雷登对黄华很熟悉,黄华在“军调处执行部”工作时,也和司徒雷登见过面。南下前,周恩来亲自找黄华谈话,交代了赴南京的任务。黄华由北平南下,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到达南京。司徒雷登对黄华南下也心领神会,他在日记中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到这里来的。”一九九九年,黄华在接受南京电视台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采访时一语道破了天机—周恩来在其南下时便有指示:到南京后要准备和司徒雷登接触!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下午,黄华突然接到傅泾波一个电话。几句寒暄之后,傅泾波问:“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呀?”

“明天上午吧。”黄华答道。次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谈话中,傅首先替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的认识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司徒雷登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不熟悉,加之马歇尔被国民党包围,乃铸成一九四六年马歇尔调停失败,被调回国的错误,故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这点已获国务卿艾奇逊同意。”谈话中,傅泾波“不经意间”对黄华说:“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校长啊。”

“好啊!”黄华随口答道。是否面见司徒雷登,黄华不敢擅自做主,于是致电北平请示。五月十日,毛泽东回电表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但在见面时要“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军委作战部长)李涛(严厉谴责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声明。”毛泽东还指示,在与司徒雷登谈话时,“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黄华在几天后以拜访他的老校长为名与司徒雷登秘密接触,进行了“友善而非正式”的谈话。在这次会谈中,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现在所运来的(援助物资),是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的部分,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同时,司徒雷登表示:一旦中国新政府成立,美国即会考虑承认问题。但在此之前,“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六月初,司徒雷登接到一份由北平转来的重要情报,称中共高层领导在对苏对美方针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司徒雷登认为“这是极有希望的努力路线”。他决定亲自北上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会谈。

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将受到欢迎6月8日,傅泾波在与黄华的另一次会晤中“偶然”问道:有无可能让司徒雷登在6月24日他生日之时到燕京大学与燕大师生一起“过生日”。据说这是司徒雷登多年的习惯。傅泾波还说,美国驻华使馆近日接到美国副国务卿魏伯来电。魏伯希望司徒雷登“在返美前能够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这样他的“返美活动将更有力量”。傅泾波希望黄华能将司雷登想访问北平的消息代为向北平方面传达。

六月十一日,司徒雷登到刚刚解放半月的上海做了一次短暂访问,看望了在沪美国侨民和在上海的许多燕大校友。在谈话中,他们都力劝司徒雷登北行。一周后,黄华主动询问傅泾波,在时间安排方面有无困难。应被视为中共对美国方面询问的非正式答复。傅未予肯定答复。

在后来的日记中,司徒雷登写道,周裕康(燕京大学总务长蔡一谔的亲戚)告诉我:“毛泽东宣称,我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同一天,司徒雷登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10天前发出的邀请信。信中,陆志韦透露:“昨天(六月十五日)上午我见到周先生。……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来)的。”


北上计划出现变数

对于拟议中的北平之行要达到的目的,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领袖进行非正式谈话的惟一机会。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行动,显示美国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将可能令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六月二十八日,黄华正式告知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傅泾波随即又提出,司徒雷登此时已七十三岁高龄,已是“衰弱老人”,无法长途乘坐火车。黄华此时再次很有诚意地表示“如要乘坐飞机亦可安排”。司徒雷登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他又考虑到美国国会将于七月底休会,时间恐来不及;同时国会内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因此难以痛下北飞决心,遂将此事电告艾奇逊,由艾奇逊定夺。

出于同样的考虑,傅泾波建议司徒雷登“先斩后奏”,不要苦等华盛顿的指示,先行促成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事实。因他深知美国国务院面临种种压力,而国务卿艾奇逊又胆小怕事,同时面临院外援华游说集团的压力,恐不易同意,不如造成既成事实以打开僵局。司徒雷登通常对傅泾波言听计从,惟独这次例外,而恰恰就是这一次令他终生追悔莫及。

在司徒雷登是否应当北飞的问题上,当时美国国务院有关官员及美驻天津、上海、北平的总领事馆都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赞成司徒雷登此行,认为这是中国方面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息”。不过他们提出了各种附加条件,如,一定要保证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定要坚持坐自己的专机,事后要访问广州,以免引起弃蒋而准备承认中共的误解等。

司徒雷登一再强调小心慎重,因为他过去曾数度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训斥。他们责备其自作主张介入和谈活动。

六月三十日,司徒雷登去函请示美国国务院。

七月二日,司徒雷登收到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这一消息由傅泾波转告黄华,黄华很不高兴,他表示,北平系根据司徒雷登之请而同意他去燕京大学访问的,去与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决定。

眼见北飞已无望,司徒雷登的专机机长、美国大使馆空军武官邓宁上校来到南京外事处,说飞机已修好,要求办理专机离境事宜。八月二日,司徒雷登一行乘坐专机离开南京回国。

后来,傅泾波在叙述这段往事时万分感慨地说:“如果当时老人家去了北京,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司徒雷登的传记作者———旅加华人学者林孟熹曾分析道:若取得实质性突破,则从此中美逐步恢复友好,即把七十年代开始的中美和解提前二十二年,或者像《纽约时报》的老中国通西摩·托平认为的那样,北京和华盛顿的对话渠道能继续保持,则“很多误解和以后二十年亚洲的许多苦难都有可能避免”;即便中美谈判不成功,那么有助于中共在几个月后的中苏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较好的谈判结果,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无论出现上述哪一种后果,都“既有利于中国,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摘自《环球时报》(二OO二年七月八日第十九版)




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作者:毛泽东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⑴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⑵。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⑶。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⑷。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⑸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⑹。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⑻。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⑼,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⑽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⑾,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注释

〔1〕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九一九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八月二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

〔2〕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以侵略中国领土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为目的的美国军队即在中国登陆,侵驻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唐山、开平、秦皇岛、静海、青岛等地区,并不断地向解放区进犯。本文中所举的安平镇事件,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驻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的事件。九台事件,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军向长春和九台间的和气堡人民解放军阵地进行军事侦察的事件。唐山事件,是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驻唐山美军向宋家营等地侵扰,和同年七月间,在唐山附近的滦县三河庄子、昌黎县西河南村的侵扰。美军对胶东半岛的侵犯,前后发生多次,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向牟平县浪暖口、小里岛侵犯;一次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即墨县北的王疃院。对于上述美军进犯解放区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地方人民武装,都曾采取了严正的自卫行动。

〔3〕陈纳德,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他率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员,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4〕见本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注〔4〕。

〔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这个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

〔6〕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一个民间传说。据传周朝姜太公曾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钓来!”(见《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嗟来之食”,是指一种带侮辱性的施舍。齐国的一个饥民因为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故事,见《礼记·檀弓下》。

〔7〕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湖北浠水人,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授。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8〕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文学家、教授。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积极支持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八年六月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当时他的生活非常困苦,这年八月十二日终因贫病在北平逝世。在他逝世以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平价美援面粉。

〔9〕韩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伯夷颂》是韩愈所写的一篇散文。伯夷,殷末人,周武王进军讨伐殷王朝,他曾经表示反对;武王灭殷后,他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10〕 见《老子》第七十四章。

〔11〕 见李密《陈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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